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近代湖南饮食的辉煌历史时,谭延闿(1880-1930)常常占据最为耀眼的位置。如果说谭延闿是近代湘菜群英谱上的领军人物,那么这份名单必然还有许多不那么耀眼的名字。明了“冰山一角”的人,对此当不难理解。 在中国的饮食历史上,吃喝不是个体的盛宴,而是群体的狂欢。中国历史上不会有孤独美食家,而是每一个知名美食家身旁,都簇拥着众多尚未显山露水的美食家。在谭延闿身边,“长沙满哥”龙绂慈(1888-1945)就是一位今天看来有些陌生的美食家。 “满哥”是长沙人戏谑而亲昵的称呼,流露出亲切的意味。而龙绂慈,出现在谭延闿日记中,除去偶尔两三次作“达父”外,最多的称呼就是“龙满”。“龙满”龙绂慈,是中国现代邮政事业重要的开拓者,曾任交通部邮政司司长。不过在现代史的叙述中,他的痕迹已相当模糊,少有人注意。本文所要钩沉的,便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无甚重要,却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人物,因他对现代邮政事业及现代湘菜文化史的建设曾做过一点“微小的工作”。 一、被遗忘的现代邮政事业建设者 龙绂慈(1888-1945),字达夫,号杜园,中年以后以字行。祖父龙友夔,父亲龙湛霖(1837-1905),兄弟四人,绂慈排行第三,继母雷氏所出。虽祖籍湖南攸县,但龙绂慈自小居住于长沙有名的西园,足称“长沙满哥”。与兄长龙绂瑞(1874-1952)、龙绂年等在国内成长不一样,龙绂慈有较长时间的海外学习经历。十六岁时,龙绂慈为长沙府学考试第一,后值科举废,绂慈遂入明德学校。明德学校,其父兄与湘潭胡子靖(1872-1940)所创办者。明德肄业后,绂慈入京师译学馆,习德文。五年后毕业,以捐赀得授陆军部主事。1909年,军机大臣、邮传部尚书徐世昌(1855-1939)以奥匈帝国邮政系统为环球所推重,奏请选派精德文、法文且具备一定品级的学生赴奥留学。在数百人参与选拔考试后,选取15人,外加海外留学者4人,由徐秀钧(1879-1913)带领,赴奥匈帝国留学。这批留学生1910年4月启程,1911年冬陆续学成归国。龙绂慈归国后,改任交通部主事。大约在1913年,出任汉口邮政局邮务官,不久因病告归。此后,龙绂慈曾担任浙江省交通厅官员,长期在杭州生活,足迹往来江浙、上海等地,常与陈三立(1852-1937)、夏敬观(1875-1953)、左念恒(1881-1925)、谭泽闿(1889-1948)、汪诒书(1865-1940)等人诗酒唱和。
攸县“龙氏三杰”:左为龙绂年、右为龙绂瑞,中立者为龙绂慈。图由龙氏家族后裔提供。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龙绂慈任交通部邮政司第二科科长,1931年初升任司长,1932年离任。在南京交通部任职期间,龙绂慈主持过数次邮票发行事宜,应对过上海邮政工人大罢工活动等,锐意于收回邮政主权,对现代邮政建设贡献很大。夏敬观《攸县龙达夫墓志》称,“君手理端绪,重订规程,于是全国邮区增密,脉络贯通,传递益迅。”因与继任部长关系不和,龙绂慈去职,专任法规委员会委员。1934年,龙绂慈曾东游日本,游历长崎、东京、京都、奈良等等,作《东游杂诗》20首。此后,龙绂慈“复训练军邮员生,分遣各地。抗战军兴,凡驻军所在,邮递无阻,君之力也”。这一时期,龙绂慈撰写了《军事邮递概述》等文章,对战时军事邮政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应该说,这位“长沙满哥”的人生大体比较幸运,诚如夏敬观所言:“数十年来,游学域外者归国后,大率用非所学,君能用所学矣!”(《攸县龙达夫墓志》)
上海邮政博物馆,龙绂慈旧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1937年抗战军兴,龙绂慈由南京避难回长沙,复走四川、云南,最终安家昆明。在颠沛流离中,龙绂慈事功之心日渐消磨。1945年卒于昆明,得年58岁。逝世后,其兄龙绂瑞撰行状,由其子龙毓骞持呈夏敬观请撰墓志铭,即今所见《攸县龙达夫先生墓志铭》。其妻左顺宜,为左宗棠(1812-1885)孙女、左孝勋(1853-?)之女。儿女三人,长子龙毓骞(龙绂慈日记称骞儿),1923年生于杭州,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后留学美国,1948-1949年在爱荷华大学师从爱因斯坦之子汉斯·爱因斯坦,归国从事水利工作,后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2006年去世。长女龙同玉(龙绂慈日记称同儿,1905-?),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与冼星海等人同学,丈夫为无锡人孙惕。次女龙希玉,中央大学建筑科毕业,编有《投影几何及阴影学》(建筑工程出版社,1959),丈夫刘光华(1918-2018,逝世于芝加哥)是著名建筑学家,著有Beijing: the Cornucopia of Classical Chinese Architecture [出版社:Graham Brash (Pte.) Ltd, Singapore,1982],中文版由龙希玉翻译而成。三子皆学有所成,龙绂慈可谓教子有方。
1938年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师生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位为龙希玉,第三排左起第一位为刘光华。转引自《老寿星章周芬》一文。 攸县龙氏以理学和科第起家,并不废吟咏。其中,龙绂慈诗歌成就尤其突出,与近代诗坛大家陈三立往来密切,诗宗南宋杨万里等人,神闲体畅,有性灵遗韵,与“同光体”颇异,遗作有《杜园诗录》三卷,程颂万(1865-1932)、章士钊(1881-1973)等人为评阅,惜未刊刻。另存稿本日记两册,记1924-1928年及1938-1939年事。 龙绂慈早年体弱多病,故注意养生,精于饮食。抗战初期在长沙,曾与湖南知名人士左宗濂(1901-1985)等组织饮食会,不定期在天然台、曲园等酒楼品鉴美食,消遣岁月。后至昆明,追随龙绂慈的仆人生活困难,靠着龙绂慈给予的菜单秘方,在昆明开设酒楼,竟获利颇丰。龙绂慈逝世后,仆人追随其家人将棺木运回湖南,可谓忠仆。由此,也可见龙绂慈治家有方。 龙绂慈长于簪缨世家,妻子为左宗棠孙女左顺宜,由于这样的缘故,他的饮食体验优于一般人。所谓“三代为官,方知吃穿”,揆诸龙绂慈的生活,颇与这句俗语相符。而龙绂慈个人的兴趣,也让他饮食上的追逐越来越精深。他的日记,每到一处,都会记载该地的饮食,虽寥寥几笔,却见出他精于此道。他的吃喝体验,也日渐在侪辈中获得名声。于是,“龙满”精于饮食也渐渐出现在他人的撰述中。这些记载,无疑是饮食史研究值得期待的宝贵文献。
谭延闿三十四岁戎装照 譬如,谭延闿1927年11月7日日记记载,“出至骂驾桥龙八寓。龙八、龙满、涤英、徐大、李纯生、心涤合请俞三、汪九、吕满、大武、岸稜、安甫、黎九及其房东何姓,十五人一桌,殊苦迴旋。龙满庖人亦不恶,枣泥包不亚曹厨,脸盆蒸鸭亦肥美,徐大合办者。进未毕而客退,颇不怿也。”由此可见,湖南图书馆与明德中学的主要创始人龙绂瑞(龙八)等人公宴谭延闿,厨政是由龙绂慈的家厨操持。对龙绂慈的厨师,谭延闿的评价是“亦不恶”。这在刁钻的谭延闿而言,算是上等评价。谭延闿甚而认为,席上的枣泥包,滋味不亚于自家厨师曹荩臣的手笔。而龙绂慈与徐桢立(1890-1952,字绍周)合办知名湘菜——脸盆蒸鸭,同样获得谭的激赏。这次宴席如此丰美,以至于谭延闿对那些菜没上完就提前撤退的客人深表不满。毕竟,在美食家谭延闿的信条中,美食是不可以被辜负的。
谭延闿1914年6月2日日记 不惟谭延闿,时任交通部长的贵州人王伯群(1885-1944)在1932年1月4日日记中也记载了龙绂慈家宴的美味。日记云,“七时赴交部。韦、蔡、符、窦、钟、龙、方诸君宴于蔡宅,达夫家用厨人,味极佳美,极饱口福。”看来,龙绂慈的厨师不仅为龙家服务,还因手艺极佳,成为彼时南京达官贵人宴请的“公共厨师”。王伯群见多识广却对美食兴致不高,至此,却也忍不住在日记中对龙绂慈的家厨赞不绝口。 谭延闿叔叔谭椿祥(?-1858)娶龙绂慈姑姑龙佩霞(1834-1858)为妻(郭嵩焘《谭烈妇墓志铭》),宽泛算来谭延闿与龙绂慈也是表亲兄弟。故在谭延闿日记中,数十次提及龙绂慈。不过对龙绂慈吃喝的具体情况,谭延闿记得并不多。好在,谭延闿日记中亲昵的“龙满”称呼,勾起了我对湖南近代著名文化世家——攸县龙氏家族这位“满哥”的浓厚兴趣,也令我对龙绂慈的饮食生涯萌生探索的念头。更为幸运的是,笔者有幸获睹《龙绂慈日记》,为打开这位“长沙满哥”的饮食世界,提供了秘密的通道。 二、杭州“遗老”的饮食狂欢 1924年至1927年,龙绂慈长期居住在杭州,杭城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和友朋宴饮的足迹。这一时期,龙绂慈的宴饮圈多为湖南同乡及亲友圈,核心成员包括夏敬观、陈三立、左念恒(1881-1925)、汪诒书(1867-1940,字闲止)等人。这些人多是清朝遗老,文化修养很高,政治上却颇不如意。其中著名词人夏敬观是龙绂慈的连襟,曾任杭州知府的左念恒则是龙绂慈妻弟。他们在西湖之滨,诗酒文会,几无虚日。 龙绂慈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日记载,“闲止、志薑、栗长、殿生、节和、伯曾及余同为散原作寿于余家,闲止备鱼翅,志薑办燉鸭,均佳。馀菜归余办,亦均适口,谭讌至九时各散。”陈三立的生日宴会,他们合出酒食,在龙绂慈家把这场生日宴会办得热热闹闹。又譬如,1924年十月卅日,龙绂慈“同闲止、南孙乘舟至南湖,陈仁先招饮也。仁先出其画册数本,均佳,题诗亦好,可称三绝。其人必传。又见塔经一卷,极完好,恐无第二本矣。谭燕尽欢,五时方归。余宴客于家,贞壮、栗长、望寅、味农、志薑、殿生、南孙、伯曾、闲止、彦仲,十时散去”。先是居住在西湖的邻居、著名诗人陈曾寿(1878-1949)召集聚会,请这些湖上朋友观看画册及雷峰塔经卷。至于下午,龙绂慈又在家中组织同人大聚。纵观日记可知,遗老们在西湖的日常生活,常为这样频繁的大型聚会充斥。正如龙绂慈1924年12月月底日记所言,友人“味农去鄂,排日作饯”。这些连续不断的聚会,是饮食史研究的绝好材料,恰好,龙绂慈日记为这些活动留下了浅浅的记录。
陈曾寿家族居杭州西湖合影,岸上后排右起第二位戴帽者为陈曾寿。图片由浠水陈曾寿家族后裔提供。 龙绂慈会把他对饮食的好恶,写入日记,略加点评,令人想见其姿态。如1924年一月十六日日记,“至孤山小坐,归已薄暮。赴陈钦廉之约,菜极恶劣。饭后即归。”一次失败的宴会,就这样出现在日记中。他形容菜肴的词语往往简单,“佳”“美”“恶”等数词而已。如1924年五月廿五日,“同至散原寓晚餐,鲫鱼至美”。对重要的菜肴,龙绂慈当然不会忘记,如1924年二月初四日,夏敬观家宴上的佳肴便是一例:“剑丞处晚餐,清燉乌参、爆山鸡、荔浦芋泥为最佳。”广西荔浦的芋头,如今是湘菜馆的标配,想不到百年前已负有盛誉。 既是大家族,家中庖厨又广受好评,于是龙绂慈家也免不了时时聚餐。龙家常备汤团,时请友人品尝。如1924年二月初三日,“招闲止、殿生、南孙来食汤团,久谭,同步至三义楼晚餐。”此类记载,日记中几于每日可见。 由于自家厨师水准高超,因此对家宴,龙绂慈要求较高,评价较少,反倒是市肆酒楼,往往得他激赏。龙绂慈1924年一月二十七日日记云,“伯曾招饮聚贤馆,座皆同人,菜极精美。”对那些品质极高是私家宴会,龙绂慈并不吝惜赞美之词。如1925年一月十九日日记云,“公达招饮于其家,食具精洁可爱,十时散归。”1925年一月廿一日,“遇志薑,约余辈过其家手谭,夜深散。志薑夫人善烹调,今日燉鸭尤精美。”美食美器,龙绂慈皆能鉴其佳处,洵不愧美食家之誉。 此外,龙绂慈很看重聚餐的氛围,熟人的宴会让他放松,而陌生人的闯入,则使其心生厌恶。1924年一月二十四日日记载,“伯曾约晚餐,座皆熟人,而谭蔚农等来,为不速之客,久坐不去,主人不得已,留之餐。餐后仍不去,余等饭后乃行,殊不欢畅。” 谭蔚农这样大煞风景的不速之客,可惜今天也没有根绝。 对于素食,龙绂慈并不排斥,只是那些装腔作势、摹仿荤食的素菜,难免要被他瞧不起。1924年三月十四日日记云,“叔惠、伯葵约食素餐于聚丰园,惟俞、陈两生客,馀皆至熟者。菜极无味,而以豆腐等物貌鱼、鸭、肉之状,尤与素食之旨相背,无聊之至。”对于“伪素食者”的批评,龙绂慈的讥刺并不留情面。 至于新潮饮食,龙绂慈也乐于品尝。彼时的旅馆常以时髦饮品著称,而旅馆“饮冰”,也成了龙绂慈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偶尔,他还请汪诒书、陈三立大快朵颐。这便是1924年六月二日日记所云,“至沧洲旅馆饮冰”。1924年六月五日日记所载,“约闲止、散原至新新旅馆晚餐,菜不佳而冰吉林颇美。宝廊临水,清风徐来,令人忘暑。”夏天透爽的冰激凌,让几位老诗人觉得美极了,而临水廊风徐徐吹来,则又为他们夏日的消暑增添几分惬意。多亏龙绂慈的日记,要不然,我们哪能想到老诗人陈三立吃冰激凌的画面呢! 自然,传统文人的宴饮,龙绂慈一个也没有落下。重阳节前,他每每和师友们持螯把酒,就如1924年重阳那天在四照阁聚会,有诗云,“紫蟹将肥笋渐香,且谋杯酒荡枯肠”(《九日宴集四照阁次韵诚斋》)。又如1924年九月廿七日日记云,“归途经三潭印月,小坐后,至碧梧轩食蟹,甚佳”。他确乎精于饮食,深谙按时尝鲜的古训。 三、日记所载各地酒楼 由于龙绂慈的记载,我们对1920年代的杭州酒楼有更多的了解。略为统计《龙绂慈日记》所涉杭州酒楼食肆场所计有15处,包括:三义楼、聚贤馆、味莼园、宴宾楼、聚丰园、同兴楼、西湖饭店、沧州旅馆、杏花村、涤尘湖舍、楼外楼、西泠印社、碧梧轩、新兴馆、新民园徽菜馆等。知名酒楼“楼外楼”,那时还送外卖呢。这便是龙绂慈1924年七月十三日日记的记载,“同散原、闲止、南孙至西泠印社,由楼外楼送酒肴至山上四照阁小酌。山上月色极清,人语俱寂。” 龙绂慈生平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南京、长沙、成都等地,惟今存日记所载多为1924-1927年以及1939-1940年间事,故除去杭州以外,笔者统计龙绂慈日记所涉酒楼尚有如下33处,兹略为统计如下: 上海:古益轩、功德林、陶乐春; 长沙:长沙饭店、天然台、健乐园、德厚祥、江苏饭店、福禄寿饭店、曲园、怡园三号、南国酒家(饮冰)、奇珍阁(吃面); 武汉:冠生园、味腴饭店、广州酒家、四明大楼、扬子江饭店、一江春、邦可花园(俄国菜); 成都:离堆公园(鸡豆花汤甚美)、春熙饭店、五芳斋(宫保鸡丁甚好)、嘉丽(饮冰)、小酒家(西昌笋甚美)、沙利文(饮冰)、醉沤; 昆明:南丰酒家、再春园、新雅、素月楼、新云南菜馆、金碧加非馆。 这些饮食记录,虽较为简单,然当时酒楼的位置,各酒楼的特色菜、食客的类型等,于此均可管窥一斑。 如上的饮食记载是龙绂慈饮食生涯的大略,而其饮食生涯,最重要的起点和辉煌时刻,仍在湖南饮食的大本营——长沙。1937年底,日寇入侵南京,龙绂慈避居长沙,开启了一段长沙饮食岁月,而这份记录,对研究抗战前夕长沙的饮食格局和长沙美食家群体,弥足珍贵。 四、龙绂慈的“吃在长沙” 回到故乡长沙的龙绂慈,如鱼得水,宴饮活动随之频密起来。1938年1月12日,其兄龙绂瑞在长沙饭店设宴,为他接风洗尘。这一席的陪客为刘海云、周荇池、袁潜修、李搢卿、黄石逸、左宗濂(1901-1985)。这场宴席上的人物,正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沙一批真正的“老饕”。 左宗濂是86版《西游记》中观音扮演者左大玢的父亲,长期在财政金融系统工作,曾任湖南银行沅陵分行行长等职,此时正闲居长沙。周荇池,民国时期长沙工商界巨子、唯善救济院董事。据长沙老辈文史名家黄曾甫(1912-?)记载,周荇池常在长沙鱼塘街天然台酒家宴客,于夏令时节,设计一款“火腿虾仁藕夹”,此菜“以鲜嫩肥藕为主,辅以大虾,火腿等原,辅料经油炸烹制,成为色泽金黄,香、脆可口的菜品,周以制作和配料方法,授之天然台酒家掌勺罗凤楼,于是成为天然台酒家夏令名菜之一,颇受广大食客的欢迎。”(《湘食:湖南传统食品荟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袁思古(潜修)为山东巡抚袁树勋(1847-1915)之子,曾任浙江德清知县,尝送酱油给陈三立,陈三立有诗《次韵答德清知事袁潜修袁为湘潭人其县酱油最擅名故掇句及之》,诗有云:“乡县酱油应染梦,湖堤梅蕾已含春。”李搢卿则是长沙著名南货店“三吉斋”的老板。黄石逸为长沙资本家,曾任湖南佛教慈儿院院长。刘海云虽未确认其人,但在谭延闿日记中也两度出现,当为彼时长沙社会名流。 这次宴会上的六人,都曾出现在谭延闿1910至1920年代的日记中。他们作为谭延闿的幕僚或关系亲密人士,大体崛起于辛亥革命以后。随着谭延闿在1930年遽然逝世,这些传统士绅的事业也遭遇挫折。在抗战前夕,他们人至中年,尽管颇饶资财,意气与锋芒却不比往昔。好在,这短暂赋闲故乡长沙的岁月,却也留下一段沉湎吃喝的时光。虽于国事无补,却意外地在饮食史上留下一些痕迹。 这个群体原本宴饮成风,借着1938年正月年节的名目,更开启了频密的饮食活动。 他们曾去坡子街著名的健乐园吃饭。这是龙绂慈1938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记所云,“至德厚祥,同诸人赴吕满之约于健乐园。诸人饮酒费时至久,六时馀入座,九时后始毕,余则颇不耐矣,便至师古斋购纸。”这回请客的吕满,即吕苾筹(?-1939,字蘧孙),曾任谭延闿秘书、浙江省财政厅长。而健乐园则是谭延闿家厨曹荩臣所经营者。《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38年1月24日载,“健乐园为长沙名酒家,以谭延闿庖厨相号召,所制名肴皆以畏公为名,如畏公鱼翅、畏公豆腐之类。”谭延闿旧日带出来的庖厨和秘书,受他熏染,在饮食上颇为精到,偶尔在市肆露一手,就大获成功。以健乐园为例,不仅受到长沙食客名流的青睐,在1938年大量南迁长沙的过境旅客眼中,也颇受称道。日后以首创“左宗棠鸡”闻名的湘菜餐饮人彭长贵(1918-2016),就曾在健乐园帮厨,学走一身好厨艺。吕苾筹带领大家前往健乐园吃饭,未始没有照拂谭府老熟人的意味。毕竟,此类宴请,吕苾筹家宴已足以应付。如龙绂慈1938年5月15日日记,“赴吕满之约于其家,酒肴丰美,九时归”。吕府的菜肴,是入得了龙绂慈法眼的。
天然台,湖南著名老字号酒楼,近年市面有重拾此招牌的高端酒楼。 当然,这些老饕并不全在熟人所开酒楼宴请。其他著名酒楼,也是他们赏味的所在。这方面,龙绂慈充分展示了他对宴饮的用心。为迎接1938年正月二十四日在天然台的宴请,龙绂慈二十二日就找兄长龙绂瑞帮忙拟定菜单。二十四日那天,龙绂慈在日记写下:“至天然台,余作主人,客八人:吕蘧孙父子、黄伯忠、林节和、俞芳午、李搢卿、周荇池、左砥黄,八时余散。”依旧是这些相熟的老朋友,但龙绂慈对宴饮的用心,却不因客人关系的亲密而有所怠慢。 尽管在外四处应酬,宴会不断,但龙绂慈大抵看透了所有饭局的真面目。与外头热闹的宴饮活动相较,龙绂慈带家人去市肆酒楼则实属寥寥。其日记惟1938年7月17日简记一笔,“同内人、骞儿奇珍阁吃面”。奇珍阁是近代长沙著名湘菜馆,由湘菜世家周秉乾家族经营,除经典湘菜外,也以寒菌面等著称。日记所提及的“骞儿”即龙毓骞。龙绂慈子女最终皆能有所建树,乃在于龙绂慈在美食家的面相之外,还有极其重视教育的一面,他并未耽湎于吃喝。 五、1938年的士绅结社:以饮食的名义 1938年的春天,龙绂慈的友朋宴饮十分频繁,最终催生出一段AA聚餐的饮食佳话。对长沙这批老饕来说,AA聚餐并不新奇。二十多年,他们在上海滩与谭延闿欢聚宴饮时,已十分娴熟地玩转起“一元会”,那正是每人醵资一元的AA聚餐模式。此后一段时间,这批老饕在南京、上海等地流连,为生活和事业奔波。随着1928年“宁汉合流”,谭延闿等人在南京国民政府身居高位,他们这批昔日戚旧朋僚均获得大大小小的职位,无暇再作醵资宴饮的风雅游戏。而龙绂慈此期也一再拔擢,最终升任交通部邮政司司长。身处官场,他们的吃喝方式自然告别AA聚餐,而转向各类公务、商务宴请。不过旧日的AA聚餐模式毕竟长存在他们记忆深处。 逃难至故乡长沙的龙绂慈赋闲居家,尽管不耐烦于各路宴请,且对长时间的酒局表达过不满,但很快把这种烦闷忘到九霄云外。1938年开年不久,龙绂慈就加入了彼时的“长沙美食家联盟”。据龙绂慈1938年3月7日日记记载,“至德厚祥,黄石逸作东,来宾各醵资二元,不足者由主人任之,此近日同人饮食之约也”。这个“同人饮食会”,我们无从知悉具体名称,但从日记各类记载来看,这是一个时间较为固定的、AA聚餐型的饮食社集。今将龙绂慈日记所载这一“同人饮食会”相关资料制成下表,以便读者省览。
据上表所示,这个同人饮食群体最早活动始于1938年二月份,至3月7日已开展了四次活动,龙绂慈也于这一天加入这个群体。此后,龙绂慈参与了这个饮食团体的大部分活动。由上表可大致推测,这一同人饮食会第一期大概在1938年2月举行,此后大约每10天举行一次活动。遇到成员有特殊情况,则会期作相应调整。如8月份第十次饮食会,因吕苾筹和龙绂慈不久将离开湖南,故提前举行。自然,饮食会保不准每次都全员到齐,即便先前约定后,也有成员无法到场,譬如8月1日晚间那次社集,就有三人未到。但大体而言,这一饮食社集活动的“出勤率”很高。 这一同人饮食会主要包括以下11人:龙绂瑞、龙绂慈、黄石逸、黄伯忠、林嗣焘(次煌)、俞芳午(坞)、李搢卿、周荇池、左宗濂、熊淦秋、张季和。这些人或出身官宦人家,或为彼时商界之头面人物,是湖南士绅阶层的代表。如俞芳午早年在湖南教育总会工作,后任湖南修业学校校董、湖南大学校董等,俞之父亲俞鸿庆(?-1903)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后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林嗣焘(次煌)为王先谦(1842-1917)弟子,姚茫父(1876-1930)同年,与张之洞(1837-1909)、龙启瑞(1814-1858)等家族均有姻亲关系。 目前看,这个同人饮食会至少举行了两期活动,每一期大约十人,共举行十次活动,十次活动以后重新计算,列入饮食会下一期。第一期饮食会起于2月,结束于5月。第二期集会起于5月中下旬,结束于8月初。聚会由一人主东,同人如无特殊情况,均出席。饮食费用由众人集资,每人两元,如果不足,则剩余部分由主人承担。 至于这一饮食会的活动时间,大多在晚间举行,也偶有在午间者,地点则以盐号和著名酒楼为主。盐号有德厚祥、乾顺泰等,酒楼则是天然台、曲园,此外还有办家宴者。其中,盐号德厚祥是龙绂慈日记中经常出现的宴饮场所。据《湖南全省社会调查》(1934)“商业”部分《长沙市两年来各业盈亏状况》介绍,淮盐在1932年在湖南共280多票,最大的湘记、祥记销盐在四五十票,盈利十万元以上,而“德厚祥,永和、复和四家,销盐一二十票,盈利万元上下,其余怡安、裕厚昌、俊记、康记四家,销盐数票,盈利数千元”。可见德厚祥也是民国时期长沙实力较强的盐号,龙绂慈或是该盐号股东之一。 饮食会另一成员张季和在乾顺泰盐号设席,其当为该盐号股东。考乾顺泰盐号创始人为号为近代长沙首富的朱昌琳(1822-1912),总店在长沙洪家井附近,巅峰时期行销湖南盐票近五分之一,至1930年代虽大不如昔,然数十年老店,仍享有很高声望。由于盐号股东即是饮食会同人,而酒楼也是彼时长沙的高端酒楼,可见这一饮食会的私密属性较高。该会偶尔也吸纳会外人士参加,如汪诒书,即两次出席。这不仅因汪诒书辈分与地位很高,毕竟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等,更在于汪本人也是知名“老饕”。近代湘菜大师毕河清经营之讌琼园酒楼,就留下汪诒书活动的记录。
汪诒书书联 至于这一饮食会结束的时间,笔者认为当在1938年8月。此后,龙绂慈先到湖北训练军邮生,旋即返回长沙,径赴云南,而长沙也迭经战事,此类连续性且有组织的饮食活动当无从谈起。不过,仅从目前情况看,这一饮食社集活动持续时间达6个月,已是现代饮食史上罕见的AA型聚餐团体。就此而言,龙绂慈日记中淡淡的饮食记载,足为现代饮食史增色。 需要指出的是,饮食作为同人集会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而近代以饮食为号召的文人集会,则由清朝嘉道年间京官群体发端。由于承平日久,此期京官几至于无日不团拜,不宴饮,于是聚餐“各出分资”渐成制度。而酒席宴会,同人“醵资而饮”也成为无须明言的习俗。至于近现代,此风绵延不衰。可以说,AA聚餐制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国粹,改革开放后AA聚餐貌似为新风潮,实不过是恢复“被遗忘的传统”而已。只可惜这次传统的恢复,所移植的乃是洋人习俗。 客观来说,龙绂慈等人组织的同人饮食会,从醵资会饮的角度而言,并无多少奇特之处。其重要价值,乃在于抗战烽烟弥漫之际,长沙饮食业畸形繁荣,而一大批本土士绅阶层,精神苦闷,进退无据,而居然以饮食作媒介,创设同人饮食会,且持续活动达半年之久。何以形容?大概类似于李白(701-762)生涯里的“酒隐安陆”,又或者是蒲松龄(1640-1775)《聊斋志异》自序所云,“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饮食,毕竟是乱世凄惶里,这些老辈所能享有的、为数不多的温暖和慰藉了。诚如王笛所言:“时代面前,普通人的反抗就是每日吃一杯茶。”至于龙绂慈,则无非“摄生、饮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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