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穷结县(Chongye)收容所,那是中国在西藏开设的三个战俘收容所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原址是一座寺院,里面有不少石屋,住宿条件还不错,而且收容所离通往拉萨的公路干线也不太远,供给相对便捷。提瓦力所在的这批俘虏被分成四个连:第1连全是军官,包括低级委任军官(JC)、少校、中校等,第2、3连是印度族、拉吉普特族和锡克族士兵,而第4连全是廓尔喀族(包括尼泊尔籍)士兵。提瓦力所在的连队里,有四名中校:他自己和拉吉普特联队的里克(M.S. Rikh)、廓尔喀联队的阿卢瓦利亚(Balwant Singh Ahluwalia)、第5阿萨姆步枪联队的拉坦·辛格(Rattan Singh),而印度最高级别的被俘军官——第7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则被安置在泽当(Tsetang)。在收容所生活的头两个晚上,尽管中国干部提供的生活用具十分齐全,但提瓦力总觉睡得不踏实,似乎怎么裹被子都不保暖,他忽然注意到外面有一堆果壳,于是来了灵感,请求中国干部允许用果壳做了床垫,这下子算是踏实了。
在提瓦力眼里,中国干部在重视保障俘虏生活的同时,还十分关心俘虏的登记工作。和他打交道最多的,是个姓佟(音)的中国管教干部,他的军衔应该是中校,佟中校很诚恳地向提瓦力请教关于印度官兵的军衔职称、军号以及姓名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位英语纯熟的中国军官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导致登记工作十分苦恼。提瓦力至今回忆得出中国为印俘准备的登记表,所有栏目都是中英文对照,中国干部会强调所有项目都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 佟曾向提瓦力等印度军官探讨,大批印俘重姓重名(如“拉詹”、“库马尔”、“辛格”等),而且不少人图方便,没有填写姓名全名,而是用字母缩写代替,记过一番交流,中国干部了解到印军人事管理有一项“军号制度”能够有效解决“谁是谁”的问题,因为每个印度军人都会获得7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单独军号”,像士兵的军号头两位数字是部队代号(如锡克联队为44,马德拉斯联队为25,拉吉普特联队为29),而印度军官的军号前面还要冠以英文代号,像提瓦力这样的校级军官的军号首位就有字母“IC”,意为“印度委任”(Indian Commissioned)。 当然,在登记过程中,中印军人还是存在一些矛盾的。中方干部很在意印度俘虏所填写的准确被俘地点和时间,防止出现漏洞。据中国外交档案记载,中方干部发现在新疆斯潘古尔被俘的一名印度军官故意填写成在“印度楚舒勒”被俘,而一名在西藏瓦弄被俘的印度士兵误填为“印度瓦弄”,中方干部均予以及时纠正,防止产生外交问题。 诧异中国军官干“体力活” 让提瓦力好奇的是,收容所没有常见战俘营那样的蛇腹铁丝网或围墙,中国军人只在较远的地方设立岗哨,印度俘虏的活动范围较大,一般在收容所住房或帐篷周围500~1 000米左右。中国干部就住在印俘旁边,他们经常到俘虏班里去同他们谈话或参加他们的活动,让印度人感到中方的关心。为了改善伙食,中方区队长和管理伙食的人员常来印俘伙房指导烹调,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像大锅煮饭就是中方干部手把手教会的。有一个细节:印度官兵普遍不爱吃萝卜,而青藏高原冬季只有萝卜白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方干部教给印俘粗菜细做,这样使有些印俘由一点不吃到一般愿吃。印度节日很多,一年内大小20余个,中方管理人员会在几个印度重大民族宗教节日给俘虏们准备一顿丰盛会餐。各收容所还根据印俘生活需要,在供应标准内,每月发给印俘士兵一条半烟,半斤水果糖,而印俘军官则增加半条烟,对达尔维准将则更丰富一些。 不过,承袭自英国军事传统的印度军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印度军官生活更加特殊,这一点倒是来中国后变得“水土不服”。提瓦力记得,跟自己一起进收容所的某些尉级军官提出每天喝牛奶甜茶,不达到要求就表示抗议,但中方的态度却显得十分坚定,包括佟在内的几个干部反复对那些印度军官进行教育工作,说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官兵的生活水平和广大中国人民一致,不能像资产阶级军队那样享受特殊”。中方干部还提到,印度基层士兵也爱吃甜食,也提出过供应较多的糖,但中方向大家做了说明,指出人体营养主要靠食物热量,中方供应的食物热量是足够的,中国人没有吃甜食的习惯,供应标准内糖不多,运输不便,为了照顾大家的生活习惯,可以酌量增加一些,但不可能增加很多。后来,中国管理方在糖的供应上由每人每天3钱逐渐增至6钱,印度士兵们纷纷表示感谢,而那些闹情绪的印度军官们也逐渐认同了。
最让提瓦力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与相互友爱。有个俘虏班住房的门原来在厕所旁边,臭味很大,中方区队长发现后,就及时带领该班印俘把门改到另一个方向,印俘很受感动,将区队长抱着跳起来。一个对中国始终有敌意的印俘三级低级委任军官(JC)患上赤痢,中方区队长立即找医生来看,亲自给他端饭、喂药、洗衣服,他感动得泪流满面,痊愈后改变态度。在一个印俘中队里,印度士兵听到中方一个中队长幼年时逃荒要饭,后被国民党军抓去当兵,在1948年前线起义后参加解放军,现已成为上尉军官的事实后,反响非常强烈,他们说:“像这样穷苦的人在印度怎么能设想当上军官!” 印度军官都有勤务兵,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认为不劳动是“尊严”和“派头”,而士兵也形成“军官不劳动”是“理所当然”的思想。但发生在一个收容所里的事情,震动了许多印度军官。原来,有一次,一个印俘中队随中国干部去山谷里拾柴,印度士兵们看见中方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大家想:“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提瓦力如果不好好干,一定会被捆起来。”后来,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们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真是官兵平等,与印度军队大不相同。”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干部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一个印俘理发兵说:“我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可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从母亲生下我以后,过这样好的日子还是第一次,我感到非常荣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