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五同会图卷》（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 《五同会图卷》（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杜汭 展览：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 展期：2020年7月15日开展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南9展厅 此次“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中有一幅明代的贤臣“合影”——《五同会图卷》。该图描绘了“弘治中兴”时期五位苏州籍京官的一次聚会。文人雅集图是中国人物画史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梁苑之游的西汉名士、三国时期邺下之游的建安七子、西晋的金谷园二十四友都曾被反复描绘过。此种画作所表现的其实不止于文人雅趣和情调，更多的其实是画中人趋同的人生观和志向，他们不同的身世经历和人生轨迹能够启发后世观者的思考，起到鉴戒的作用。 国家博物馆藏的《五同会图卷》是一幅明人绘制的绢本设色长卷，布局工整，刻画谨细。画中场景为一庭院，五位主要人物均着官服，另外还有五名侍者。此画的一大特点就是画中之人留下了好几篇专门记述此画的诗序，这些文字为后人的解读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这五人其实不仅是此画的立意和构思者，还可能对画家的创作给出直接指导。 卷首所画第一人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就写有《五同会序》和《五同会诗》（记录于《家藏集》卷四十四）。据该文介绍，《五同会图卷》产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画中的五人同时任职于明孝宗朝，从卷首至卷尾（右起）依次为：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1443－1517）、南京副都御史陈璚（1440—1506）、吏部侍郎王鏊（1450—1524）和太仆寺卿吴洪（1448-1525）。因为五人生在同时、来自同乡、同朝供职、拥有共同志向，并且行事同道而称为“五同”，此五人在京办公之余时常小聚，这聚会并非吃喝聊天，而是“以正道相责望，以疑义相辨析。兴致所至，即形于咏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庶几”。 卷末最左边的吴洪推荐了来自杭州的画师为五人画了群像（《五同会序》中有“丁君綵妙绘事”之句，此人于美术史并无记载，“妙绘事”指精于绘画，笔者推测画家的姓名应为“丁君綵”），后来五家又找人临摹，各收藏一张。国博此卷后有吴洪第十世孙吴至慎的题跋，可能就是吴洪家收藏那一幅，而且又有署名吴宽、王鏊和吴洪的跋文，有可能就是丁君綵原作。 除了这一卷，故宫博物院藏有另一幅《五同会图卷》，后有画中人陈璚后人的记录，应为陈家收藏的那一卷摩品。此两卷无论尺寸、构图、人物和背景安排都很相似，跋文中所述相关人物事件也能对应，卷后也都有好几位清代重量级文士题跋，所以综合参看两卷题跋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图像背后的深层含义。 大明盛世的“五星聚奎” 这幅画中的五人均直面观者，三人直立，两人端坐，几乎连成一条线，这个构图也与其他文人雅集图非常不一样，画家为什么这么画呢？ 与此两卷相关的诗序跋文中，“五星聚奎”这一典故多次出现：吴宽有“乡里衣冠比聚奎”，王鏊也有“佳会初逢日在奎”之句。嘉庆丁卯四月无锡后学秦瀛题跋说五人“如五星聚奎，冠裳耀樽”；其他题跋中也有“星聚京华”“五星交映”等字眼。 “五星聚奎”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天象，是五星交映（五星连珠）的一种，指从地球上看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而且只有五星聚于奎这个星宿才是最好的。古人认为世间人事与天上的星象是相对应的，一些特殊的天象出现，地上也会出现特殊的事件。宋太祖赵匡胤夺天下，天空就曾经呈现“五星聚奎”。后来北宋最卓越的“北宋五子”周敦颐、程灝、程颐、邵雍、张载也被认为是在朝为官的“五星聚奎”，与大宋的天象相对应，所以成就了后来北宋的兴盛。 司马迁认为，五星合的祥瑞只是对有德者而言的，《史记·天官书》云：“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五同会图卷》中的这五位高官均效力于明孝宗皇帝，朱祐樘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他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其在位期间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治绩，而五人中的吴宽正是朱祐樘小时候的老师。 吴宽是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状元，他行履高洁，志操纯正，做孝宗老师的时候，宦官大多不愿让太子接近儒臣，多次用他事间断讲读。吴宽率领僚属上疏说：“东宫讲学，寒、暑及风雨天就停讲，每月初一、十五和节日停讲，讲学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的时间少，停讲的日子多，怎能容许又借其他事妨碍讲学。古人八岁时就随师学习，居宿于外，是想他远离不好的环境亲近君子。百姓尚且如此，况且是天下之本的太子呢？”孝宗赞许并接纳了他的意见，这其实就为孝宗之后的清明统治埋下伏笔。 五人中官职做到最高的是文渊阁大学士王鏊，他也曾给孝宗做过侍讲学士和日讲官，当时孝宗宠信宦官李广，整日在李广陪伴下游玩。王鏊便以周文王勤政的典故反复劝谏，终使孝宗感动。日讲完后，孝宗对李广说：“讲官指的是你们。”王鏊还曾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他在任上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终因无法挽救时局而辞官归乡。此后家居十六年，终不复出。王鏊居官清廉，全无积蓄，被人称为“天下穷阁老”。文徵明说：“人臣之义要当出于正也。”唐伯虎赠他一副楹联：“海内文章第一，朝中宰相无双。”王阳明更是赞其为“完人”，他评价王鏊博学深刻，于祖宗先辈无憾，结交智友，声名显扬于世。从童子到耄耋老人，从在朝文臣到归隐文士无不学习他、仰慕他。王鏊晚年退居苏州后，倾心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国家栋梁之才，其遵循古法的治学理念对吴门画派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熟知的文徵明、唐伯虎和祝枝山都曾师从于他。画中李杰、陈璚、吴洪三人也都与上述吴宽、王鏊一样身居要位、正直不阿。 吴门士大夫的“姑苏志” 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朱熹也说：“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在《五同会图卷》画成的第二年（1504），五人中最年长的吴宽去世，王鏊在《姑苏志序》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撰写编修苏州府志是苏州自古以来历代文士的传统，传到吴宽这儿，他更是恳切地想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录成，吴宽虽然病了也不释手，去世时留下“积案满箱”。当时广州林侯世远任苏州，他抱着吴宽的遗稿嘱咐王鏊说：“文定之志不可不就也。”于是他们延聘同志者七八人（其中就包括文徵明），参考诸家文献历经八个月写成了《姑苏志》。 王鏊在序言中还说：“续而正之，能无望于后之君子乎？姑苏，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吴郡图经续记》记录“姑苏山，一名胥山”，这里正是吴王阖闾的旧宫。姑苏山就是现今苏州西南古吴国姑苏台的位置，姑苏台也叫胥台，苏州这个名字就是从此而来。这里不仅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与伍子胥强盛吴国之地，也埋葬了历代苏州文士，可以说是苏州文士精神的寄托。以山名志，就是家国天下的抱负与追求不能动摇，要代代传承。王安石的《伍子胥庙记》中说：“子胥之节有以动后世，而爰尤在于吴也。”也就是说忠孝取义的伍子胥精神一直感动后世吴人，得以传承。 故宫版《五同会图卷》后有清代“古文第一人”姚鼐对该画的评价：“衣冠仪貌昔贤存，展阅增恭况子孙。此卷欲教千百载，长留故事向吴门。”吴门历代都有名臣出仕成为国家栋梁，家国天下重任的担当正是吴门精神传承的核心，这也正是《五同会图卷》产生的初衷。 “六合同春”的愿景 画面中颇具苏州园林风格的背景中，动植物姿态各异、种类丰富，其实也都有着各自深刻的含义。图中的太湖石，就是产自苏州西南的太湖，象征坚贞、孤峭的气质与风骨。右边的松树代表青松之志，也就是成为国家的支柱，体现了士大夫的追求。画中除了琴棋书画等文人所长，桂树象征着五人身份尊贵，蕉竹配植是最为常见的组合，二者生长习性、地域分布、物色神韵颇为相近，有“双清”之称。 画中最左侧有一梧桐树，庄子在《秋水》中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鹓鶵是古书上说的凤凰一类的鸟。它生在南海，而要飞到北海，只有梧桐才是它的栖身之处，吴王夫差就曾建梧桐园招引凤凰。梁任防《述异记》记载：“梧桐园在吴宫，本吴王夫差旧园也，一名琴川。”梧桐树下方就是溪流，有一书童抱着琴，这个图像正使我们想到吴王的琴川之梧桐。画中五人皆是南方人，至北京为官为孝宗重用，这一图像的设置，也许正表明他们将自己比喻成北飞的凤凰，栖身于明治的朝廷。 五人中间位置的背景中，有一鹿一鹤，正是此画的点睛之笔。鹿鹤谐音“六合”，意味“六合同春”，明人杨慎专门讨论过“鹿鹤同春”与“六合同春”谐音的问题。“六合”是指“天地四方”（天地和东西南北），亦泛指天下。“六合同春”便是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也意味着天下太平，正是这个家国天下的共同追求将五位圣贤的心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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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2 0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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