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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货币方面采用银铜双本位制，白银和铜钱都可以当钱花，它们之间的兑换比例就像现在的各国货币的汇率一样是常常变动的。道光帝以前，1两白银以兑换1000文铜钱，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因为英国一些商人向中国走私鸦片赚取暴利，而洋人收钱当然只认真金白银，拿个“道光通宝”到了国外别人可不认，所以白银大量流向国外，价格猛涨。 
咸丰帝年间，一两银子就可以换到两千二三百文了。光绪年间一个鸡蛋只要3~5文，以一两银子可以买400个鸡蛋计算，内务府的采购价大约是实际价格的1.3万倍，估计只有这样才足以体现皇家品质应有的至高无上吧。 如果您不是内务府负责采购专员，只是去菜市场买菜回家做饭，那就应该很熟悉市场行情了。要是听到商贩们吆喝：“鱼20文一斤，牛肉25文，一斤猪肉30文”，这个价钱挺合适，不妨来上几斤。 您要是不喜欢街上商铺供应的成品衣服，想自己动手设计一套，就得先去采购点布料。一尺棉布的价格在10—20文之间，丝绸比较贵，要50~100文。一身普通长袍至少需要预备21尺布料，这么算下来大概要花费400文铜钱。 
至于房价，您可以参考乾隆十六年(1751)天津市民丁予范的经历，他在刘家胡同二道街买了一块将近一亩的地，盖起一处总共十间房的大四合院，连买地带盖房总共花了180两银子。要是想直接入手一处自己中意的二手宅子，倒也省事，道光十八年(1838)天津市民任秀坡就曾以200两银子的价格接手刘家胡同二道街的一座四合院，然后又投入350两加盖一间客房、一间门楼、三间书房、三间板房，这套高档连徘别墅型公寓，配套设施齐全还没有公摊面积，再次转手的成交价也不过600两，任秀坡赚了不过区区50两银子而已。 要是您出生在农民家庭，可能要掰着指头算一算收入，这才好紧巴巴地安排各项开支。 
假如您不想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立志前往城里做一名在工地搬砖的建筑工，那么当时的用工行情是：日工资最少30文，高级技工200文；如果是按月发放，月薪会在300~1500文之间，不足一两银子；如果在富人家里做长工，年薪在3—20两之间，平均水平为10两。于是许多人想到的出路是——寒窗苦读，然后科举做官，为朝廷效力，总不至于忍饥挨饿干工作吧。 养廉银一实行，分分钟奔小康。其实一开始，大清官员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大清会典》规定，一至九品官的年薪为180~33两不等，这是基本工资；每一两俸银还会对应发放一斛米，约为200斤；所有在天子脚下工作的京城官员可以多蒙受一点皇帝的“雨露恩泽”，领取双倍工资，六部的正副部长在领取大米时再加一倍。 
您说，一品大员才180两，这有点不符合最初的梦想?大臣们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向皇上大量举例说明生活的苦难，比如五品官何刚德的经历，他从外地进京上任的时候，从老家雇了一辆马车把一家老小和全部家当驮来，几年之后才有了一些积蓄，花24两买了一头骡子，月6两雇了一个仆人给自己驾车，这算是大清官员用车的最低配置了吧，但以年薪80两来衡量，养活一家人完全成问题啊。 大清官员尚且不能免除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如何能安下心来为人民服务呢?于是他们便拿皇帝爱吃的特供土豪蛋说事儿：皇上您看，一个鸡蛋都动辄10两、34两，这物价涨得太快，生活压力太大。您说为什么有些官员胆敢冒着法律的严惩贪污受贿呢?这也是因为入不敷出、生活所迫啊。就算我们不指望每年工资按照经济增长率相应上调，至少也该向前朝看齐啊。 
于是，为了适应以土豪蛋为代表的物价快速增长、提高大臣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同时减少贪污腐败现象，雍正元年正式推出了一项工资改革方案——养廉银，从地方税收里拿出一部分给大臣发放生活补贴。具体金额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有所不同，通常为基本工资的10—100倍。这样，养廉银成了清朝官员的主要收入，基本工资倒成了形式，而且在不同地方当官从此有收入上的差距，经济越发达养廉银就越多，所以大家抢着去江浙一带，而不愿去大西北就职。 您一定听说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流行语。其实这里的“清”并非特指清朝，而是“清廉”，意思是说您做了知府之类的宫，就算规规矩短做个清官，三年任期也足足有十万白花花的银子进账了。可是您算了一下收入，正常年薪加养廉银，也不够十万啊。这是因为这句话里包含了按照封建官场潜规则接受下属各种“馈赠”和“孝敬”的所谓灰色收入。 
从以上我可以看出在清朝白银还是很值钱的，官员与百姓的收入差距非常巨大，即使在康乾盛世，一般百姓生后也并不富裕，那时候的银子还是很经花，白银作为货币和商品都是很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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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9-1 0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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