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三千里到蚌埠

蚌埠龙子湖

　　口述  孙昭云（女）

（一）

　　我是山东人，1933年出生于烟台市牟平县王各庄小寨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我父母都是地下党，受父母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受到革命理论的熏陶。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儿童团了，是王德辉老师负责召集我们，有15个孩子，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送信，我就好几次帮着送过情报。所谓的“情报”其实就是几粒黄豆，你比方说三粒黄豆代表什么意思，五粒黄豆代表什么意思，送过黄豆后如果他们开会的话，我还要给他们放风。我也送过书信，书信是送到外村去的。十来岁的时候，我就能独自一人驾着骡车去帮着接伤员，我还记得有个叫孙照山的伤员，受伤特别严重，他就是在我们村养伤的。那时候，鬼子时不时会来村里搜查，我们就和站岗放哨的民兵一起观察敌情，鬼子来了我们就吹号角，通知伤员和村民躲到山洞里去。小时候我就胆大，大人们都说我像个男孩子一样，要上哪从来不打怵，说走就走。

　　当时，我村的地势相对比较隐蔽，还有个可以藏身的山洞，所以部队的兵工厂就设在我们村里，有些伤病员也转移到我们村进行休养。由于兵工厂和伤病员都在我们村，所以区里就在我们村设置了交通站，由一个名叫李秀英的女同志负责。由于我家中没有男孩，所以我从小被父母当男孩养着，家里有什么事情父母就让我帮着去做，所以在我还是六七岁孩童的时候我就会帮父母送情报了。这么说来，我在孩童的时候就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了。

　　1948年9月，为了筹备淮海战役，解放军到我的家乡来招募新兵。我母亲接到上级的命令：华东野战军到我们县里来招兵，招兵的工作人员也来到我们村，到我村来主要是招收医务兵。在这次招兵中,我记得有个女同志叫苗秀兰，还有个男同志。招兵工作人员到我们村以后，就将招兵的事宜通知给我母亲，我母亲是党员，于是我母亲第一个就给我报了名，为什么要先给我报名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老百姓都知道，参军到前线去打仗无异于送死，是有去无回啊！由于报名参军的时候很年纪尚小，我根本不知道参军之后具体干什么，就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经过动员，我村报名参军的也不少，最后经过筛选，总共留下6名。

　　因为我母亲是招募新兵的组织人员，所以当区里把我们这六个人送到驻扎在县城的华东野战军之后，就有我来照顾他们。负责接待我们的也就是之前到我们村负责招兵的苗秀兰，她也我是老乡。这次华东野战军在我县一共招收了66名战士，我村有6个，我们属于卫生员。简单的准备之后，我们所有人就跟随部队出发了。

　　由农村娃一下子转变为部队战士，而且没有给你任何适应部队的时间就开始了急行军，我们这些孩子开始有点适应不了，但不适应也要适应呀，因为我们要去追赶大部队，要在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与大部队会合。于是，我们接到命令立即步行八百里到达青州。

　　我们一到部队，上级就发给我们每人一卷绷带，让我们边行军边学习医护知识，告诉我们到了战场上是没有学习的时间的。我们每天行军七八十里，加上没有鞋子穿，我们的脚上都起了水泡、血泡。我们每天晚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用针将脚底上的水泡、血泡戳破，将血水放出来，这样我们第二天继续行军的时候就可以减少疼痛。

　　在追赶大部队的过程中，我们是急行军，由于着急赶路，再加上自己携带的粮食很少，常常是忘记了吃饭。但有时候，当地群众听到我们是解放军时，就把他们家的食物拿给我们吃，若是没有经过村庄，我们空着肚子赶路，行军途中不吃饭是常有的事情。

　　行军途中，发生了一件事，至今印象比较深刻：有一次，我们到达了一个叫果城的小村庄，晚上我们这批小战士住宿的时候被特务发现，可能是为探查我们的虚实，特务向我们住的地方扔石头，我的胆子在这群新兵中属于比较大的，于是我就跑出房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就看到有个人戴着礼帽，穿着大长袍子。我大声叱问：“你是干什么的！”特务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看我，也许是觉得我是个孩子，没有对我有进一步的动作。这时，苗秀兰在房间里大喊：“赶紧回来！”苗秀兰将我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后来她对我说：“那个人是个特务，你的胆子也是真的大！他若是有枪的话，你就危险了！”

（二）

　　我们最初的目的地是潍坊，等我们赶到潍坊的时候，潍坊已经解放了。于是，我们被告知去济南，并且有了新的行军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我们这帮孩子于是继续行军，还没有到达济南，我们又接到通知：经过八天八夜的激烈战斗，济南的国民党军战败逃跑了，济南也解放了。我们到达济南后就找到了大部队，不再徒步行军了，我们坐上了火车继续南下，当时的火车是拉货的那种闷罐车。火车上，我们每人发了一小袋小米，还有少量的国民党军逃跑后丢弃的饼干罐头等东西，这些东西我们在车上都舍不得吃，这是要等到上战场之后与敌人打仗的时候吃的。

　　坐火车行军，我们这些小孩都很高兴，因为不用走路脚就不会被磨出血泡了，但也有让我们尴尬的事情，尤其是女孩子。我们坐的是闷罐车，车上是没有卫生间的，所以我们要想去卫生间方便就很难，火车也不可能为这事停下来。于是，我们就让两个男同志抓住想要“方便”人的胳膊，这个人将屁股挪出车外进行“方便”，那个时候我们狼狈得很啊！这个事情现在听起来像是个故事，但当时的那种环境下你没有别的办法，好多人因为尴尬，虽然采取了这种办法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等到车停下来时候，他们因为憋得时间太长却不想去卫生间了，这对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

　　我们在南下过程中，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向我们进行轰炸，为不引起敌人注意，我们的火车开得很慢。火车行进到济南南面一个叫古雨的车站时，我们突然被通知下车，说是发现了敌人的飞机。我们刚刚下车，飞机就扔下了炸弹，把火车头都给炸了。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要是稍晚一会，我们这批人就都要牺牲了，这还没到战场就牺牲了的话，那该多窝囊啊。现在，我每次回山东老家坐火车经过这里的时候，我都会多看两眼，这曾经是救了我们命的车站啊。

　　火车被国民党军炸毁之后，我们又恢复了徒步行军，由于有飞机不时对我们进行轰炸，所以我们主要靠晚上行军。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下毛毛细雨，空中有三架飞机不时在我们头顶飞过，为避免被敌人发现，我们在草地里整整趴了一天。就这样，经过缓慢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兖州，在兖州火车站，我们这些孩子及所在部队被安排坐上了火车，我们又可以不用徒步行军了！当时我们有好多孩子，由于年龄小加上参军即急行军，所以很多开始不适应，行军过程中困得不行，经常是好多孩子摔倒就不起来了，直接在地上睡着了，好多孩子看着很可怜。

　　途中我们这些新兵孩子也没有闲着，一边走一边学习医务知识，学习如何清理伤口，学习如何止血，学习如何包扎不同部位的伤口，我们都学得很快，我们知道到了战场我们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如果我们业务知识不精的话，战场上就会有许多战友因我们而失去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学得很认真，而且短时间内掌握要领，因此我们一到战场就能迅速投入工作。

（三）

　　当时淮海战役正激烈进行着，我们南下的目的地是徐州，我们快接近徐州的时候，就听到枪炮声此起彼伏。我们进到徐州时激烈的战斗已经结束，目之所及到处都是颓垣残壁。我们医疗队卫生队进驻徐州一个二层小楼，这里就是成了我们的临时医院，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抢救战场受伤伤员。你要问我当时救助了多少伤员，我是真记不得了，我能记得是当时的伤员特别多，到处都是伤员，除了我们自己部队受伤的战士外，还有国民党的士兵，我们抢救了很多很多伤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有个国民党团长臀部受伤，由我军的战士带来包扎伤口。我们这些孩子对国民党的兵很是痛恨，因为他们伤了我们很多人，所以不给他们好脸色看，但我们领导讲要优待俘虏，所以我还是给他包扎了，他临走时对我们说“谢谢！”紧接着又抬进来一个国民党的士兵，有十五六岁的样子，这个孩子伤得很严重，他的整个肚子都被炸弹给炸飞了，很大的一个窟窿，孩子抬进来的时候是昏迷不醒的。由于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大的纱布来包扎这么大的伤口，我就把部队刚刚发给我的两条毛巾拿来给他把伤口堵上，对了，是堵上，因为他的伤口太大了。之后，我们又把他的衣服撕成布条，然后把伤口扎紧。就这样，来一个我们包扎一个，包扎完立马被抬走，因为还有好多伤员等着被救治。

　　我们一进入部队，接受的教育是我们医务人员要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救治的伤员不只是战场受伤的解放军、国民党兵，还有老百姓，因为枪炮它是不长眼的，老百姓也有不少受伤的，只要来了我们都给治疗。由于伤员太多，我们医务队的纱布、绷带根本不够用，到后来，我们就把毛巾、洗干净的衣服用来包扎伤口。

　　徐州战役后，我们移驻徐州附近的大小王庄进行修整，这时候的伤员已经很少了，我们耳所能及的枪声也小了，我们知道战争快要结束了。国民党的剿匪总司令刘峙也逃跑了，他打不过我们共产党就逃跑了，我们共产党是用战术打仗，毛泽东是真的伟大，他也不拿枪，但他就是知道如何作战能让敌人失败。我们的毛主席真是伟大啊！

　　淮海战役中，死伤的不止国民党军，还有我们的战友。战场上，看着我们的战友一批批的倒下，我感到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救助还活着的伤员。就是在那场战役中，我看到许多尸体堆成堆，我也真真正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血流成河。每场战斗结束后，我们医务人员都到战场救助伤员，我们真的是跨过一具具尸体，来翻找还活着的人的，那场战争真是惨烈，以后再也不要打仗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转业后到蚌埠铁路医院工作，直到现在60多年了，我从来不愿提及这件事，只要提及这件事我就会想到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会特别难过，总是忍不住落泪。

　　我参加淮海战役之前也参加过抗日战争，比方说埋个地雷了，打击进村的日本鬼了，但在农村那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这么惨烈。仅在徐州，在战场上死伤的人我目所能及的是一堆一堆，一片一片的尸体，由于战争期间老百姓都逃跑，许多尸体根本就没有人来掩埋。直到现在，在徐州郊区附近，老百姓经常还能挖到淮海战役期间战场上死亡人的尸骨。这期间，我们解放军在战场伤亡就少多了。

　　我16岁参军就直接到了淮海战役前线，成为一名卫生员。从1948年11月战役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我就随部队在徐州至蚌埠一带作战。淮海战役打了66天后，直到1949年1月10日毛主席宣布淮海战役结束。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真的很厉害，他根本就没有到淮海战役的战场，但他老人家就知道怎么打仗。本来刚开始的时候，淮海战役计划要打三个月，但才打两个月就胜利了，主要是国民党的兵不行啊，你想想他们的军官、司令跑的跑逃的逃，士兵伤亡无数，这个仗还怎么继续打下去啊。我就是在淮海战役结束之后来到蚌埠的。

　　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离开徐州继续南下。部队行进到宿县时，前方传来消息，说是淮河大铁桥被炸了，于是部队暂停行进，就地休息，等待前方淮河大桥修好。我们只在原地休息了三天，就通知我们可以继续行军了。

　　我们到达淮河北岸的时候，天正下着雨，河面上是刚刚搭建好的木板浮桥。国民党部队在逃跑之前于1月16日炸毁了淮河大铁桥，为了搭建浮桥，当地老百姓与解放军一起，他们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物资的出物资，有人甚至把自家的门板都拆了给我们搭桥用，仅用了3天就搭了一座能让部队过河的木桥。

（四）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蚌埠解放前一晚也就是1月19日晚过的淮河，过了淮河到达蚌埠市区，蚌埠就解放了。

　　1949年1月19日夜，我随先头部队通过浮桥渡河。我们过浮桥时，队伍分三路，中间是小车队、担架队和军用物资队，两边是战士。当时正直冬天，那天夜里还下着雨，我和同志们的棉衣全被雨淋透了，我被冻得止不住的发抖。由于天雨路滑，浮桥有些晃动，加之同时过河的人又很多，对我们这些小战士来说过河是一件不易的事。为了照顾我们行军，大一点的战友帮我背着我的行军背囊，即使这样，我还是差一点跌落到淮河里去，是战友黄护士一把拉住了我。就这样，我一路就紧紧拽着黄护士的腰带，在她的鼓励下，渡过了淮河。到现在，我还为这事感到遗憾，因为我当时没能来得及和黄护士说声“谢谢”。过了淮河之后，天已经蒙蒙亮，回转头看看淮河，北面的大铁桥在空中吊着，南面的桥像卧虎一样在水里卧着，那是被国民党炸毁的大铁桥，我是既放松又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在了泥泞的地上。

　　解放军进城之前，一些国民党的大官就都跑了，解放军进城以后，有钱有门路的当兵的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藏匿在群众中间，剩下的那些当兵的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

　　进了城后，我们的领导与当地的地下党进行了联系，将我们安排到老乡家里休息。我就住在二马路，我所住的这户姓王，刚开始的时候，这户王姓人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兵，对我们有点唯唯诺诺，因为国民党刚撤走我们解放军就进来了，群众一下子还没有适应。后来，他们看到我们对待群众的态度与国民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再加上我们的穿着与国民党光鲜亮丽的服装比起来显得很土，都讲我们是“土八路土八路的嘛”，老乡们对我们的态度就变了。

　　虽然我当时剪的是短发，身材也比瘦小，但这家的女主人一眼就认出我是个女孩子，他家里有个女儿和儿媳妇，她赶紧将自己女儿和儿媳妇的衣服拿来给我，将我身上被雨雪打湿、满身泥泞的衣服换下来，并帮我们把衣服放在火上烤干。进了城之后，我们可高兴了，不用打仗了，也不用到处跑啦，也有吃有喝的了，而且老百姓对我们也好，我们在蚌埠过得很好。

　　进城的当天，也就是1月20日一大早，蚌埠市的人民就敲锣打鼓，欢迎大部队进入蚌埠，蚌埠解放了。我们这些跟随先头部队进入蚌埠的小孩，既好奇又新奇，相约到街上看热闹。当时，蚌埠街上是人山人海。咱们蚌埠现在一些报刊造纸上常用的一张照片，反映蚌埠民众欢迎解放军进城的那张照片，我就在里面。

　　由于要迎接大部队进城，我们就在蚌埠暂时住下了，并在蚌埠过了春节。在蚌埠暂住期间，由于好奇，我们一些年龄小的战士到蚌埠街上转了转，像津浦大塘公园、淮河大坝、蚌埠火车站、蚌埠兄弟照相馆我们都去过，我们到位于二马路附近的电影院去看了场苏联电影，还去兄弟照相馆照像留念。我们在蚌埠住了有二十天左右，之后，继续向南行军。

　　我在蚌埠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到蚌埠的第三天，我在蚌埠遇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党员，抗战期间，他们经常帮助党组织做一些秘密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又组织了一支担架队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这些人主要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及乡邻。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我父亲就是那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啊！我们村是一个革命的村庄，全村的青壮年几乎都报名到前线参加战斗，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父亲当时已经50岁了，那个年代50岁已经是老年人了，都已经是到了没有精力到处跑的年纪了，但父亲说自己是党员，所以要起带头作用，因此他又义无反顾的带着他的担架队从山东出发。我父亲1947年就离开家乡了，离开家乡后，他带领担架队一路向南，在蚌埠这座有爱的城市，与一年后也就是1948年参军离开家乡的我，在我们大部队进城的第三天，奇迹般在蚌埠二马路街头相遇了！由于解放军刚进城，情况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们父女俩只在街头站着说了十几分钟的话就分别了。

　　在蚌埠期间，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在欢迎解放军，对我们十分亲热。短暂的停留后，我就随部队一路向南，投入到了渡江战役中。全国解放前夕，我随军回到济南，直到1956年，我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回蚌埠，成为当时蚌埠铁路医院的工作人员。就这样，我在蚌埠一住就是六十多年。

　　参访：孙沂凤  王玲莉

　　整理：孙沂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