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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就到了2020年。2020年是不平静的一年，从一月到三月突然冒出的新冠病毒把全国人都封在家里，把世界也搅动得一片忙乱。既然不得不呆在家，我忽然想起何不趁这个时间把家里的老照片都翻拍出来，做成电子文档来保存？我最先翻拍的是先生陈安齐的照片。当我和先生打开这些大大小小的纸质老照片，特别是那些尘封多年的黑白老照片时心情不由得激动起来；不谙世事的少年、命运多舛的青年、意气风发的中年、悠然平静的老年，他一生的经历都随着这一张张渐次打开的照片展现在眼前。先生今年72岁，他12岁开始学习围棋，15岁成为专业围棋运动员，至今已在围棋世界浸润了60年。他是成都棋校最早的学员之一，四川围棋队第一批队员、国家围棋队队员、四川围棋队主教练员。看着这许多带着历史痕迹的珍贵记录，我们决定以美篇的形式将先生的围棋生涯记录下来，同时也顺带将成都围棋的历史做一点最真实的记录，一来给自己留作纪念，二来与朋友们分享一下那些逝去的岁月和美好的回忆。由于先生不会做照片也没做过美篇，所以由我来执笔完成。由我执笔的另一层原因是，我与先生因棋相识至今已58年，作为成都棋校最早的女学员之一和四川围棋队家属，我既是四川围棋的旁观者也是亲历者。
（注：文中所有图片除了三张近期的数码照片、翻拍的资料以及老友陈克忠先生提供的老照片、资料外，其余均为我们自己保存的纸质老照片，照片由当年的体育记者和朋友们拍摄。我在翻拍时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风格和色彩，个别照片进行了裁剪或合成制作。）
（1974年 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角）
刚满过12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围棋学习。
我家姐弟三人，父母希望我们好好读书，将来能考取大学。1957年我国首次举行了全国围棋锦标赛，成都市在1959年成立了“成都市棋艺俱乐部”，其后陆续将有围棋特长的人员调入俱乐部，并在少年、儿童中逐渐开始了对围棋人才的培养。那段时间国民经济正在遭遇暂时的困难，家长们除了想法让孩子们吃饱饭读好书外还顾不上其它的事情，教练们要进行教学还得自己去找一些有潜质的孩子从头教起。1960年11月的一天，孔凡章老师来到我上学的梵音寺小学办围棋班，班主任米老师很喜欢我，就推荐了我去学习。两、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日上午，我一人在街上玩耍时走到了提督街上的棋园里，孔老师正在那里教几个男孩下棋，他一抬头看到了我，觉得这个胖娃儿很乖（他还认不清我）就把我叫过去，让我和那几个男孩一起在棋园里学习围棋。就因为孔老师偶然看见我的那一眼，我的命运就此和围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孔凡章老师爱生如子，教学有方，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黑白世界的大门在我的面前逐渐打开。（ 左起 我、棋校陈克忠老师、学员丁开明 1963年 ）
1961年“成都市青少年棋艺业余学校”成立，我自然成了棋校最早的学员之一，不过我们的训练地点仍然在提督街对外开放的棋园里。
1962年10月，全国青少年围棋比赛在北京举行，当时全国只有6个省和市有能力组队参加，所以比赛的名字叫“六省市青少年儿童围棋比赛”。成都由市体委主任马融带队，孔凡章老师当教练。由于对围棋的重视，成都队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参加的少年组，没有拿到名次。队友丁开明获得儿童组个人亚军，冯宗存获得儿童组个人第五名。（前排右一 冯宗存 右二 丁开明 后三左起 孔凡章 马融 陈克忠，左中二 我 摄于1962年）
围棋是我国千年灿烂文化宝库里一颗闪亮的明珠，一块深奥而幽玄的瑰宝。热爱围棋的陈毅副总理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那一次比赛他亲自接见了所有参加比赛的小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并留下了这张极其珍贵的历史照片。（陈老总右三穿成都队服站立者为我 1962年）
当年国家对发展围棋非常重视，1960年10月全国棋类锦标赛在北京市举行时，陈毅副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会见了参加比赛的围棋，象棋、国际象棋运动员，并和大家亲切交谈。（左一贺龙副总理 左三讲话者为陈毅副总理）
国家对围棋的国际交流活动也很重视。1963年10月3日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了以杉内雅男九段为团长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全体成员。
1961年棋校创办时共有三位围棋教练，他们是黄乘枕先生、孔凡章先生和杜君果先生。三位先生不但围棋技艺高超，而且文化功底深厚，人人都还写得一手好字。 黄乘枕先生在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上获得围棋比赛个人第四名，还是成都市政协委员。（ 图左 黄乘枕先生 右 著名棋手刘棣怀先生 1959.9.于北京 ）
孔凡章先生（右）和广东的棋手下棋交流。图中是杜君果先生。（ 左后 棋校陈克忠老师 摄于1963年 成都 ）
棋艺俱乐部副主任徐生陵先生在国家围棋集训队培训过是个围棋高手，他一有时间就会加入训练。（左二 徐生陵 右二 棋艺俱乐部主任张聿光 右一 陈克忠 摄于1963年 成都 ）
1963年8月成都举行了市少年儿童棋艺锦标赛，我和丁开明取得了少年组的并列冠军；棋校同学冯宗存获得儿童组冠军，女子组的冠军是棋校学生黄培惠。当年《成都晚报》详细地报道了这次比赛的情况。
1963年成都棋校开办了第一个“成都女童围棋训练班”，由孔凡章老师担任教练。训练班共有学员24人，是孔老师到成都十三所小学中挑选出来的。这时围棋的训练班都搬到了总府街49号春熙路口胡开文文具店隔壁的棋校里。（这是女童训练班的结业证书，这也许是当年唯一一张保留下来的历史见证了。）
孔老师开始教女童班后，我和师兄弟们改由黄乘枕先生训练。在他和其他老师们的帮助下，我进步很快。两年后1963年14岁的我参加了成都市运动会成人组围棋比赛，我获得了个人冠军。《四川日报》进行了报道，我的照片也挂在了提督街“成都市棋园”大门外的橱窗里。我学习围棋的干劲更大了。
我参加训练的时间越来越长，参加的活动和比赛也越来越多。1963年和64年陈毅副总理到了成都，这两次市上都安排了围棋队员参加活动，那两次活动我都参加了，都见到了敬爱的陈老总。1964年6月，我作为四川选手首次参加了“全国围棋锦标赛”，那次比赛我没什么成绩，但对锻炼我的棋力帮助很大。赛后我们从上海坐船回成都，经过长江三峡时，在船上巧遇了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韩和平先生。韩先生对我这个下围棋的少年十分喜爱，当即画了这张素描送给我。
从1961年开始，国家每年都要从各地调集人员到北京集中培训，时间一年。1964年我正读初三，市体委动员我去北京参加培训。我父母虽然对我在围棋上取得的成绩颇感骄傲，但要中断学业把围棋作为专业来搞，还是不同意的。市体委的人几次到我家登门劝说，母亲最终拗不过，心想既然“国家”都出面了，总不能驳了“国家”的面子吧。就这样，我到了北京，成了一名专业围棋运动员。（ 1964年8月 北京）
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先生是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他十分关心四川围棋的建设和发展。1964年廖书记带领中国围棋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回京后他带着四川选手的我和安徽的王汝南去八达岭长城游览。我猜廖书记选择去长城是希望我们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去为振兴中国围棋做贡献。游游玩时他还让工作人员给我们拍照留念。他挑选了其中的一张送给我，并在照片背面写到，“这张陈安齐像较清楚，送给小陈。廖井丹”。廖书记为了中国的围棋事业如此亲力亲为，让我深受感动，他为一个 16岁的运动员在照片上写字留念，这件小事在不经意间反映出了老一代革命家平易敬人的可贵品质。长城游极大地增强了我要下好围棋报效祖国的决心。（ 摄于1964年8月23日）
1964年以后的中国还很贫穷，物资也不丰富。为了尽快地将中国体育搞上去，国家给在北京的各运动队提供了极好的物质生活和训练条件。那年我16岁，是围棋队里年龄最小的两个队员之一。我好胜的个性在这里找到了纵横驰骋的天地，聪颖的天资也得以充分的发挥，我卯足了劲刻苦训练，提高很快。训练之余我加强身体锻炼，跑步、打篮球、羽毛球，我还爱上了举重。一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集训队将在十月迎战日本围棋访华团后解散，而后正式成立国家围棋队。正当我编织着一幅幅美好的愿景时，我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当时日本的围棋水平是最高的，中国的围棋水平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家体委主任来棋队作赛前动员时提出了很高的成绩指标，我觉得这指标有点离谱，年少不懂事的我在会后操着刚学会的普通话说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国家队正式成立时没有我的名字，主要应该还是自己专业水平的原因吧，我回到了四川。（摄于1965年春节 颐和园 右边是国家举重队破世界纪录的四川选手邓国银，那时我很崇拜他。）
1965年成都围棋受到空前的重视，成都市第一个三级班性质的集训队成立，选址在春熙路“成都市基督教青年会”的所在地里。那时二楼仍然属于“青年会”，不过里面没有人，一楼和三楼由集训队使用。集训队挑选了成都最好水平的十几个男、女学员，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他们吃住都在队里，周一到周六晚上（那时周六要上学）和周日下午训练。棋校的黄乘枕先生、孔凡章先生、杜君果先生都来到这里担任教练，另外还借调了于炫先生。每个教练带三个或四个学员，分梯队以上小课的方式训练，集训队办得红红火火。（图为三级班部分女学员左起 张成华、李尔、何晓任、严玲、孔祥明、黄培惠 摄于1967年）
集训队是在廖井丹书记的亲自关怀下建立的。它在师资、训练条件、工作人员配备等方面当年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集训队的开办为四川围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日后成都围棋事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廖书记是红军中少有的大学生，有着极好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素养。他酷爱围棋，在他的书房里总是放着一副围棋，集训队的学员们几乎都和他下过棋。图为1965年廖书记参观在成都草堂寺举行的全国十单位少年儿童围棋比赛，这次比赛由他发起并亲自主持。左侧戴眼镜的观棋者为当年也十分关心围棋的成都市委统战部长雷汉统先生。（摄于1965年）
1965年的冬天很冷，从北京回成都后我住到了棋校集训队住地里。受到打击的我情绪有些低落，很少与教练和学员们交流，总是一个人关在三楼的寝室里自己训练，或者到棋校去和周孝棠先生下训练棋。周孝棠老师是个大学生，在工作以后才转为围棋专业的。他1963年参加过国家集训队培训，他含蓄儒雅棋风稳健，实战能力强于我，和他的多次训练让我受益良多。那时农村正在搞 “四清”，很快我就被市体委以干部的身份派到四川青白江区去参加“四清”工作，呆了大概三个月。（ 照片是1967年去桂林大串联时所拍，右一起，广西棋手黄进先、周孝棠。左起，我、陈克忠、国际象棋教练曾子林。遗憾的是周孝棠先生在1970年的一次事故中离开了人世，让我们十分惋惜。 ）
1966年4月，两年一次的全国围棋个人赛在郑州举行，同时举行了全国少年围棋比赛。以棋校集训队队员组成的四川少年队成绩非常优异，包揽了冠、亚军在内的前六名中的四个名额。冠军由冯忠存获得，亚军由女子张成华夺得（当时是男女混合比赛，女子能拿到亚军实在是了不起），山西、河南各获得一个名次，侯世民获得第四，雷贞倜获得第六名。（图为四川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队在郑州比赛后到兰考参观焦裕禄墓。1966年4月）
在这次郑州举行的全国个人赛中，17岁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拚敢打，夺得了成人组个人第八名。那次的全国冠军是陈祖德，亚军是吴淞笙。我在比赛中战胜了吴淞笙，《羊城晚报》以“新秀陈安齐战胜全国亚军吴淞笙”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那段时间里我总是在心中暗暗地期盼着，希望某一天国家队会重新调我回去。但比赛一结束，我立刻又被派往龙泉驿参加“四清”工作组。我到龙泉驿大约一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 （ 1966年4月 焦裕禄墓前）
文革突然而来，棋校兢兢业业工作的领导们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争被打倒，德高望重的教练员们成了“牛鬼蛇神”被揪出来任人羞辱。各项棋类训练班都停止了，围棋集训队自动解散了，提督街上供群众下棋娱乐的棋园大门紧闭。一天，不知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冲进了棋校，领头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造反宣言”在院子里大声地宣读，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们散落地站在院子里，他煞有介事地宣布道：“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都是封、资、修的东西，都是四旧 ，必须彻底砸烂！”然后红卫兵们把准备好的大字报覆盖在院子里一排排绳子上墨迹刚干不久的大字报上面。至此棋校彻底瘫痪，谁也不敢再公开摸一下棋。在龙泉驿一个多月后，1966年9月下旬我接到通知，日本围棋代表团将在 11月来北京访问，要我去北京代表中国队参赛。我结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成都，棋校已不是我熟悉的模样。（照片摄于1968年，图中背景是棋校二楼的两间训练室，门上贴着当时的标语。）
国庆节后我到了北京。中日围棋赛地点在北京饭店西七楼大厅。11月13日举行的第一场比赛。我是第五场上场的，对手是小我一岁的武宫正树二段。17岁的武宫已在全日本的“十杰战”中进入八强，是一位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那时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人都要“天天读”。我为比赛准备的语录是，“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比赛时，中国棋手每人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我们郑重地将它放在对局的棋盘旁。比赛一开始我就忘了红宝书的事，陈祖德在比赛中途拿起小红书来翻了一次，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对手石田芳夫居然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红书翻阅起来。他可能看到中国队员每人手里都有一本，认为翻翻小红书可以带来好运，所以也学着做了。我执黑棋率先开局，但因为是第一次代表中国队参赛注意力始终难于集中，接连在左上方和右下角处理不当，局势顿感吃紧。危局之下我终于冷静下来，此后我佯攻对方入侵之子，局面逐渐缓解。这次比赛规定双方队员各用四个半小时。漫长的八个小时过去了，我已用完4小时25分钟，只剩最后5分钟的读秒时间，武宫还剩一个小时。在“嘀嗒”的秒表声中我已几乎没有时间思考，然而由于 “劫争”又出现了混战的局面，我一旦沉不住气掌握不好节奏而超时，会被超时判负。终于，在最后一分钟的读秒声中我落下了最后一子，黑棋中盘胜！武宫那次的总成绩很好，陈祖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评价说武宫在那次比赛中充分显示出了优秀棋手的卓越才华。（ 图为当年赛后我补记的对局记录 ）
这次中日友谊赛日本队派来了以岛村俊宏9段至专业2段的六人小组，共赛了6场。为了锻炼队伍，中国队共有十几名棋手轮番上阵。陈祖德等主力队员每场都上，我只上了这一场。陈毅副总理在第一场比赛时就到过赛场，最后一场比赛时他又来观看比赛。教练们在赛场旁的休息室里将我的那盘棋复盘给他看，我在门外瞧见了心里十分高兴。记得65年元旦时我和陈祖德、王汝南去北京体育馆和陈老总下棋，我赢了他五颗子，他幽默地开玩笑说，“你没有王汝南控制得好，他只赢我一颗子！”接着他谈起了要我们学习乒乓球选手徐寅生的讲话，要我们有中国人的骨气。他特别提到我们和日本围棋交流是为了向日本围棋学习，是为了早日赶上和超过他们。 66年11月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陈老总。
当年中日围棋差距还比较大，那次中国队的胜率为29.2%。从1960年开始中日围棋交流频繁，到1966年这一次中日一共互访了十次。那时我们谁也想不到，这次交流竟成了最后一次，再次恢复时已是7年以后。（那图中记载选自《中国围棋》词典）
回北京的这段时间让我又有了机会和高水平的对手对局和研究，我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专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无奈文革的疯狂冲击着每一寸中华大地，国家围棋队也开始被卷入到那股浊流中去。两个多月后我返回成都。 （ 左边是四川的黄德勋，他65年底到的国家集训队，在66年的这场中日赛中战胜了加藤正夫4 段，这在当年是非常好的成绩。）
回成都后我仍然住在春熙路口的棋校里。可能是棋校所处的位置太好了，干起革命来很方便，它被“成都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看上了。从此每天进进出出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而不是学员们，棋校的人只能默默地忍受谁也不敢吭一声。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半工半读总部撤走了。看到棋不能下，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糟蹋，有一天一位中国象棋班学员忍不住写了一篇大字报并斗胆拿去贴在春熙路口的大字报堆里，呼吁恢复棋艺活动。这篇非造反内容的另类大字报很快被人围观，有一知识份子模样的人随即用笔在上面批注了几行字，然后义正词严地读了起来。他认为棋艺活动是健康的东西，不应废除，而应提倡（大意）。虽然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但是在当时“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有理”的潮流中谁敢出来支持这个观点，谁又敢恢复训练？
随着运动的进行，红卫兵的文斗变成了武斗，局面更加混乱， 19岁的我整天无所事事。（照片是我拍着玩的，摄于1967年）
文革轰轰烈烈地继续着，棋校大院外的街上是走不完的游行队伍（所有的游行队伍都一定会经过总府街春熙路等路段），街上斜对面 “四川宾馆”房顶上的高音喇叭每天唱着八个样板戏、高喊着革命口号。被贴上“四旧”标签的棋是不能公开下的，但是人们对围棋的热爱是消除不了的，找人下下棋的渴望并不会因害怕而完全放弃，所以偶尔还是会有棋友到棋校来访，有爱好者前来讨教。每遇那时，我们就关上门悄悄地下上几盘，悄悄地讨论一回。但多数时间是在无聊中打发日子。我开始学拉二胡，无奈乐感不算好慢慢又失去了兴趣。倒是当时成都的板胡王和另一位二胡高手来为我们倾力演奏过，那些美妙的乐曲在木质的房间里萦绕回荡，为潦倒的棋校和我们添上了一抹亮色。（摄于1968年）
成都棋校是一座雅致、幽静的三进院落。中间的院子很大，边上的两层楼房带着宽宽的走廊，院里有一口精致漂亮的水井，还有一个很大的大厅。我身后的房间是二楼最大的训练室，它里面是带壁炉的木质结构房间。这样的房屋就是现在来看也是很洋气的，我们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 摄于1967年）
“红半总”撤走后不久，棋校又被著名的造反派八 . 二六兵团盯上了。于是乎，高音喇叭架在了大门口的风火墙上，每天晚上七点正，一位口才极佳的负责人坐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手舞足蹈地演讲，街对面黑压压的一片自发而来自带小板凳的听众，棋校意外地见证了成都文革史上的这个奇观。有一天喇叭没有响起来，听说因什么事公安局介入了，棋校再次安静下来。我们每月领着一点微薄的工资，过着自由散漫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我拿起了已感生疏的棋子，想把丢生的专业给捡回来。但是没有人来督促我，没有学习资料，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看不到文革的结束，前途一片迷茫。而我们要赶超的日本棋手们却在日日进步，旁边韩国的围棋水平也在迅速提高。照片是在我住的二楼房间外和里面拍摄的，它是我那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八 . 二六撤出不久，成都警备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又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他们利用体委被他们军管的机会，就那样地强行“进驻”了。教练们被赶走了，一楼的训练大厅成了他们的排练厅，一楼最好的两间训练室成了两家军官的住房，士兵们在第一进院子楼上打地铺。我和国际象棋教练曾子林住在二楼，我们两人都是当时成都水平最好的棋手还有点“名气”，仗着年轻不怕事，谅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拒不搬走。他们多次叫人来催促，对这种鸠占鹊巢的无理要求我们毫不理会。这是我们的棋校！这是我们训练的地方！这事以后回想起来觉得有点庆幸，如果我们当时走了，棋校后来还会还给我们吗？不会被挪做它用吗？那可是文革中谁霸道谁得逞的非常时期。（可惜的是，这所漂亮、雅致的四川省第一所棋艺学校校舍只存在了20多年，它在后来的经济大潮里轰然倒塌，想起就让人心疼。图片摄于1968年二楼我的房间内，墙上的两幅画片是当时最火红的八个样板戏之一舞剧“红色娘子军”剧照。）
到1969年时棋校老三届的学生们作为知识青年陆续被下放到了农村。66年以前的小学生开始“复课闹革命”。那时棋校的领导们还没有被“解放”，单位仍然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不过那时我和其他教练员们已经可以公开打打谱、下下棋了。有几个在上学的女生爱到棋校来玩，我想着自己总得干点事吧，就自行在1970年夏天开始对她们进行训练。那时警备区宣传队还赖在棋校，我们将训练场地搬到了提督街上一直闲置着的棋园里。几个女生都是当初棋校集训队学员，她们都是主动回来参加训练的。我们制定了计划，认真地训练了一段时间。 （摄于1970年）
我时时留恋黑白世界里那探索攀登的乐趣，无奈现实又是如此地严酷，昨日的辉煌好像已经恍如隔世。旺盛的精力无处可使，我练上了举重，找来器械在家里的小院里练习，一段时间后我能挺举起几十公斤重的杠铃，身上的马甲线也开始显现。（摄于19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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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4 14: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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