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时期德语游记中的京沪穗镜像

文如玉

一战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1918-1933），延续了威廉帝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呈现了多重社会危机，被称为“经典现代性的危机时代”。在欧洲社会现代化与理性化不断祛魅之际，当时的中国却成为战后德国的异国旅行热中最为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在魏玛共和国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中，以图书形式出版的中国游记或者包含中国叙事的游记多达50余种。对这些异国旅行者而言，既包含中国历史发展逻辑、又接纳了西方现代性的近代中国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想象空间。本文摘自陈雨田著《魏玛共和国德语游记中的中国城市镜像》（商务印书馆2024年1月版）第五章第一节“从广州到北京——霍利切尔与中国革命共同体”。有删节，注释从略。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魏玛共和国德语游记中的中国城市镜像》书封

阿图尔·霍利切尔于1869年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布达佩斯一户犹太富商之家。早年试图通过小说、戏剧及诗歌等创作以确立其作家身份，但却影响甚微。1912年所作的美国游记《美国的今日与未来》（Amerika heute und morgen）为其赢得了旅行作家的声誉与可观的经济收入，也为霍利切尔后续同费舍尔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美国游记成功之后，霍利切尔又进行了一系列异国旅行并出版了相应游记。

阿图尔·霍利切尔

事实上，旅行并非在1912年之后才成为霍利切尔生活与创作的重要主题，而是在其放弃银行职员的工作并决定从文时就是其波西米亚式反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异国旅行对他而言“不是漫游之趣，不是求新求变，甚至也不是求知的渴望——而是一项重要使命，一项充满希望的任务”。旅行的“使命”与“任务”在霍利切尔这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人类远景，是对“共同体”与“全新的、幸福的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形式”的追求。从“新世界(6.760, -0.11, -1.60%)”美国到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再到犹太复国主义行动伊始的巴勒斯坦和革命中的中国，霍利切尔在远离欧洲文明的国度探索人与人共存的新形式，想象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形式，他的异文化与文明之旅是一次次“救赎史式的远征”。在魏玛时期未来想象的话语之中，苏联与美国作为“未来之国”的载体而在不同的学术话语与文学表现之中分别被视作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象征。”霍利切尔因其市民人道主义的立场而站到了共产主义与苏联的队列之中。十月革命令其欢欣鼓舞，霍利切尔称布尔什维克主义为“一个伟大的思想，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值得动用一切政治力量，甚至外交诡术去实现之”。尽管如此，霍利切尔在本质上仍是一名市民知识分子，仍在其传统唯心主义的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之中掘发现代历史中人类与世界的未来。在此框架之下，对于个体自由的强调是其精神结构中另一至关重要的方面。早年银行职员的生涯使其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对个体性的剥夺与限制，并由此以一种激进的姿态转向反市民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

1925年10月至1926年3月，霍利切尔在费舍尔出版社的资助之下开始其为期半年的远东之旅，主要游历了印度、中国、日本等国家，并根据其旅行经历创作游记《动荡的亚洲》。霍利切尔游历中国之时，正是北伐战争准备阶段。尽管霍利切尔在书中称，受到十月革命影响的中国“通过团结苏联，能在何种程度上促进苏联思想的发展和巩固苏联及其思想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其最为关切之事，但在事实上，与其说霍利切尔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如说是关注革命作为一种变革社会、自由解放的可能性。无论是在北伐战争抑或是局部的工人运动之中，霍利切尔看到的都是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下中国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与西方帝国资本主义必亡的征兆。革命是贯穿霍利切尔中国游记叙事的红线，异国的旅行经验通过与革命主题的关联而成为传递价值观与意义的整体，而非主观兴趣取舍下零星罗列的印象片段。

霍利切尔的中国游记主要包括广州、上海、北京三部分，不同的城市景观给予他看待中国革命的迥异视角。广州作为“中国南方革命的首都”与“伟大的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在北伐革命动员阶段呈现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面貌；上海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及中外矛盾突显之地而成为中国革命诸问题的展示台；北京则因其作为古老中华文明的象征、列强在华政治代理人的聚居之地和北方军阀的统治中心之一而既有其神秘迷人的一面，又代表着中国所面临的混乱政局与复杂的外交纠葛。

广州

霍利切尔的广州叙事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后举行的阅兵仪式开篇，极力渲染阅兵式的隆重盛大与讴歌革命群众的高昂热情：

所有这些都使我想起莫斯科红场和列宁格勒冬宫广场上红军那令人难忘的游行：年轻的士兵、年轻的军官、将军们和海军上将们，游行者的热情和人群中激动不已的欢呼。左右两边的侧面看台上坐着委员会的代表们和大学生。每当一个军团或者一个工会走过讲台时，人群中成千上百个声音一齐呼喊，呼应着场地上人群的呐喊：

“第九军团万岁万岁!”

……

霍利切尔在观看国民党代表大会上的阅兵仪式时想到莫斯科红场和冬宫广场上的阅兵，这显然并非是随意的联想。对霍利切尔而言，造就中国群情激荡的革命热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革命的影响。他如此描述在会场上看到的苏联代表们：

唯一一阵持续不断的欢呼声从会场上响起来。无数帽子被扔向空中。在军队，在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前，苏联人站在那里，就像一堵墙。他们只是一个很小的团体，一小群人。他们站在那里，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面对着千百万异国的民众。千真万确：他们是征服者与先锋，但却不是数百年前就在中国安下家、筑下巢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而是一种即将征服世界的思想的先行者。东方世界已然受到其影响，西方世界或自愿或被迫，终有一天也要追随这种思想。

在霍利切尔将无产阶级革命视作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而从观众对苏联代表的热忱欢迎来看，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此时已然接受并正在实践这一伟大思想。在这一章节的最后，霍利切尔以一幅色彩艳丽、充满着活力与动感的画面结束了他对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阅兵仪式的观察：

现在，一支绵延不绝的工人队伍，手里挥舞着旗帜，紧贴着看台的边缘，从我们面前走过。在他们中间，可看到以古老著名的广绣工艺织成的旗标；在南方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和红底青日的旗帜之间，许多普通人挥动着孙中山的画像。工会的旗帜装饰着锅炉、纺轴、齿轮等象征劳动的标志。人群中还有一些朴素、凌乱的旗子，那是代表穷人的旗帜，是神圣的无产阶级的旗帜。而在人群之中，此时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好似代表着衰亡的中国残余之物的奇异龙头。

在这里，霍利切尔看到的不仅是五彩缤纷的旗帜构成的节庆景观，而是中国社会上下各个阶层，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到代表产业工人的工会，再到代表赤贫者的无产阶级，甚至于代表旧中国旧社会的人们，都对革命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而这也正是他所乐于看到的。随着阅兵仪式结束，他在此章的末尾写道：“我在这里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

与阅兵场上热烈昂扬的氛围截然不同，霍利切尔笔下的广州沙面租界却是一片死寂，随处可见衰败的迹象：

沙面……在去年夏天还是众多欧洲人的居住地，现在只是荒凉地伫立着，杂草丛生，只有一小群国际警卫人员还住在那里，死一般沉寂，上帝保佑它。 我……去看荒废了的“维多利亚酒店”，广东唯一一家欧洲酒店。这是一个忧郁的地方，一座神秘奇幻的房屋，人们可以在里面写出爱伦·坡风格的故事……还有银行大楼——这是英国人的教堂，落满灰尘的威士忌酒库，空荡荡的俱乐部，以及法国人纪念在战争中“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而死的阵亡者纪念碑……

与此同时，在游览沙面的过程中，霍利切尔发现这个区域的四周布满了沙袋、机枪和警卫。这在他看来，不过是困兽犹斗的无奈之举，全然无法改变现状和未来：

这个微型小岛，一直以来就是一种人造的结构，脆弱不堪，毫无根基；如今使中国沸腾的巨浪，已经吞噬了这座小岛，并将在可见的未来将它扫除殆尽，也将吞噬英国人统治的香港，那里也开始呈现出同样一些没落、衰败和荒芜的征兆。

怀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热情，霍利切尔与苏联顾问——时任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的鲍罗廷——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以考察“在中国贯彻苏联思想的进展及其未来”。鲍罗廷指出，要消除中国土地私有制，组织农民阶级进行革命，以及彻底改变军阀混战、盗匪肆虐的混乱局势难上加难，因而认为，“判定中国有某种确定的结局还为时尚早”。与鲍罗廷对中国革命问题理性审慎的态度相比，霍利切尔则饱含热切期待……：

中国一定是一场新的世界之变的中心……中国这个冷静、具有千年智慧的民族，知道这一点……或许中国是决定整个东方世界命运的国度，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发源地。它将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命中注定的，也可能并非出于它的意愿。

至此，霍利切尔以《广州的红色阅兵》《沙面》和《广州的苏联人》三章内容，分别从革命主体、革命对象、苏联革命视角下的中国革命形势与前景等方面呈现出中国红色革命的多重面貌。从现象描述到理性探讨，霍利切尔将旅行见闻纳人到“如火如茶的中国革命与西方列强的式微”这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革命异国情调的叙事之中。与《广州的红色阅兵》和《沙面》这两章聚焦于特定场景与区域的特写不同，《广州全景图》则是对异国城市生活的广角掠影。霍利切尔通过对靠近“广州外滩”的珠江船民的生活，广州市区内猖獗的偷盗、绑架等犯罪活动，缠人的乞丐以及手工业一条街上技艺精湛的手工艺术的描述，呈现出一幅光怪陆离的异国城市风景图，既表现出广州的生机与活力，又揭示了这座城市动荡、混乱、堕落与危险的一面。此外，在这座城市灯火辉煌的外滩大道上，则活动着“这座动荡城市里的政治游行者、学生、工人与市民”，他们挥动着“白色旗帜”，发出“狂热的喊声”，投放“爆竹”，充满着“天真的活力”；这座“人口丰富、活力非凡、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真正的音乐”是“受压迫者”苦力劳作时发出的“呻吟的、单调的，有时狂野的歌唱声”。所有这一切——无论是犯罪的广州还是革命的广州，肮脏的乞丐或是精美的手工艺品——都构成广州“这座熙熙攘攘、迅猛动荡、永久年轻的城市”；而它的对立面沙面，则将“独自继续沉睡、自我麻痹，以珠江水面上冒着蒸汽、软弱无力的战舰做困兽之斗”。与前三章聚焦革命主题的叙事不同，《广州全景图》以斑驳多彩的城市印象为霍利切尔的革命想象增添了异国情调，也在全景式的城市叙事之中为其增添了现实性与可信度。

上海

中国革命的前景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体系行将灭亡的征兆的对比是贯穿霍利切尔中国叙事的结构性原则，不仅体现在对广州的城市叙事上，也体现在对上海与北京的描述之中。……与广州叙事对革命本身的关注不同，上海叙事更多的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角度探索中国革命的可能性。

霍利切尔游记中共有两章篇幅记录其上海见闻并论述与上海相关的问题。这两篇分别冠以《上海及革命诸问题》以及《东方芝加哥》的标题，由此道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双重历史逻辑市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反抗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具体而言，《上海及革命诸问题》一章借上海见闻探讨和呈现了与中国革命相关的诸多问题，如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式的关系、知识分子阶层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等。《东方芝加哥》则充分揭示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腐化的物质主义。霍利切尔在探讨上海革命的走向时如此评述道：

说到底，中国的问题（如前所述）在于两种同时存在但却截然相反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使得中国越来越趋向于现代工业主义及其体制；与此同时，从莫斯科传来工人们反对这种制度的口号，尽管这一制度正是以他们为根基。

通过对革命的上海与颓废的上海的并置叙述，霍利切尔为中国问题找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即“通过苏联与中国的协力合作，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的未来时代之准备阶段，即，殖民帝国主义列强的削弱及其毁灭”。所谓“苏联与中国的协力合作”指的是中国革命的内因与外因。对霍利切尔而言，中国历史文化本身便蕴含着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上海及革命诸问题》这一章对这些条件进行了梳理、汇总与分析。

霍利切尔在关于上海章节的开篇中如此说道：“生活教导我，一定要相信最初印象，即使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所留下的印象。这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城市、国家与民族。”霍利切尔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刻写使得其游记有种切进现实的真实感以及“近乎民族志式的可信度”。这种叙述与观察的直接性并非仅仅停留在描述与呈现的层面上，而是导向深刻的理性分析与见解。在探讨中国革命之前，霍利切尔回溯在香港与广州的经验与体会，对两个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日常现象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一是家庭经营的个体商铺的日常生活：

在集市街道上顾客罕至的一些小商铺中，常常围坐着10个或12个中国人，抽着水烟，或围着烟灰缸闲谈、吐痰，闲散悠然；到了晚上，所有人围拢着一个饭盆蹲着，用筷子迅速向嘴里送饭；再过些时候，当卷门落下，一天的劳作结束，街巷里就传来麻将噼里啪啦的响声……

二是在作家看来十分特殊的一种商业组织形式：“整条街道都是布局类似的商店，彼此相邻的丝绸商铺，彼此相邻的象牙雕刻人……”霍利切尔由这些看似平常的现象联想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他看来，家庭是中国社会最为原始的基础，而行会（Gilde）的形成及其特征又与家庭紧密相连。他认为，代代相传的手工艺技术、某些家族在思想倾向与杰出能力上的延续性和中国古代官场上的裙带关系都证明了此二者的密切联系。由此，在霍利切尔的认知中，行会是家庭之外中国传统社会另一基本组织形式。中国的行会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几世纪，欧洲人必须称之为史前的时代”。霍利切尔概括了中国行会的如下特点：

中国行会的外部特点由这种紧凑的集中所决定，即手工业者的相邻而居与手工行业的相邻而市。行会自古代以来就有以下职责：保持街道整洁、自扫门前雪（并借此偷窥邻家店铺）、共同捐助学校、由管理者发放工资、抓捕小偷……竞争者紧密集中的另一个意义是：防止行会成员提供比邻居更低的价格!

霍利切尔所描述的大致是明清时期，甚或唐宋时期城市手工业行会的特征，是小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同行间的商业竞争，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事实上，中国行会制度演变至近代，“对同业团体的认识趋于理性，主张行会既应保护同业、亦不排斥竞争”。此外，尽管“家庭劳动”的生产方式在近代仍普遍存在，但随着商业资本对传统手工业的渗透，这种遗留的封建生产方式不过是商业资本“在原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手工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显然，霍利切尔笔下的中国家庭与行会并非深入体验与考察或科学研究后的结果，而是直观的经验感觉、书本知识与主观想象的综合物。在对历史与传统的凸显与强调之中，霍利切尔忽视了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近代中国行会制度的渗透，从而借“家庭”与“行会”这两种机制构建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对立面。在霍利切尔的想象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作为社会机制的“家庭”与“行会”里并非抽象的金钱与利益关系，而是以血缘或地域为联结的、或天然或自发的互助互利的关系；其目的也并非个体的利益与个人财富、资本的积累，而是家庭或行业共同体的利益与福利。

除家庭与行会之外，霍利切尔将秘密社会（Geheimbund）视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又一组织形式。他认为，秘密社会“属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但其对于构建新国家的意义自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将革命运动引入当下中国以来才得以凸显”。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广大农民群众缺乏凝聚性和组织性，呈现出一盘散沙式的局面”，而秘密社会则因能够给农民群众提供共同的信仰与风俗而具有整合与凝聚大众的功能。由此，霍利切尔认为，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最终到1925年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秘密社会的革命运动极大推动与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家庭、行会、秘密社会等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均是农业文明中共同体的表现与组织形式。家庭、行会、秘密社会分别对应着血缘共同体、劳动共同体、信仰共同体。这些古老的封建共同体组织形式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社会之中已然遭到破坏，但其悠久的传统仍然孕育着巨大的力量。霍利切尔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悠久的共同体传统将中国人造就为“一流的社会组织材料”，这些组织在“苏联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引导之下，就能释放巨大的政治势能：

自从俄国人组织起中国工人进行反抗，自从他们激发起中国工人的自信感与团结感，为共同目的而建立联盟的古老原则以一种强有力、坚决的方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身上显现出来。

此外，这种潜在的变革力量只有同共产主义思想与革命运动相结合，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从而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在对秘密社会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革命历史的回溯中，霍利切尔如此评价道：

观察这个生机勃勃、坚韧不拔、勤勤恳恳的中华民族一段时间，人们就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它能够如此长久地忍受列强肆无忌惮的非分要求与明目张胆的巧取豪夺呢？人们只要探究一下，自俄国革命胜利以来，那在中国群众间组织与实施反抗的力量源泉来自何处，答案便不言自明。

言下之意是，中国人民在受到十月革命与“苏联思想”影响之前，没能够有效组织起大规模的对抗外侮的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无法阻挡西方列强侵占中国的脚步，而1912年建立的共和国同样无法将日本抵挡在国门之外，所以只有“苏联思想”指引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中国的未来与希望。因而以上海与广州为主要发生地的五卅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就其影响与前景来看，甚至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的转折点”。

作为左派知识分子，霍利切尔对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尤为感兴趣。当他在上海了解到日本纺织厂的工人在组织罢工活动时向上海的大学生寻求帮助，以及五卅惨案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团结和统一在莫斯科的革命口号下时，他感到十分震惊。就此，他提出了以下问题：“中国的大学生来源何处？他们同中国工人阶级联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什么原因使得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主力军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两大支柱？”为解答上述疑问，他同上海的大学生组织和工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交谈，再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思考，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学生）阶层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联。

霍利切尔首先注意到的是从欧美及日本归来的大批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携带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观和文化观回到中国，且曾经对中国的政治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些外国留学生成立的俱乐部是“各种思潮、倡议和先驱思想”的发源地：日本归来的留学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欺凌而最具有民族主义的反抗精神；美国归来的留学生由于被美国先进的工业文明所震撼而提倡将美国工业主义的方法引入中国；法国归来的学生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而在中国的德国学校受教育和教书的师生则是“苏联自由思想的热情积极的追随者”。随着五卅运动的展开，中国民族解放斗争越来越立足于中国本身的条件和革命经验，因而这些留学生所带回来的他国经验逐渐失去其重要性，留学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逐渐减弱，只有那些最为激进的思想——即将中国革命引入“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还在所有学生和工人间有着重要影响。

为证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性影响，霍利切尔举出了两个例子。一是英美在华创办学校中的学生在思想上的转变。这些主要受到美式教育的学生此时终于认识到，他们所受的与中国古老文化和千年传统完全相异的教育与被灌输的基督文化世界观不过是意欲将其变为顺从外国资本家的工具。觉醒了的中国学生不愿再受到校方的逼迫，纷纷罢课离校，或转到新建立的中国学校就学。另一个例子是在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内，学生对亲国民党右派的教授的抵制。在他看来，这些现象切中了他在归国途中停留莫斯科时所听闻的对中国当前局势的观察，即激进的学生阶层与初步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协同共进的情形与苏联十月革命前夕的情形十分相似。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能够如此团结，是因为“中国没有明确的阶级区分，因此学生同工人联合不像在欧洲那样，意味着离开他们原本的阶层而融入一个更低的社会阶层中”。换言之，中国的学生和工人在组织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新阶层”，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界限也因此不再明晰”。

就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在世界发展两大潮流中的选择问题，霍利切尔如此答道：“中国人有足够的抵抗力与生命力，因而不至于在两种敌对的力量的冲突下毁灭；相反的，中国会在两者身上汲取必要的进步因素。”不难联想，中国革命从苏联道路上能够汲取的力量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力量；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壮大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霍利切尔尽管反复强调“苏联思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在这种思想引导下爆发的巨大革命能量，也描述了上海工人极为低廉的工资及工会与资本家之间所做的斗争，但他所热情呼喊的未来世界的新人，却不是现代工业时代文明造就的产业工人，而是具有卢梭式自由精神的苦力：

人们不能要求中国人进行高强度、无间断的工作……他们的本质与天性使其无法如同机器一般严肃、长时间地从事一项机械化的工作。这并非因其如印度人那般疲弱、无力与颓废，而是因其体内与精神结构之中有着反抗工业主义的自由天性……百折不挠、卓越非凡，张开的强健双腿上是捋起袖子的双臂——站立在中国革命新时期入口的是一个至今饱受屈辱、默默无闻、充满威胁的伟大人物：末人中的末人，新人中的新人，苦力!

霍利切尔对上海的描述还包括批判美国主义的《东方芝加哥》，既作为“革命的上海”的反面，又预示着资本主义堕落世界必然消亡的最终命运。他坚信，上海的一切繁华景象……必将走向衰亡，因其本质是肤浅的“美国主义”，也因为中国人民正在觉醒。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共同体具有秋风扫落叶般的力量，“在五月第一次冲破岸堤的浪潮，随时都有可能带着鲜血、巨浪与毁灭冲向高空”……外滩边上轻蔑地对着外国士兵吐痰和挥舞拳头的苦力工人和中国城内对毫无尊严的白俄乞丐嗤之以鼻的苦力车夫则表明，在中国民众面前，西方人不复拥有居高临下的威严。通过上述场景化的叙事，霍利切尔再一次强调了中国人民必胜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必亡的未来远景。而中国的胜利不仅仅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也是共同体、文化与民族精神对肤浅堕落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胜利。

北京

与上海、广州相较，北京是最少受西方文明侵染的城市，还是随处可见东方朝圣者心所向往的“真正的中国”。霍利切尔抵达北京之日，正值除夕之夜，因而有幸亲历“中国历法中最为重大的事件”的全貌：“彻夜轰响的鞭炮声”宣告了农历新年的到来，北京城内“五彩缤纷，和乐喜庆”，“甚至那些将军们也将部队从前线召回”，家家户户装饰一新，“就连最贫穷的家庭也张贴着红、金两色的招贴画，装饰着圣人、贤者、武者的画像，以保住宅、门户和家庭平安”，街道上“悬挂着一排排薄纸糊的彩绘灯笼，极具艺术性地呈现出鱼、鸡、骆驼等动物形象”；而请灶神、逛庙会、放风筝、举行年货市场，在寺庙中焚烧金银纸钱祈求福佑，街道上吹吹打打以驱邪避害等节日礼俗，旧货市场上的“铜佛像、花瓶、首饰、玉器、宝石、符咒书……”，庙会上的露天流动厨房、香炉熏香、绸花纸鞋等稀罕什物，也逃不过霍利切尔民族志式的“参与观察”。

阿图尔·霍利切尔拍摄的北京

列维-斯特劳斯曾说过：“旅行不但在空间进行，同时也是时间与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任何印象，只有同时与此三个坐标联系起来才显示出意义。”若说霍利切尔万花筒般的民俗风情图在共时层面上绘制了一幅异国的日常生活风景画，他对旧皇城内历史古迹的走访则是一种在时间之中往返穿梭的精神之旅。凝视着白云观内三清尊神年轻的面貌“神情庄重地沉浸于超然物外的冥思之中”，霍利切尔陷入了神秘主义的遐想中：这些“在生前便已弃绝尘世生活，退守内心深处”的道教之神是因已然仙逝而沉默不语，还是“超脱身外，云游四方”而岿然不动？’喇嘛庙内“身穿黄袍”“头戴奇特茧形帽”“的和尚在主祭坛前虔诚地念诵着经文。霍利切尔看到夫子庙里供奉着“被神化了的英雄”孔子和他的弟子的牌位，回溯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为各行各业贤能者建祠立庙的传统，深感这种世俗性的宗教“与以未知和我们难以解释的‘仁慈’为侧重点的宗教形而上相比，更能在现实生活的人们中间产生深刻的联结”。

正如霍利切尔所言，他“并非以可能性为尺度来衡量现实，而是在现状之中发现未来”，他考察与反思他国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精神思想的“异”与“奇”，并非为文学寻找异域情调的素材，其根本目的仍是借此考量这一国家的现实命运与未来。因此，在呈现了北京的春节热闹非凡的景象后，霍利切尔随即补充道：“第16天开始，一切恢复如常，负债、交通、贸易、仇恨、背叛，前线战争、阵地战和顺从人性之恶的不断交火。”所指的正是其时军阀混战的背景，与其后《九头蛇》中对中国军阀的分析和介绍交相呼应——“人们砍掉这个九头蛇（指封建军阀）的一个头，就会长出九个新的”。霍利切尔在儒、道、释寺院中对中国传统精神财富的神往并没有阻碍他看到现实：“日渐深入的启蒙与革命运动和越来越物质化与艰难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变了寺庙的存在方式”；变作“茶馆、赌场、摊位、照相棚”的寺庙无疑已然失落其精神财富。而年轻的中国革命党人对神像、佛像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破坏与损毁则标识出中国传统精神思想的没落。旧日的神祇被赶下了中国人的精神祭坛，但中国人却不是失去信仰的民族，一位新的偶像“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进驻中国历史的先贤祠，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一个纪念堂内树立起一座“今日信仰和当代宗教形式的丰碑”。

在霍利切尔这里，孙中山与其说意味着一种政治方向或一个党派，倒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革命精神。在《九头蛇》一章中，他分析了中国军阀的成因及其在中国得以横行霸道、压榨民众的深刻原因，认为帝国主义列强基于利用混乱的政治局势来拖垮中国从而维持自身殖民利益的策略而对军阀施以经济或政治支持的做法，正是中国军阀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真正“致力于消除中国人民所受的外国列强和本民族强盗的空前压迫”的，不是国民党，而是“革命的知识分子阶层与革命的无产阶级”。在广州篇中，霍利切尔将深夜受到压迫的苦力劳作的声音视为这座城市真正的音乐。在上海篇中，论及中国的无产阶级，他又浓墨重彩地塑造出卢梭式的具有天然反工业主义精神的苦力形象；在北京篇的《编号204的苦力》一章中，霍利切尔进一步塑造和强化了作为中国革命精神化身的苦力形象。游历北京的霍利切尔雇用了一名编号为204的中国苦力。在几天的相处之中，霍利切尔发现他“天生聪慧，是个健康、强壮、整洁和有条理的人”，有着革命者诸多的优良潜质，是天然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苦力们，也就是上海和天津的重体力劳动者、打黑工者、装船工、铁路装运工和仓库搬运工，是相当容易组织起来的一类人。他们清醒、俭朴、坚强，习惯于户外劳动、有自己的秘密团体。”“204号苦力代表了一种天然的同志情谊，当谈及北京的黄包车竞争激烈，他的同伴是否会因为获得霍利切尔的优厚报酬而嫉妒他时，他答道：“我当然会把我的工钱分给他，我们总是相互帮助。”他目不识丁，但却具有一种朴素的政治直觉与正义感：走过苏联使馆时，他“激动地看了空中的红旗，好一会儿”；而在英、日、法使馆前则表现出了深深的敌意。由此，霍利切尔在表现主义式的呐喊之中所热情呼唤的、充满自由意志和原始活力、坚强不屈、极具反抗斗争精神和友爱互助的同志情谊的苦力，与其说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倒不如说是受到压迫和侮辱的所有中国人民的代表。而中国人民反抗的原动力并非源于其阶级属性，而是来自于自由的民族天性。苦力们的团结互助和自发反抗精神促使中国的革命群众成为具有凝聚力的革命共同体，而非分崩离析的利益共同体。

穿行在古老的名胜古迹间，霍利切尔感到中国文化具有一种“神秘的，近乎不可思议的同化力量”，以至于同行的德国友人“从骨子里被中国的氛围改变了”。这位拥有“中国姨太太”和中国血统后代的年轻德国人在寺庙里上香、拜佛、磕头，令霍利切尔发出了“同化了!”“的惊叹。见微知著，霍利切尔坚信，这种神秘的同化力量也赋予中国文化与文明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历史教导他们，那些友好地或图谋不轨地接近他们的一切事物迟早都会被吞下、消化与吸收。”……尽管中华文明暂时还无法“同化”入侵的西方文明，但“如同当今的耶路撒冷……北京也蕴藏着可追溯至远古神秘时期的厚重的信仰力量”。这种力量如同古建筑的照壁、紫禁城附近的煤山一样，以一种神秘、不可知的方式守护着中华文明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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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广州篇呈现出共产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革命势如破竹的形势，上海篇理性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社会阶层与制度结构上的基础，那么北京篇则从文化底蕴与民族特性上展望了中国革命必胜的前景。借助对这三座中国城市中见闻的描述与反思，霍利切尔实际上探讨了中国革命最为重要的内因与外因，即中国社会本身蕴藏的巨大凝聚力和“苏联思想”……对中国社会和民众的组织性。

从他对家庭、行会、秘密社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推崇备至，对苦力的热情赞美，以及对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发展状况的知之甚少可知，他的中国革命图景是一种简化了的、乌托邦式的未来远景，而非客观性的描绘和展望。他所想象的中国革命的内因首先并非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与壮大，也并非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各种复杂要素的角逐纠葛，而是中国社会、文化与国民性中原本就蕴含着的巨大的团结精神与凝聚力。这种力量与其说是阶级性的，倒不如说是传统的、原始的和人性的。无论是家庭、行会和秘密社会等中国传统共同体，以及苦力间朴素的同志情谊，都是他主观性的想象和建构。而“苏联思想”或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团结大众的要素，在霍利切尔这里本质上是精神性的，而不是一种科学的、可以加以实践的社会学理论和假说，这从他反复强调这种精神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很少探讨这种影响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影响了中国革命这一点上可以看出。

另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是走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主义，还是走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事实上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解体后，建立何种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推翻资本主义列强加诸其身的压迫后的中国是何种形式的社会并非霍利切尔所关注之事，他所关注的是革命作为一种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乃至资本主义当道的世界秩序的颠覆力量。

他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着敌意，对有着传统人情温暖的共同体充满着怀恋，对他而言，整个中国就是“苏联思想”精神引导下的革命共同体：

无论是紧张颓废的南方人，还是粗壮强健的北方人；无论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只有不到10%的中国人能够阅读，书写就更不必说了），还是占绝大多数的受过极少教育或未受过教育的苦力、小商人、船民、农民，抑或是学者、大学生和牧师——所有人都统一在一个共同意志下，所有人都勤奋地向老师学习追寻解放的道路与方法——但在这机械的应对策略之外与之上是一个思想，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思想。这个思想卷席了这个巨大的国度，也攫住了45万人的心，将他们抛向前方，投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