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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完太平天国,湘军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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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10 11:05:5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仅曾国藩麾下的人数就达到十余万。虽然清廷对这股劲旅有防范之意,但曾国藩本人表现得比朝廷还急,主动提出希望从速裁撤三至四万人,连清廷都感觉裁军过快。大几万刚刚从尸山血海摸爬滚打出来的老兵,一下子被甩到社会上,这对于军队和地方的压力都是空前的。然而,曾国藩裁军非常坚决,攻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他弟弟曾国荃就遣散了数万老兵,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一支老湘军,即日后在左宗棠收复新疆战争中表现出强大战斗力的刘锦棠部予以保留之外,湘军总共裁撤了七八万人。
湘军照片。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这些湘军官兵退伍之后的生活如何?不妨从清末有名的“刺马案”谈起。
安置待遇与考试挂钩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当街被刺杀,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也成了电影《投名状》的原型。“刺马案”从一开始就有人传言,马新贻惩治不法湘军,打击湖南势力,此次是死于湘军系的暗杀。马新贻一个两江总督,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五六年后,湘军裁撤三四年后还能招惹到湖南势力呢?
庞青云被认为是马新贻原型。来源/电影《投名状》截图
这和湘军军官安置有关。众所周知,“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有名者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和曾国葆、官至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官至兵部尚书彭玉麟、陕甘总督杨岳斌、两广总督刘长佑、云贵总督刘岳昭、两江总督刘坤一、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新疆巡抚刘锦棠都是其中鼎鼎大名者。除了这些大员,连他们治下的各级机构也充斥着湘军老营官,他们的待遇显然比大兵好得多,但位置有限,不能全部安置。
曾国藩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当时,曾国藩将裁撤的湘军军官进行教育和考试,只有考得好的才发全额薪水,考试内容为:“月试步箭、马箭、鸟枪一次,中者优给薪水,屡创超等者遇缺拔补。每月二十五日先射步箭,以中三矢者为合式,始予考马箭、鸟枪,否则免考。”表现出色的军官如“陈胜辉五次列超等第一,委署松江城守营游击”,分配到富裕的松江府,落户上海。“杨治三次超等第一,补京口左营都司;黄炳恒三次超等第一,补江阴营把总”,安置到江南富庶之地。“谭新益两次超等第一,补安徽宿州营守备。马棋华两次超等第一,补淮安城守营守备。剩下的一次超等第一者,如鞠登梗署安庆协副将,颜连玉署泗州营都司,王步云补柘林营都司,刘传愈署江宁城守营都司,陈瑞麟补苏松镇中营千总”,都安置在两江总督辖地,马新贻表面上来到两江当总督,实际上一脚踏进湘军的老家。
退伍回家,修起了跑马楼
马新贻死后,清廷只好把曾国藩调回两江。曾国藩死后,接任两江总督的是湘军总办营务处何璟,此后是跟随曾国藩镇压捻军的淮军老将张树声,然后是在曾国藩麾下随军办理营务的李宗羲,此后湘军老帅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也先后在此任职,两江总督这个在清初被旗人长期垄断的肥缺,结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被湘军、淮军系统把持了几十年。
在大量湘军官兵的消费带动下,湘江两岸一时间大兴土木,大建豪宅、园林,曾国藩兄弟五人,在湘乡荷叶塘修建府邸达九处,仅曾国藩本人的富厚堂占地面积就达4万余平方米,修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同光年间的湘潭城外,湘军将领楼台亭阁绵延湘江沿岸,号称“十里楼台皆傍水,四时管弦不知秋”。
电影《投名状》中出现的清朝官员“三巨头”。来源/电影《投名状》截图
长沙城内兴建了十三座“宫保第”,业主有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曾国圣、杨昌濬、刘长佑、刘坤一等,直接把长沙房价拉高了一格,左宗棠有云:“天下皆贫,湖南独富;天下皆贱,湖南独贵”,在当时并不是夸张之语。
这些高官自然飞黄腾达,那么普通士兵的待遇如何呢?
从清廷和曾国藩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湘军老兵此番都应该衣锦还乡,朝廷撒下了丰厚的遣散费用。首先,湘军原本就是当年晚清待遇最好的团练,作为临时工的湘军官兵,俸禄甚至远远优于体制内有编制的绿营兵,“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时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这笔固定收入已经是社会佣工的十几倍,此外打仗立功还有绩效工资,“临阵有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拿获长发贼每名赏钱二十两”,抚恤金也非常优厚,“打仗阵亡者,照营制赐恤银五十两,烧埋银十两”。此外,在战争结束后湘军获得了丰厚的遣散费。
这笔遣散费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兵此前的欠饷,二是军中将帅发给士兵的“恩饷”,用于笼络感情,方便培植私人感情。仅仅计算第一部分——欠饷,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据统计,从1854年湘军成军出省,到1864年击败太平天国攻克天京,军中拖欠饷银接近五百万两,曾国藩麾下仅仅十余万湘军,如果平均分配,每人都可得四十余两银子。更不用算破城抢来的大小战利品。要知道,在清朝中期,一个普通中等农民全家辛苦一年,男耕女织兼种经济作物,平均虽然能收到32两,但这个家庭一年的总花销经常达34-35两,每年精打细算下来,亏空不大就算好日子了,十年也攒不下几两银子。三四十两遣散费,足以在省城买一间小院子,或是在老家农村买好几亩地,这对于出身寒微的基层士兵来说已经是实现阶层跃升了。
事实也是如此,湘军从军官到士兵,回乡置地极其踊跃。湖南虽然是鱼米之乡,但伴随农业内卷,当时也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窘境。为此,洞庭湖边的农民与水争地:“湖边稍高之地,无不筑围成田,滨湖堤垸如鳞,弥望无际”,纷纷围湖造田,曾国藩幕僚出身的郭嵩焘也说,“濒湖开垦无虚土,地无遗利”。山区的农民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现十万级别的大小财主涌入湖南买房置地,会给这片本来已经深度内卷的农业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不难想见。
短时间内,大量白银货币流入湖南,势必造成当地的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当地农民生计进一步恶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土地兼并大大加剧,大批农民沦为佃农。参加湘军并能幸存到最后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湖南农民还是老老实实在家乡务农。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湘军征兵出战的时代风口来临之时,只是做旁观者,也要承担如此的代价。
时人如此描述当时土地兼并情况,“湘省自江南恢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这些湘军老兵或是手拿大把军饷,或是靠军功谋得了盐业垄断权,或是开办票号、当铺,进军金融产业,“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已不堪其苦”。仅湖南平江一县,湘军军功地主“收租几万担者十几家、几千担者无数家”。
曾国藩湖南故居。来源/纪录片《帝国斜阳:湘军东征录》截图
士兵闹事,几乎不可收拾
遣散费用固然可观,可我们不妨想一想,大小官吏,打仗时期在用得着大兵拼命的时候还动辄欠十几个月的饷,积下将近五百万两的巨款,如今仗打完了,这些喝兵血的长官一瞬间良心发现?每个军官全部如实将遣散费发到大头兵手中,这可能吗?更何况这些满眼血红的老兵老老实实等你来发饷吗?
很快,湘军名将鲍超麾下劲旅霆字营中发生哗变。此时,鲍超并不在营中,是营中官兵听说裁军消息,在营官申名标的组织下闹起事来。这个申名标原本是湘江上打劫船只的水盗,又是哥老会头目,在营中党羽甚重。乱军迅速变成了一大坨武装劫匪,四处烧杀。更糟糕的是,听说霆字营哗变消息,其他的湘军迅速跟进,总兵李成谋、蒋凝学各军在湖北闹起来,何绍彩之训字营、欧阳胜美之义字营则在皖北搞事情,唐义训、金国琛、朱品隆等部在皖南开始哗变,韩进春数营7000余人在江西烧营溃变,刘松山之老湘营在龙潭闹饷,刘南云等军也岌岌可危,甚至李鸿章部下也想有样学样,皖南道张凤翥听闻哗变,马上赶去劝谕,结果这个四品大员被“扣留石垒,窘辱百端”,从事后来看,估计是被打个半死,湘军老兵甚至逼着他写下八个月满饷的欠条才放他走,但张凤翥受伤过重,没多久就死去了,面对朝廷官员照样下死手,可见这些哗变闹饷者的骄纵。
除了少数哗变是因缺粮导致,算事出有因,大部分仅仅是想要闹出事端,拿到更多遣散费而已。这些乌合之众当然被迅速解决。曾国藩威逼利诱,对哗变之军暂不裁撤,但只发放半数欠饷,又加强了周边守备,将闹事的十几个首犯砍头枭首,欠饷发到闹饷之日为止,最终解决此事。此事可以看出,湘军之中的哥老会势力潜滋暗长,已经尾大不掉,严重影响地方治安。随着湘军老兵的回乡,湖南哥老会势力急剧膨胀,许多湘军老兵从退伍老兵,沦为官员口中的“哥老会匪”。
哥老会照片。来源/湖北卫视《大揭秘:铁路风潮之被逼反清》截图
同治初年,湘军裁撤后,湖南巡抚刘崐即言:”兵勇之情,多未安贴,哥匪名目因之乘之以兴。”
可见,哥老会的兴起与湘军老兵遣散有直接关系,乃至武昌起义后,湖南新军起义成立军政府首任都督焦达峰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此次裁撤,无论是上层官场斗争,还是基层民间潜流,其影响都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绵延半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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