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参访泰戈尔为世界缔造和平的寂乡

文如玉

一

记忆中的8月总是炎热的，加尔各答这个时候居然如此凉爽，这是我殊未料及的。夏日的芒果与椰果虽是我日常的必备美物，风中吹动的气息，却分明是南中国早秋的意味。此间8月份的西孟加拉，属于天时中的雨季，落入我目中的一切，无不惊动了深心中最是恬静和平的梦。这些时候，我除了与自然的诗心为伍外，或可进驻圣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幽深的思想当中。

我是在这样的时节，访问现代印度的教育与诗的圣地：加尔各答北郊的寂乡（Santiniketan，桑地尼克坦，意为“和平村”、“沉静之乡”），与藏身这个葱郁林薮中的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这是由诗人泰戈尔于1901年开始造梦，直至1921年初步缔造完成的和平之乡。1921年，在迟到的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里，他曾明其初心：

“我决心创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令西方和东方的学生可以在彼处相会，分享着共同的精神盛宴。……把这所大学当做东西方文明的共同之桥梁。愿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生命为之献策建言，作出贡献，让我们一起努力，使它富有生机，以代表这个世界永不可能分割开来的真实人性。”

这次，我为了赶赴寂乡的国际大学，搭乘了豪拉（Howrah）通往波尔普尔（Bolpur）的第12337号列车。这是较好的选择了，无论是时间，还是车厢空调的品质。波尔普尔是去往寂乡的最后一站，保证了和平村的宁静。一百多公里，需要运行三个小时，若是不与中国大陆比较的话，在这里已属人们的首选了。

由于泰戈尔后半生超过四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寂乡早就闻名全球，成了世上无数热爱这位圣诗人的朝觐之地。包括几代中国人，记住名字最深的，恐怕也是这个地方了。


豪拉通往波尔普尔的第12337号列车——和平乡特快。

1924年的春天，泰戈尔曾专程拜访过中国，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于是，跋涉了一万里的海程，抵达了中国。

而自中国回来后，他便念兹在兹，一直谋划在国际大学创建一所“中国学院”事宜。此后复得中华民国政府的资助，陆续邀请中国的学者访学、施教。湘人谭云山，是中国学院于1937年正式创立时的首任院长，至1968年退休，而诗人徐志摩、哲学家徐梵澄、画家徐悲鸿、佛门大德太虚上人、学者季羡林等，还有周恩来总理，都曾到访过此所著名的大学。

“Santiniketan”，这个名字取自印度古奥义书中的祝福之语“Santi”（和平），亦有人袭其声音，称作“香缇”，其实皆源出古时印度人的森林梦想。这种祝福与梦想，乃是古人从天地自然那里领受过来的生命启示：人，不是互竞的异族，而是互助的同类。加之人类个体先天的脆弱，无法孤独如兽、寂寞如神，在关系的隔绝当中，力量、智慧与慈悲，皆会萎缩，故启之以此种祝福，谋求存在界的大和谐。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答奖辞中说：“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与其他族类、其他的个体进行战斗，而是藉由他的工作，以实现存在界的和解与和平，重建友谊与爱的纽带。”

二

我们知道，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但是一位诗人，同时还是一位靠近精神圣域的社会行动家。在五天竺的漫游途中，我曾遇见过无数的人，不分僧俗，对他一律充满敬重，甘地誉之为“圣师”实在并无夸张，允为当之无愧。在印度文化里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当致力于两个使命：第一、自我证悟；第二、服务社会。没有前者，后者是盲人；没有后者，前者是瘸子。泰戈尔、斯瓦米•辨喜、室利•阿罗频多，皆是如此，有趣的是，这三位近代世界最是卓越罕见的印度人杰，他们居然都是加尔各答人，前二人还住在同一条街上！

我们拜访了国际大学的校园，由中间的一条小路进去，没转几个弯，就到了Cheena Bhavana（中国学院），隔着院墙，远远亦可看到学院的院名——“中国学院”四字，由当时的民国政要林森书写的中文魏碑体，题写于创立之初的民国二十六年。


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学院

我见到学院里面走动的这些印度学生，手中拿的都是印满中文的课本，并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心中甚是惊喜。我认识了这里的印度学生苏满与阿布。简短的中文对话之后，我知道苏满下半年正要启程前往中国，到西南学术重镇四川大学访学一年，听其口风，有攻读博士的志愿。而阿布则是一个伊斯兰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在这里学习中国文字与文化。这正是泰戈尔的伟大抱负，不分宗教种姓、国籍男女，尽可“尚亨于野，无吝于宗”地在此求学，用泰戈尔的精神讲，就是“世界相会于同一个鸟巢”，梵文则写作：Yatra Viśvam Bhavatyekanidai。


历任中国学院院长名字与任期，首任湘人谭云山。

由印度学生苏满的引路，我们很快与院长阿维杰特（Avijit Banerjee）见了面。从2011年9月份上任始，阿维杰特先生已经担任了将近八年的院长。在他的院长办公室里，我看到了挂在墙上，由中国政府于2014年9月19日颁发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奖框，下方还挂着中国的吉祥物：一幅熊猫图。

我把自己带来的几本古书与书法作品，一并赠送给他们学院的图书馆。因受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孙智燊先生之托，我把他刚刚发来的一份重要信物也交给这个学院。这份信物与泰翁的关系甚是密切，缘起于1941年的8月7日，时泰翁于加尔各答的旧家中溘然长世，泰山崩摧，哲人其萎，消息传到了中国，一代哲人方东美先生代“中国哲学会”作了一首《天竺诗哲泰戈尔挽词》云：

东方道种智，证得依林薮。

园丁新月夜，玄览净群有。

归神託性天，博大真人后。

灿烂死中生，发心狮子吼。

逝者全其天，荣名长不朽。

生人绵博爱，万古以为寿。

不久前，孙智燊先生将该诗译成了英文。我今天递交给院长的，便是这首纪念泰戈尔逝世的挽辞原文与译文。我告诉他：原作者叫做方东美，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在旧时的中国极富盛名与威望。他与泰翁几乎是同样的博大杰出。所以，他在1941年代表“中国哲学会”起草的该诗别具意义，正是中国与印度的传统友谊，在现时代的一个重要见证，希望你们能保存起来！


泰戈尔国际大学博物馆里陈列的中国演讲集，泰翁的中国名字还是梁启超给取的：竺震旦，含有恒久的和平与友谊的寄托

嗣后，阿维杰特院长安排了学生为导游，引荐我们参观诸所，带我们到诗人居住的房子，诗人冥想的地方，还有大学的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地一一参观毕。

而我印象最深的乃是一些供低年级学童与天地自然接触的露天教室。这些露天教室形状不一，或方或圆，或构作心形，但在中间都一律留有一个位置，是给老师坐的，学生们则席地围成一圈，然后再外围稍远处，便全都是浓荫匝地的各式树木了。

这好一副幕天席地的教室啊！它们也正体现了泰戈尔孜孜以求的师事自然的教育梦想。这块充满田园风光的僻静之地原是诗人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选中的，是“作为他的生命与神交流的适宜之所”。而复又作为永久性的捐赠，指定这个地方供给那些为沉思和祈祷而追求宁静和隐居的人们使用。

最初，即1901年12月，诗人带着五个孩童（包括他的长子）来到了这里，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开始展开对教育真谛的探索，直至最后办成了举世闻名的国际大学，为印度培养出许多第一流的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哥特曼（Li Gotami）、共和国总理英迪拉•甘地、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库马尔•森等。


学校里面的露天教室

藉着阿维杰特院长的指津，我们还访问了当地一个著名的手工品集市，一个印度教的神庙，前者显然与近代印度以来，尤其与甘地、泰戈尔等人的民族自助运动有关。我得突突司机之助，又拜访了泰戈尔诗中的灵感之源：库拜河（Kopai River）。

彼时，我是在寂乡的暮色中拜访了这条河流的，一路上真是铺满了诗人诗歌中的音乐、色彩与韵律，我看到根须匝道的大班杨树（Banyan）树，遇见了安静的莲花湖，还与乡间漫步的牛羊陌路相逢，一直乘到了库拜河的桥上，“在库拜河河水的潺潺流动当中，有着与我的诗歌类似的一种自然节律”。泰戈尔曾经这样深情回忆道。我也似乎被寂乡的这种无尽诗情触及了深心，如同亘古的残梦，教人欢喜，复又教人辞穷。


给泰戈尔以灵感的库拜河与乡野风情

三

泰戈尔创办这所学校的初心，是有着印度古老的传统的启示的，这古老的传统来自于《奥义书》圣典的形成。印度人曾经自豪地称谓他们伟大的《薄伽梵歌》云，这至高的神圣之甘露《薄伽梵歌》，乃是自一头神秘的母牛身体内汩汩涌出的牛奶，而那头母牛，就是古老的诸奥义书。

《奥义书》精神高迈，远愈尘间种种俗谛，隶属于四部吠陀（Veda）。吠陀文献是那些隐居密林之中身披鹿皮、冥思宇宙的森林圣者们的杰作。古典时代的印度人相信这是上帝的呼吸，是永恒的真理，奥义书的数量有一百二十部之多，是印度文化中的核心哲学文献，在印度传统中，它们一直被珍视为至高知识的精神宝库。

而奥义书（Upanishad）一词的梵文原意，即蕴含着这样一幅古典的画面：在无边寂静的森林里面，对至高的真理有着真实渴望的师徒，或静静安坐，沉入冥思；或四目相对，口耳相授，于是，真理与新的生命会同时诞生。在印度的文化中，有所谓的“知道真理者，就会成为真理”（Brahmavid brahmaiva bhavati）一说。这样一种诞生真理与和平的森林所在，就叫做“静修林”（梵文：Ashram）。泰戈尔说：“在印度，我们至今缅怀那些伟大导师在森林聚居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不是浪漫主义的虚构，它为遗迹所证实。我们拥有本土的教育体系，数世纪以来它一致保持着独立，最后大概是毁于外国官僚统治之手。”所以，泰戈尔在寂乡试图重建的，正是印度这种古老的教育理想，安坐天地之间，重视冥想传统，并让学生通过与教师共享高尚的生活，来实践心目中理想的教育。


和平村的印度榕树

泰戈尔认为，真正的教育必当是，它不仅给我们以知识与信息，而且要使我们的生命与万物的存在获得最高的和谐、最高的一致，使此微尘之肉身，获得了天界不朽之荣光。他说：＂我认为，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要让我的孩子们完全认识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存在的系统里，在那里，树木是实体性的事实，不仅仅是产生叶绿素并从空气中摄取二氧化碳的树木，而且是活生生的树木。＂

当我们被自然的力量遣送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并没有同人间的政府，或教育部商量过成长的事情，而自然的声音却从来没有片刻停止过它的耳语。泰戈尔说，成人世界与孩子世界的最大区别就是：孩子是自然本身的造物，而成人已经通过人类社会的塑造，很可能面目已经全非。所以，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过，＂上帝在期待每一个人从智慧当中重获童年。＂这或许就是泰戈尔教育理想的终极真谛。

泰戈尔在涉及这种理想时，他确实有过对生命过程与文明之间的考察，他认为，文明只是中间事物，“它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结尾。它的纷繁复杂和礼仪习俗自有其用处。然而，如果把它们作为最终的，并把它作为一种规定，不给人类生命留下一块绿地，以远离烟雾和喧闹的统治，那么，孩子们就会痛苦，青年们就会陷入厌世，而老年人就会忘却在安宁和美感中颐养天年，并因年龄之衣的褴褛、满布破洞和补丁而羞愧。”所以，在孩子的教育成长中，文明，或知识，仅仅是一个中间阶段，绝不可误为终极的理想，“首先，他们必须通过热爱生命去搜集知识，然后得抛弃生活去获取知识，最后，他们将以成熟的智慧，返回到他们更完全的生命。”

四

在寂乡的泰戈尔博物馆里面，还有大量的图片资料与他的那一次中国之旅有关，表明他对中国的眷恋与祝福。最近，因中印在洞郎的边界问题，使得两国上空阴霾深锁。而作为对和平精神孜孜以求的诗人泰戈尔，此时尤其值得我们来缅怀。1941年2月，已然卧病在床的他，尚念念不忘他在中国的这份记忆，人生最后一个诗集《生辰集》中，专门有诗纪念，现在，这首诗正镌刻在他的故居Rabindra Bharati 的博物馆“中国分馆”的墙壁上，其大体意义为：

在我生辰的净瓶里

盛满自朝觐途中的圣地采集过来的圣水

犹且记得，我曾访问过中国的土地

遇见从不认识的东道主人

他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留下了这样的印迹：“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

生人的面纱不觉中掉落

心灵密室出现了永恒的人

我们欢喜的相会，意外的亲密

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裳。

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

我在哪里获得朋友，便在哪里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生命的奇迹

而异乡，则开着姓名各异的鲜花。

徐悲鸿、谭云山与泰翁在寂乡合影的老照片

此诗写完后不久，病体愈衰。最后，他告别了寂乡，回到加尔各答不久，便于当年的8月份去世。留下了这个最能够体现他的世界和平与人类大同思想的地方，他曾如此说过：

“在这个寂乡的静修林，人们为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宁之中聚集到一起。在那儿，生命不仅是静思的，而且是在活动中觉醒的；在那儿，孩子们的心灵不会被强迫去信仰；在那儿，他们要去将人的世界实现为他们渴望成为其居民的天国；在那儿，日出、日落和静寂的、灿烂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们的重视；在那儿，人们在花儿与果实的盛会中尽情地享受着欢乐；在那儿，年轻人与老年人，教师与学生围坐同一张桌子，共进他们世俗之餐和永恒的生命之餐。”

就是这样一个高不可攀的模本，一个纯粹的教育理想国，它居然在诗人泰戈尔的手中生成，逐渐变成了印度大地上的一种真现实，延续至今，并蔚为壮大。

我们告别了寂乡这和平的圣土，踏上了返回加尔各答豪拉站的第12338号列车，它与我们来时的列车一样，其名字都叫做：“和平乡特快”（Santiniktan Express）。我是多么期待，这趟列车，它就是行程匆匆中的人类历史的真实隐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