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实：血战飞狐口

李云龙

真实的抗战

开往涞源的日军总兵力大约是这样的：田原少佐率领的师团辎重队护卫人员，其第三中队半个中队合计官兵72名，中途加入的三宅护卫队（包括110联队第八中队第二小队官兵47名，110辎重联队两个分队官兵24名）71名，从蔚县返回涞源的伤愈搭车官兵7名，修理班2名，这是日军的基本战斗兵力。此外有资料显示，还有伪自警团人员若干。

此外还有几乎没有战斗力的司机84名。山地长途运输汽车每车需正副司机各1名，当时司机属于技术人员，从遇袭日军没有包括陆军汽车队即自动车队的番号来看，推测其为从日本各会社征用的人员。对这些司机，日军用“丸腰”形容，即赤手空拳，似无武器。从事后日方的报道来看，队伍中尚有新闻记者5名。

这样算起来，日军有战斗力的人员不过150名，而且其中半数以上是辎重兵，七一七团伏击的部队足有700名。如果按照前面提到那次大捷来看，700人10个小时歼灭关东军3500人，这点儿敌军也就够刘转连打20分钟的，我方伤亡还得忽略不计。

但真实的抗战没法这样算。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二战中日军的后勤部队，辎重兵或者工兵是软柿子。和日军的主力步骑兵部队相比，这一点并没有说错，但得要看和谁比。日军的辎重兵也要经受正规而严格的步兵训练，他们在训练中打的子弹要远远超过中国军队正规军精锐部队的新兵，而平均身高低于中国兵10厘米，体重却超过中国兵10千克的身体素质情况，更准确地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国力差距。

大阪第四师团在二战中被认为是日军中的鱼腩部队，但正是他们在黑龙江南岸完成了对抗联主力的最后一击。精良的装备，长期灌输的法西斯信仰和完整的军事体系，再加上横扫华北华东的傲气，使“日军无弱旅”这一点成为二战中国战场前期的金科玉律。即便是辎重部队，数量相差不多之时，1940年前的日军其战斗力仍可以傲视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军队。

用这样多的兵力护送40多辆汽车，表现了日军对这次运输任务的重视。

对于近现代战争而言，战争一旦展开，打的就是后勤。这一点，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军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才会派出大量兵员护送运输车队。当然，这也是因为遇到了专门爱打闷棍的八路军，跟这个对手打，一不留神就会当运输大队长的角色。

仔细想一想会发现日军和八路军某种程度上颇有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双方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八路军讲的是抗日救国，人民子弟兵，日本兵讲的是帝国存亡在此一战，拿不下中国，明治维新之后的列强之路便会终止，失去大陆日本人都会饿死。所以双方在战场上都不乏战斗的意志。

其次，二者对于后勤有着同样的态度。日军的后勤在当时的中国军队看来丰富得几乎难以想象，但对比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又寒酸得不得了。直到今天谈起太平洋战争，日军“不重视后勤”导致失利的例子依然比比皆是。

关键问题不在于重视与否，现代战争越来越多在打响之前便已经定出胜负。和八路军打鬼子时候的情况一样，日军和美军的后勤缺口反映的是双方的国力对比，这种差距绝不是某个领导人说句重视或者来个诸葛亮就能弥补的。

然而，至少在战术上，还是经常可以看到翻盘的场面。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仍打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战斗，宋宜昌先生在写新几内亚作战时感叹“日本兵仿佛凭着树叶，空气和水就能生存，还能打出反冲锋。”我的祖母讲起老家的八路军来，曾经提起一个笑话：“八路穷，小兵每人发两身军装，当官的只发一套，那个当连长的下河洗澡，衣服晾在芦苇上一阵风刮跑了，天不黑他都不敢上来。”

这一点上，八路军和日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一致的——简化自己的需求，来尽可能减少后勤瓶颈的影响。《战争与回忆》中，赫尔曼·沃克借中途岛海战的英雄华伦之口说，“战争，其实就是一个效率问题。”看似逆向思维，其实是符合军事科学的做法。

如果说两者最大的差别，那就是日军在作战的时候更依托军事科技的进步，如详尽的地图，周密的兵要地志来解决在异国作战的支持问题，而八路军依靠的则是同仇敌忾的百姓。这方面各有优势。

单纯从军事角度，在热兵器时代，人多并不代表着战场上的优势，同等精神风貌之下，日军的装备优势和军事素质优势使其一个士兵的有效火力密度可以抵得上几个中国兵。然而，如果在中日两军的头顶天空中装一个摄像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有赢的机会。

辽阔广逑的中国大地，便是对我们有利的战场。日军的兵力不足，无法控制这么大的占领区，是它战略上的伤口。如果我们用几条生命为代价去消灭一个敌人，便可以将这处伤口越撕越大，迫使日军的战车停顿下来，最终在国际援助下实现反攻，获得战争的胜利。

不是每场战争都可以按照理论家的路线前进，明末那一战，哪怕用10个明军换1个清军都有本钱的，硬生生被灭了国。幸好，300年后的这场战争中，我们有了这样一批中国军人，悲壮地用生命去弥补国家的失误。

这代表了无数中国军人和他们的家庭为这个国家做出的牺牲。

李云龙

伏击

天亮了，七一七团在飞狐口的伏击阵地上，敌军还没有到。而气氛已经有了一分悲壮——因为营养不足又缺少棉衣，在前一天的夜间，一名身体弱的战士冻死在阵地上。那是一个走过长征的红军战士，南方人，比较怕冷。但他肯定太想打这一仗了，又要给新战士做出榜样，所以一直咬牙坚持着，等发现他的情况不对，已经无法抢救了。

天已经亮了，一夜，敌人都没有出现。

敌人注定会来，刘转连相信这只是日军的指挥官十分小心谨慎，避免了在更有利于中国军队的夜间进入飞狐峪谷地，但涞源日军的后勤之紧张，注定他不敢贻误军机。刘转连推测得十分准确。此时田原少佐的确有一个避开这次袭击的机会，但他还是选择了直入七一七团的包围圈。

这一天天气晴朗，日军车队快速行驶，清晨7点30分到达了飞狐峪谷口的北端——北口村。在这里，田原少佐遇到了一个“部落民”，根据当地人讲，这个人并不是普通村民，他是当地伪组织自警团的成员，有为日军提供情报，进行侦缉的任务，他后来跟着鬼子进了飞狐峪，和日军被打死在同一辆车上。

110联队队史中记载，这个“部落民”的确和日军一起进了飞狐峪。他在北口村向日军报告，说前一天他的马在飞狐峪的出口处——明铺村的北端踏上了地雷被炸死，他因为跟在马的后面比较远处幸免于一死。

当地老百姓的说法这人虽然是自警团员，出飞狐峪最初却不是给日军作侦探，但马被炸死以后，他和两个流浪汉想跟着日军过去把马肉收拾回来吃掉，所以才向日军提供了这样的情报，结果3人中一个被八路军打死，一个被日军打死，只有一个幸存下来。

得知这个消息，在这一带和八路军打过多次交道的三宅中尉比较紧张，但田原少佐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继续前进。已经在蔚县耽误了一天，前线等不起了。更重要的是，日军上下都认为，飞狐峪里面不具备大部队埋伏的条件，如果出了飞狐峪呢？

出了飞狐峪，即便有上千中国军队在那里等着，田原少佐也不觉得自己打不赢。所以，飞狐口之战，其实并不是一次奇袭，而是一次双方都有备而来的约期之战。

此处还要做一个补充，在日军110联队联队史中，记载有此战中其联队炮兵人员损失情况，而且战斗双方的记录中都有日军炮兵的作战情况。田原的师团辎重第三中队和三宅的部队本身都没有炮兵编制，这说明110联队的联队炮中队至少有一个分队（班）也在飞狐口落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

幸好日军战史中提了这么一笔，否则飞狐口之战日军哪儿来的大炮还真会成为无头公案。我认识的一位军史学者曾在研究抗战的会议上放言“日本鬼子太了不起了！”研究抗战的座谈会上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位“汉奸”来？这位当然不是汉奸，他说的是日军的战史做得出色。

其实，日军的军史中有很多地方偷工减料，瞒天过海，这一点打过仗的日本兵都有体会。尽管如此，日军战史在描述作战细节时十分详细，甚至可以从他们的描述中看出不同部队的作战风格。

在日军村上大队大队史中，有这样一段对于战场的描述。当时，八路军刚刚在一个叫做国练的小村围歼了上田大队第二中队（森中队）,日军大部队便赶来增援。形势紧迫，八路军连烈士的遗体都未及收容便不得不边打边撤，退出战场。写作这段战史的日军中尉大宇安智一下汽车便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远远看到的是右侧的河滩地，上面有点点的黑点。细看，才发现是战死的八路军骑兵和战马。他们的遗体数量很多，人马倒下的方向都指向左侧的国练村。向左前进，看到的是一条公路，地面上是相互枕籍的双方阵亡者。顺着倒伏的遗体前进，便是冒着黑烟的村庄。越靠近村庄，日本兵尸体的数量越多。前进的终点是一座已经烧掉半边的二层楼，森中队最后的战斗之地。八路军用火攻烧掉了这座建筑，当我们登上残存的二楼平台时，看到地面上镶嵌着烧熔的军刀刀鞘残骸，那是在此切腹自杀的日军将校留下的……”

尽管讲述简单平实，一场惨烈战斗的经过已经呼之欲出。这一点与我军军史中动辄“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拼刺刀，刺刀拼断了就搬起石头打击敌人，最后……”的描述形成了对比，这样的描绘，你用在打鬼子上可以，打老蒋也可以，八路军身上可以，用在新四军身上也行，国军也没问题，但你说它是宣传材料没问题，说它是战史，未免有些过分。

国练村一仗也是一二零师打的，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开国大将）指挥的经典之战。一二零师脱胎于红二方面军，有着独特的战斗作风。一二零师师长贺龙被日军称为“花和尚鲁智深贺龙”，有人说什么样的指挥官带什么样的部队，这一条在一二零师的战斗中有着充分体验，这支部队作战的特点是很少打咬一口就走的便宜仗，专打硬仗，一上手便是死磕，打起来斩关夺隘，你死我活。国练村这一仗，这种以命换命的战斗作风清晰可见。

在飞狐口的战斗中，日军的记录也不乏这种“夸大匪势”之处，硬说遭到了2000多八路军的伏击。要真有2000人，刘转子打他一个运输队还用这么费劲吗？三五九旅的风格也是典型的一二零师风格，因此，在飞狐口伏击战中，刘转连团长也是以全歼日军为目的进行的部署。

说飞狐口之战是一个袖珍的平型关之战，是有道理的——两战的指挥员都因为兵力不足而选择了单面的埋伏。刘转连把七一七团的主力5个步兵连放在了左侧这座倾斜角45度的山坡顶部，另外在明铺村里放了一个连，右侧则未放一兵一卒。这和林彪在平型关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115师当时也把所有的兵力部署在了关沟的北侧山上。

刘转林做这样的选择，有着清晰的思路和作战计划。

当地的地形是这样的——日军修筑的战备公路从飞狐峪南口穿出，到明铺村有四五百米的距离，这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盆地，从明铺村的方向面向北看过去，公路右侧（东）的盆地部分面积较小，正对着东侧一字形的山麓，而公路左侧（西）的盆地部分面积较大，日军公路是依穿越飞狐峪的旧飞狐水河道而建，这里是一片多年冲积的河滩地，既无险可守，满是鹅卵石的河滩又没法挖工事，这里是所谓的兵家死地。它的东侧边缘则是一片将近90度的峭壁。八路军在盆地中央的公路上埋设了地雷，这块盆地便是给田原部队准备的葬身之地。

部署

七一七团的兵力部署中，主要的作战部队包括一面坚盾，一口快刀和一张大网——出了飞狐峪，到涞源一线地势相对平坦，预料日军中伏之后，其主力必然拼死向涞源方向突围。因此，刘转连在明铺村摆了全团最精锐的一连，这面盾牌要死死顶住敌军的猛攻，硬将其关在盆地之中。与此同时，作为快刀的二连，则会从左侧山顶直接切向日军退回蔚县的飞狐峪谷口，斩断日军回撤的道路。这一刀一盾将日军关在盆地中后，整个第二营三个连将如天网一般从山顶直扑下来发动总攻，一边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用火力杀伤敌军，一边和敌军进入白刃战，用刺刀最后解决战斗——我军在火力上不占优势，最能发挥人数优势的便是白刃战。

一营的最后一个连放在左侧山脊上继续执行火力掩护任务，并充当整个战斗的预备队。刘转连和左齐经过讨论，预料日军最终会被赶到公路东侧，如果他们试图往山上爬，会变成活靶子，如果他们就地顽抗，依旧是活靶子。

关键要看一连能不能顶得住，二营能不能杀穿敌军的阵型。

经过商量，在场三个团级干部中，团长刘转连亲自指挥一连在明铺村阻敌，参谋长左齐坐镇战场西侧峰顶，指挥对敌军的攻击，团政委晏福生因为在红军时期失去一臂，不适合直接参加战斗，负责指挥预备队。

至于七一七团没有到达战场的三营和团部直属连，则奉命阻敌增援。南线涞源敌军可能来援，明铺以南地势不利于阻击，由三营一个主力营承担（据说由副团长周俭廉指挥），北线蔚县，广灵敌军虽多，但飞狐峪地形崎岖，谅其不敢深入，故只留团部直属连警戒。

9点钟，日军的汽车队姗姗来迟，终于从飞狐峪的谷口探出头来。然而，眼看就要进入伏击圈的日军，却在谷口停了下来。一辆辆满载的大卡车拉近距离停在了路面上，日军纷纷下车，动作十分警惕，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的味道。

在关于此战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双方战斗开始时的情况：“11月17日拂晓，远处传来汽车马达的声音，有35辆满载日本兵和军火物资的汽车，顺沟底公路行驶过来。汽车进入我军伏击圈后，地雷爆炸、汽车起火，敌人死伤一片，大乱了!寂静的山谷顿时变成沸腾的战场!”

除了时间以外，其他的内容对我们还原此战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时间也有问题，上午9点怎么也不能被称作拂晓吧）。在我方的各篇回忆文章中，描述消灭日军的汽车数字也不相同，有24、35、38等几个不同记录，和日军记录也不相同。这给我们了解战斗的真实经过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不过，后来笔者发现，有些数字背后颇有玄机，隐藏着我们看不到的历史真相。

团参谋长左齐在他的日记中，对此的描述要详尽得多。左凌大姐转述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鬼子出谷口就不动窝了，估计是也怕咱们埋伏他。这时候山上山下的八路军都没有动。预先安排好了，等山下鬼子的汽车压上地雷，刘转连团长他们在明铺村先打响，所有部队以他的行动为准跟着打。现在鬼子离着地雷还有几十米不动了，刘团长也没动，他可能是想着敌人还没都进伏击圈，等鬼子麻痹大意了，继续往前走，都进了伏击圈，我们再收拾他。他不动，我父亲他们当然也不动了。等着等着，看鬼子派出了一个班的步兵，挑着一面膏药旗，一边搜索一边往明铺村前进，过来了。他们本来也没发现什么。到了村口有道矮墙，在那个墙根底下，有个鬼子官儿忽然看到不知道哪个战士丢在那儿的一顶帽子，马上哇哇怪叫起来，而且掉头往回跑，正好踩中了地雷。这时候，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开火了……”

这个描述是经得起考验的，日军的一一零联队队史中，有着类似的记载，还记着这个“哇哇怪叫”的鬼子名叫武田正一，是个伍长。

由于战败的原因，不是每个日军部队都留下了战史，比如田原所在的一一零师团辎重队便没有找到什么可靠的作战记录，只能从其他部队的记录，包括给田原传造少佐叙勋抚恤的文档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一一零步兵联队的联队史十分详尽，特别是其中有一篇出自原第八中队长江小队的日军士官丸山登美治的回忆文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三宅护送队一行覆灭的经过。

这篇名为《啊，三宅队的最后——第八中队在明铺村的战斗》的战史，收集了此战幸存日军的各种证言，可以算是日军方面对此战的一手材料。在丸山的战史文章中，是这样描述双方战斗开始情景的：“从这里（北口村）开始，是铺满砾石的山路，蜿蜒于谷底之中。道路曲曲弯弯。两侧则是高达百米，如屏风般屹立的山峰。在绝壁间前进了10千米到达了明铺村前，这里左侧一方略为宽敞。正在车辆渐渐开出谷口，进入开阔地带时，那个向导（编注：北口村自警团那个牲口被炸的伪工作员）忽然指着前面大喊起来：‘就是那里！’三宅少尉下令车队停下，然后用望远镜朝前方路面上眺望。只见路面上残留着一个大坑，周围还散落着牲畜的尸体碎块。由此来看，可能有敌军隐蔽在附近。思索片刻后，三宅少尉将武田正一伍长唤来，令他率领一个分队对前方的明铺村进行侦察，同时提醒他这一带可能敷设有地雷，必须充分加以小心。”

显然，三宅等日军指挥官也摸不准八路军这一次是来骚扰还是来打埋伏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布设了地雷，人员早已撤离。日军大约认为骚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否则无疑会和附近的驻军联系一下，求得增援。

“武田伍长指挥的这个分队，包括一等兵石黑二，上等兵西原久雄，安田良雄，大枝静雄，他们一边观察一边逼近村口，小心翼翼地窥伺村子（明铺）里的动静。周围一片寂静，村子里看不到有居民生活的迹象，他们又开始行动，似乎朝前走了五六步，这时，（后方的日军）忽然听到了轰然一声巨响，武田伍长等人的身体顿时被炸得飞上了半空，他们踩中了（八路军）预先埋好的地雷，壮烈战死。唯一受伤未死的是安田上等兵，他的右腿被炸断，负了重伤。这一声爆炸仿佛是信号，村子里埋伏的敌军立即同时猛烈射击起来。不仅是村子，周围山顶棱线上的敌军也一起现身发起攻击，此时，正是9点刚过。”

李云龙

交战

埋伏在明铺村的一个连率先杀出，迎着日军猛扑过去，刘转连团长注意到日军主力距离明铺村还有几百米距离，他下令贴上去，彻底封死敌军的机动空间。

几乎是与此同时，日军竟然也迎着刘转连的一连迎头杀来，其首车上架着一挺机枪，一面疯狂地扫射着，一面朝八路军的战线冲了过来，已经下车的日军跟在车后也边射击边跟随车辆发起了冲锋。

在日军的抚恤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一路日军中军衔最高的田原少佐，并不是辎重兵出身，而是一名骑兵出身的军官，也许这种出身使他在遭到袭击的瞬间没有选择防守，而是发起了进攻！

他选择进攻的方向便是明铺，试图从这里撕开八路军的重围，带领车队突向目的地涞源。田原对日军“无坚不摧”的攻击力十分自信，但现实狠狠给了他一个教训——左齐参谋长布置的地雷并不是仅仅一颗，日军的首车尽管开下公路仍然压上了一颗，剧烈的爆炸将整个驾驶楼变成了一个大火炬。跟随冲锋的日军车辆也有不走运者随之中雷。意识到前方是雷区，日军被迫就地卧倒，开始和刘转连的一连对射。

左齐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这一幕：“这时候，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挥着战刀把鬼子赶上卡车，车辆开足马力，向前猛冲，企图冲出我军的封锁线。但前导车刚进村口就压上了地雷，只听轰轰几声巨响，领头的几辆被炸翻在公路上，后面冲上来的三十多辆车子，被炸翻的车辆堵塞起来，进不得也退不得，鬼子纷纷跳下车来。”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便是田原传造少佐。

​但即使是这样，一连也没能取得完全的优势。一连是七一七团的基准连，为了阻止日军强攻明铺，刘转连团长在一连集中了6挺轻机枪，堪称火力强劲。但老八路会告诉你，1942年前的老鬼子个个都是神枪手，而我军使用的捷克式轻机枪射击时姿态稍高。双方隔着地雷阵的对射结果是八路军的机枪手上去一个被打掉一个，这面盾牌打得牺牲很大。

但在一连的顽强抵抗之下，田原少佐很快就攻不动了，他的后队遭到八路军猛烈的攻击。七一七团埋伏的那口刀动了！一营营长何家产亲自带二连从山坡上猛扑下来，和盐见少尉指挥的日军后卫部队撞在了一起。何家产是出身红六军团的一员猛将，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仅是打下山口，而且要守住这里，所以他指挥部队不顾日军车队方向射来的子弹，从山坡上飞奔而下，一直冲到距敌30多米的时候，才投出了第一排手榴弹，而后双方的前锋便撞击在了一起。这里是此战中最早发生白刃战的地方。

战斗刚一打响，一刀一盾便打得血火飞迸，但指挥主力的左齐参谋长并没有立即指挥二营冲下去。

他觉察到日军的兵力似乎与最初的推测有些不符——从山坡上看下去，日军的兵力比预期要多，这就意味着八路军并没有预期的10倍兵力优势，原有的作战计划必须做出调整。

撤吗？怎么可能？既然已经狭路相逢，那就唯有亮剑！不过，亮剑并不意味着死打硬拼。左齐敏锐地注意到，由于道路狭窄，日军在前后能够投入的兵力有限，大量日军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还在公路上茫然地等待命令，而八路军所在的山坡上看下去，日军正在射击范围之内，全无遮拦，八路军的手榴弹可以直丢进日军中去，但日军的手榴弹却根本扔不上来。

于是，左齐下令山坡上的二营和一营的一个连立即展开全部火力，不惜把子弹打光，最大限度地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向日军发起冲锋。《啊，三宅队的最后》一文中如是描述：“捷克式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在友军的前后左右炸裂……”

但日军的反击也同样迅速而犀利。长城小站的大鹰在《八路军飞狐峪-明铺战斗历史随笔》中根据战斗简报写道：“日军指挥官临危不慌，在受到袭击之后很快回过神来，并准确判断了八路军团指挥所的位置，组织的反冲击见效，竟然在200~300米距离使用步枪、机枪利用仰射打掉重要团指挥员，使八路军团指挥所陷入一定程度混乱。”

这段描述非常准确，这个“重要团指挥员”，便是在飞狐峪口200高地指挥作战的左齐参谋长。

死斗

左齐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口中颇为润泽，他感觉到那是蛋花汤的味道。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老乡正用勺舀着罐子里的汤，一点一点给他润嘴唇。“老百姓不知道怎么能让我活下来，动委会的张敬先让他们拿水给我润着喉咙，老乡就把红糖和鸡蛋打在汤里，那是他们当时最好的东西了……”左齐后来对女儿讲。

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蔚县抗日政府出动的民工用担架抬着左齐等伤员先向北走，没走多远遭遇了前来增援的日军，他们再掉头向南，依靠对地形的熟悉，把所有的伤员都抬了出来。左齐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

左齐是在战斗开始后不久负伤的。

应该说，这之前他的指挥十分有效，整个战场可以说是个新月形河滩地。长约800~1000米，最宽处约200~300米，四周都不是直线。南北端有拐弯，可以顶着打。山西灵丘、广陵的邵家庄、张家湾伏击战战场地形也大同小异，多数是两边山坡，中间干河滩，两端带拐弯，附近有小村，既能封起来打，又便于藏兵和撤退。这样一个战场，几乎所有日军都在中国军队的射击范围内。日军在遭到八路军猛烈火力打击的过程中死伤惨重，尤其是那些缺乏武装的日本司机开始四处乱跑，使日军的战线出现动摇。有八路军看到，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从明铺村方向往回跑，连着砍倒了两个乱跑的人员，日军才开始有组织的反击。

这可能有一点点误解，我们经常看到电影里面日本军官动辄把士兵砍翻来稳定军心，这主要是出于对军国主义之野蛮的刻画。实战中，在中国战场日军人员本来便不足，通常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法，日军军官常用一个类似的动作来解决问题——用战刀的刀背砍缺乏勇气的部下，以疼痛刺激其斗志，笔者推测八路军看到的便是这种情景。

日军一开始有组织的反击，中国军队的损失便直线上升。在三宅少尉的指挥下，日军的炮兵也开始对山坡上发炮射击。如果说这一战日军中有所谓“战斗英雄”的话，那可能就得算这个三宅积男了。

三宅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在西庄、八里庄、平地等地多次率所部与中国军队交手，被认为是110联队最有前途的青年军官之一。在我们掌握的日军史料中，有一份发布于1938年9月18日的作战命令，便是关于这个三宅的，内容是“三宅少尉即日起作为指挥官，率所属小队及辎重110联队第三中队的半个小队，20日自保定乘火车前往宣化，接受常冈部队长的指挥，负责蔚县-涞源间运输工作的警护任务。”这也是他出现在飞狐口战场的原因。三宅作战凶狠，只是对部下管束松懈，暴行不断，因此在他出发前往宣化的时候，110师团的参谋中原大尉专门在车站上找他谈话，特意要求他“至少在其他部队面前”要充分注意军纪。

田原部队毕竟是辎重兵，虽然训练有素，但战斗经验不足，因此打响的时候有短时间的慌乱。但三宅的部下都是已经参加战斗一年多的正规步兵，而且多次在这条公路上和中国军队交手，战斗力强，经验丰富，所以给八路军造成的威胁也最大。

《啊，三宅队的最后》一文中如是描述开战后三宅所部的反应：“勇悍的三宅队也被迫到了谷底，处于最不利的作战位置。（三宅小队）还活着的42名日本兵立即开始迎战。面对两千名冲上来的敌军，他们并未胆怯，仍以必胜之念发动反击，担任指挥官的三宅少尉也从腰间拔出手枪投入了战斗”，“看到最信任的部下在眼前战死，三宅队长怒火中烧，立即下令‘迫击炮下车’。迫击炮原来放置在第四辆车上，这时被迅速抬下来，炮手平松武夫一等兵开始对山上的中国军阵地开炮。可惜的是，只打了3发，炮击便停止了。”

日军停止炮击，是因为炮手平松武夫被一枪击毙——左齐参谋长发现了日军的这个重要火力点，立即命令身边几名早已做好准备的神枪手，专门追着日军的炮手打！神枪手战术一举打掉了日军威胁最大的火力点，平松的预备炮手上前企图射击，又被一枪打倒。

然而，仅仅这3发炮弹，已经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三宅战斗经验丰富，一眼便看出八路军在明铺方向的阻击阵地坚不可摧，唯一的逃生之路便是退回飞狐峪向蔚县靠拢。所以，日军的炮弹全部砸在了正扑向盐见小队的第二连，令人惊奇的是日军的迫击炮居然打出了直瞄火炮的水准，第三发炮弹正中一营的指挥所，营长何家产双腿都被炸断！

此时，第二连与日军后卫部队的恶战正在最关键的时刻，日军死死扼住谷口，依托手榴弹和严格的近战战术硬是把二连顶住了。这个关键时刻，八路军的后方的火力支援却没有跟上，一直为二连提供火力掩护的重机枪忽然停止了射击。

眼看功亏一篑，曾六次负伤的何家产“凶性大发”，指着附近老百姓扔的一个箩筐，让部下把他装进去抬着继续指挥战斗。看到营长如此死战，已经伤亡过半的二连士气大振，又硬生生将日军压向谷口。

李云龙

断臂

这时，如果从更高的地方俯瞰战场，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必须尽快给何家产派出一支援军。此时，南线的明铺双方打成了顶牛，一时谁也推不动谁，中段八路军和日军的对射在以命换命，双方的人数以肉眼可辨的速度缩减下去，但战斗最激烈的便是北端谷口。由于日军数量比预期的多，这里中日两军的对比只有大约二比一，从进攻战来说这可不是一个乐观的数字，何况二连在冲下山内的过程中已经伤亡惨重。不派援军，就算二连能够攻下谷口，又怎么受得住？

没有及时派出援军的原因并不是指挥部的失误，而是这时候八路军的指挥正经历大鹰所说的“陷入一定程度混乱” ——参谋长左齐中弹负伤。

左齐负伤的原因，正是那挺停止射击的重机枪。由于是山地作战，而且没有现代运输工具，七一七团设伏时不得不尽量减少重武器的携带，作为火力支撑点的重机枪，便只带了这么1挺，却偏偏在战斗中出了问题，机枪手满头大汗却无法排除故障。

重机枪出故障时，左齐正在指挥全军准备发起冲锋，这个时候没了重机枪的掩护，显然会造成官兵的更大伤亡。发现重机枪忽然不响，性急的左齐连忙跳进机枪掩体，亲自操作，很快排除了故障——左齐在红军时代便是使用机枪的高手，曾在长征途中组织步机枪联合射击，击落了国民党空军的一架637号侦察轰炸机。

可就在他排除机枪故障后刚刚一直腰的瞬间，日军连续两发子弹几乎同时击中了他的右臂，左齐当即摔倒在阵地上。原来，我军在用神枪手射击日军的炮手和指挥官，日军也在寻找我军的指挥人员。同为东方军队，双方的战术几乎是一致的，就在一分钟前，日军护卫队长三宅刚刚用望远镜锁定了左齐，指挥他的部下一等兵大森和另一名日军同时对左齐开了枪。

几乎就在左齐中弹的一瞬间，大森也被八路军的神枪手一枪命中。

两发两中，左齐中弹的位置，离三宅所在的地点大约二三百米，在这个距离上仰射山顶目标，日本兵精确的射术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狙击兵大森也被我方命中，展示了中国军队神枪手的风采——七一七团是红六军团的骨血，1938年时一半以上的长征老兵，堪称劲旅。

中日双方神枪手的较量，在历次战斗中屡屡发生。最著名的大约便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任大队长洪振海（小说《铁道游击队》中老洪的原型）的死。当时铁道游击队在从黄埠转移途中，由于目睹日军扫荡中残酷的烧杀抢掠，使洪振海义愤填膺，违反转移计划，率部在微山县东老运河南堤与日军讨伐队硬拼起来。电影《铁道游击队》曾经描述过这个情节，是政委李正在最后时刻强行将部队拖离战场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实战中铁道游击队的撤退却不是因为政委的工作做得好，而是因为深孚众望大队长洪振海战死沙场。激战中日军的机枪火力十分凶猛，压得大多数使用短枪的铁道游击队队员难以招架，情况十分被动。见此情况，洪振海提了一杆步枪，试图打掉日军的机枪。他是鲁西闻名的神枪手，果然一枪将敌机枪手击毙，但几乎同时他也被日军打来的子弹命中，当即阵亡。

和欧洲战场不同，中日之间14年的战争中，并没有发展出明确的狙击兵兵种。但由于亚洲陆战战场的火力水平有限，尚不及一战欧洲西线的水准，中日双方都非常重视以精准打击代替面火力覆盖的狙击战术。日军实行精兵政策，新兵平均要打3000发以上，关东军对新兵的射击考试是200米以外打“铜泡”，即军装纽扣。这种对中国军队来说近似变态的训练水平，再加上800米距离上保持极高精度的三八式步枪，使日军士兵几乎个个都具备狙击手的素质。老乡形容：“小鬼子只要蹲下瞄准，那人就没跑。”

和日军的神枪手用子弹喂出来不同，训练水平无法和日军相比，中国军队的神枪手几乎都是通过自然淘汰锻打出来的，连续不断的战争使一些具有射击天赋的中国军人在血战中脱颖而出，而庞大的兵员基数则使每个部队在优胜劣汰之后都能有一些这样的精兵悍卒。于是，围绕着他们组织的神枪手战术便也应运而生。被日军称为“神行太保”的罗炳辉将军当年便是军阀部队中的一个神枪手，每逢作战，长官便安排一个班的士兵为他装子弹递枪，他这个射击点的威力便不亚于一挺重机枪了。

飞狐口之战八路军的神枪手先击毙日军炮手，后击伤对方的狙击兵，唯一的遗憾是几次打那个戴眼镜的日军指挥官，这个家伙却仿佛如有神助，每次都间不容发地避开了致命的打击。而八路军神枪手的战绩此后还在扩展，不仅止步于此。

两颗子弹打断了左齐的右臂，也打断了肱动脉，鲜血喷射而出。卫生队长李华清试图用急救包为其止血却全无用处。他的负伤的确给部队指挥带来了短暂的混乱，而这时反应极快的日军已经迅速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凶悍的“吉备武士（日军对冈山籍士兵的美称）”在田原少佐的指挥下，不顾兵力上的差距，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向山上发起了反冲锋！有八路军战士看到，那些日本司机纷纷拾起战死日军士兵尸体上的武器，朝我军阵地射击，他们本来便是日军中的“在乡军人”，预备役人员，拿起枪就是合格的士兵。

危急关头已经变成了血人的左齐仍然下达了攻击的命令，并喝令机枪手不要管自己，朝鬼子狠狠地打，然后便昏迷过去。只有一条臂膀的老政委晏福生接替了指挥，二营呐喊着从山上猛冲而下，和从山下迎头而上的日军面对面地互相射击，然后像两波巨浪般撞在了一起。

肉搏

与电影电视中我军在肉搏中势如破竹，大砍大杀不同，灰色和黄色两道海浪撞击的一瞬间，穿灰军装的八路军顿时倒下一片。

林彪说过，不敢刺刀见红的部队不是好部队。不知道抗战开始以来，有多少次战斗便是在这样惨烈的肉搏拼杀中输掉的，明明人数比日军多，但眼看着一个个战友被当场刺杀，面对像疯魔一样嗥叫的日本士兵，很多缺乏训练的中国兵会被因此而崩溃。如果被反攻的日军占领山顶棱线，后果不堪设想。

但这一次田原和三宅面对的是中国当时战斗意志最为坚强的一支军队，所以，迸飞的鲜血和双方垂死战士的惨叫激发了日军士兵的凶性，也让八路军打出了真火。

二营教导员何宣太冲上去了，而且是第一批倒下去的，他在和敌军的对射中腿部中弹，子弹穿腿骨而过，倒地仍大呼“冲上去！”，重伤！

二营长冯祖武冲上去了，带头杀入日军阵中，左冲右突，肉搏中被刺中，被警卫员拼死救回，重伤！

团政治部副主任王克勤冲上去了，二营两位主官重伤之际，他率一营三连加入战团，狠狠将日军压下坡去。混战中和一名拉响手榴弹的日军伤兵同归于尽，牺牲！

团政委晏福生独臂挥刀，冲上去了……

在中国军人钢铁一般的意志面前，日军的反击终于被遏制，他们要么被杀死在山坡上，要么立足不住逃向公路上的汽车。二营和一营三连的战士像雪崩一样追在他们身后砍杀。

然而，这还不是战场上打得最激烈的地方。飞狐口之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便是谷口二连的方向。外貌温厚的何家产打起仗来却完全像换了一个人，死伤过半的二连硬生生把日军的后卫部队从谷口赶了出去。但未等八路军战士喘一口气，日军的反扑便来了，或许知道这是逃生的唯一出路，队长三宅带着战斗力最强的两个班日军赶来增援，和盐见少尉的残兵合为一处，发起了一次疯狂的反冲锋，二连整整一个排的老兵，全部战死在刚刚夺占的阵地上。

此时，何营长身边只剩了8名战士，但并没有后退，仍在努力试图夺回谷口。

千钧一发之际，二连的背后忽然传来震耳的枪声，正从谷口冲过来企图彻底消灭二连的日军被打倒一片——一支全部使用手枪和机枪的部队灵活地增援上来，随即和二连和兵一处，再次朝谷口猛扑过去。

这是一支虽然不足100人，却有着营级番号的特殊部队——七一七团侦察队。这个全部由战斗骨干组成的短枪部队是刘转连的宝贝疙瘩，平时金贵得不得了，这一次为了彻底把日军封死在谷底，也豁出去了。

双方都知道这是胜负的关键，他们爆发的战斗激烈而短暂。仅仅五六分钟，侦察队队（科）长盛科、教导员刘芳芝双双负重伤，侦察队伤亡过半。但是，八路军终于死死地扼住了飞狐峪的谷口，日军后卫指挥官盐见少尉见势不妙，匆忙指挥日军车队末尾的四辆汽车向飞狐峪内逃去，往蔚县求援报丧去了。

盐见跑了，但这里的另一名日军指挥官，已经负伤的护送队队长三宅积男中尉，却选择了留下来。

李云龙

三宅队长最后的战斗

这一战中有五名要到涞源采访的日本记者搭乘了日军运输队的车辆，他们全部死在混战之中，但他们在最后时刻拍摄到的照片，却成为这次血战的绝响 – 农家子弟出身的中国士兵缺乏对摄影器材的概念，在打扫战场时忽略了一台被丢弃的照相机，而此后赶到的日军洗出了里面的胶卷。

中国华北的冰天雪地中，被包围的日军运输车队如一条黑色的长蛇瘫痪在公路上，但残存的日军依然趴在路基下拼死顽抗，编成的战斗小组错落有致，战术动作丝毫不乱。这就是我们的对手，一支狂热而顽固的职业军队。

不得不佩服这些日本记者的敬业精神，在他们生命最后一刻拍摄的照片，取景和构图依然充满动感，战场气氛呼之欲出。

在日军一一零联队的战史中，描述了这名三宅队长最后的战斗。

这位队长先是试图用迫击炮阻止八路军的斩尾一刀，失败后指挥部下远程狙击中方指挥员，在三宅努力组织顽抗之时，他所在的位置也引来了八路军的注意。“在三宅少尉一侧的大森上等兵被击中，一头栽倒在地。激战中根本没有施以包扎的时间，三宅少尉大喊着‘大森，挺住！’将大森上等兵连肩带背抄起来，扛在了肩上，带着他一起向后翼冲击。此时，车队已经呈现混乱，卡车在田原队长的命令下向后掉头，从最后一辆车开始试图脱离。然而，在有限的空间里42辆车挤在一起，这样的行动之难度可想而知。敌军的攻击不断命中目标，中弹后失去控制的车辆越来越多，撤退的命令根本无法有效实行。”

在日军运输车辆拼命掉头的时候，即便得到支援，盐见少尉的断后部队也已经招架不住了，谷口的阵地马上就要失守。

“三宅少尉把大森上等兵拖到队伍最后部的一辆车，把他丢在车厢里，大声喝道：‘把这个兵给我带回蔚县去，让他负责向本队汇报三宅队的战斗情况！”（盐见少尉）看到三宅少尉的上衣也已经血迹斑斑，忙道：‘小队长（三宅负责护卫队前任第八中队第二小队队长）阁下也负伤了？跟着我们的车一起撤退吧。’三宅回答道：‘老子还有指挥的任务呢，不要说废话，带这个大森走，快点回去向蔚县本部报告我们的情况。’说完，三宅少尉转身朝战火中走去了。跟着运输队的盐见少尉撤下来的卡车一共只有4辆，他们匆忙赶回蔚县求援去了。”

这是盐见少尉最后一次看到三宅，他们的突围实际上没有这样简单。因为在谷中遭遇到八路军的阻击，盐见不得不把残余日军和这4辆卡车隐蔽在一处射击死角，同时派出几名通信兵拼死翻山赶去向蔚县日军求救。最后，随同盐见撤离并安然和蔚县守军会合的人员共计11名。一一零联队战史中称三宅队“全灭”，其实，还是活下来了这么一个大森。

盐见的4辆卡车刚刚逃走，谷口便被二连和侦察队拿了下来。

大森的确对三宅队的最后战斗作了汇报，而且战斗刚刚打响，田原便发出了求援的电报（电台随后便被八路军打掉），但日军期待的援军却迟迟不到。选择明铺进行伏击的另一个优点出现了——日军从蔚县出发，遇袭地点在蔚县境内，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向该地驻军求援。但险恶的飞狐峪如同张开的巨口，迫使蔚县的增援骑兵只能步步为营，谨慎推进，否则会把自己也赔进去。这个方向的援军缓不济急，明白自己赶不上了，蔚县日军的指挥官连忙把援救的任务转给涞源日军，而涞源日军离得最近的吉冈小队刚在烧车被打掉一半，也不会傻到用剩下这半个小队去送死。他们又必须等待涞源日军增援部队集中之后才能出援，也来不及了……涞源日军的确调动了最大限度的部队前去支援，包括第七、第八中队以及第二机关枪中队等部队都奉命出击，但已经太晚了，唯一及时赶到战场的是日军陆航部队。

当中日两军的战士在山坡上进行拼死格杀的时候，空中传来隆隆的发动机声。日军侦察机突然出现，在明铺村上空盘旋，最终却一弹未发，无奈地掉头而去——中日两军已经绞杀成一团，战斗进行到这个程度，只有扫射能力的侦察机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空中支援。

然而，日军侦察机从空中，一定可以判断出谁会是这一仗最终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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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铺村方面日军的突围已经完全失败，刘转连团长指挥的一连跃出阵地，和边打边退的日军绞杀在一起，谷口方面日军的断后部队非死即伤，负伤的何家产指挥所部如钉子一般钉死了日军的北逃之路，山坡上的八路军冲下公路，已经将日军的车队斩成了几段，有的日军车辆起火燃烧，有的在混乱中冲进崎岖的河滩地抛锚瘫痪。

如果是一支西方军队间的战争，这时候也许战斗已经应该结束了，但这是在东方，东方军队的战争血腥而残酷，往往会一直持续到一方全部倒下。

一一零联队联队史中记述了三宅少尉返回后直到其战死的情况：“回到前线的三宅少尉，继续拼死战斗，但战局却毫无转机地恶化下去，山上埋伏的敌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弹如雨下。尽管前方的明铺村是唯一可以作为支撑点的地方，但据守其中的约百名敌军十分顽强，硬是拿不下来。武运不济的三宅少尉在向那里冲锋的时候头部中弹。‘队长阁下，坚持一下。’根本喜八郎伍长连忙上前救援。此时三宅少尉已经无法自己行走了，根本伍长拖着他向后方撤退，仅仅拖了两三步，也被一枪命中，当即倒地。两人叠伏在一起，再也没有爬起来——根本伍长是被一枪爆头，子弹穿过他的头部又击中了三宅少尉的胸部。在三宅少尉阵亡的前后，跟随他前进的板野俊雄伍长、前岛一雄上等兵等全部战死，接着，仁科旁吉、安仓要范、中岛三郎、早濑四郎、森本一夫、川上贞吉、石井新一等官兵也先后被击毙，周围山峰上的中国兵猛冲下来，已经伤亡过半而且丧失了指挥官的三宅队残余官兵除了后退别无他法，但即便是后退也不容易，有人伤亡，去救护伤亡者的士兵也被打倒……”

看来，八路军的神枪手还在不断收获着战绩。

然而，残存的日军依然在指挥官田原少佐周围聚集起来，象杀不死的怪兽一样进行着最后的疯狂顽抗。不止一个想要击毙和俘虏田原少佐的八路军战士和顽抗的日军同归于尽——事实上，最终我们也未能完成这一目标。

肉搏

没能击毙或俘获田原少佐，对参战的八路军官兵们来说是个遗憾，但并不是太大的遗憾——田原并没能逃出中国军队的天罗地网。

田原少佐死在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在绝对不利的地形上，仅凭100多名官兵同700名八路军精锐打了足足2个小时，这位骑兵出身的田原少佐也可说算是个人物。

三宅少尉毙命之后，残余日军只剩两个小集团还在抵抗，一部分包括5名日军士兵和约十几名司机等搭车人员，他们跑得较快，已经逃到公路东侧的山坡上，并向那个方向的山麓攀登逃遁，另一部分日军也放弃了公路上的车辆，且战且走退到一个小丘的下方顽抗待援。判断第一个小组的日军已经很难追上，刘转林团长下令围歼小丘下的日军。

八路军有限的子弹早在向山下冲锋的时候便已经基本用尽，而日军仓促后撤时来不及带走更多储备，而且很多是抄枪就打的非战斗人员，仅仅两个攻防就打光了弹药。战场的枪声稀疏下来，冷兵器的格斗成为战场的主旋律。一方是力求全胜，一方是困兽犹斗，战斗的激烈程度只有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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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将近70年，计点日军最后的抵抗情况，仍让人有惊悚之感——打到最后阶段，田原身边其实已经没有多少兵力了，很多在和八路军拼杀的都是刚刚拿起武器的日军司机和搭乘的记者等人员，然而就是这样的日军，还硬是和八路军厮杀了整整半个小时。

最后的肉搏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很多人认为，中华武术似乎无坚不摧，我们装备不如他，真拼大刀还拼不过吗？六里桥之战时僧格林沁亲王也曾抱同样的看法，不幸的是，他最精锐的蒙古骑兵依然在英国近卫龙骑兵团和锡克“普罗比”骑兵团密集队形面前完败——近代军队对传统军队无论从骑兵战术还是从拼刺技术角度，都能够依靠军事科技和科学的总结获得完胜。每个能够生存到现在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辉煌和骄傲，包括战斗中格斗的本领。

抗日战争前期，真正的肉搏震撼而艰苦。三五九旅老战士刘德元这样回忆自己参加的一场肉搏战，那一次，他们伏击了日军一个中队，打到最后，只剩一个日军军官还能够站在战场上。但拿下这最后一个日本军官，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只见他脱下军帽扔了出去，把指挥刀插在地上，我方战士以为他要投降，便用日语喊话，告诉对方，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因为要活捉俘虏，战士们冲上去把日军军官围了起来。日军军官是个五十多岁的老鬼子，突然他把指挥刀拔起来，向四周的战士恶狠狠地砍了过去，一个原来东北军的战士格斗技术好，先拿枪拨开老鬼子的指挥刀，然后伸手去夺指挥刀，可惜手搭在了刀刃上，老鬼子一抽，那个战士的四根手指头当时就被割了下来，紧接着，老鬼子又砍伤一名战士的耳朵，一名战士的肩膀。场面有点儿混乱。老鬼子周围挤满了战士，只有最里面的几个人在和他格斗，其他人在外面干着急，我掏出了手枪，但不便射击，好不容易看见一个空隙，就朝老鬼子开了两枪，其中一枪打在老鬼子的右肩膀，指挥刀掉在了地上。可这个老鬼子顽固到底，又拿出手枪开了五六枪，打中三名战士，其中一名当场牺牲。最后，还是营长一枪从老鬼子的左肋射进去，结束了他的疯狂……”

日军拼刺技术是从无数次战斗中总结出来，在二战中是有名的。国力带来的身体素质差别和军事教育的差距，不是仅仅靠武术或士气便可以弥补的。但二战后期八路军终于达到可以和日军拼刺时一对一，这里面除了战斗经验的丰富，一个关键原因便是因为训练中采用了日式刺杀技术。付出的尽管是鲜血的代价，但我们正是这样在战斗中学习，进步。

这一仗只抓到了一个俘虏，一个名叫柳下一郎的日语翻译，实际上还是个台湾人，真名叫田效左。是什么原因，使不仅仅那些日本兵，连并没有正规军籍的日本司机、记者都拼到全军覆没？是什么理由，使他们对生命如此轻视？

仅仅是军国主义的蛊惑吗？还有一种特殊的傲慢和骄横，那个时候没有几个日本人认为自己会败，尤其是败给中国。就是这口气，可以让一小股日军也敢硬扛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可以让关东军的讨伐队敢于对兵力更多的中国抵抗者发动进攻。

不只是一个老兵对我讲过，仗，有的时候打的是装备和人数，但无时无刻不是打的一口气。因为这一口气，甘宁可以百骑劫曹营，丢了这口气，百万波斯军团却会败给只有5万人的亚历山大大帝。

李云龙

这是一种微妙而作用极大的心理优势，所以才会出现几个日本兵追着上千中国老百姓跑反的场景。曾经担任过卫生兵的日本作家桑岛节郎这样写道那场战争中日军的心态：“在当时日本人的心里，认为中国人不是平等的人，而是低一档次的存在，一个‘没法子’的民族。”日本影星山口淑子，我们更熟悉她的另一个名字“李香兰”，第一次回日本的时候，只因为穿了一身中式服装，险些遭到日本警察的殴打。最终了解她的身份后仍然受到狠狠的训斥，责问她作为一个日本人，怎么能穿下等民族支那人的衣服。

那是真的骄横啊，他怎么肯投降呢？这口气要一个个胜仗才能养出来，而要夺回这口气，也只有通过一次次硬仗、苦仗，才能锻打出平等和尊重，这里面没有花巧可取。无数个飞狐口，让中国人从日本军队面前找回了这口气，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战场被俘虏的日军，足可以编成一个旅团，日军不败的神话，就是这么被打破的。

田原是切腹自杀的，一名担任“介错”的日本兵朝他脑后开了一枪，随后在向八路军的反冲锋中被打成了蜂窝状。至此，飞狐口之战正式落下帷幕。

就算是田原再多撑上几个小时，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日军的援军在八路军阻击部队的顽强抵抗之下，直到将近下午5点钟才赶到明铺。此时，不但田原运输队早已被歼灭，连车上的物资，也早已被八路军官兵转移一空。沮丧的第八中队中队长石井一雄后来写了一首名为《啊，三宅部队》的“长恨歌”，来悼念他被歼灭的部下。

这一战，日军能够逃出战场的，只有盐见准尉残军11人，逃上山的日军士兵5人，非战斗人员10余名而已，总人数不过30来人，其余200多名日寇全部葬身在飞狐峪口。

那么，八路军的损失有多大呢？

附录： 石井一雄 《啊，三宅部队》

山脉之上续断云，纷纷穿越白桦林，

穿越省境运输路，我军将其视生命。

避实击虚敌之术，暗云深谋日相近，

肩负无穷之重任，决死意气敢出征。

连天车队破滚石，肌肤感受寒风烈

车上挺立亦凛然，便是三宅警乘队，

十一月中十七日，明铺村前欲动时，

轰然炸开地雷火，手榴弹如雨飞降。

无影可遮山峰下，无念死战突崖上，

两千之敌八路军，硝烟如霭催云涌。

同归于尽欲与敌，死守车辆立阵头，

三宅队长第一始，飘散如雨似樱花。

犹忆七月小雨中，冈山站上旗如波。

感动目光频相送，今日出征为国家。

勇名吉备健男子，五信部队人皆称。

初秋已立高碑店，沉沉山路照夕阳。

风萧萧兮易水寒，风透肌肤紫荆关。

拒马河其能拒何？征战无人涞源城。

深入敌军渐深处，日夜警备为任务。

战友武勋有所思，不能忘怀明铺村。

黄尘滚滚到蒙疆，山路花与身俱散。

东洋和平之人柱，护国之神仰弥高。

血的代价

“当我从休克中苏醒，天朦胧中见到我睡在这矮小的屋子里，有几个小孩子，一个老百姓，于是我逐渐明白了还未死，而伤口异常疼痛。”左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们胜了，却是一场悲壮的胜利，为了这场胜利，多少中国好男儿血染飞狐口。

在飞狐口明铺的一战中，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有着不同说法。而即便是根据日方史料记载，其被击毙人数至少不低于200名（考虑到战斗中的毁损，这和八路军缴获步枪181支的纪录是比较吻合的），作为一场典型的中型伏击战，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胜利。 此战对于涞源的战斗有着重大影响，由于缺乏补给，日军武信部队的扫荡不得不中止，一一零联队史记载，12月3日中国军队已经反守为攻，对涞源城发起了攻城战。虽因装备原因未能破城，但杨成武的部队成功粉碎了日军扫荡，在涞源-阜平山地站住了脚。

战术上，此战成功夺取了日军大量物资，帮助七一七团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季。

关于日军的损失，有一项是颇有争议的，那就是打掉了多少辆敌军汽车。我方比较可靠的记录是击毁日军汽车38辆。而日军则自称损毁22辆。谁说的比较靠谱呢？八路军的数字应该说是经得起考验的，日军来车42辆，除盐见少尉带着逃走的4辆以外，均被包围缴获，计算下来正好38辆。那么，日军这个和自己的纪录比较矛盾的“22辆”又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参战老兵的看法，也不一定是瞎编的。这是因为当时夺取了日军的车辆后我军没有司机，无法将其开走（根据地也没有公路，无从隐藏），故搬空物资后刘转连团长下令将所有车辆就地销毁。

怎么销毁呢？有的战士朝车上扔手榴弹，但也有人认为那样太奢侈了，要节约弹药，于是改用巧招对付鬼子汽车，考虑到和人打架戳瞎他双眼就算是废了，于是不懂汽车的战士们开始砸车灯，砸完觉得还不放心，又抡刀把它四条腿砍了——把轮胎砍个稀巴烂。因此，有若干日军汽车没有被彻底破坏，可以修复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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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打赢了，战略和战术的目的都达到了，王震旅长却依然痛心，关键是伤亡太大了，他的七一七团这一仗真正伤了元气。

关于飞狐口一战八路军的损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含糊不清的，我们从若干总结材料中得到的信息是轻描淡写的：“我们也有一些战士伤亡。”直到2015年，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此战较可靠的伤亡数字——八路军牺牲的便有200多人。这意味着战斗中双方阵亡人数很可能十分接近。

在一场周密策划的伏击战中，我方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部队是长征下来的老底子，作风过硬，指挥得当，而日军番号庞杂且夹杂有大量战斗力稍弱的辎重兵，双方的战损比依然几乎是一比一，或许这才是抗日战争的真实面貌，才是中日两国国力在战场上的真实反映。

这个战损比中，还没有包括左齐等负伤人员，一般战斗中负伤人员是阵亡人员的两至三倍。所以，说这一仗把七一七团打残了，是毫不夸张的。打残了一个主力团，我们才取得了此战的胜利，而抗战中这样的血战，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打了多少。

面对如日中天的日本帝国，我们的父兄便是这样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血染这片大好山河。

断臂

上世纪90年代，左齐到广州和老战友刘转连见面，回忆起几十年前的这场战斗，感慨说道：“幸亏遇到了白求恩大夫，丢了条胳膊，捡了条命。”左凌大姐也说：“在独臂将军里面，我父亲的手术是做得最好的，因为他遇上了白求恩大夫。”

我问她：“为什么是做得最好呢？”当了几十年医生的左凌大姐道：“你看，彭绍辉、贺炳炎这些独臂将军，他们的手臂都是在胳膊半截切断的，神经是截断的，一辈子都疼啊，老了遇到阴雨天气不吃止疼药也很难挺得过去。我父亲呢？是整个右臂都摘掉了，白求恩大夫把他的肩胛骨都一块儿摘掉了，养好了，就不疼了，跟别人比他幸运多了，所以他很感激白求恩大夫。”

“我父亲的胳膊和肩胛骨摘下来，整整装满一个口袋，装在一个木匣子里头,埋在院子里的树底下了，肩膀的伤口，和海碗一样大……”说到这儿，左凌大姐的声音突然止住。

心中一丝颤抖，我没有继续问。我无法想象一个人身上连骨带肉摘掉整整一口袋是什么感受，而这，在那个时代居然还可以和“幸运”二字联系起来。

真的是幸运。1943年3月，八路军悍将，新编第七旅旅长易良品在枣南县易庄与日军作战中腹部中弹，身负重伤。没有白求恩大夫，也没有药，硬汉子易良品苦苦支撑了7天，终于没有能够撑下去。

易良品死后有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在很多老战友的记忆中是无法磨灭的。他们回忆——易良品负伤后，他的妻子，已经怀孕的王月庭拚死穿越火线赶去，但日军一道道封锁线，五里一碉，十里一堡，她赶到的时候，易旅长已经下葬整整一天了。悲痛欲绝的王月庭恳求战士们重开棺木，让夫妻能见最后一面。然而，当棺木打开的时候，王月庭却震惊地听到棺材中发出了清晰的“喳喳”声，原来，那是易良品的手表还在走。易良品战死后，战友清理他的遗物，发现这位旅长身无分文，身边惟一像样的东西只有一块从日军那里缴获的手表。下葬时，战友将这块表上满弦，戴在了易良品的手腕上。王月庭赶来的时候，易良品手腕上的表还在滴答走动。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令人悲怆的场面。

当时的医疗所所长熊登钦说，如果能够有一瓶磺胺，易旅长便可以不死。

看过《夜幕下的哈尔滨》，也许有朋友还会记得那位威震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大英雄夏云天。他的原型，抗联第五军军长夏云杰，也是死于和易良品相同的情况。因为无药医治，最后时刻痛苦难耐的夏军长把头撞在墙上，咚咚直响。

那个年代，我们没有药。

左齐是幸运的，左齐说，白求恩大夫把最后一瓶磺胺给我用上了，我才能活下来。只有接触过他的人，才能说出什么是“白求恩”，左齐说他就是救命恩人。

然而，白求恩的性格十分暴躁，当在上石樊村野战医院他第一眼见到抬下来的左齐时，他的反应是 -- “你们做的是罪过啊！你们不负责任！”

左齐的右臂被用止血带勒了一天一夜，胳膊和手都黑了。白求恩愤怒的是八路军的军医和护士，竟然不懂得止血带每40分钟需要松一下，本来可以保留下来的这支胳膊，如今只有截肢，还不知道能不能挽救回左齐的生命，所以白求恩怒吼了。

左齐说：“廖大夫（廖德操医生，江西兴国人，红六军团出身）不松止血带，是为了救我的命啊。我一点儿都不怪廖医生。”

廖大夫怎么会不知道40分钟需要松一次止血带？ 大量失血，在日军追击部队的威胁下连夜跋涉，不知道有多少八路军伤员是死于“流血过多”，为了救左齐的命，廖医生一定是咬着牙不去松那根可能致命的止血带。那怎么可能是不负责任，他们一起走过长征的艰难征程，左齐不是他的伤员，左齐是他的兄弟。这种兄弟之情，在几十年后仍然不经意间令人动容。

左齐还记得王震旅长怎样劝自己接受手术。

“我父亲不干啊。”左齐曾向女儿说过当时的情状。刚刚27岁，就要截去一支手臂，左齐坚决不干，死也不干！这种从战场下来的军人，要是不讲理起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一般人很难说服。白求恩大夫也没办法了，左齐后来回忆自己失控的时刻，白求恩耐心劝说他的时候，就像面对一个固执的孩子，这个顽固的加拿大人眼睛里充满了慈爱。

这时候，一个能够说服左齐的人，走到了病房的门口，这就是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王震的劝告苦口婆心，又有技巧，他说你看晏福生不是也只有一条胳膊么？照样领兵打仗。

左齐被说服了，最终答应手术。

而这时候的王震，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动作——他在左齐同意手术后，含泪俯下身子，拥抱了一下左齐。

王震，人称王胡子，常被人认为是个“大老粗”，一生征战，杀人如麻，谁会想到他一生中竟会有如此细腻的一面。我不知道王震劝说左齐的时候，心中会是怎样的疼痛，以致如此粗犷的汉子，竟会如此动情。

仅仅几个月之后，王震自己也在上下细腰涧战斗中负伤，这一场战争中，没有哪个中国军人知道自己明天的命运。

也许这就是军人追求的死得其所。忽然想到，采访的抗战老兵如此之多，回忆起那场战争中的殉难战友，他们往往在几十年后魂牵梦萦，当时却很少有因为这种悲痛而失控的。大体因为，他们也不确信自己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自己很可能只是晚一点归队而已。

手术是成功的，但痛苦依然是巨大的。左齐形容神经断离后的身体反应：“痛倒不在乎，只是浑身冷得发抖，像是被扔进了冰窖……”

不过，痛苦终有尽时，一个多月后，左齐终于重新站了起来，盛科也站起来了，何宣泰也站起来了……不再适合担任军事主官的他，很快担任了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此后的左齐，继续自己的征战生涯，他参加过南泥湾的开荒，参加过保卫延安，也驻守过南疆军区，在那里，他保护过入狱的王洛宾，为中国保留了一代歌王。

说到这里，应该已经是和飞狐口没关系的事情了吧。笔者这样想着，夕阳已经开始西下，我向左凌大姐告辞，立起身来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张合影，正对镜头微笑的，是左齐将军和他的妻子陆桂杰女士。

“您的父母很幸福的样子，他们是在红军时代结婚的吗？”本来想问左大姐的母亲嫁给她父亲的时候会不会对他的独臂有看法，话出口的时候换了一个问法。

“她呀，嫁得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地嫁了，还能有这样轻松自如的笑容？我疑惑地看向左凌大姐。

原来，这里头还有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之所以不为外人所知，估计是老太太觉得太丢人了，大概没有哪个女孩子会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自己的婚姻大事。

左齐伤愈之后，王震一直在热心地做着一件事——为左齐做媒。他的想法很简单，左齐打断了一条臂膀，这辈子得有个人照顾他啊。开始左齐不太上心，他心地善良，可能也有些担心，担心真有哪个女孩子会看上他一个残疾人。为了鼓励左齐，王震只好把保票打得越来越大，终于让左齐有些动心了。

​那一次，王震来找左齐，说咱们七一九团来了一批河北女兵，你看看，看中哪个我去替你说，肯定成。肯定成？肯定成！

看到旅长对做媒这么有把握，左齐半信半疑地答应了。在操场上看了半天女兵们的训练，左齐最终鼓足勇气说，那个中等个儿的，行吗？王震看了看，说哎呀，这是咱们这一批女兵里面最好的一个啊，老左你真有眼力。你回去等消息吧。

左齐没敢抱太大希望。但是第二天王震就来了，嘴乐得跟瓢似的，比自己娶媳妇都高兴的样子：“老左啊，成了，人家姑娘答应啦，真是个好姑娘啊，有觉悟！”其实王震对做媒也没把握，他只是为了鼓励左齐所以大包大揽，真让他去做姑娘的思想工作，他也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不过当兵的怎么能临阵怯场呢？何况他还是一个旅长，还是自己兄弟的终身大事。王震一咬牙马上让人去叫那个女兵来，这时候他才知道这个女兵叫陆桂杰。

和打鬼子一样，王震对付女兵的战术也清晰简单，先是连珠炮一般把左齐的好处和贡献象通报表扬一般抛出来，然后鼓励小女兵嫁给这样一个大英雄，这是第一步，纯属火力侦察，调动出对方的态度来，然后见招拆招，看哪儿有破绽便加力强攻，今天非得为左齐拿下这个敌军阵地来不可……

结果刚一火力侦察，小女兵竟大点其头，既不羞涩，也无挑剔，竟然是：“是！”表扬了小女兵的思想觉悟和独具慧眼，摸不着头脑的王旅长象踩着棉花一样就来找左齐了，估计还有一点儿一拳打在包子上的古怪感觉。

这就把终身大事做成了？旅长用了什么非常战术？旅部的工作人员都是人证，纷纷表示这中间绝无虚妄，大家亲眼看见，旅长征求意见的时候，那小女兵点头都快点成小鸡啄米啦。

左齐不信，亲自去谈。谈了很多次，每次他都说：“你别勉强啊，我这个身体你也看到啦，不能耽误你，你也可以重新考虑考虑。”陆桂杰一点儿犹豫都没有，只是点头，没有任何重新考虑的意思，只是用清澈如水的目光看着左齐。

估计，那清澈的目光足以把这员虎将融化掉的。那还犹豫什么，打报告，准备结婚呗。好像这时候陆桂杰才花容失色地发觉自己就这样把自己给嫁了……

原来，王震做媒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突然得知旅长大人召见，新兵陆桂杰当时就懵了，抓着每一个战友问面对旅长应该怎么办。正好七一九团政委曾涤在旁边，心想这有什么难的，马上给出主意：“旅长是首长，首长说话要立正说‘是’就可以啦。”他大概想反正旅长和新兵谈话，不是布置任务就是询问思想动态，立正说是总没有错误，回来有困难咱们一起解决呗。

等见到旅长，陆桂杰感到曾政委太英明啦！王震是湖南人，一口浓重的南方官话，河北姑娘陆桂杰是一句也听不懂啊。于是，只剩下点头和“没问题”了。

那么，左齐……唉，左齐也是一口浓重江西口音的南方官话啊。

于是，在全旅都知道了喜讯的情况下，陆桂杰也只好嫁了吧……

好吧，我承认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有些夸张。真实的情况是左齐为了避免误会，一次次地去找陆桂杰谈。人呢，其实需要的就是沟通，谈着谈着，两个人就这样走到了同一个屋檐下。人好就行，自始至终，陆桂杰好像也没觉得左齐缺少一支胳膊是多么大的事儿。

我走出左凌大姐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孩子们已经放学，满院地乱跑，满院的欢笑。抬眼向天，在那遥远的云霞中，仿佛传来依稀的歌声，我能够听到那歌声是：“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放声歌唱……”

敬礼，中国军人！敬礼，我的父兄！

[全文完]

文如玉

致敬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