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蒋介石的一次印度之行

老八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成立，蒋介石出任司令官。1942年2月4日至21日，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出访印度，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向甘地等人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印度独立的立场和态度，同时也期待印度国民大会党看清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支持中国及盟国抗战。这次印度之行是蒋介石执政后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出国访问，也是晚清以来中国开展的首次大国外交。

蒋介石为什么要访问印度？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也“被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对于参战事宜印度民众毫不知情，一时间群情激愤，一直谋求民族独立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甘地发表一系列宣言和声明，呼吁印度以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抵御英国殖民者，不参与战争，并要求英国政府给予印度独立地位。

访印期间，蒋介石夫妇会见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右二）和尼赫鲁（左一）等人

1940至1941年间，欧洲战局迅速恶化，印度国内各大政党包括甘地领导的国大党大部分成员，都认为只要英国在印度民族独立问题上让步，一切形式的合作都可以谈，包括参战。1941 年12 月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相继占领了印度支那、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作为英国经济、军事基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则以支持亚洲被殖民人民独立运动的名义进行侵略战争，利用印度民众对英国的仇恨为自己服务，提出了“把英美赶出亚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口号，并扶植印度的“亲日反英”势力，以此来怀柔印度人民，非常有迷惑性。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印度站到反同盟国立场上，对于同盟国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1941年年底，美国总统征得英国和荷兰政府同意，提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介石负责指挥在中国、安南（越南）、泰国境内活动的盟军。1942年1月2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同意担任该职，并要求罗斯福转告英国首相丘吉尔，应研究如何让印度及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迷惑。为加强中印关系，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决定出访印度。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蒋介石此次访问印度的目的如下：1、劝英印互让合作；2、劝印多出兵力；3、劝英允印自治；4、为将来中印合作打下基础；5、宣传三民主义。但蒋的决定遭到戴季陶、陈布雷等一些同僚和下属的反对，他们以安全为由劝蒋等战争形势好转后再出访。但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说：“汝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苟能四亿五千万民族与三亿五千万民族联合一致，岂非大佳事！”

1942年2月4日，在外交部长王宠惠、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张道藩等人陪同下，蒋氏夫妇开始了印度之行。

与甘地对话不欢而散

蒋介石抵达印度后，渴望立即会见甘地和尼赫鲁，但遭到英印当局的多方阻挠。2月10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夫妇转达印度总督林里资哥的意见，劝蒋不要到甘地的居住地会见甘地，以免抬高其地位和声望，损害英国人的体面；11日，卡尔又来见蒋，说总督要求蒋不可去孟买见甘地，只能召其来见，蒋介石对此非常愤怒；12日，丘吉尔来电，重申蒋切不可亲访甘地，蒋介石很不高兴，回电称不必“悬虑”，已放弃此想。

2月14日晚，蒋介石收到甘地函电各一，为“吾人所不能控制之环境”而不能相见深感惋惜，信件中说“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据史料记载，蒋介石阅后伤感不已，深觉亡国者失去自由的痛苦，遂决定与甘地见面。

2月18日，在蒋介石的坚持下，英印政府应允两人在加尔各答白拉尔公园会见。会见时尼赫鲁也在座，但未发一言，自始至终都是蒋介石与甘地二人对谈。

会谈原定由中方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任翻译，但甘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请求：“尊夫人熟谙英语，声音又非常美妙。您是中国政府的首脑，同我这个平民交谈，可否不讲外交礼仪，让尊夫人为我们翻译，让我听听她美妙的声音?” 蒋介石欣然同意。会谈中甘地向蒋介石阐明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谛，他说：“有人称不合作运动是弱者的武器，是一种消极的斗争方式，我不能同意。我的最终目的是要用非暴力来反抗暴力，以非暴力来代替今天世界上处处横行的暴力，争取人权，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这种运动足以对抗世界上最强暴的武力，它既是积极的、现实的又是充满哲理的。至于如何运用这个力量，不能从书本上去学，而必须经历艰苦的思索、虔诚的祈祷和百折不挠的奋斗方始能够掌握。”

甘地阐述的这些不合作运动理论，蒋介石并不感兴趣，只是出于外交礼貌才点头称是：“柔能克刚，这是我们东方哲学的奥秘所在。”

当时甘地已经七十多岁，年老体弱，不能长谈，每过一、二十分钟就要休息一会。午饭后，会谈继续，一心想劝说甘地参战抗日的蒋介石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日本和德国入侵印度，先生也用不合作的方式对待他们吗？”

甘地干脆地回答：“不合作！绝对的不合作。”

蒋又说：“先生自1901年以来，对抗英国，谋求印度独立，艰苦奋斗已达40多年，然事业尚未成功。如果英国答应五年或十年让印度独立，这样便实现了您奋斗的目标，先生愿意现在同英国合作吗？”

甘地答称：“如果英国以我停止活动为条件，答应五年或十年后我们独立，我必定加以拒绝。因为这个所谓合作，实际上就是同暴力合作，而独立是绝不能用与暴力合作的代价换得。否则我的五十年生命史就将重新写过。因此，我只能和真理合作，绝不能和谬误合作。”

见甘地如此执着，蒋介石只好亮出了底牌：“不合作的方式用在印度或许是正确的，对此我并无异议。我也不想要先生改变自己的信仰。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动员印度国民参战，站在同盟国一边，一起打败日本、德国法西斯，这样，在战后和平会议上，中国就可提出让印度出席会议，并共同为争取印度的独立自由而努力?”
甘地答道：“世上只有受难者才知道受难者的苦痛，我对中国在抗战中做出的牺牲，深表同情。但是，贵国既然是英、美同盟，那么请问，为什么这次战争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盟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至今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呢？可见英、美的‘民主’、‘同盟’是假面具。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东方民族的。战时对你们尚且如此，战后和会上我们将处在什么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恕我直率提出，阁下岂忘了当年的‘凡尔赛和会’了吗？”
蒋介石还想继续劝说下去，但甘地竟置而不答，只是低头纺线，一言不发。对于这次会见，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

三晤尼赫鲁

蒋介石与尼赫鲁比较熟悉，1939年8月尼赫鲁访问抗战中的中国，曾与蒋介石在重庆的防空洞中秉烛夜谈，蒋对他极为欣赏，以“同志”呼之，并在日记中给予高度评价：“其人思想与言行，皆甚有调理也。”访印期间，蒋介石与尼赫鲁多次会面，其中两人还单独进行了三次长谈，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

第一次长谈是2月12日，两人在新德里单独会晤。此前蒋介石曾同时会见了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阿柴德和尼赫鲁，阿柴德向蒋介石表示，印度虽对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深表同情，但手足却为英国人所桎梏，印度只有完全独立，才由可能协助盟国抗战。蒋介石表示，在独立之前，须经过若干阶段，因此他建议印方通过“间接方法”和“政治策略”达到自由的目的。阿柴德不同意蒋的意见，认为自由就是印度的最后阶段，中间并无经过的阶段。最后蒋介石询问阿柴德，印度可否先取得自治领的地位，然后再考虑独立？尼赫鲁回答说，如果真正给予印度人民以实际权力，国民大会会考虑这个方案。

2月12日蒋介石与尼赫鲁见面后，蒋再次询问尼赫鲁对于印度首先取得自治领这一建议的态度，尼赫鲁说“必须给予印度民众以实权，让我们自己决定建设哪一种方式的政府。”蒋介石对尼赫鲁的态度还比较满意，但会晤后甘地和尼赫鲁却相继发表了攻击英印政府的激烈言论，不肯为中国的调停“留一丝余地”，蒋介石颇觉意外。

2月17日，蒋介石在加尔各答再次接见尼赫鲁，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长达三小时之久，蒋介石劝告尼赫鲁及国民大会党“乘世界大战的机会，积极参战，与盟国发生密切的关系，取得世界同情；对内则乘英人无暇阻挠的时候，发展教育，培养军政两方面的人才，作积极的准备”。蒋介石要求国民大会党改变对英国政府的态度：“如果印度抱残守缺，永远以不合作的办法去做，实是印度革命的损失。此次若不积极参战，积极合作，不但不能增加同盟国对印度的同情，且将失去过去已有的同情。”尼赫鲁则向蒋介石控诉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摧残和压迫，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印度曾经得到战后恢复自由的承诺，但战后反而遭到更残酷的镇压。甘地也曾通过以合法途径解决印度问题，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不得不采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后蒋介石询问尼赫鲁是否可以停止对英印政府的攻击，尼赫鲁一口回绝：“这一点我们恐怕做不到，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武器。”

2月20日晚，蒋介石与尼赫鲁进行了第三次长谈。尼赫鲁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国民大会党内部的情况，他说前党主席鲍斯一直活动日、德两国承认印度独立，如果国大党积极参战，那么印度同情鲍斯的民众就会反对国民大会党。他要求蒋介石转告英国政府：“如果让印度国民抗战，必须让民众觉得战争是印度人的战争，要做到这点，则必须成立一个印度人自己的政府，而且这个政府绝对不能接受英国人的干涉和摆布。”尼赫鲁还向蒋介石表示，鉴于印度目前的现状，国大党只能对中国抗战给予道义上的同情，而不能有所行动。

蒋介石见尼赫鲁态度坚决，便转而从中印两个文明古国联合的重要性谈起，他说：“中印两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同受列强侵略，两个民族如果联合起来，就是全世界的白人团结一致，也无法压迫我们。但如果两国不能联合，而四周都是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者，两国就永远不会有独立自由的机会。”蒋介石借机批评甘地追求独立的方法过缓，他建议国大党应采取一种和甘地宗旨不相违背的方法，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机，来推进印度革命的进程。尼赫鲁对扬弃甘地之说没有表态，但对蒋提出的加强中印两国联系“绝对赞成”。

回国后，蒋介石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劝说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与印度合作，在蒋介石调停下，英国政府派遣克利浦斯爵士与印度国大党会谈，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双方没有谈拢，但中国政府与印度国大党的关系却得到加强。1943年，原国大党主席鲍斯公然投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自任总理，但尼赫鲁等不为所动，始终坚持援华抗日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