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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酒文化历史久远，底蕴深厚，是阜阳地方特色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淮河流域文化、中华文化孕育的产物。历史上，阜阳各地盛产美酒，知名酒楼众多，招徕八方宾客；阜阳名泉遍布各地，为酿造美酒佳酿提供了优质水源。一千多年来，文豪名人与阜阳酒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留下众多歌颂阜阳美酒和风土人情的诗文佳作；阜阳民间酒文化异彩纷呈，丰富了阜阳人的精神生活。今天，阜阳是安徽产酒大市，阜阳酒业在安徽酒业中占据重要席位，为发展一方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助力作用。阜阳酒文化走过怎样的发展历程，有哪些流传千年与酒有关的诗文佳作？本报就此约请原县级阜阳市地志办主任刘奕云、阜阳市城郊中学一级教师明智撰文，谈谈他们的研究成果。 颍州酒器何其多 1989年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徽工作队，对当时阜阳地区蒙城县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出土的1万多件器物中，陶器比石器多，陶器中又以酒器和饮食器居多。该遗址是原始社会中晚期古村落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在淮北地区的蒙城类型，距今4500多年。众多酒器的出土，足以证明阜阳地区人工酿酒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或者更早，到了四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阜阳地区酿酒业已推广到社会基层普通村庄。尉迟寺遗址发现的陶质酒器，是现在能见到的阜阳历史遗存的最早酒器。 夏商周时代，陶器仍在制造，但青铜器成为后起之秀。从阜阳考古发掘情况看，商代遗存的青铜酒器明显比周代多。1944年，在阜南县朱寨镇常白庄小润河岸边出土了1个铜方鼎，12个铜鬲。1957年6月，这里又出土了一批3000多年前的商代酒器龙虎尊、饕餮尊以及觚、爵、斝等，尊、觚、爵、斝各2件，共8件，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李国梁认为，龙虎尊“铸造技术实属罕见，在殷墟范围内目前尚未发现，阜南的尊有此高超技术，堪称独创。” 1971年冬，颍上县赵集淮河堤边出土了商代酒器爵3件和觚1件。1972年春，颍上县王岗郑小庄商代墓中出土一批铜器，其中有酒器爵两件，觯1件。1982年5月，颍上县王岗郑家湾出土商代青铜酒器爵两件，尊1件，提梁卣1件。1983年，颍上县半岗区王拐村出土2件商代中晚期青铜酒器：觚、爵，进一步证实了颍上县沿淮一带存有商代遗址和墓葬区。1977年7月，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了大批木胎漆酒器，其铭文有“汝阴侯”铭文的漆耳杯占半数以上。到隋唐时期，阜阳形成两大陶制酒器产地：一是蒙城狼山窑银灰陶，二是界首芦窑、朱窑等窑。 据文献记载，阜阳的酒楼最早出现在明代，并代代传承下来。在原阜阳地委街口，有座山西人张某开设的“岳阳楼”酒楼。清代阜阳著名的酒楼有醉仙居、四喜楼、宴乐园等。民国年间，城内较大的菜馆有四牌楼、得月楼、太平春、洞天春、会芳园、国民饭店、小有天等多家知名酒楼。 名泉酿名酒自古乐逍遥 欧阳修任颍州行政长官时，发现颍州“水味甘于大明井”，大明井是扬州名井。清初苏州名士计东到颍州实地考察，取白蟹泉水煮茶，邀友品尝后说，扬州大明井的水不如它，并著《白蟹泉记》。阜阳地区之所以产名酒，名酒品牌之所以那么多，均与名泉关系密切。 亳州古井酒厂有一口北魏时期的古井，井水甘甜清冽。千百年来，古井贡酒驰誉中外。阜南县焦陂镇有一口古井叫九龙泉，泉水富含多种有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表面张力大，水高出杯口数毫米不外溢。曾任颍州知州的欧阳修、苏轼多次到焦陂品尝过，并写下赞美诗句。此外，曾经闻名全国的文王贡酒、沙河酒、太和殿酒、管子酒、庄子酒、文州酒、高炉双轮池酒等，都离不开阜阳大地的甘泉。欧阳修在《思颍诗后序》中说，颍州“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阜阳的甘泉，是文化的甘泉，也是美酒的甘泉。 阜阳地区生产配制酒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据传，神医华佗当年创制的麻沸散就是以酒调配的。五代时期，陈抟在亳州酿制出洺流酒，多被中医作为药用。清乾隆以后，亳州城区酿造作坊多达百家，酿造的配制酒有竹叶青、佛手露、玫瑰露、白玫瑰、五加皮、老虎油等。20世纪末，阜阳配制酒种类逐渐增多，曾经一度较为著名的有涡阳高炉酒厂生产的海马回春酒。 魏文帝曹丕说，“……葡萄……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酿易醒。”曹丕所说的“甘于曲蘖”，是指用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无曲发酵法酿造的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在酿造过程中可以直接发酵成酒，比中原地区用传统曲蘖法酿造的酒要甘甜。戴孚，谯郡（今亳州）人，唐肃宗年间进士，在他所著的《广异记》中有一篇《汝阴人》，描述了宴席中使用葡萄酒的情景。由此可见，阜阳人最迟在唐代已经开始饮葡萄酒了，但不是阜阳酿造的，而是从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运来的。到了宋、元、明三代，饮用葡萄酒逐渐流行。新中国成立后，界首从保加利亚引进葡萄品种建葡萄种植场，1963年决定建一座年产1000吨原干酒的葡萄酒厂，1967年开始生产葡萄酒。 今天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阜阳县酒厂，始建于1949年7月。金种子酿酒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与中原文明、黄淮文明一脉相承，底蕴深厚，金种子明代古窖池被列入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司产品“金种子”“醉三秋”两个商标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文豪知颍 对酒当歌赋诗词 一千多年来，历代文豪名人与阜阳酒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阜阳文人（含客籍）的酒诗酒事史不绝书，他们在饮酒时多选择良时、胜地、佳友、韵事，追求高雅意境，领略酒中真趣，体验人生况味，同时提高了自身生活品位，获得了惬意的精神享受。他们在饮酒中留下的诗文佳作在时光流转中熠熠生辉。 一曲新词酒一杯 东汉末年，曹操与荀彧书云：“汝、颍固多奇士。”欧阳修诗赞：“颍虽陋邦文士众。”涡河流域是道家文化发源地，亳州是三朝古都，历代英杰辈出。阜阳大地，美酒飘香，令古今无数名人贤达、英雄豪杰为之摧眉折腰。 东汉建安年间，曹操把家乡谯县（今亳州）所酿的“九酝春酒”献给汉献帝，并在《上九酝春酒请奏》中说明该酒的制法。这是古井贡酒的前身。 相传，西晋时期的杜康是阜阳市颍东区口孜镇人，善于造酒。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慕名而来，喝了杜康造的酒，把控不住，连喝三大碗，竟烂醉如泥，一醉三秋。因贪饮杜康造的酒，最后终老于该地。至今，口孜镇还保留有刘伶墓。曾任颍州知州的晏殊在《浣溪沙》词中说：“一曲新词酒一杯”，他将一杯酒与一曲词相提并论，表明了酒与词的共生关系，词离不开酒，酒可以化为词。 欧公留恋颍州情 宋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由扬州移知颍州。在他上百篇“颍州诗词”中，有关饮酒或写酒的诗词占半数以上。可以说，欧公的诗词散发着颍州酒气。在与前任颍州知州孙延仲交接公务时，欧阳修还关心着酒库：“北库酒醪君旧物，西湖烟水我如家。”北库即官库，是官办的酿酒机构。酒醪，泛指酒。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颍州官库里的酒是你的爱物，我则把西湖当作自己的家。他到西湖竹间亭独饮：“而翁乃何为？独醉还自醒。”他在聚星堂会饮：“美人清歌娥眉扬，一爵浓烈回春阳。”欧阳修知颍期间，经常从颍州西湖坐船，沿清河到焦陂观景、品酒，还与祖籍焦陂的焦千之秀才结下深厚友谊。他赞美焦陂“酒美宾佳足自负，饮酣气横尤骄矜。”焦陂的风光、鲜鱼、美酒，都给欧阳修留下了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 宋熙宁四年（1071年），欧阳修知蔡州，这是他仕途的最后一任。他身在蔡州，心在颍州，尤其是焦陂。他在《忆焦陂》一诗中写道：“焦陂荷花照水光，未到十里闻花香。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脍如玉。清河两岸柳鸣蝉，直到焦陂不下船。笑向渔翁酒家保，金龟可解不须钱。明日君恩许归去，白头酣饮太平年。”欧阳修在焦陂要解金龟换酒的事，不仅表现出他爱好饮酒的醉翁风度，也使焦陂酒的声誉传扬于后世。欧阳修晚年改号六一居士，源于他认识到酒与文化不可分离。只有当酒与琴、棋、诗、书、金石文字结合在一起，才能解除他平生劳形劳心之累。六一堂，是酒与文化共同构建而成的，《六一诗话》等书是酒文化的结晶，六一居士是阜阳酒文化的先师之一，为阜阳酒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苏轼颍州写酒诗 苏轼任颍州知州时曾把美酒比喻成玉膏，曾在颍州写诗云：“岂之入骨爱诗酒”。可见爱酒入骨。苏轼到任没几天，发现公库竟然空了，他这个知州也难免挨饿。挨饿事小，没有酒喝更难受，以至于夜里做梦都在喝酒。醒后写诗说：“梦饮本来空，真饱竟亦虚。”苏轼好饮酒，但酒量不大。有时只是象征性饮一点，有时只是举起空杯作饮酒状：“但得杯中趣，空杯亦常持。” 一次，苏轼率领颍州吏民在西湖岸边张龙公行祠祷雨。当晚他没有回家，带着颍州签书赵景贶、州学教授陈师道，到欧阳家喝酒，结果喝得忘了回家，留宿在欧阳叔弼新建的“息斋”里。第二天早上下了一场雪。苏轼酒醒之后，写下诗篇《与赵、陈同过欧阳叔弼新治小斋，戏作》，其中两句说：“一醉忘其家，此身自籧篨。”醉后醒来，才发现睡在粗竹席上。 苏轼是劝酒高手。他写的《叔弼云：履常不饮，故不作诗。劝履常饮》云：“我本畏酒人，临觞未尝诉。平生坐诗穷，得句忍不吐？吐酒茹好诗，肠胃生滓污。用此较得丧，天岂不足付……”意思是说，我本来是怕喝酒的人，一端起酒杯从来不说自己怕喝酒。我是因为写诗而遭受祸害的，但得到一句好诗怎能忍住不吐出来？相反，如果把酒吐掉，把诗句闷在肚里，肠胃肯定会憋出毛病来。比较一下得失，不喝酒岂不是辜负了这一天赐良物？像我们这类的人，若无诗酒这两件东西，还能与谁相伴度日呢…… 其实，苏轼是被排挤出京城，到地方任职的。先生个人的不幸，却成了颍州的大幸，诗坛的大幸，知颍时期也是苏轼诗歌创作的丰收期。他在《次韵赵景贶督两欧阳诗，破陈酒戒》一诗中鼓励陈履常饮酒，还写有《景贶、履常屡有诗，督叔弼、季默唱和，已许诺矣，复以此句挑之》，劝欧阳棐、欧阳辩饮酒：“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筑诗坛按酒兵。袖手莫轻真将种，致师须得老门生。明朝郑伯降谁受，昨夜条侯壁已惊。从此醉翁天下乐，还应一举百觞倾。”意思是说，欧阳家诗文在京师首屈一指，又高筑诗坛安排酒兵。别轻看两位公子袖手不言，他们是真正的将种。向诗酒挑战，还需得我这位醉翁的学生。明天看谁像春秋时郑伯那样献上降书，昨夜攻势使汉代名将周亚夫也要震惊。从此天下人都与醉翁一样快乐，要饮酒就应该一次百盅。这首酒诗充满豪气，它不仅是颍州酒文化的代表作，也是酒“武化”的精品。把饮酒作诗形象地比拟为攻坚破垒，尽管诗坛高筑，壁垒坚固，怎经得酒阵兵强，百觞齐攻？ 苏轼喜欢以文会友，赵令畤（即赵景贶）请他题写东斋榜铭，苏轼说，我给你题字可以，你得送我一壶酒作润笔费，而且还得是安定郡王新酿的“洞庭春色酒”。苏轼有诗专记此事：“欲求东斋铭，要饮西湖雪。”苏轼饮安定郡王家酿的黄柑酒后，写了一首《洞庭春色》诗并引。至此，苏轼仍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洞庭春色赋》并序，赋中形容洞庭春色酒液如“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北渚，是颍州西湖北部淤出的一片沙洲。继而写饮酒时的状况：“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痹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神奸，指能害人的鬼神怪异之物。在苏轼看来，饮酒后可以舒筋活血，治腰酸腿疼的痹症。饮酒时，也可以把那些害人的鬼怪一口吞掉，使其不能再危害世人。 欧阳修知颍时曾在聚星堂燕集赋诗。为缅怀恩师，再续颍州文坛盛事，元祐六年十一月初，苏轼效仿40多年前老师所为，与宾客、同僚会饮聚星堂，要求大家积极参与写“禁体物语诗”。酒兴助诗兴、促灵感，大家各逞其才，后来把这些诗作编成《汝阴唱和集》，足以媲美欧阳修与众文士当年创作的《聚星堂诗集》。 苏轼一生写了十多篇酒文，其中写于颍州的两篇，一篇是《洞庭春色赋》，另一篇是《酒隐赋》。可以说，苏轼的每一篇酒文，都是酒文化的精品，十多篇酒文，构成宋代酒文化的缩微景观，其中颍州酒文占两篇，可见他对颍州的偏爱，同时也为颍州酒文化作出了贡献，奠定了颍州酒文化在全国的地位。 阜阳名士酒与诗 明代的颍州文人学士很讲究饮酒之道。张光祖在诗中说：“黄花随处好，幽赏肯相违？地僻秋怀淡，风高酒力微。”王道增有诗云：“十里西湖折简来，探奇载酒共徘徊。”张鹤鸣写诗曰：“少长偕游清兴长，良宵载酒水云乡。”张大同在诗中说：“橡林共饮拼沉醉，月落高城未拟回。”张思浚诗曰：“曾为寻芳策马游，花间唤酒听箜篌。” 清代颍州人刘体仁（1624年—1684年），与王士祯、施闰章等人，被称为清初江南七才子。一次，刘体仁约汪琬饮酒，醉后画了一幅饮酒图，汪琬写了一首《公勇先生招集河亭》诗，赞美刘体仁的绘画艺术水平高：“主人大是丹青手，乞取旗亭堵酒图。” 清代颍州人刘奇藩诗云：“花簇河干晴日丽，烟含堤畔晓风斜。高天景色心偏旷，雅会追随酒自奢。” 邢屿（1797—？）号颍谷，字鸣玉，颍州人，清嘉庆年间书画家。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九日，他写下《谐友登高七律二首》，为我们展现了150多年前阜阳人重阳节登高、饮酒的风俗。原序文如下（诗略）：竹溪与余同年友也。丁卯岁九月九日登高东郊，初步分金台，东望沙河，画舫纷来，风帆满目；次登文峰塔，四顾云际，鸿叶齐飞，水天一色；后次岳阳楼，杯盘交错，一醉言欢，万虑皆空。此日之光景堪恋，而过后更可思也。故赋七律二首以志之。 尹士芳（1870年—1935年），阜阳人，清末拔贡，诗书画三绝。他爱与卖水的、卖菜的等挑夫小贩交往，经常和他们打纸牌、喝酒。他有一幅自撰的《座右铭》，其中有两句是：“愿只愿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樽不乏酒，厨不断烟。”他把喝酒看得很重要，或许酒激活了他的创作细胞，提高了艺术水平。 《阜阳桑榆书画选》中有一篇陈安然创作，阜阳著名书法家庄传林1999年初夏书写的《阜阳名酒歌》：“北有古井南焦陂，东有陈酿西沙河。亳州名产古井贡，香飘四海天下晓。老聃家乡老子酒，文王贡酒沈子国。庄子故里庄子酒，甘罗洒酒祭管鲍。阜阳特产金种子，太液秘酿太和殿。文州新制银杏酒，治病强身人爱喝。曹操进酒汉献帝，华佗以酒配灵药。颍州太守欧阳修，饮酒赋诗赞焦陂。刘伶访客留陵镇，开怀畅饮醉三秋。阜阳酿酒历史久，国优部优和省优。劝君莫把时机错，阜阳酒乡走一遭。” （来源：阜阳日报 作者：刘奕云 明智） | 
发表于 2021-2-3 1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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