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孙以悌著《中国围棋小史·源流沿革》全文点校[36]
世传“尧造围棋，以教丹朱”（《艺文类聚·七十四》《太平御览·七五三》引《博物志》作：“尧造围棋，丹朱善之。”）[37]前人或谓其说出自《世本》，张澍二酉堂辑本《世本》引虞世南《北堂书钞》，即谓是《世本·作篇》逸文。余检孔广陶校刻本《书钞》，并无此条。谓出《世本》，不足置信。今案：其说实始见于张华《博物志》，自来人多信之。然考王嘉《拾遗记》称：“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则闾里间传闻附会之说，于古无征，其妄不必深辩也。
《博物志》原书久佚，尧作围棋一条，为今本所不收。此据《世说新语·巧艺篇》注引，刘孝标去晋未远，所引自是茂先原书无疑。后来类书转引《世说》注文，如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则作“尧造围棋，以教丹朱，或云舜造也。”又如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八十八》则作“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或云以下，展转附会，自非张氏原文。考《太平御览·七百五十三》引何法盛《晋中舆书》云：“陶侃在荆州，见佐吏博弈戏具，投之于江曰：‘围棋者，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怀国器，何以此为。’”陶氏尧舜并称，当系出之偶然，赵宋以来辑类书者不察，更据而增饰之，以附张华本文之后。狗尾续貂，其妄更不足辨矣。案：罗颀《物原》又谓围棋造自桀臣乌曹，明人著书征引多不详出处，不知罗氏何所据而云然。考《广韵·十九铎》引《世本·作篇》轶文，有乌曹作簙之言。（又见《说文·簙字》下及《文选·韦昭<博弈论>注》。）罗氏盖以古人每以博弈并称，遂以围棋亦属之乌曹尔。
尧制之说虽妄，然围棋之由来已久，则又断无可疑。其名称虽于甲骨钟鼎文字无可征稽，而经典则数见不鲜。《左传·襄二十五年》：“今宁子视其君不如弈棋。”《论语·阳货篇》：“不有博弈者乎。”《孟子·告子章》：“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其余尚有，不必一一遍举，总之成周战国之间，其制已经大备。若皮鹿门必欲指之出于战国纵横者流，则又未免矫枉而过其直矣。
皮日休《原弈》（《皮子文薮·卷三》）：“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夫尧之仁义礼智信，性也。三苗不服，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后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为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弈之始作，必始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
言其名称，则战国秦汉之际，或曰围棋，或曰弈。《方言》：“围棋谓之弈。”《说文》：“弈，围棋也。”《广雅·释言》：“围棋，弈也。”字书所释，莫不皆然。东晋以还，异名始纷然而起。王坦之称之曰“坐隐”，支道林名之曰“手谈”，得刘义庆笔之于《世说新语》，故脍炙人口，至今士林犹传为雅语焉。宋元以来，又有大棋之目。周密志《雅堂杂钞·卷八》：“东都承平时，大棋则刘仲甫较高。”盖宋世象棋流行已久，称大棋乃对象棋而言，所以示一尊一卑之义也。
《方言·卷五》：“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弈。”班固《弈旨》（《古文苑·卷十七》）：“北方之人谓棋为弈。”案《大戴礼·小辩篇》：“夫亦固十棋之变由不可既也。”宋翔凤《小尔雅训纂》云：“亦即弈字。”考亦即今腋字之本字，围棋之称弈，盖因方音之异，假亦为之。以行棋之时以腋伸缩落子围而相杀也。《襄廿五年·左传疏》引沈文何义疏曰：“围棋称弈者，取其落弈之义也。”
棋之种类颇多，围棋特其一种。孔子以博弈并称，赵岐作《孟子章句》，遂引《论语》，谓博即弈。博虽棋之一种，然其制与弈迥异。赵氏之误，焦里堂辩之详矣。
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一》：“博弈皆用棋，弈为围棋，博为局戏。《说文》：‘簙，局戏也，六著十二棋也。’博盖即今之双陆，弈为围棋，今仍此名矣。班固《弈旨》云：‘夫博悬于投，不专在行，优者有不遇，劣者有侥幸，虽有雌雄，不足以为平也。至于弈则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级，若孔氏之门，回赐相服。循名责实，谋以计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设无祈，因敌为资，应时屈伸。’此分别博与弈甚明，盖弈但行棋，博以掷采而后行棋。后人不行棋而专掷采，遂称掷采为博，与弈益远矣。”
棋盘曰枰，盘上线道曰局。《方言·卷五》：“所以投簙谓之枰，或谓之广平，所以行棋谓之局，或谓之曲道。”《方言》此条虽指簙具而言，然无论簙弈，皆用盘棋，盘上皆画线道也。又线间方目曰方罫，桓谭《新论》（《史记·黥布传<集解>》引。）：“此守边隅趋作罫目者也。”马融《围棋赋》（《艺文类聚·卷七十四》）：“穷其中罫兮如鼠入囊。”韦昭《博弈论》（《文选·卷五十一》）：“所务不过方罫之间。”罫者，碍也。罫目世亦或作罫圃，言如蔬圃之列畦成行也。至于棋枰异名极多，不过如方亭侯、木强人、木野狐之类，或辞属藻丽，或语近诙谐，都无可取耳。
李隐《潇湘录》：“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器具献之。数日忽失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多言兵法，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也。’叟曰：‘余南山木强人也。’因辞去，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分左右召之，见室内惟一棋局耳，乃是所先失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其局忽跃起，坠地而碎。”
陶谷清《异录·卷下》：“明皇因对宁王问：‘卿近日棋神威力如何。’王奏：‘臣托陛下圣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将方亭侯来。二宫人以玉界局进，遂与王对手。”
元怀《拊掌录》：“叶涛好弈棋，王介甫作诗切责之，终不肯已。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魅惑人如狐也。”
棋局纵横各十九路，合三百六十一路，然古制与今少异。李善注《文选·韦昭·博弈论》“博弈三百”之句，引邯郸淳《艺经》曰：“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是古制较今制纵横各少两路也。考其变更之始，当在隋唐之际，盖唐人裴说《咏棋》诗（《全唐诗》第十一函），已有“十九条平路”之句也。至于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所谓“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者，盖指线间罫目之数而言，胡元瑞不察，遂谓唐制有方十八道者，误矣。
胡应麟《庄岳委谈·卷上》：“今围棋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宋世同此。然汉制十七道，唐局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李善注韦昭《博弈论》引邯郸淳《艺经》云云，则汉棋制可知。唐柳子厚记石棋局自然成纹十有八道可弈，然唐诗《咏棋》有‘十九条平路’之句，则唐制固应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异，间为之耳。”
棋局三百六十一路，除中心一路外，分为四隅。隅九十路，以平上去入四声各管一隅。平去两角各领经线十路，纬线九路，上入两角则领经线九路，纬线十路，落子盘上，据此而定其所处地位。若在平去两角，先数经线在第几路，次数纬线在第几路，如云“平三九”，则在经线第三道纬线第九道处是也。上入两角反之，此其法之大概也。旧谱如宋人之《忘忧清乐集》，元人之《玄玄集》，清人之《弈理指归图》，皆有局图说明，然此特自宋以来之制如此耳。萧梁以前，沈约四声，犹未行世，区别棋局，何所取法，余从唐人说部中得以知其大略。盖在唐代四声虽流行已久，然于画分棋局之道，犹未知采而应用。故薛中胜记开元棋待诏王积薪窃听山中姥妇手谈之异闻，皆以东西南北字样区别落子之方位，是即唐制可知。而唐制必沿自六朝以来之古制，是古制亦可以据唐制推而知之。然则四声之制，最早亦不得始于薛氏以前矣。今考《宋史·艺文志》著录杨希璨《四声角图》一卷，玩其书名，盖其制实即创自杨氏，是始于北宋初也。
薛用弱《集异记》：“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寐。忽闻堂内妇人谓姑曰:‘良宵无以为适，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况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处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妇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维。”
四声之法即代方位之法，事实上较为便利，故历代沿用，至今犹然。而好奇之士，亦有于四声之外，自出其意，创为新法者。就余所知，宋徐铉有十九字之法，清施绍闇有八卦之法，唐滏、唐淦有四大景词之法。唐氏兄弟辑《怡怡堂围棋新谱》，撰为春夏秋冬四大景词，共三百六十字，以当棋局四角之三百六十道，而以“心”字当全局中心之一道，其法繁复可笑。施氏八卦之法，见其所著《弈理指归》一书，语焉不详，应用之方，莫得而闻。徐氏十九字之法，以字领棋局一路，明人陈眉公颇称其便。然自宋以来，亦罕见有采而用之者，惟日本所行之法，则殊近之。
陈继儒《珍珠船·卷一》：“古棋图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为乱交难辨，徐铉改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时，五行，六官，七斗（案：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亦载铉此法，七斗作七千，斗、千形近易讹，当从《敏求记》为是。），八方，九州，十日，十一条，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星，《敏求记》作笙，星、笙亦形近而讹，当从《敏求记》为是。），十八松，十九容，甚简便。”
着棋例多二人对弈，然亦可四人六人以至十人十二人等分曹共弈。数人共弈之制，未详昉于何时。沈存中《笔谈》中记四人分曹共围棋之术一则，是共弈宋时流行已极普遍，其所由来尚矣。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四人共围棋者，有术可令必胜。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应。则彼曹能者为其所制，不暇恤局。则常以我曹能者，当彼不能者，此虞卿斗马术也。”
二人对弈之制，有对子受子之异。对子各自置势子，受子则只由一方置子，盖对局者品有高低，受子所以均其力也。对子有分先、受先之别，受先又有一先、半先之分，半先者，三局中强者只饶弱者两局先也。受子之数，二子、三子以至八子、九子，视强弱而定增减，九子以上则普通罕见矣。此外又有桃花五、北斗七诸名目，见于张拟《棋经·杂说篇》。桃花五者，两局中共饶五子，北斗七者，两局中共饶七子也。凡此诸制，流行已久，惜于唐以前古籍无征，无从考其滥觞耳。
案：受子之法，受二子者于两隅置子斜对如势子，受三子者或于中心增一子，或于另一角增一子皆可，四子则于四隅置子，五子更于中心增一子，六子则去中心一子，而于两边十四路处增子相对，七子更于中心增子，八子又去中心一子，而于四边各置子，九子则更增中心一子，此其详也。
棋子白尊而黑卑，故对局行棋时。皆执黑子者先行。此除受子以黑已置子，故白子先行外，分先受先，莫不皆然。然余考宋人棋谱《忘忧清乐集》，图有唐时棋待诏阎景实与顾师言对弈之局，图首记有白先字样，是唐时当系黑尊白卑，恰与今制相反。其尊卑互易之始，当在晚唐五代之际，观夫何子远记北宋末棋待诏刘仲甫轶事之文，则宋世已行黑先之制，是其证矣。
何薳《春渚纪闻·卷二》：“一日晨起，忽于邸前悬一帜云：‘江南棋客刘仲甫，奉饶天下棋先。’并出银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偿博负也。’须臾观者如堵，即传诸好事。翌日，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并出银如其数，推一棋品最高者与之对手。始下至五十余子，众视白势似北；更行百余，其对手亦韬手自得，责其夸言曰：‘今局势已判，黑当赢矣。’仲甫曰：‘未也。’”
棋局三百六十一路，可以分为角边腹三部，行棋之时，恒从边角入手经营，而后收之于腹。经营位置，谓之布局。互相挤轧，谓之侵分。封固边隙，多得实地，则谓之官子。无论布局侵分以及官子，凡下一着，皆有定名。其名称由来已久，马融《围棋赋》：“踔度间置兮徘徊中央。”韦昭《博弈论》：“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应玚《弈势》（《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当断不断，还为所谋，持棋相守，莫敢先动。”是踔、度、劫、杀、断、持诸名，自汉以来已经流行矣。大概所有名称，虽不必皆起于一时，然观梁武帝《围棋赋》所列，则六朝之际，盖已大备矣。
梁武帝《围棋赋》（《艺文类聚·卷七十四》）：“或非劫非持，两悬两生，局有众势，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或取结角，或营边鄙，或先点而亡，或先撇而死。”
其汇为专书加以说明者，则始于徐铉之《围棋义例》，即所谓三十二法也。其书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惟传本未见，今存于陶宗仪《说郛》中者，文不雅驯，恐未必是骑省原书。陶氏盖辑自宋元旧谱，故今存元人《玄玄集》棋谱，有三十二法绘图解说，与《说郛》无大出入。惟张拟《棋经》所载，则与《说郛》名目少有歧异，《棋经》时代最早，自较《说郛》为可信也。
张拟《棋经·名数篇》：“夫弈棋者，凡下一子，皆有定名，棋之形势，死生存亡，因名而可见。有冲，有斡，有绰，有约，有飞，有关，有劄，有粘，有顶，有尖，有觑，有门，有打，有断，有行，有立，有捺，有点；有聚，有跷，有夹，有拶，有㠔[38]，有刺，有勒，有扑，有征，有劫，有持，有杀（案：杀，《说郛》误作毅。），有松，有盘。围棋之名三十有二，围棋之人意在万周，临局变化，远近纵横，我不得而知也。用行取胜，难逃此名。《传》曰：‘必也正名乎。’棋之谓也。”
案：三十二法中又有更分子目者，如飞有大飞、小飞，关有单关、双关，夹有单夹、实夹，聚有方四、聚五、花六、持七之目，劫则两劫齐打谓之轱辘，三劫齐打谓之金井之类皆是。惟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耳。
三十二法本未能将落子名称包罗无遗，况时代变迁，间有一二，明清之际业已废而不用，但无人步武大徐，起而增订其《义例》而已。逮乾隆间，施定庵氏著《弈理指归》，始于凡例中定落子四十八名，今所通用，犹罕有出其范围者焉。
施绍闇《弈理指归》凡例：“落子定名四十八字。投，飞，拆，过，镇，罩，门，封，托，压，扳，退，嵌，斡，顶，冲，长，行，夹，渡，并，立，双，关，盖，贴，跳，跨，挤，拼，搪，阑，引，征，觑，虎，断，接，转，尖，扑，收，点，吃，打，劫，提，粘。”
三十二法，四十八法，皆不过落子之共名而已，此外另有一种专门名词，如倚盖、压梁、垂蓬、大角、铁网、大侵、小侵、镇神头、双飞燕、纽十字之类，皆取意于起手数子在局上固定之地位。其数之多，不胜枚举，率皆散见于诸家弈谱，其源流滥觞，则多无从考定，大概多起于唐宋以后。惟镇神头之名，则见于唐人说部，其名盖远在唐以前已经有之。
苏鹗《杜阳杂编·卷下》：“大中中，曰本国王子来朝，王子喜围棋，上勅顾师言为对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39]缩臂，已伏不胜，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矣。王子曰：‘愿见第一手。’对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岂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镇神头图。”
案：镇神头者，敌在我势子旁三六下子，我在五六小飞应子镇之是也。苏德祥记顾师言之镇神头，乃是一着解敌两面征棋之子，则无固定地位，似非今之所谓镇神头矣。然余考宋人《忘忧清乐集》棋谱，尚存有顾氏三十三着解敌两征之局图（集中误以属之王积薪），其起手正用五六小飞之镇，是顾氏镇神头图，原以起手一子而得名，苏氏或因不解弈理，传闻致误耳。
行棋无论布局侵分官子，总之皆较大小，辩先后，而后落子。然布局之初，在势子之制未废以前，对子例多从三六起手。饶子则以敌势太盛，四六、三七，避倚避压，又当别论矣。对子古制亦间有从中心起手者，谓之太极图，颇见于明代弈谱，而入清以后，即寖遭废业，盖在中心起手，虽极灵活，然究竟虚而不实，不若三六下子，侵角多方，攻逼机紧，关腹则机神远运。拆边则静以待动，故自有纵横十九道棋局以来，始终沿用未变。然余前考古以方位区别棋局之制，引《集异记》一则，其文中一曰“东五南九置子矣”，再曰“东五南十二置子矣”。骤视之，颇似唐制起手与今迥异者。不知薛氏所记东南西北字样，出于无心，故可据以考定古代区画棋局之制。而其所记数字，则显系有意胡说乱道，稗官口吻，岂足置信？而胡元瑞遽据以谓古法起手与今不同，岂不谬哉！
《庄岳委谈·卷上》：“今弈多以三六、二四等处起手，然前或不尽然。《集异记》王积薪夜避乱投一茅屋，有姑妇暗中以口弈，始云东五南九，次东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说虽极诡诞，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尽类今也。”
终局之后，决胜负之法，《棋经·杂说篇》曰：“胜而路多者名曰赢局，败而无路者曰输筹。”此古今制度虽同，而计数之方法则异。今制以全局三百六十一路平分为二，对局者各领一百八十路半。终局后数彼此所估路数，不足所领者，即为其所负子数，赢余者，即为所胜子数。宋元以前古制，则三百六十一路俱属公有。终局后，各将所杀对方子数，填入对方域内，然后再较彼此空处之多寡，以定胜负之谁属，盖即日本所行制度之所本。考《忘忧清乐集》于谱宋代名手对弈图后往往记曰：“白杀黑若干子，填外有若干路，黑杀白若干子，填外有若干路。”或曰：“黑杀白若干子，白杀黑若干子，黑有若干路，白有若干路。”皆其证也。
案：记胜负之法，其结果古制较今制适增一倍，惟遇彼此路数相等之局，则无出入，是谓之芇。《棋经·杂说篇》曰：“停路曰芇。”芇者，《说文》曰：“相当也。”古制详细，今不可考。今制则计数时犹须比较彼此所占块数，块数多者每多一块即罚去一路，划入对方域内。若系受子之局，则更须还去所受子数。亦画入对方域内，此其制之详也。
古制对垒，恒以三局为限，故桃花五、北斗七诸种名目，皆就三局而言，《棋经·杂说篇》所谓“打筹不得过三”者是也。明清以来，名手相校，始往往以十局为度，此则后世之变也。
案：清初过百龄、周懒予有“过周十局” （见周篑《周懒予传》）；周懒予与姚籲儒、李元兆俱有对垒十局之事（见徐远《兼山堂弈谱》）；黄龙士有受徐星友三子十局，世谓之“血泪篇”（见李汝珍《受子谱选》）；范西屏、施定庵有当湖对弈十局（见金懋志《围棋近谱》及吴峻《弈妙》等谱。）。此皆以十局为度之证也。
注 释
*本文系中国棋院杭州分院2021年度棋文化研究重大课题“孙以悌《中国围棋小史》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0] 张中行：《负暄琐话》，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3页。
[1] 杨向奎：《东望渤澥，云海茫茫——纪念孙以悌先生》，见《文史哲》1997年第5期。
[2] 《北大同学孙以悌失踪》，见《大学新闻周报》1934年6月4日。
[3] 钱穆：《悼孙以悌》，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4]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5] 钱穆：《悼孙以悌》，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6] 杨向奎：《东望渤澥，云海茫茫——纪念孙以悌先生》，见《文史哲》1997年第5期。
[7]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8]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9] 钱穆：《悼孙以悌》，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0] 笔者认为，古今同领域人物的造诣比较，若依技术和观念层面，后人自然有优势，清儒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已言其理：“后人事事不及古，惟推步与弈棋则皆胜古。或谓因古人所及，更复精思，故已到竿头，又能进步。”——但可以比较的方面是思考的纵深水准，如现代学者贺麟早年对黑格尔和朱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朱熹的掌握和了解的一般知识肯定没有后世的黑格尔丰富，但他们的哲学思考向度和思辨纵深，确有颇多可资比较之处。
[11] 参见胡煜清、陈祖源：《晚清中日围棋水平对比研究》，见“杭州智力运动文化”公众号，2020年9月3日。
[12]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3]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4]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5]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6]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7]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8]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19]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0]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1]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2]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3] 参见陈祖源：《围棋规则演变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5-28页。
[24]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5] 陈祖源：《围棋规则演变史》，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6]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7]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8]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29] 吕凯：《郑玄之谶纬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页。
[30]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31]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32] 杨联陞：《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见《东汉的豪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18页。
[33] 孙以悌：《围棋小史》，见《潜社史学丛刊》1934年7月第1期。
[34] 【美】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35]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94页。
[36] 本篇由王超（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协助录出文本，略有勘误，谨此说明。
[37] 括号内文字为作者孙以悌原注，下同。
[38] 原刊误作“薛”，当为“㠔”，据王超意见校改。
[39] 原刊脱“目”字，据王超意见校改。
发表于 2021-9-14 13: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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