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虎迎春 考古学者与您一起追寻虎的足迹

安徽摆渡

嘉宾：

袁　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吕　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　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副教授

主持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

中华虎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虎文化历史悠久，虎为百兽之王，威风凛凛，虎虎生风。在考古研究中，学界发现了不少有关虎的足迹。请简要介绍一下考古发现中的虎文化遗存。

袁靖：相比数百处考古遗址均出土动物遗存，迄今为止我们发现老虎骨骼的遗址不多，主要分布在吉林、辽宁、甘肃、陕西、河南、北京、山东、安徽、重庆、湖北、上海、浙江、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共计36处。这些遗址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少数遗址为夏商周时期、最晚至汉代。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老虎骨骼基本上都是破碎的，主要有头骨、上颌骨、下颌骨、牙齿、肩胛骨、前肢的肱骨、桡骨、后肢的胫骨及趾骨等，我们把36个遗址出土的老虎骨骼全部收集到一起，还不能拼出一副完整的老虎骨架，尤其是缺少肢骨，这可能与老虎在当时是一种少见的动物有关，加之老虎异常凶猛，被古人捕获的实例极少。

李新伟：中国最早的虎图像，或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高庙文化有精美的白陶，上面有复杂的图像。其中最多的图像元素是着意表现四颗獠牙的长方形或椭圆形阔口，可能表现的就是虎的口部。中国史前艺术中，最常被刻画的、有獠牙动物，有猪和虎。我们认为，高庙的獠牙阔口表现的是虎，因为，口内发现了四颗獠牙，更可能是虎。高庙文化之后，距今5000多年，虎的形象比较多了。

吕鹏：已知最早的猫科动物为距今3000万年前的原猫和距今2000万年前的假猫，我们所知的大多数猫科类群主要出现在过去的1000万年间。虎是豹属家族的一员，和雪豹亲缘关系最近，它们是由200多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分化而来的。最古老的虎化石为古中华虎，出自中国和爪哇岛，距今大约200万年。

虎仅分布于亚洲，它可以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森林以及与之相连的植被茂密的地带，此外，虎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在自然环境当中的数量极少。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虎在中国的分布极广，历史上至少在20多个省级行政区发现过虎。动物考古学特别关注考古遗址当中出土的虎的遗存，据统计，虎的遗存在中国从南到北的考古遗址中也多有发现，计有30余处，这与考古遗址中出土虎遗存分布较广、数量较少的状况可相互印证。

韩鼎：关于虎的起源问题，学界虽有争论，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虎最早出现于我国境内。文榕生通过对我国27个省级行政区105处遗址129个地点出土的更新世——全新世虎遗存的梳理，提出：虎于更新世早期起源于黄河中游，后向四外扩散。历史时期，各种文献和考古资料中虎的材料更加丰富。如此丰富的虎遗存，使得虎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

中华先民留存了丰厚的虎文化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动物文化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先民对虎产生了敬畏、崇敬、膜拜等错综复杂的情感，并为后人留存下了诸多与虎相关的历史文化遗产，请简要梳理一下现存的典型虎文物有哪些？

袁靖：与虎相关的文物有不少。比如，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发现的典型器物当为石雕。石雕题材中比较多见的母题除了人面与神面像之外，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虎形。

在石峁遗址所属的龙山时代结束后，进入青铜时代，与虎相关的青铜器很有特色。如收藏在法国池努奇博物馆的商代的青铜虎卣，造型独特。卣口为圆形，以一头站立的鹿作为盖钮，提梁两端分别装饰有相同的小型虎首，虎卣主体表现的虎为虎耳竖起，虎眼圆睁，虎口大张，虎前爪抱紧一人，那人双手高攀虎肩，面无恐惧表情，双腿半蹲，双足踏于虎足上，虎的后两足和虎尾构成三个支点，支撑整个器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器形与纹饰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风格，蟠螭纹出现并风行，素面铜器流行嵌错金、银等工艺装饰。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座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中山王墓，属于战国时期，现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收藏。该屏风座以虎为主体，虎四肢匍匐，双目圆睁，两耳直竖，虎口咬住一只柔弱的小鹿，虎爪抓住小鹿的脖子。小鹿在虎口中拼命挣扎，短尾用力上翘。虎、鹿皮毛斑纹均用金银镶错而成。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一个长方形銎。銎两侧同饰山羊头面，羊口即为銎口，安上屏风恰成曲尺形。

汉代以后青铜制作的典型虎形器物当属清代圆明园十二兽首铜像中的虎首，双耳竖起，双目圆睁，鼻孔明显，嘴巴张开，露出獠牙。除青铜器的虎形之外，玉石制成的虎形也有自己的特色。

李新伟：高庙文化之后，距今5000多年，虎的形象比较多。凌家滩遗址出土1件玉璜，两端是写实的半身虎，有形象的虎头，嘴里四颗獠牙，前腿弯曲。内蒙古赤峰博物馆收藏1件写实的玉虎，是红山文化时期的。距今53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最高级别的玉琮和玉钺上，有“神人兽面纹”。兽面有大圆眼睛，蒜头鼻子，四獠牙阔口。在我看来，表现的也是虎的形象，而且是天极之神的代表。

良渚文化衰落之后，中国史前时代进入龙山时期，时间是距今4300到3800年。良渚宗教观念广泛传播，影响深远。江汉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中，出现大量玉器，其中很多是写实的虎，有侧面全身形象，也有虎头。

到距今380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出现，被认为是代表我们的第一个王朝夏代晚期的文化。二里头著名的镶嵌绿松石牌饰上，有兽面形象，有推测认为是虎头，我认同这样的观点。虎的形象，在商代及其后就更多了。

东汉·青铜双虎钮錞于

吕鹏：虎的动物和文化遗存能够反映中华先民对人与自然、家养和野生动物之间关系的行为和思想，寄托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和艺术追求。距今一万年以来，中华先民先后驯化和饲养了狗、猪、黄牛、绵羊、马和鸡等“六畜”，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至少从仰韶文化中晚期开始，中国古代先民已经对家养和野生的界限分得非常清楚，有了“我”与“非我”之分，“我”之所有包括家养动物，而“非我”族类，主要是包括虎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甚至是被征服者。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距今5600—5300年，凌家滩文化）出土动物遗存不多，但有虎骨遗存出土，应为狩猎所得。此外，该遗址还出土有玉双虎首璜和玉虎首璜，其中玉双虎首璜出土于1987年凌家滩发掘的8号墓葬，玉呈灰白色，器扁圆弧形，璜的两端各浮雕虎首，用阴线浮雕刻出眼鼻嘴耳脑门上的皱纹及向前奔的前爪，璜上阴刻花纹表现虎的花斑，造型独特，似猛虎上山。基于该遗址动物考古和动物形象进行研究，我认为用珍贵的玉料雕琢动物形象，无论从材质还是从形象上都体现出史前先民的精神诉求，动物形象首先是凌家滩史前先民所熟知的野生动物，他们从中拣选出代表天空（鸟和鹰）、大地（猪、虎、兔）和地下（龟）的动物作为形象来源，进而将其神化为龙和凤的形象，从而实现动物形象的升华，进一步寄托了他们的精神诉求。

韩鼎：在此特别梳理虎文物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商周时期的“人虎”主题。学界对“人虎”主题有着较多的讨论，整体可分为“虎食人”“人用虎”两类观点。关于“虎”的性质（功能）有族徽、图腾、祖先、辟邪、死亡之途、虎方等看法；关于“人”，有人牲、巫觋、猎人等看法。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没有重视“人虎相伴”与“半人半虎”类型间的联系。“半人半虎”类型的共同特征是：虎头替换了人头，形成“虎首人身”的形象。在《早期“人蛇”主题研究》中我曾谈到，“人首蛇身”形象源于巫觋双腿盘蛇，并推测：“人兽相伴”主题中人体被兽所“覆盖”的部分会为动物所替换，形成“半人半兽”的形象。“人虎”主题中的“人首进虎口”演变为“虎首人身”再次证明了这一推测。“人首进虎口”表现了巫觋身披虎皮作法的情形，“在商代，动物充当巫觋的助手，协助巫觋沟通天地”（张光直）。虎口很可能如艾兰所言“象征生死之途”，所以人首进入虎口，代表了巫觋通过进入“另一个世界”以达到沟通人神祖先的目的。“虎首人身”是对“人虎相伴”类型的抽象化表现。

西汉·虎纹圆形金牌饰

虎文化遗存揭示中华先民对虎的特殊情感

中国社会科学网：这些虎文化遗存和虎文物折射出中华先民对于虎文化的哪些特殊认知？

袁靖：通过对虎文化遗存的发掘、研究，不难发现中华先民对于虎的特殊情感，虎作为凶猛的野兽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威胁，但虎自身携带的勇武之气又确实为中华先民敬仰，希望将虎的神威以某种特殊的形式附着在人的身体之上，进而产生巨大的威力。刚才提到的石峁遗址中，在一块石条的中心雕刻出一个背头短发、发梢微微翘起、大眼、大鼻、大脸庞的人面，人面左右对称的雕刻出两只形状完全相同的老虎，老虎为垂首，虎口大张，露出上下獠牙，四肢俯卧，尾巴卷起，虎身及虎尾都雕刻有花纹。如此生动的雕刻应该是古人对老虎的活动进行仔细观察，留下深刻印象之后，再用艺术的手法将老虎的特征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虎是会吃人的，可以想象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人，在与老虎相遇时，冒着生命危险，仔细观察，然后认真构思，对称设计，精心雕刻，最后将典型的老虎形象留在石头上永存，我认为那位或那些雕刻者无愧于那个时代伟大艺术家的称号。再如收藏在法国池努奇博物馆的商代的青铜虎卣，造型独特。因为人头位于虎口内，此卣曾被称之为“虎食人”卣，但是张光直不赞成这个虎卣的图案是虎食人的判断。他认为，虎卣大张的虎嘴并没有咀嚼吞食的举动，这是人借助虎的力量沟通天地，具有宗教意义。

吕鹏：关于这个问题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虎有伤人意”，所以，中华先民对虎充满了敬畏甚至是畏惧，而虎又是勇敢和力量的象征，先民试图通过虎来获得神奇而勇猛的力量。著名的虎食人卣（共2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和法国池努奇博物馆）对虎的血盆大口、尖齿利爪进行了非常写实的描述，观之森然。但也有学者认为，虎口之人当为披着虎皮的人，其现实来源当为人披虎皮狩猎或是仪式性活动中的舞蹈和作法。虎将、虎贲、虎符等更是军事领域对虎的推崇。第二，面对虎患横行，如能“不战而屈‘虎’之兵”，实在是最高明的做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景宗伏虎玉摆件”，用原有的玉皮颜色呈现老虎斑斓的毛色。描绘了辽景宗降服老虎的情形：景宗戴冠，穿着窄袖长袍，安坐石洞旁，“不发威”的老虎服服帖帖地伏卧在景宗身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力量的伟大。

韩鼎：通过阴山岩画和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看到：北方游牧民族所刻画的虎往往以捕食者的形象出现，张大口、露獠牙，或撕咬、或扑杀，部分还叼着鹿、羊等猎物。捕猎，也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环境中，虎所展现的强壮、勇猛正是一个优秀猎手所需要的特质。因此，在草原艺术中充分展示了对百兽之王的崇尚。另一方面，当岩画中有人有虎，虎则占据画面绝大部分空间，所占比例也反映了游牧民族对虎的推崇。

通过甲骨文，可探讨商代中原农耕民族对虎的认识：甲骨文“虎”字（）特征为：虎口大张、尾上扬，身体多有条纹（部分则简化：）。单育辰指出：“虎”在卜辞中除做动物、人名、方国名、神灵名外，还会造成灾害。与之相关的字，如虎抓人欲噬的“虐”字

（《合》17192），亦为灾害意。面对虎的威胁，中原初民采取了如下举措：（《合》30998），“

”执器驱虎；（《合》10206），“

”以戈搏虎；（《合》20710），“

”以网捕虎。

我们看到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先民由于生活模式的差异，对虎的不同认识：前者崇尚虎的凶猛；后者在世俗生活中与虎作斗争，在宗教仪式中则借助虎的象征性沟通人神祖先（“人虎”主题）。

战国·错金杜虎符

虎文化研究助力中华文明探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虎文化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华文明整体研究有何作用？

袁靖：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与老虎相关的人工遗迹中，最著名的当属河南省濮阳县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图案。西水坡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这个遗址距今6500至6300年的第二期文化遗存中，发现3组跟龙虎相关的蚌塑图案。如45号墓的墓主人为壮年男性，身长1.84米，头朝南，仰身直肢，墓主人东西两侧，各有蚌壳摆塑的一龙一虎。其中的老虎图案位于人骨架左侧，头朝北，背朝东，身长1.39米，虎头微低，眼睛圆睁，张口露齿，四肢呈行走状，尾巴下垂。在45号墓正南20米处，还发现一组蚌塑龙虎连体图。虎头朝北，背向东，虎尾与龙的上半身相连，虎背上有一跟鹿相似的动物。在蚌塑龙虎连体图正南25米处又发现一组蚌塑人骑龙和奔虎图案。其中，虎头朝西，背向南，仰首翘尾，四肢微屈，呈奔跑状。依据6000多年前的古人在45号墓葬中用蚌壳摆出龙虎图案（在整个墓地近百座墓葬中仅此一例），可以推测墓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

1985年出土于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毛和电乡民安村的四虎饰铜镈则有另外一番含义。这个属于西周时期的镈钟的钟体较大，剖面呈椭圆形，口部平直，顶上设钮。钟体前后有突起的鸟纹为棱脊，两侧各置双虎，虎首向下，四肢略蜷曲，尾巴卷起。镈是王和贵族在举行宴飨或祭祀活动时，与编钟、编磬一起使用的。中国古代自西周时期开始制礼作乐，《礼记·乐记》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孔颖达疏：“乐主和同，则远近皆合；礼主恭敬，则贵贱有序。”音乐自古以来就有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的作用，可以调动人的情绪，激发人的共鸣。遥想3000多年前贵族的宴飨或祭祀活动上，古人可能多次打击过这件装饰虎纹的乐器，这件乐器既表现过气氛的欢愉，也渲染过场面的肃穆，让大家在那样的氛围下，心悦诚服地接受庄严的礼制。

殷墟博物馆玉虎

李新伟：史前时期虎形象的发展演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史前宗教观念，对于理解宗教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山文化中，有一种勾云形器，中间部分也是獠牙兽面，应该也是虎的形象。两侧部分，像猪头，代表北斗，与凌家滩的玉鹰具有同样的内涵。两个文化的社会上层应该有直接的交流，才能共享如此相似的宇宙观和宗教观。

良渚文化玉琮和玉钺上有“神人兽面纹”，兽面有大圆眼睛，蒜头鼻子，四獠牙阔口。应该表现的也是虎的形象，而且也是天极之神的代表。神人带着羽毛冠，双臂作翅膀的形状，脚变成了鸟爪，是人鸟合体的形象。我推测，神人兽面纹表现的是，良渚王者，也是最有法力的神巫，可以变成神鸟，协助虎代表的天极之神，维护宇宙的运转，保证风调雨顺。这样的宗教观念，直接继承自凌家滩和红山文化。

远在黄土高原深处的石峁文化，有石雕的虎的形象。虎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天极之神的象征。一些地区的玉器上，还刻画着虎的前面有一颗人头的图像。人头有勾发，是鸟形人的典型特征。表现的是良渚文化就有的人鸟互通，协助天极之神的主题。

西周之后，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人文化”的转变，虎的宗教意义可能发生了改变，但虎一直是神圣威武的象征，虎的形象也一直流行于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中。

金代·黄釉黑彩题诗虎枕

韩鼎：虎文化对认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作用。第一，通过对虎遗存分布的研究、虎文物的梳理，可推进对历史上该地区生态环境、社会生活模式的认识。第二，从历时性来看，通过器物纹饰所表现的人虎关系的变化，可看到对虎认识的变化，更深一层反映的是先民宗教观的变迁。第三，从共时性来看，通过“人虎”主题这一特殊纹饰的分布（河南、安徽、湖南、四川）可看到商代区域文化间的互动，而“人虎”主题反映的是巫觋披虎皮作法的情形，这种“巫仪”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文化对商王朝信仰和仪式的认同，由此可管窥中华文明早期在意识形态领域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第四，通过甲骨文中“虎”及相关字意，刻画了农耕民族面对猛兽时的斗争与反抗，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吕鹏：人类与动物共享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二者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伴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人类对虎的心理变迁和行为转变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驯化产生之前，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各有领地，人类可以通过狩猎和渔捞方式获取野生动物资源，而人类亦不免为野生动物所伤或成为它们的口中食，人类与动物之间是一种微妙的共处制衡关系。随着驯化以至于畜牧方式的出现，人类首先打破了与野生动物共处的“协议”，处处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非我族类”。少数野生动物完成了向家养动物的转化，人类与家养动物之间“缔结”了新的“盟约”：互利共生，其结果是家养动物种群数量与人类人口数量都有增长，人类控制了家养动物资源。那些遵从于自然规律、不愿意遵从人类所构建社会秩序而留守荒野的野生动物，即使凶猛如虎，也不免面临种群缩减、甚至灭绝的境地。随着人类的扩张，人类或可在荒野中建立保护区对野生动物种群施以保护；而在人类领地范围之内，人类通过建立动物园等方式对其进行庇护，野生动物中的一部分个体也“尝试”（被迫）通过自我驯化的方式融入其中。沧海桑田，荒野难寻，野兽遁迹，人类同样面对危及生存的严峻的环境问题挑战，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才是人类对未来应有的庄严承诺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