洛阳：天下之中的困惑

安徽后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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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中国

有些城市是以区位取胜，有些城市是以历史为傲，洛阳这座城市却是无论从历史还是区位来说，都可以竞争首位。一定要为北起长城、南至南海，东临东海、西至青藏的中国核心区找一个地缘中心，那这个中心非洛阳莫属。这个中心位置，并非是在平原地图划一个十字架，简单定位出两线交叉点得出来的，而是结合地形结构，并由漫长历史验证出来的。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青铜重器何尊，是中国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其珍贵之处在于底部用122个字的铭文记录了周武王克商成功，准备将都城东迁洛阳的这段历史。这段铭文不光能够用来验证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相关记录。更让人惊喜的是，铭文中所包含的武王当时诏告天下的内容中，出现了“宅兹中国”字样。

这是迄今“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证据。宅兹中国四个字从字面上看，意思是说把家搬到中国去。只不过中国二字在先秦时的含义，与当下并不相同。

受现代国家观念影响，很多人在研究历史时会喜欢为各个王朝划定疆界。不过这种做法最起码在上古时很难适用，因为当时所谓的国家往往就是一座主城加上周边的农田。依附于这座城和农田生活的则是彼此拥有血缘关系的同族。谁的城更大、族人更多，谁就更有机会让没有血缘关系的部族臣服于自己，在更广阔的地域建立王权。

从这种统治模式来看，早期的“国”指向的是一个拥有政治中心的地区。换句话说对于上古之人来说，一个被后世认为是都城的城邑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国。比如殷墟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商人会自称为“大邑商”或者“天邑商”。邑的意思为城邑，以商代都城的面积来说，也的确当得起这个大邑和天邑之称。

此外清华简《尹至》一文记录了商汤灭夏的事件——“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意思是说向西攻灭了西邑，战胜了夏；在另一篇记录同一事件的文章《尹告》中，则记录了伊尹是如何劝说商汤去攻灭已经衰弱了的“西邑夏”的。这段表述则证明，夏在商人看来是一个位于其西方的大城邑。

真正与当下国家概念相对应的文字其实是“天下”。所以自周朝开始，王朝的建立者都会自称“天子”。国可以有很多，但统治天下的天子只能有一个，而且为了方便统治天下，天子之国必得居于天下之中。

周武王心目中的这个天下之中，或者说天子之国就是今天的洛阳地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洛阳地区并不是指向现在的洛阳主城区，而是涵盖整个洛阳盆地。由于伊水和洛水两河横贯其间，合流后向东北向汇入黄河，所以在史书中经常以“河洛”、“伊洛”等词代指。

这意味着“宅兹中国”有二层含义：一是周武王认定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二是决定将自己的都城迁徙到此。至于这座新都的名字，如果想表明其城市的定位，史书中会将之称为“洛邑”；如果用来代指天子之国，则被叫作“成周”。

成周并不是周王室的第一个国，准备起兵反商时，文王和武王先后在关中盆地中部的西安地区，建了名为丰、镐的两座城作为新都。有了成周之后，丰镐两称所在之地便被命名为“宗周”，以示为宗庙社稷之地。再往前，周人则是在关中盆地西端的周塬积蓄出反商的力量，这块背靠岐山的黄土台地则被称之为“岐周”；

这三个天子之国亦成为了周人统治天下的基石。不过要是单从三周的位置来看，宗周才应该是周人心中的中国。洛阳成为中国，是因为周武王在洛阳设立新都的动机并不是巩固自己在黄土高原的霸主地位，而是要据此统治由此向东的整个中国北方地区。

在此之前，夏商两代都曾经在洛阳设立过都城。只是由于华北平原水患非常频繁，史书中的夏朝和商朝都曾经多次迁徙都城，洛阳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商朝在正式代夏之前，也就是早商时期曾经八次迁徙都城。比如郑州商城遗址就被认为是早商时期的商代都城；正式建立商朝后最少又迁徙了五次，最终在盘庚在位时方稳定下来，安阳殷墟对应的就是商朝最后的都城。此后270余年的商朝也因此被称之为“殷商”。

虽然迁徙多次，但从文献和考古二重证据法的角度来说，夏、商、周三代都在洛阳地区建都是可以肯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指出“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位于洛阳的洛邑（包括王城、成周两城）遗址；以及位于洛阳市偃师区的偃师商城遗址，可以明确的为司马迁所记录的这段历史背书。

相比能够通过史书和考古双重验证的商都和周都，夏都身上笼罩着更多的迷雾。从考古的角度看，起止于距今3800年-3500年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无论在规模、时间点和位置上看，无疑都能跟夏朝中后期的都城对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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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中

洛阳天下之中的位置，首先得益于它东西两大板块相接的位置。三代时期，天下的范围更多还是局限在秦岭淮河以此的北方地区。涉及到的大地理板块分为两块：西边的黄土高原、东边的华北平原及山东半岛。连接这东、西两大板块的为两大山脉与一条河流。山是南北向的太行山、东西向的秦岭，河就是中国文明的母亲河——黄河。

洛阳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是由秦岭与黄河共同造就的。

很多人知道秦岭与黄河之于关中平原的重要性。这当中东西向的秦岭，在南部帮助整个关中平原托底。黄河则在南北向滑过关中平原东部后，在遇到秦岭之后向东经由它与太行山脉之间的缝隙，去往华北平原。

事实上洛阳盆地同样受益于秦岭的存在。作为一条最薄处也有上百公里的厚实山脉，秦岭在帮助形成关中平原后，还在努力向华北平原延伸它的支脉。位于现在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脉，就是秦岭最东段的支脉。洛阳所处的这个小形盆地，则处于伏牛山脉的东北角。

对于古人来说，有崇山峻岭地护体、河流可依的小型盆地是最适合兴建城市的选址，即可得水利之便，又可选择地势稍高处规避水患，周边的山地还可以用来构筑外围防线。洛阳盆地就是这种情况，隶属伏牛山脉的崤山、熊耳山、嵩山、邙山等山地，在这个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相接之地，共同围就了一个腹地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小型盆地。

在东出洛阳盆地之后，要一直到山东地区才能够再有山可依了，而洛阳盆地与山东丘陵之间的这片华北平原，就是俗称的中原。

历史记录中的夏商二代虽然曾经选择过在洛阳盆地中建都，但单纯以中原为根基之地的两朝，在王朝存续其间还有过其它选择。比如夏朝最初的都城一般认为是在嵩山以东；商朝最后的都城依附的则是太行山。

反观周王朝，洛阳却是唯一的选择。甚至在公元前770年遭遇西戎入侵后，彻底放弃关中平原，将首都迁至洛阳变成成为后世口中的东周。究其根源，在于周人将关中平原经略成自己的大后方后，洛阳盆地在连接关中与中原的问题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缘价值。

首先直出关中进入华北平原的陆地通道，位于秦岭与黄河之间，这条大略与黄河平行的陆地通道，可以将关中平原与洛阳盆地直接连接起来。由于两汉及其以前控制这条通道的是崤山而建的函谷关，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崤函通道”。

其次洛阳的盆地形结构，可以帮助在此建都者稳定规避水患。对于整个华北平原来说，黄河始终都是为大了隐患。历史上每当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淤平河床后，黄河就会改道侵夺其它河流的入海通道。整个华北平原上的水系，无论是北部的海河水系、中部的济河水系、南部的淮河水系都深受其害。比如现在的黄河入海通道，就是在1855年侵夺古济水的出海口形成的。以至于这条在古时与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为“四渎”的重要河流，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与黄河擦肩而过的洛阳地区，却可以免受黄河之害。这主要得益于盆地北面那条最不起眼的的邙山。邙山的平均海拔虽然只有300米左右，严格来说已经算是丘陵，但是这个高度作为一条天然防洪大坝已经足够了。于是我们会看到，黄河是在滑过洛阳盆地北部之后，才开始不受束缚的在华北平原肆意改道。

更重要的是，为洛阳盆地围就东、南边缘的嵩山山脉，还同时与四渎中的黄河、济水、淮水水系相接，这意味着以洛阳为都者可以在步出盆地后，沿着这三条河流将势力范围扩张至整个华北平原乃至山东半岛。如此山地护体且四通八达的结构，使得洛阳盆地的边缘形成了：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古关隘，合称“洛阳八关”。

即便是经过春秋战国诸侯们的不断努力，秦始皇用长城保护起来的帝国，在各个方向上都纳入了新板块，洛阳这个天下之中的位置也没有受到影响。

3

革命者们的执念

“革命”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说商汤和周武王改朝换代的行为，是顺应天命，合乎人心。只不过周武王应该也没有想到，他“宅兹中国”的做法，让洛阳这座城成为了诸多革命者的执念。

最先有机会这样做的是秦人。

公元前770年，当周平王决定放弃关中平原将都城迁到洛邑时，原本为周王室附庸的秦人则以正式晋升为诸侯，并且接管以西安为中心的整个关中地区，前提是秦人自己有本事从入侵的西戎手中夺回这些土地。

最终秦人做到了，并且复制了周人以关中平原为基地入主中原，成为天下之主的路径。区别在于此时的天下已经比周人眼中的天下要大上许多，同时秦人所实施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周人的封建制。这直接将中国历史拉入了结构更加紧密、权力更加集中的帝国时代。

两世而亡的秦帝国还没来得及考虑是否要迁都洛阳的问题。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建于洛水之北的洛邑最迟在战国后期，就已经被世人称之为洛阳了。秦朝的贡献则在于，以洛邑为中心建制了“洛阳县”，让洛阳之名成为了正式的行政名。

公元前202年，击败项羽这个竞争者的刘邦在洛阳宣布称帝，正式建立汉朝。在刘邦看来，这个失败的对手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其中最值得吸取的教训是项羽“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观点。项羽给自己的定位是西楚霸王，夺取天下后回到了楚地以彭城，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为都。

刘邦也是楚人，老家沛郡丰邑就在彭城边上（今属徐州所辖的丰县）。要论以彭城为都，刘邦比项羽更有理由。只是项羽选的这个位置过于偏东，在刘邦看来只有天下之中的洛阳，才配得上做自己的都城。然而天下之中位置的另一面是“四战之地”，如果洛阳不能与唇齿相依的关中平原捆绑在一起共谋天下。即便还保有地缘中心的位置，也未必会是一个成为首都的好地点。

正因为如此，刘邦在作出定都洛阳的决定后，当即遭遇了两个人的反对。一个是戍卒娄敬；一个是谋士张良。两个人的核心观点提炼出来就是：洛阳盆地腹地狭小，如果各地诸侯生乱，无法有足够的资源自保。相比之下，关中平原不仅有四塞之险，而且面积要大过洛阳数十倍。日后即便关东诸侯做乱，也可有足够的资源压制，就像秦国可以据关中而横扫六国一样。

一世而道更，二世而大变。这一世为三十年，一个根基浅薄的王朝最危险的就是前六十年。六十年后当几乎所有人都出生于这个新王朝，对这个新王朝有天然归属感时，才能算得上是有些根基。白手起家的刘邦显然还需要时间来固本。

最终刘邦在二人的劝说下做出了西迁关中，并在丰镐之侧兴建新都长安的决定。事实证明无论是汉初的针对异性王的战争，还是后来镇压因削藩而引发的“七国之乱”，关中平原的资源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虽然就此与西汉的首都擦肩而过，却并不代表洛阳就此失去了再次为都的机会。无论是娄敬还是张良都没有否认洛阳天下之中的位置。只是认为在天下士民之心还未归附时，天子一定要自有一块可以直接控制的富饶之地，才可能抵御王朝初期将会面临的种种不稳定因素。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天下安定的话，洛阳是不是就可以成为王朝的首都呢？事实的确如此。不过最先做出这个决定的却并不是刘邦的子孙，而是准备以新朝革了汉朝命的王莽。在这位准备以周朝为模板建立理想世界的改革者看来，洛阳天下之中的位置是被周武王认证过的，唯有定都于此才符合周礼。

尽管洛阳的宫室还未建好，王莽的新朝就被刘邦九世孙刘秀所颠覆，但洛阳在汉朝再次复兴后，成为了东汉王朝的首都。究其根源，是洛阳的天下之中位置再次起了作用。

刘秀起家于洛阳之南的南阳地区，最终是靠收服河北豪强夺取的天下。由于都属于关东地区，也就是函谷关以东地区，后人多认为刘秀是因为要顾及帮助自己起家的关东豪强方定都于洛阳，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毕竟当年同样有此理由的刘邦却还是选择了长安。

说到底对于任何一个想成为天下之主的君主来说，天下之中的诱惑都实在是太大了。娄敬认为周能据洛阳而得天下是因为“积德累善十有馀世”，有了那么多世德性的积累，能在革殷商之命时让天下归心，所以才可以这样做。现在的汉朝得天下已逾200年，刘秀能革王莽的逆命，证明了重生的汉朝也有了“积德累善十有馀世”的民望。

为了能定都洛阳，刘秀甚至把洛阳的名字都改了。古人认为每个王朝都会对应五行中的一个德性，相生相克方有王朝更迭。由于刘秀认为汉朝属火德（汉武帝则认为汉属土德），“洛”字有水不合火德，遂将其更名为不带三点水旁的“雒阳”。名字可以改、德性可以改，但改不了的是对洛阳天下之中的执念。

然而这天下之中的位置，的确也不是谁都能有资格稳坐的。曹魏代汉、司马氏以晋代魏，都以洛阳为都昭示自己的天命，却都没能挺过那一甲子（60年）的危险期。

公元前493年，再次帮助中国北方完成统一的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拓跋宏带领下，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平城）迁都洛阳。对于这个鲜卑出生的政权来说，这次南迁也是彻底汉化改革的开端。孝文帝希望透过这次改革，尤其是迁都洛阳洗出北魏政权身上的夷狄之气，变身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原王朝。

很可惜，这个执念再次成为魔咒。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北魏便分裂为了东、西两魏。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结束了混乱的南北朝时代。这位新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选择以关中为都的方案，并在汉长安城之南建筑了规模宏大的国都“大兴城”。不过在继位的隋炀帝杨广看来，洛阳才更应该作为新帝国的首都。为此他还以洛阳为起点，修筑了分别通往河北与江南的大运河。

杨广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天下之中的主人。帝国的都城需要全国供给，关中和长安最大的问题，在于从东部漕运粮草需要经过三门峡。这个太行山与秦岭相汇的点位，虽然为黄河让出了一条缝隙，却在河床中留下了以“中流砥柱”为代表的诸多礁石。在中国经济中心趋发转向东部的情况下，建都洛阳在运营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

然而洛阳自身腹地过小的弊病，终于还是给执着以其为都的隋炀帝又上了一课。公元616年，在全国各地因劳役、兵役过重而爆发大规模起义的情况下，杨广从洛阳顺着大运河移驻到了扬州（江都）。在这位末代君主看来，既然不能在洛阳成为天下之主，退而求其次做一个南朝之主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偏安的想法让隋朝很快像秦朝那样两世而亡。取而代之的是在隋炀帝南迁后在山西太原起兵的李渊。公元617年十一月，起兵后仅半年李唐政权就迅速攻陷长安，并以关中为后盾完成了全国统一。

回顾这一千多年来的历史你会发现，自从周武王将洛阳定为天下之中后，关中与洛阳这一大一小，共同背靠秦岭的盆地，命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洛阳居中，能够给中原王朝正的统性赋能；位置偏西关中沃野千里，即便是出现诸侯割据的情况，也会更有机会以长安为都统一天下。

既然长安、洛阳两座城山水相连，又互相可以互相弥补短板。那解决之道其实也不复杂，那就是像周朝那样实施东西“两都制”。回头看刘秀虽然以洛阳为首都，但亦没有放弃长安。唯有东、西两都在手，方能保社稷稳定。革了隋朝命的唐朝同样如此，只不过在大部分时期皇帝的驻地会在长安罢了。

虽然长安成了唐朝的法定首都，但洛阳那种受命于天的气质，以及从东部漕运粮草的便利却是致命的诱惑。以唐玄宗天宝年间的数据来说，仅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占比就达到了全国人口的六成。这使得帝国首都的经济更依靠东部，以及隋炀帝修通的大运河。甚至每当长安发生粮食危机时，皇帝就会移驻于洛阳就食。

公元657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将洛阳定为东都，并将洛阳作为自己和武则天的主要执政地。33年后武则天改国号为“周”，革了大唐的命。为了摆脱李唐旧势力的束缚，这位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将洛阳定为大周的首都，号为“神都”。

只不过王莽改制失败的结果再次上演，洛阳变成神都15年后，一场旨在恢复李唐江山的“神龙革命”，再次让长安成为了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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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中的位移

在李唐与武周的这场政治博弈中，到底是以长安还是洛阳为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区位选择，而是成为了天下姓谁的问题了。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随着人口和经济越来越向东部集中，不仅长安和关中平原的权重在下降，连洛阳天下之中的位置也将很快遇到挑战。

单以运输粮食的便利程度来看，洛阳的优势在于南北两条大运河，可以同时从河北与江淮为之提供补给。问题是如果河北地区缺失了呢？这个问题其实在安史之乱后就已经显现。尽管安史之乱最终被平定，但唐朝却无力改变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

这意味着无论以长安还是洛阳为都，都无法从河北地区得到粮食了。这种情况下，开封作为南运河的枢纽优势反而体现了出来。于是我们会看到公元907年，当朱温革了大唐的天命建立后梁政权时，会先选择定都开封，然后为了那份革命者的执念又移都洛阳的犹豫。

此后五代政权中，除了以大唐继承者自居的后唐政权以外，后晋、后汉、后周直至貌似重新统一天下的宋朝，都选择了漕运便利的开封为者。这背后的原因除了江淮地区的经济权重越来越大以外，更重要的是后晋开国君主石敬塘，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后，这些残缺王朝都无法完整的统治河北地区。即便还有半个河北在手，其资源也必须用来支撑前线，而无法补给洛阳。

换而言之当天下出现缺失，长城不再成为帝国的北境时，洛阳的天下之中地位便受到了挑战。然而当天下重归一统时，无论是洛阳还是开封却都没有再次成为天下之中。自从契丹人将燕国旧都变成辽朝的陪都“南京”后，北京这座当下中国的首都，在中央之国的政治地位便呈持续上升之态。

金朝灭了辽和北宋之后，选择了将辽朝的南京成变成自己的首都“中都”。此后元、明、清三个大一统王朝，均作出了同样的选择。究其根源，在于对于辽金元清这四个起于长城之外的政权来说，他们眼中的天下不仅包括长城以南的农耕区，更包括长城以北的森林草原，如果以此认知来确定天下的范围，那么长城就是天下的中轴线，燕山南麓的北京城便成了天下之中。

同样基于这种认知，朱棣继位后才将大明的首都迁往北京。在后世看来，这种建都于长城之下的做法无异于天子守国门，但对于这位永乐大帝来说，又何尝不是认定自己的帝国不应该以长城为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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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对于洛阳这座城来说，失去天下之中的定位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却也意味着中国和中国文明的范围，不再被长城所束缚。

当然，让洛阳城及至开封城都会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在河南省内的竞争中，依然未能取得省会的地位。只能说世易时移，时代在变。无论洛阳还是开封，它们在历史上所取得的优势，都在于有水利之便。然而当人类开启工业时代之后，水运在大陆内部的运输优势就被铁路所取代了。

这种情况下像洛阳这种山地环绕的盆地结构，反而会因为施工难度而被难以成为中原铁路枢纽的选址。只不过时代再变，技术再更新，历史却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