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秦镜回忆录：征尘岁月》

老八路

秦镜（1919—2013），江苏启东人,1938年7月参加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历任排长,新四军五团特务连连长,启东游击队队长,启东警卫营副营长,启东警卫营营长,华东野战军四纵队教导团团长,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205团团长,第三野战军23军69师参谋长,23军69师副师长,23军副参谋长,23军69师师长,济南军区67军参谋长,67军副军长,济南陆军学校副校长。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大校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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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弃学抗日


　1919年农历十月初十的傍晚，我出生于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南，惠丰镇西约1.5公里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父亲秦彦章，母亲张允葵。我有个弟弟，小我两岁，名裕丰，三个妹妹，名裕琴，裕美，裕莲。还有一个大哥名建刚，大我10岁左右，很能干也很懂事。在我10岁那年，有天傍晚，他带我在地里砍了几根甜黍秸，回家和弟妹们吃了后就睡觉了，不一会儿他开始不停地泻肚子，到第二天早上就断了气。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父亲放声痛哭，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听说那年瘟疫流行，患这种病死去了很多人。
　　父亲不大识字，是个很勤劳、很俭朴、能吃苦的农民，完全靠自己种田养活着一家人，难得在农忙时请临时工帮忙。母亲是很温和、善良的农家妇女。父亲对我们子女特别严厉，尤其带大家下地种田时，对我们的要求很严，不容一点马虎，有时还会打人，弟妹们在他面前不敢有一点任性。
　　我小时候不大怕父亲，可能因为大哥死后我是长子，他处处对我有些偏爱，比如母亲做好饭菜总是把好菜放在父亲的面前，弟弟妹妹谁也不敢伸筷子去夹菜，而我却敢一边眨着眼睛，一边把筷子伸到他面前去夹菜。父亲有时虽摆出一副瞪着眼睛举起筷子的架势，但又不会像对其他弟妹那样把夹住的菜敲下来，母亲在一旁看得直发笑。在母亲八十岁时，还常提起这件趣事。
　　我原名秦裕祥，上初中时我的班主任老师、学校教导主任又给我改名秦镜，取意古句“秦镜高悬”，希望我将来能做官体察民情，明白是非，公正廉洁，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好人。在启东打游击时还时常叫秦裕祥，1940年编入主力部队以后，就取秦镜为名至今。
　　我9岁时开始读私塾，成绩很好。上了4年后，父亲不想让我再读下去了，他认为农民的孩子能算个帐就行了，他常说：“不识人没饭吃，不识字没关系。”但是在大兴村做医生的外公知道后，就把父亲叫去，很生气地对他说：“这孩子我看将来是有出息的，你们出不起钱交学费，我来出钱好了！”这样我父亲才一横心说：“他一个人上学，我还是供的起的！”
　　从此，一家人都省吃俭用，自觉地支持我上学。弟弟上到小学四年级即休学了，他心灵手巧自学了多种乐器，学会画素描照相，最后以照相为业，一直感到文化不够，时有埋怨，妹妹们更是一天学都没有上。
　　我进了合丰镇的高小又读了两年书，毕业后考上启东县中（即现在的启东中学），初中毕业后我即去上海投考上海东亚体专，被录取。
　　“七·七事变”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后，准备进犯上海，形势非常紧张，学校停了课。此时又正好碰上国民党招考飞行员，我对飞行这一新生事物很感兴趣就报了名。经体检，发现左心室瓣膜关闭不严故未被录取。我只好回家去海门县上了锡类高中，读土木工程学。
　　不久发生“八·一三”松沪战役，日本鬼子打进了上海，上海沦陷。
　　鬼子即占领江南沿线直至南京，也听说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蒋介石逃跑以后，鬼子又立即向我们江北扩张侵略。于1938年初春占领南通，进而又侵占海门、启东、直至东海边。
　　在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大形势下，我接受了党的宣传教育。当时有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董锡周等，他们把一些《西行漫记》、《红小鬼》、《论持久战》等革命书籍，不断传给我看。受他们的教育和影响，激发了我的民族仇恨直追。记得在我家两公里远的合丰镇小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叫我们都到大街上去，把各家商店的“东洋货”（日货）拿出来，堆在大街上给烧了，是谁领导组织的，当时也不知道，小孩子嘛，老师一招呼跟着走就是了。抗日民族意识在少年心灵中所受到的触动是非常深刻的，一辈子也忘不了。
　　总之，鬼子不断的欺侮、侵略中国。从“九·一八”到华北沦陷，至“八·一三”到攻占南京，进行南京大屠杀，直到占领了家乡启海地区，我对日本鬼子的民族仇恨日益加深，恨之入骨。
　　记得是三四月的某一天，得知鬼子要从南通占领海门，当晚我就和军事教官以及秦退之同学（后任江苏省交通学校校长，现离休在南京）三个人，带着一支用于学校军训，由教官负责保管的唯一一支中正式步枪，跑到小海镇，准备伏击打鬼子。
　　三个人一支枪去打鬼子，这在军事上是很幼稚、很盲目的。但我们凭着强烈的民族仇恨，高涨的抗日热情，只要能杀鬼子，什么都豁出去了。结果鬼子没有走南路经过小海镇，而走北路占领了海门。我们三个人未遇见鬼子就赶回了海门，发现学校已被鬼子占领，学校不能回。自己的行李东西也没办法拿，就分头回了家。
　　回到启东老家，我马上四处奔走，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打鬼子。我骑着自行车，不停地四处奔走了三四天，累得我鼻子都出了血。结果我联络了刘丹一等六七个同学、青年朋友。组织起来，准备参加抗日。后几经周折，加入了施体仁（我叫他娘舅）的游击队。从此我走上了武装抗日的道路，开始了几十年充满着腥风血雨的战斗生涯！
　　苏北沦陷后，地方相当混乱。竖一杆旗，凑一班人马，就拉起了一支队伍，构架成份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土匪，有汉奸。地方武装五花八门，山头林立。真正对鬼子敢打敢拼的不多；倒是游而不击、搜刮民财、欺压百姓的不少。如陆兆林一伙，就是当地最大的土匪部队，称霸一方，无恶不作。也有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力量较弱。我和老同学刘丹一等投奔的启东南清河镇施体仁游击队，也时常发生腐化堕落的行为，不像真正抗日的样子。我们对他的所作所为很看不惯，施体仁虽然是我的远房舅父，但他不打鬼子，不能实现我们抗日杀鬼子的抱负，更不愿同他们同流合污，经我们几个稍稍商量，决定重找真正抗日的队伍，找个机会脱离他们。
　　很快我们了解到“通挥”在南通地区是最进步的、敢打鬼子的抗日武装。这支部队是在日寇占领了汇龙镇后，由启东大兴村镇我舅父张允乔、倪锦清以及姚力等抗日坚定分子组建的，并接受老地下党员的领导和影响。
　　1938年7月初，我和刘冠三、刘丹一兄弟等人几次合议，下决心离开了施体仁的游击队。我们几个人从启东奔走至南通地区的北刘桥镇附近，找到并加入了“南通抗日游击指挥部”（简称“通挥”），我们被编入独立大队三连。大队领导是王新宇和瞿犊，连长是姚力，副连长张允乔。我任三排长兼重机枪副射手，范侠任副排长兼重机枪射手。说到重机枪，其构造和现在的不一样，外枪套管里要灌很多的水才能射击，所以俗名也叫水机关枪、水鸭子。
　　我加入部队不久，就首次与鬼子开仗。当时听说要打仗了，我真是既紧张又兴奋，第一次打仗，能不紧张嘛！兴奋的是终于可以真刀真枪地打鬼子了。不知道怎么的，心里却一点也不害怕。
　　1938年8月13日，日本鬼子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八·一三”大扫荡，我们部队积极组织应战。三连作为抗日的游击队武装，虽然多是农民，装备差、战斗力不强，但抗日热情高，敢上阵，不怕死。那天中午，我们连在北刘桥西南两三公里的土地庙附近，沿一条南北向大河两侧展开兵力，抗击鬼子的扫荡。
　　连长姚力安排我们三排，在河西侧以稻田堤埂作为依托，占领了有利地形。
　　战斗在预计时间打响了，我们很快与日军交上了火。鬼子的火力很猛，子弹打在稻秸上“嗖嗖”作响，打得穗头“唰唰”落地，像下雨声一般。大家知道，训练有素的鬼子兵，战斗力是很强的。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仗，还不懂如何用步枪瞄准射击，更不明白如何在交火中机动指挥一个排的兵力。只知道叫他们“打！打！不停地打！”。那时我心里既紧张、又激奋，心想总算真正用枪打日本小鬼子了。我把步枪架在堤埂上，以为把枪放平对准鬼子，准能打中。副排长范侠架着重机枪也不太会使用，打了一阵子，不知怎地就“哑口”了，未发挥出火力骨干的作用。
　　打着打着，鬼子兵力、武器都占了优势，逐渐向我方阵地逼近。人头身影已看得很清楚，大约距我们一两百米时，鬼子忽然哇哩哇啦狂叫着向我们冲来！
　　连长姚力见状，急忙下令后撤。我正专注用步枪射击，打得正起劲，根本没听见，身边的张思达同志猛地推了我一把，让我赶快撤。我一看阵地上只剩下我们两人啦，一边的副排长已经撤了，而重机枪还留在原地。我想不能丢给鬼子，可我一个人又提不动，只好把两个主件：元宝和三角枪架丢入河里。抱着枪身，转身就撤。当时，鬼子的子弹如雨点一般，根本不敢站起来跑，只好向后滚进。
　　向后滚进撤退中，可能左腿稍抬高了一些，突然被一颗子弹洞穿左大腿。当时只感到像被重拳击打了一下，并不感到疼痛。我还下意识地试试腿能不能动，腿骨打断了没有。还好，大腿可以活动。我朝老张喊，“我挂花了”。他催促我：“快走！”那时鬼子已经迫近，情况万分危急，什么也顾不上了，立马上了连长事先留下的大船，迅速过河。过河后又一阵猛跑，追上了部队。此时，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左腿上流着一大片鲜红的血，顿时感到伤口很痛，两腿僵直，疼痛难忍，瘫坐在地再也走不动了。
　　很奇怪，在河西和过船桥时好像还若无其事，能滚能走能跑；但一追上部队，见到自己人，见到血，究竟是精神紧张了，还是放松了？也说不清。反正人一下子就垮了，不能走了。可见人是要有精神支持的，否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在以后的战斗中，又体会到过几次。
　　这是我当兵后第一次正式打鬼子，第一次尝到了小鬼子子弹的味道，第一次挂花负伤，血洒故土。从此我的左大腿上留下了一条20多公分长的伤疤。这是小鬼子给我留下的终生“纪念”，是日本鬼子欠下我们的又一笔血债！记得我把血染的一条短裤和一条绑带留存在家里，以时刻不忘对鬼子的仇恨，后来家宅被国民党报复拆光烧净，夷为平地，这些“纪念物”也找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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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游击杀敌（上）


　  我被送进后方医院治疗腿伤。那时社会动荡，医院条件差，人心不安。我的伤口未完全愈合就回家养伤了，直到1938年年底才逐渐康复。
　　血的洗礼，使只有20来岁的我更加坚强起来。但当时错综复杂的时局使我十分迷茫，我最信得过的武装“通挥”开走了，地方上形形色色的武装十分杂乱，“有枪就是草头王”。谁可信、谁可靠、谁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一时无法摸透。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却一点也没减弱，抗日、杀鬼子，是我当时的唯一信念。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决定成立一支地下小部队，我想打不了大队的鬼子，杀杀汉奸，除除恶霸，为老百姓出出气也好。
　　说干就干，我马上联络我的几个好兄弟：王兴斋、董育才、刘丹一、刘冠山等，我们秘密武装起来，以大兴村一带为活动基地，轰轰烈烈地先干起来，日后再做计议。
　　我们这个秘密武装，虽说人数不多，也没什么靠山，并不十分张扬，但人员素质很高，装备也不差，很快就干了几件轰动一方的事来，极大地震摄了当地的汉奸、恶霸。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我也从此在这一带名声大震。
　　我们分头四处活动，选择打击目标，回来后研究商定行动计划，由近及远，行踪不定。很快，有一个被当地老百姓恨之入骨的小汉奸成了我们的“祭旗”品。
　　这个家伙是大同村人，住在南埭上。大同村距大兴村约七、八里路，在大兴村正东方向。他投靠日本，是当时日本便衣武装（也就是“特务”组织）的活跃分子。这小子仗着日本人撑腰，吸白粉、榨民财，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当地人恨之入骨。我们几个商议“干掉他”，为民除害！
　　很快，我们摸清了这个家伙的活动规律。这条下午，跟踪、监视他的王兴斋回来报告：“这小子今晚住在家里”。机会来了，今晚动手。
　　这是个月薄星稀的夜晚，天空不时飘过片片浮云，断续吹来的海风，清爽宜人。夜深了，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又度过了一个充满着血腥与恐怖的一天，大都进入了梦乡。黑漆漆的村落和广袤的田野融汇成了一片，哗哗作响的树叶、庄稼，阵阵传来的狗吠，构成了这片大地的主旋律，给人以暂时的恬静与安宁。
　　我和王兴斋、董育才三人，各带一把短枪，快步来到大同村南埭上——这家伙的门前。未加犹豫，即按事先拟定的计划行动。王、董二人翻墙入内，我在门外警戒......
　　几分钟后“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这宁静的夜晚。紧接着，王、董二人快步奔跑出来，我们迅速撤离。整个过程干净利落！这家伙还做着“美梦”，就被我们送进了地狱。
　　第二天，得报的鬼子和便衣队，四处查访。我们几个不露声色，各干其事，敌人也没有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当地老百姓可高兴了！“做坏事总有报应的”“看谁还敢帮日本人欺负老百姓”，一时民心大震！
　　除掉大同村这个小汉奸，没几天，又有一个更大的目标被我们盯上——一个国民党的团长。记得是姓朱，好像是韩德勤的部下。这家伙阴险歹毒，杀人如麻，手握重兵，却不抗日，还不断与日本鬼子眉来眼去，对地方一些抗日武装，却心狠歹毒。只要落入这个家伙的手里，不死也得脱层皮。我们几个密谋，下决心要干掉这家伙。
　　因我在汇龙镇启东中学读过几年书，对镇上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又熟悉许多人，所以观察了解敌团长活动规律的任务，自然非我莫属。我在镇上住了几天，马上对敌团长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心中暗定了行动地点及行动计划，又和王兴斋、董育才、倪锦清、张思达四人，暗中熟悉了地形，订下了各种手势、暗号......
　　汇龙镇东市梢约两三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河，一座两米来宽的桥连接着东西两岸。过了桥东，路边有一个小店，门前有几棵大树，是过往客商、行人、休息纳凉的好去处。敌团长每天都要从这座桥上走过。这家伙总是骑匹大洋马，后头跟着三个护兵，全副武装，各骑一辆自行车，趾高气昂，好不威风。
　　就在桥上动手！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次面对的对手可不一般，他们各各都是百里挑一，枪法极好的高手。我们必须出奇制胜，如稍有闪失，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几个周密地合计了几次，决定一对一，出其不意，就在桥东头小店门口动手。一定要做到坚决、果断，动作迅猛，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
　　这天，秋高气爽，虽已近秋冬之交，但拂面而来的风，还是那样醉人。太阳已升起了大高，冷清的街市逐渐喧闹了起来。王兴斋、董育才等四人，若无其事地在小店内喝茶、闲聊，等待动手信号。
　　我在桥西不远处，等待敌团长一行出现。不一会，从西边传来了马蹄声，我急忙发出了准备战斗的信号。王兴斋他们四人迅速到达预定的位置，张开机头，准备出击。
　　敌团长一行四人和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上了桥。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大白天会有人敢在他的地盘来袭击他，因而毫无戒备。
　　刹那间，王兴斋他们从不同的位置，一起拔出枪来，冲上去向各自的目标一阵猛打！一阵急促的枪声“啪！啪！......”敌团长应声栽下马来，一命呜呼。后面的三个护兵也同时倒地，挣扎了几下，不动弹了。那匹大洋马失去控制，向前飞奔而去。几个人快速缴下了他们的驳壳枪（敌团长是一支小手枪），把三人的自行车扔下大河，沿事先看好的路线，飞步撤离！
　　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干净利落，忙而有序。敌人连抢都没有来得及拔出来，就见阎王去了。我方毫发无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敌团长被杀后，风声很是紧了一段，告示悬赏几百元大洋缉拿我们。敌人在许多路口、码头、关卡严密盘查行人过客，稍有疑点，即遭抓捕。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暂避一下风头，改变一下活动方式，为下一步行动做更充分的准备。
　　我们先把抢都藏了起来，外出活动都是分散行动，根本不带武器，以利接受严格盘查。我们分头四处奔走，打听当时的形势变化以及各股队伍的活动情况，更重要的是要确定我们的下一个打击目标。
　　当时，有个名叫陆兆林（又名陆洲舫）的人，利用国民党淞沪战役撤退的机会，收集了丢弃在上海周围的大量枪支、装备，又网罗了一批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帮会成员等，组建了一支以陆兆林为首的土匪队伍，人数达千人之众，分为二十八个大队。这伙土匪队伍依仗人多势众，水陆两栖的机动便利，并利用日本鬼子只是占领国土的“点与线”，无法占领“面”的空隙，在启海地区沿江、沿海边缘一带称王称霸，强征暴敛，骚扰地方。
　　一时间，当地百姓怨声载道，水陆商贾苦不堪言。
　　我们对之十分愤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只有几人几枪，与如此强大的对手根本无法正面抗衡，所以我们商定：“擒贼擒王”杀掉陆兆林这个土匪头子！
　　要杀这个家伙，谈何容易！当时不断有一些土匪头子、汉奸、恶霸被除掉，敌团长又刚被我们击杀，这家伙自知坏事做尽，怕遭报应，整天提心吊胆，戒备森严，平时大都深居简出，行踪不定，根本没机会下手。
　　我们跟踪，摸索了好多天，设想了各种行动计划，总是无法下手。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时，有一个叫曹持衡的人闯入了我们的视线。
　　曹持衡是陆兆林手下的一个大队长，家住和合镇附近，平时还常回家。我们几个和秦少谦（我的远房弟弟，进步青年，当时常帮我们干事）等商量，杀不掉陆兆林，想办法先除掉他的一个大队长也行。于是我们很快转移目标，盯上了曹持衡。
　　几天后，他的出入情况已经摸清，我们准备基本就绪。先把一部分驳壳枪悄悄地运到了秦少谦的家，秦少谦家距曹持衡家三四里路。人枪齐备，动手计划，撤退路线，一并演练妥当。
　　说来也巧，准备动手的当天，我们几个各行其事，分头到位，只等曹持衡出现。就在等待动手、与人闲聊过程中，听说这个曹持衡是个好人，不同于其他土匪大队长。我想：“别错杀了好人，还是再了解一下，然后动手也不迟。”于是，我赶忙发信号收队，暂停行动。后经查证，他的确不做坏事，最后决定不杀他了。就这样，没有让曹持衡做了我们的刀下之鬼。
　　后来得知曹持衡是党员，受组织委托潜入土匪队伍中，做地下工作的。我暗自庆幸还算好没有闯下大祸！当年，我俩在启海一带都十分有名，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但因种种原因，总也没有碰过面。但我自然对他已经十分关注，有机会就打听他的情况，知道他后来一直做到我军分区司令员，是我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后离休回到了南通。对这段往事我一直没有机会讲给他听。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次我回老家路过南通，在地方领导的陪同下，专门去拜见了他。几十年从没见过面的“冤家”终于见面了。
　　“老兄，你知道我吗？”我问
　　“当年令敌顽闻风丧胆的游击队长，大名鼎鼎的秦裕祥、秦镜，怎会不知道？只是没缘见面。”他打趣道。
　　大家握手言笑，各自落座。
　　“当年你在陆兆林手下干过吧？”我又问。
　　“是啊，还是个大队长呢！......”
　　“你知不知道，我当年差点把你杀掉？”
　　听到我这话，在场的人都楞了一下，惊讶地用不解的眼光望着我。他也莫名其妙，急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就把当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讲给了他听。
　　“好悬呢！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一直都蒙在鼓里，当年对你十分佩服，没想到还差点被你这个‘魔头’杀掉！”
　　“哈！哈！哈！......”大家都开怀大笑，连连称奇，庆幸。
　　以后，每到南通，总忘不了去看看这位老大哥。可惜的是我离休后，他因病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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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游击杀敌（下）


　1939年初，“通挥”独立大队转回启东消灭陆兆林土匪武装，我们就归队参加了以“通挥”为主要力量的围歼。1月1日夜，“通挥”独立大队包围了陆兆林的南清河司令部，经过激烈战斗，陆匪司令部和直属大队大部被歼灭。陆兆林率残部乘船突围，逃去了江南。
　　树倒猢狲散，其余土匪武装顷刻瓦解。其部队下属28个大队向我军投降，并接受改编。一时部队上下欢欣鼓舞，士气大震。
　　谁知刚刚才取得胜利，国民党的省保安旅张翼所部联手当地反动派秘密出动，袭击了独立大队。大队部及二中队不幸被围，因寡不敌众被缴械，大队长王新宇被扣压。
　　党组织派瞿犊和王进同志前往交涉，途中被当地反动派伏击抓获。
　　瞿犊早先一直在“通挥”独立大队，曾任副大队长。后在崇明秘密加入党，思想进步，革命坚定，在战士中威信很高。王进同志是上海地下党派来的，比较隐蔽，外界不知他的底细。
　　第二天，反动派在久隆镇以南杀害了他们，还送信通知我们部队，说他们两位都是党员，一时部队战士异常气愤，情绪激动，要找反动派算账、报仇。经王澄、姚力等领导力劝之后，为保存实力而平息下来，后来他们也释放了王新宇大队长。
　　当时一、三中队在王澄、姚力率领下，驻扎在三河港附近，躲过了劫难，连夜撤到大兴村附近隐蔽起来。为避免事态扩大，保存实力，后经茅埕同志中间联络，决定部队调归颜秀五部指挥。颜当时是海匪丁聚堂部的一个团长，对我们部队态度要好一些。后这支部队举行了有名的“港口暴动”，正式加入了新四军主力。在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决战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迫于当时的形势，我们大兴村的几个人受命把缴获陆兆林部队的一批枪支送到沈轶公家里，上好枪油用防水油布包紧藏在后宅沟水中。然后回到大兴村一带隐蔽活动。不久，李若松因不满加入海匪部队，回到了启东，与我们取得了联络。
　　1939年春节前后，党员陈维达同志带领抗战支队十四中队来到了启东汇龙镇。该部队军容整齐，纪律严明，对群众的抗日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在陈维达同志的鼓动影响和江苏省工委洪泽同志的关心下，以参加过“通挥”又因各种原因留在启东的同志为基础，组建了由党领导的抗战支队二大队。王新宇、李若松等同志通知、动员我们参加了这支部队。部队由抗战支队二总队梁灵光（归国华侨）总队长领导，驻防在海门县江家镇。
　　抗战支队二总队下属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他们表面喊着革命口号，实则对二大队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十分仇视，暗地里加紧准备，急于扼杀这支革命队伍。
　　二大队成立没有几个月的一天凌晨，一大队突然围攻了我们二大队，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
　　我当时在李若松为连长的四连任二排长。那天后半夜我好像被什么声音惊醒，出来巡视一看，发现一大队有向二大队秘密开进的动向。究竟他们为什么来？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搞不清楚，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那时谁是党员？谁可靠，谁不可靠，自己一点不知情，因此不敢对任何人讲。我信任的李若松连长又因病住了院，只好凭我的不祥预感带了一支驳壳枪，悄悄走出了包围圈。心里揣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明天没有事，再找个理由回来。结果到了第二天拂晓，一大队果然围攻了二大队，缴了二大队的抢。看到这种情况，我急忙离开江家镇，回到了启东老家。
　　在这次流血事件中，二大队只有王新宇大队长带了20多人突了围，在南通一带打游击。不久在鬼子一次袭击中壮烈牺牲了。还有一部分人由二大队教导员吴惠生（党员）带领，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后来失去了联系。二大队战士大部分被一大队缴械遣散回家。当时党派来的负责人洪泽同志没能逃脱，被一大队反动派在头上打了一枪，事后送进了医院治疗，幸好伤不算重。我的连长李若松因在医院没有发生意外。
　　1940年初，李若松与启东董伯祥实业大队(地主武装)以及有关方面交涉，成立了启东县常备队二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是李若松，排长是沈豪。经李若松等同志动员，在四月份前后，我参加了该部队。
　　参加部队前一个月，父母担心我再出去革命会把命送掉，想留住我在家里。经媒人介绍，父母做主，我与我家附近的郭锦官的姐姐郭裁英结了婚。她是我小学读私塾时的同学，因相互间缺乏了解，又只在一起生活很短时间，说不上什么感情不感情，她不支持我参加革命，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毅然离家，参加了革命。
　　在我参加主力部队约一年时间后，有人捎口信给我，郭裁英生了一个女儿。
　　从1940年10月我参加了新四军主力五团，直到全国解放，约10年之久未回过家，也从未写信联系。那时怕一旦被当地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父母亲就会遭殃。谁知道就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敌人的魔掌。我的家被夷为平地，一家人背井离乡，受尽了苦难！
　　1949年，全国解放后，我才写家信联系问候，无奈家园被毁，早已是人去园空。我以为他们都被反动派杀害了，心里万分悲痛！觉得是那样地对不起他们。但仗还没有打完，我也无法回去看看。
　　说来也巧，我部队里有一个启东籍干部回家探亲，一天他到照相馆照相，无意中看见照相馆里挂着一张大照片，十分像我，就顺口说了句：“这个人真像我们首长。”偏偏这个照相馆是我弟弟开的，他听到这句话，急忙拉住这个干部问：“你见过这个人？”
　　“他很像我们团长！”
　　“他叫什么名字？”
　　“叫秦镜，不知道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我弟弟喜出望外，连声说道：“就是他，就是他！是叫秦镜，他还活着！他在哪里！”？
　　突如其来的喜讯，反而使我弟弟失声痛哭！原来，十年来没有音讯，家里人都误认为我早死了。平静下来，我弟弟向这个干部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
　　母亲很快来部队看我，向我倾诉了近十年来豺虎肆虐、背井离乡的苦难日子。我原以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独自离家出走抗日杀敌，有意与家中断绝联系，就是想让家中父母、弟妹不受株连，能过上安定的农家日子。没想到敌日伪军仍没放过对我家的迫害、摧残和报复。
　　因我杀敌抗日，母亲先后两次不幸被抓。第一次鬼子“清乡”时，派伪军闯入我家抓走了母亲，审讯了3天，逼问我的下落，我母亲一无所知。敌人也从村民那儿知道我与家里确实没有联系，无奈放了人。没过几天，母亲又第二次被抓，一关就是两个多月。敌人没有从我母亲嘴里掏出我的下落（母亲也确实不知道），加之父亲又花了不少钱，疏通关节说情，最后把她放了出来。
　　敌人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拿我家出气。穷凶极恶地把我家房子拆光去盖碉堡，宅后很大的一块竹园也是被砍的砍、烧的烧，一片狼籍。这样，好几辈子祖传下来的好端端的一座老房宅被洗劫一空、夷为平地。我家顿时赤贫如洗，一无所有。
　　我母亲在家被抓的那天，我父亲正好带着三个妹妹在田里干活，躲过了劫难。他听到凶讯，先带着我妹妹们逃到东海边的启东圆陀角（即现在称誉的江苏省最先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那儿有一块我家早先买下的荒滩地，滩地距黄海大岸三百米，离长江口一公里多，是块未开垦的盐碱地。
　　吃住无以为继，先用茅草搭了个小窝棚，开荒种地。编苇席去卖了换粮，没有食盐，只好深夜偷偷担海水回来晒，那时日伪军严禁私晒海盐，海堤上驻有日伪军队，经常有偷担海水的村民被打死。
　　经过父母风餐露宿，茹苦含辛的艰难操劳，荒滩地上慢慢地建起了我的新家，是启东寅阳镇的属地。就是现在我的启东老家。我的父母就在这里度完了他们的一生。
　　郭裁英也已改嫁，这一点不能怪她。既然木已成舟，根据国家新颁布的婚姻法，后来我与郭裁英在乡政府办妥了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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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初试锋芒


  　我加入启东县常备队二大队四中队，在沈豪排内当班长，张伟任事务长。沈豪此人不可靠，他原是土匪陆兆林部下的一名中队长，李若松有意派我在沈豪排当班长，是为了监视他的举动。
　　我们把埋伏在沈轶公家的枪支起出来，用于装备。部队驻防在启东汇龙镇正南长江边的太安港口，负责警戒和税收。我们与港口部队保持上下呼应，伺机而动。
　　19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决战之后，东进江海，解放全苏北。新四军五团已进至启东外围一线（聚星、三阳等地），姚力同志（他当时任五团政治处主任）带五团一个班东进启东。我们中队又增派短枪班七八个人东进启东，到启东县政府，与顽县长董伯祥谈判。
　　我们中队也接到五团代表传达的指示，要我们中队马上组织起义，配合新四军东进行动，代表还带来了任命书，当时任命我为五团特务连连长。
　　一天晚上，由李若松集合部队，庄严雄壮地唱了国际歌和囚徒歌之后，整个中队紧急秘密转移到高家镇附近。中队长命令留下我和张伟同志，负责收拾剩余物资及电话机、电话线等物，尔后跟进。
　　第二天拂晓，我和张伟俩人从江边班哨（港口收税之地，离中队部约一公里）收拾完物件，正想赶回中队，突然被二大队副大队长和六个骑自行车的士兵堵住了去路，东西两侧是河，后面是江，我们狭路相逢，措手不及，一下子被他们抓住缴了枪。副大队长逼问：“中队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我们昨天都回了家，现在才回部队，也在找部队。”我俩答到。
　　于是我俩被押回汇龙镇县常备队大队部。途中，我把委任书悄悄塞给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士兵，小声和他说：“交个朋友，请我把它毁掉。”
　　到了汇龙镇后，当晚大队长又审问了一次，还是问中队到哪里去了，我们还是原来的回答，结果被关了起来。当天晚上，我想从被关的房间冲出来，爬上后墙跳入大河逃走，但张伟认为他们不一定会把我们杀了，待第二天看情况再定。
　　第二天大队副又来追问时，还抖出了我的委任书，我被将了一军，很感窘迫。原来那小子还是出卖了我。
　　当时董发祥和县常备队对新四军是打还是降，举棋不定。如打，就把我们杀了；如降，则把我们当个礼送还部队。后来决定受降改编。在姚力等同志交涉下，我们终于被放了出来，手枪等全部奉还。我来到五团担任了特务连连长。
　　常听人说起新四军英勇善战，我从心底深处把他们从江南盼到江北，从江北盼到启东。朝思暮想，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主力部队新四军五团，还叫我当了特务连连长，所以我在思想上，工作上非常积极，我认为这才是正式的入伍。所以我填写的履历表格，未写1938年入伍，而把1940年写成我入伍和参加革命的时间。
　　特务连只有三四十人，不像个连，倒像个排，又没有什么作战任务，我向组织提出下连队去。上级同意分配我到五团三营七连二排任排长。我高兴地赴任了，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连长大排长小的差别，认为入了战斗队伍，才算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军人。
　　由于同五团的历史关系，很快就由七连指导员朱方和副排长施宝林介绍我入党（1940年10月）。那时入党还不是公开的，宣誓仪式是在农民家的小柴房里秘密进行的。
　　1940年12月25日，我们派往保安一旅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一峰同志获知徐承德（苏北敌顽军主要首脑之一）指挥顽军游击第六纵队等部，乘陶勇司令率三团主力去海安，配合八路军攻击曹甸之敌的机会，准备大举围攻我掘港。我掘港留守部队指挥部得到密报，当即作了紧急动员，划分了防区，作了充分准备。
　　12月26日，在徐承德许诺“打下掘港，放假三天”的刺激下，敌人攻势凶猛。当时东南、东北方向打得最激烈。顽军曾一度突破我东北角阵地，经我们坚决反击，又夺回了阵地。我带领七连二排在掘港的河西守一个大碉堡，敌人只攻了一下，未攻下，就退了回去。
　　当时我还算个新兵，实战中使我学到了一些打仗知识，在战争中学习了战争。比如怎么部署一个排，怎么分工占领射击孔，部署火力；怎么同前后左右部队配合联系，地形对战斗的重要性等。
　　打了两天，陶勇司令率三团返回增援，战局发生逆转，徐承德吓得急忙撤退。我们乘胜组织反击，一路追击，沿路有鬼子封锁线和敌伪、汪、顽等驻守部队。我们利用内线，夜晚秘密通过，有时还在大白天巧妙过去，追击了一百多里，在启东县汇龙镇将徐承德残部全部包围。
　　当天晚上，我们连向启东中学及县政府所在地方向进行攻击。我排是连的预备队，但因为连日战斗和追击，部队非常疲劳，所以边跟进边瞌睡。只要部队一停止前进，坐下刚休息就睡着了。有时“叭”地一声子弹从耳旁穿过，一下子被惊醒了，不久又睡着了。就这样不时被就近的子弹飞啸声惊醒，不一会又入睡了......这样反复地睡睡醒醒，醒醒睡睡，在大街上过了一夜。天亮后未作更激烈的攻击。此时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包围起来逐个消灭。
　　第二天晚上，王诚团长和团政治处主任姚力同志叫我去谈话，让我赶快去我的老活动地区（根据地）大兴村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帮助地方治安和扩大革命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选送新生力量补充主力部队。
　　革命军人服从命令，没有二话。因大兴村一带是我长期游击活动的地方，部下、朋友很多，名气又响。第二天刚放亮，我一个人带了一支八寸手枪，奔往大兴村。
　　这一去我不但在短短几天内建立并扩大了一支游击队伍，而且还经历了我一生中难忘的，至今未解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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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勇擒日伪军


  　启东平原农村住房都是东西方向，一排排整齐排列对正的，住房前后是耕地，宅后一般都挖有宅沟，住宅之间还挖有南北方向的二米多深的排水邻沟，这一排排的住房就叫埭。一个埭东西展开二公里左右，南北相距四、五百米左右。
　　大兴村一带应该说是我最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张家一条埭上，有我的外祖父张建能和他弟弟张建榘。他们俩人都是思想进步，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还有一些曾参加地下革命活动的同志。
　　例如舅父张允仁表面上是群众一致推选的国民党伪保长，实际上暗地里为革命做着工作。王兴斋、倪锦清等更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长辈。舅父张允乔（1996年病逝）是“通挥”独立大队三连副连长。施体仁是人民武装游击大队长（后听说被其仇人所杀）。河北面埭上的董锡周等几个人是30年代初期的老党员，一直作着党的地下宣传工作。河南埭上的沈轶公是教师，后来任启东中学校长，我知道他在30年代初期就一直用钱财等支持革命运动，是很进步很有威信的一个同志。
　　这些人每家都有一条田地，几乎大半条埭上都是我的亲戚，又都是些思想进步或曾经参加革命或愿意参加抗日武装的人员。
　　从小我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听他们讲国家的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故事，经常玩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那里是我小时候最感愉快和向往的地方。特别是我在1938年和1939年二年间许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划的。因此，这次奉命到这一带去发展革命武装，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我也是十分高兴，信心十足。
　　当天晌午，我一个人来到了大兴村镇，那儿约有几百户人家。我马上召集原来的老战友张思达、王兴斋、倪锦清等人，研究如何发动大家参加游击队。开会地点选在河东桥头理发店北面一间独立小店内。
　　下午2点钟左右，我们正热烈讨论，门外担任警戒的同志突然跑进来说：“快！从汇龙镇方向来了个汉奸，好像是个大官，坐在黄包车里。”
　　“走！抓住他”我立刻说。
　　出门一看，那黄包车已过去小店有10多米远了，我拔出手枪，快步追了上去，直冲到黄包车左前方，用这支8寸手枪逼对着他的胸口，喊道：“不准动！”
　　谁知这个穿着棕色牛皮夹衫，汉奸军裤，神气霸道的伪军官，竟不动声色，出其不意地从皮夹衫里“啪”打出一枪。好险！没有打中我。
　　原来他早有准备，把枪藏在左胸衣内，子弹上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是个警觉性很高的坏家伙。
　　霎时，我本能地、敏捷地一跳，闪到了他的车后，朝他背部“叭、叭、叭”连发三枪，枪枪命中。
　　几乎是同时，他也跳起半转身站在黄包车上，向我又打了一枪，还没打中。我接着“叭！叭！……”连续又打出四枪，他才慢慢倒了下去。
　　我上前一把缴下他的枪，这是一支崭新的德国造20响快慢机（驳壳枪）夺过来。枪真漂亮，在阳光下放射着耀眼的蓝光。这个时候张思达等人也围拢上来，拿他手上的金戒指、手表等。我只顾摆弄这支心爱的手枪，近在咫尺紧张对射的危险，早忘脑后边了！
　　此时怪事发生了！在他们脱下这家伙的皮夹衫时，发现上面没有血。于是把他的衣服都脱光，也找不到血。看看前、翻翻后，只见他身上有子弹打的十四个窟窿，进七口、出七口，枪洞口稍有血迹，却不见有流出的血。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怪事。
　　我们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愣在那里。此时慢慢围上来许多群众，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议论这件怪事。这似乎应验了老百姓的俗话：“杀你也白血”，意即杀死你，也是舍不得出一点血（的吝啬鬼）。
　　事后获知，这个人姓高，是徐承德的小舅子兼副官，受命到崇明县去搬增援部队。没想到途中被我毙命。传说他气功国术（当时称武术为国术）非常了得，很有本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我和大家分析，在他被打的瞬间，可能立时用功固住了血。究竟是何原因，至今仍是个迷。
　　那件皮夹衫第三天即送给了新四军五团政委彭德清同志（后任交通部部长至离休）。
　　我们只顾议论死人不流血的怪事了，谁知一个疏忽又造就了一件奇事！就在我们互相射击时，那个车夫吓得休克倒卧在车把前。打完后经人抢救，很快醒了过来，我安慰了几句，就叫他回去了。哪知道黄包车座位下放着死者的一只大箱子，里面全是金条银洋等硬通货，是借调部队用的活动经费。我们竟疏忽了搜查黄包车车座。
　　当时，我们活动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把这箱子钱缴获的话，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也不会发生日后因经费困难，缺衣少药，战士们吃尽了苦头的事情了，这是后话。
　　车夫倒因祸得福，发了一笔横财。据说他后来卖了车子，置房买地，当起了小财主。
　　第二天一早，又有人来报告，在大兴村东北的王家宅，来了几个徐承德的兵，还带着一挺机枪和三支步枪。真是天赐良机！
　　于是我叫了陆锦义（原济南军区副参谋长）、董育才、张思达、王兴斋等人，带上短枪从东宅沟里悄悄偷摸到王宅。陆锦义第一个冲进了门，我们端着枪紧跟而入，好似从天而降的天兵，一下子镇住了他们。“不许动，缴枪投降！”我们厉声断喝。他们乖乖缴了枪。我们缴获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和三支步枪，给了俘虏每人二元钱作路费，放他们走了。
　　击杀高副官，缴获上等武器的消息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老百姓都奔走相告：“秦裕祥（我的原名）回来拉队伍打鬼子啦！”
　　启东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很快就有几十名热血青年主动报名参加了游击队，队员们都身着老百姓服装，分别配上长、短枪，再加上刚缴获的机枪，显得威武雄壮。一支初具规模的游击队建立起来了。我感到十分高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过了二三天，在陶勇司令员的指挥下，新四军五团团长王诚率部歼灭了汇龙镇徐承德敌大部，剩余残部从小水沟潜逃出来，逃向江边。五团乘胜向五条港方向追歼徐敌残部。
　　王团长听说我毙杀高副官，使徐承德搬兵的计划落空，途径大兴村时，特意看望了我们，见我这么短时间就组织起了强大的游击队，十分高兴。并让我们游击队带路，追到五条港，徐敌残部已登船逃离江岸数百米远了。我们没有船只，只好用火力在岸边追打一阵，返回了部队。
　　在追击中还有一段令人又好气又好笑的小插曲。王团长看到我这支漂亮的驳壳枪，心馋眼红，把我叫到跟前，悄悄向他的警卫员使了个眼色，乘我不备，两人猛地一起把我按倒在地，嘻嘻哈哈、又闹又抢，费了好大的劲，从我手中夺走了那支心爱的驳壳枪。王团长又把他的十发长管子快慢机硬塞给了我。
　　好气的是，堂堂一名团长竟会抢原团里一个排长的枪，现抢了游击队队长的枪。说实话，我真舍不得那把枪。好笑的是，王团长这么没官架子，像个顽皮淘气的孩子抢心爱的玩具一样“动武”。
　　其实王团长如果下个命令，要我上缴手枪，我也没有办法，肯定会奉命上交，用不着硬抢。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上下级关系是很亲切、很真诚、很单纯的。
　　王澄团长当时是启海一带赫赫有名的人物。可惜的是，不久在与鬼子的一次战斗中和政委鲍志椿一起中弹牺牲，并且两人是被一颗子弹打死的。那次战斗打得很惨烈，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新四军这两位优秀的战将，将“聚星镇”改名为“王鲍乡”（即现在的启东市王鲍乡）。
　　主力五团打完仗不久，就从启东开拔上调了。游击队留驻原地，叫启东游击队，我任队长，归启东新县委领导。
　　那时周边地区形势很好，黄桥决战胜利后，敌伪汪顽主力大部被歼，残余力量不成气候。日军与和平军见我们军事力量在攻击顽军，尚未对我们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启东东临黄海，海陆回旋余地开阔，人民抗日热情高，军民关系似鱼水。新四军抓住时机，动员人民加入革命队伍，革命武装力量得到很大发展，人们到处在传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1941年2月间，新四军一师成立，三旅归属一师。四月间，南通划归第四军分区管辖，陶勇司令员任三旅旅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党心、军心、民心同心抗日，部队发展迅猛，并建立了地方政权。
　　借助这样好的形势，游击队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我有许多亲戚，包括我的弟弟秦裕丰都先后参加了游击队。可惜弟弟为儿女情长所累，没坚持一年就自动脱离了队伍，躲到江下村过小日子去了。
　　游击队刚成立的几个月里，经费非常紧张，队伍的吃、穿、住、用没有保障，全靠自己就地解决，条件相当艰苦。一切补给只有靠打了胜仗，缴获敌伪物资，大家才有条件饱餐一顿，改善装备。敌、伪、顽军成了我们的后勤供给处。
　　在吃的方面，平时饥一顿、饱一顿。到当地乡保长那儿征粮，就写我这个队长的名字，一张借条算作征粮记账凭据。后来听说到了全国解放后，当地政府将我打的借条全部兑换清楚。能还的还了，当然还有许多是还不了的。
　　在穿的方面，条件也很差，衣服经常破烂不堪，式样五花八门。很多战士没有鞋穿，学会了打草鞋，不少战士在鞋头上打个大红绒球，短枪把上再吊着根红布条，挺身一站倒也神气威风。
　　有一天半夜，我抽空溜到堂哥秦少良家，去看望他们。他见我身材消瘦，穿着很破的衣服，十分动情，对我为革命艰难险阻不动摇的决心所感动，请我吃了顿好饭，又送给我一件衬衣。后来他也不顾家庭的反对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曾任安徽省全椒县县长。
　　住的条件更苦，那时启东民房内一般都是泥地，又潮又脏。队员们常睡地铺，不少人身上都长了脓疮。我也染上了脓疮，浑身出满了小水疱，又痒又痛，难受极了。那时缺医少药，过了大半年才慢慢痊愈。
　　部队几乎没有零用钱，偶尔分些结余的伙食费，一人分得几角钱，至多一元钱。直到成立海启警卫团之后，后勤供应方面才逐步正规好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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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威慑敌顽（上）


  　生活的艰苦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入伍战士的经历、成分复杂，因此领导和管理工作难度较大。不断发生的战斗，更使我们困难重重。要使我们的游击队武装不断壮大，开发出更好的局面，工作异常艰辛。
　　动员方式和现在的义务兵役制不一样，当时是一对一的个别动员鼓动。动员对象主要是贫穷劳苦的农民弟兄、在地主家做雇工的小伙计、乞丐以及早先当过兵后又返乡的人，其次还要教育动员土匪改邪归正。当时启东小股土匪较多，我们动员号召他们弃暗投明，携枪加入游击队。如执迷不悟，继续作恶，期限一过，将逐一剿灭，一经抓获就要枪毙。
　　这一来，起到了很大地振动效果。1941年春节前，先有杜小义等几个人加入队伍，后来又陆续加入了20多人。他们以前是股匪团伙，程度不同地受到上海青红帮，流氓无产阶级的影响。有的手臂上刺着青龙之类的纹身印记。我把他们编成二排。在队里，他们互相间不称呼姓名，只呼大哥、二哥，或者叫阿二，阿三，老大，老二的。管理这些人可不是容易的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对他们我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平时多加管理教育，处处以身作则，威严正派。对战士不问成分、经历，只要愿意打鬼子都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说话办事信守承诺，决不拖泥带水；另一方面我平时也暗地里提高警惕性，防备他们拖抢叛变。夜间我一般不睡在队部，总是悄悄地去柴房、厨房等地找个隐蔽的角落睡一觉。
　　这些特殊的小团体，逐渐接受了抗日民族意识，人民军队为人民等革命思想教育和改造，为官兵平等、纪律严明的环境所感化，大都最终成为合格的革命战士。他们很讲义气、打仗也很勇敢。这些战士，只有一个因强奸妇女被我们枪毙了，其余的大部分都在以后的多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1941年4月的一天，当地老百姓向我们报告，在南阳村附近有一股以残余顽军为主的散兵当了土匪，到处抢劫，无恶不作。对我们的告示置之不理，我决定武力收拾这股土匪。
　　一天月明夜里，我挑选了20多名战士，带上长短枪、手榴弹，骑着自行车，从大兴村出发。奔袭二三十里远的土匪窝。
　　接近南阳村时，可能骑自行车时出现了动静，整个埭上狗叫个不停，这引起了土匪的警觉。当我们在宅前展开兵力，沿麦田悄悄摸着前进时，哪知土匪已在宅前麦田里撒开了兵力。
　　王兴斋同志在前摸进，突然间和一个土匪摸到一块了！土匪举枪要射击，王兴斋向上一把抓住对方握枪的手腕，两人撕扭在一起......王兴斋力气大，夺过了手枪，反手一枪向土匪打去。一时间枪声大作，双方互射起来......
　　土匪一听我方枪声密集，走为上策。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条件，慌忙从后宅沟逃跑了。
　　这一仗双方都没有伤亡，除了缴获一枝驳壳枪外，没有抓到俘虏，但对外传播影响很大，对土匪的威慑也不小。不久，就有几个土匪前来自首入伍。有一名土匪入伍先观察我们对土匪政策是否属实，发现言不虚传后，他又把埋藏的几支枪挖出来上交了部队。
　　1941年春天的一个夜晚，游击队转移到向阳村西王家仓（地主家）。周围放了哨，在东宅沟造了个便桥，作了些准备之后，部队即休息了。
　　早晨四五点钟，老游击队员董育才同志起来到西宅沟边厕所内小便，通过厕所的窗孔往外一看，顿时大吃一惊！只见大队的鬼子正偷偷向我们摸来，已到了西宅沟西侧很近的地方，情况万分危急！
　　此时，董育才同志表现出了一个老游击队员极高的素质，没有惊慌失措，大喊大叫，急速悄悄返回向我告急。
　　我当即命令全队秘密紧急集合。大家衣服来不及穿，拿在手中，背上子弹带，提上枪，一路纵队悄无声息地以最快速度从东宅沟便桥撤出，向东转移。
　　同时我命令一名班长带一个小组和一挺轻机枪在西墙头占领阵地，准备战斗，以掩护我们撤退。
　　队伍还未过完桥，掩护小组就与鬼子交上了火。一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火力交叉密集，掷弹筒在部队附近爆炸。部队加速撒退，一口气撤出了好几公里，掩护小组边打边退，有效地阻击了鬼子。
　　启东一带一个埭接着一个埭，每个瓦屋的宅边都可隐蔽射击，鬼子见遇到如此猛烈地阻击，也不敢轻敌冒进。只好停止了追剿。
　　我们一直撤到海边隐蔽起来。掩护小组不久也撤了回来。
　　这次遭遇鬼子的偷袭，情况是很危急的。幸亏董育才同志提前发现了敌情，部队几人负伤外，没有造成大损失。
　　经这次险避敌袭也取得了一些实战经验：一是对敌军警惕性较高，提前在东宅沟预设了便桥；二是突遭敌袭后，沉着应对，不慌乱，不盲动，迅速隐蔽地集结部队；三是指派勇敢坚强，沉着冷静的队员组成小组，火力掩护；四是部队急速撤退，动作隐蔽，悄然无声，不拖沓、不掉队。
　　这支游击队虽然刚组建不久，有的队员还是土匪出身，但从总体上看，其防备、应变和战斗素质还是不低的。
　　从1940年年底到1941年下半年成立海启警卫团之前的这段时间内，主力部队上调了，地方区大队等武装又刚建立不久，只有我们这支游击队在地方上实力最强，战斗最活跃，影响也最大。
　　我部除了配合主力部队战斗外，还不失时机地捕捉战机，单独打击敌人，使得小股鬼子根本不敢轻易出动。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铲除汉奸、特务、叛徒和土匪，伺机捕捉日本鬼子，严惩白粉鬼（即贩毒吸毒的大烟鬼）等，维护好地方治安。
　　一时间我们游击队声名大震，我的名字更是让敌顽分子，汉奸土匪闻风丧胆。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我们常派遣短枪便衣小分队外出巡查。当地老百姓对一些民愤极大、作恶多端的坏蛋恨之入骨，希望为他们作主，予以严惩，以绝后患。以下是几段令人难忘的史实回忆。
　　枪击黄狗子（和平军）。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那天晚上我们驻扎到大兴村东北的张家埭上，第二天一位老百姓来报告，镇上东市梢来了二个和平军在为非作歹。我和张思达、董育才3人马上带着枪赶到镇上，老远看到穿着黄狗皮，斜跨着枪，歪戴着帽，正耀武扬威地向商店老板讹钱。我们快步追过去，他们发现了我们有枪，拔腿就跑，我们分头追击。我单独去追那个带手枪的，他们两个追另一个。
　　那家伙见我紧追不舍，没命地仓惶逃窜。不多远就到了乡下，那里到处都是二、三米多宽，一米多深的排水沟。那家伙每过一条较宽水沟，先要跳下去后再爬上来。我身材高大，在学校运动会上跳远能跳六米多，所以每条沟我都是一跃而过，比他快多了。这下可要了他的命！
　　眼看越追越近，谁知他逃到一家宅上忽然不见了。我到处找，老百姓用手示意他向后宅沟（老百姓挖的养鱼大沟）方向逃了。我见那沟很宽很深，他肯定来不及逃过去。我沿着水沟边的芦苇仔细搜索，发现他躲在外宅沟沿的芦苇丛里，我对准他一个点射，“啪！啪！”两声枪响，不一会水面上泛起了血红。这家伙也慢慢漂浮上来。我缴获手枪一支。另一个他俩不久也抓到了，还缴了一支步枪。据俘虏讲，被打死的是和平军的连长。两个家伙是出来打秋风弄钱花的，没想到落了这个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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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威慑敌顽（下）


  　几天之后，在驻地的河南埭上又有人来报告，在××宅上来了个和平军，正在向他家人敲竹扛。我和一个队员马上赶过去。当来到他家东房侧的时候，那小子发现了我们，从厨房窜出拼命向南逃去。我们立刻去追，叫他站住！他不站住，我对准他后背心就是一枪，他立即倒地毙命。他身上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枪，看样子是个小兵痞。据说这家伙经常出来骚扰老百姓，非常可恨。
　　追杀汉奸。那时日伪军经常派出汉奸侦探，四处打听我军活动情况，密报抗日积极分子，给我军造成重大损失，不少联络站被破坏，不少同志被抓取杀害。这些汉奸成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予以严惩！我们随即成立了短枪组，对这些汉奸进行了无情地打击。一天，我们驻扎在聚星镇附近。白天派出了短枪组在该镇东市稍抓回个汉奸侦探。晚上部队转移前决定处理了他，但靠据点太近不能打枪，所以就叫范仲家五连长把他身子捆紧，丢入河中淹死，启东土语叫做“大汤馄饨”。谁知他被扔入水里又浮起来挣扎，再按下去又浮起来，挣扎不停，估计水性较好。范仲家只好下河把他牢牢地按在水里，等他不动弹了，然后将他拖到河边附上处决告示，以警示那些汉奸也会有如此下场。
　　又有一天，游击队住在惠安镇附近。有人报告镇上有个特务在老百姓店里敲竹杠，我和董育才二人赶去了。待我们到达还有一段距离时，可能他在外面放有眼线向他报了信，他夺门而逃。
　　我们紧步追击，一直追了有2里多路，他逃进张家仓大宅院内就不见了。我们到处搜索，宅子太大，有三井两院，起码有百多间房子，可不好搜。当我进到第二个院内，看到大院内有20多个高1米多，口宽有一米左右的大水缸时，就猜他一定躲在缸内。
　　我们一个一个地把缸盖掀开。掀了几个后，我听见一只缸里有响动，立即对准那个缸连发点射，水缸被打穿，血水流了出来。那家伙被打死了。
　　老百姓闻迅都跑来看，大家高兴地说：“太好了！他来了好几趟了，赚到了不少甜头，今天终于有了报应。”“狗汉奸，活该！真是大快人心！”
　　怒杀叛徒。1941年6月，我们下决心除掉一个恶贯懑盈、狡诈凶残的叛徒。这个叛徒原是我们的民兵连长，后来叛变到北新镇当了和平军的便衣队队长，他专抓我们的民兵干部和地方干部，抓来或者严刑拷打、或者用残忍手段活埋、开膛破肚等，不少干部、群众先后死于他的魔掌。
　　叛徒的凶残，造成当地人心惶恐，给新生地方政权和百姓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民众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但这个家伙生性奸滑。我们几次化装混入据点抓捕，始终未得下手的机会。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要了这个叛徒的命。
　　那一天也真是巧了。这个叛徒化了装外出活动，恰巧闯入我部队在附近驻扎的警戒范围。哨兵是他家乡的人认识他，他却不认识哨兵。这名战士设计将叛徒诱到连部，一举抓获。真叫得来全不费功夫。
　　为了平息民愤，在当地集市上召开了宣判大会。宣布完叛徒的罪行，人群涌动，情绪激动，一片喊杀声。会场有点控制不住了。
　　连长范仲家一跃而出，让大伙静下来，等一下。他从不远处杀猪肉案上操起一把劈肉的斧头，走近被绑在木桩前的叛徒，一斧子劈开了他的胸膛，伸手掏出叛徒的心脏，摔在地上。那颗心在地上一蹦有十多厘米高，连蹦了好几回。叛徒的舌头也拖出好长，一副可怖的恶鬼样。
　　死难群众的家属和围观的百姓仍不解气，骂声不断！“真是恶人有恶报！”“坏事做绝心还不死，真该杀。”百姓好歹出了这口恶气，解了心头恨。为那些死难的同志报了仇，雪了恨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叛徒虽然罪行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采用野蛮、过激的处决方式，肯定是违党的政策的。但那时候这种特殊的环境，残酷的局面，也顾不上什么政策不政策，人道不人道。只要能震摄敌人，开展局面，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
　　打击土匪。1941年春节后，一位老百姓来报告，土匪绑了他家人，叫今晚送钱到大同村西南一家独立小店，不然就把绑的人杀了。这种土匪绑票在那时很猖狂。一定要镇压下去，为民作主。
　　我马上带上几个人，连夜由那个老百姓带路，来到小店附近。我们悄悄地摸上去，起初什么动静也没有，当我摸到小店墙角时，突然看见墙角上伸出来一截枪管，正在向我瞄转过来，在这一瞬间，我猛地上去，用左手一把抓住枪管，同时右手向墙南就是一枪，但未打中土匪，土匪松手把枪丢了，仓惶而逃。
　　我转过墙角，见有二、三人向东逃去，我挥枪连续打了一梭子，看到其中一个人一下子栽倒，估计打中了，但很快又被同伙扶起来跑了。
　　我们在月光下顺着血迹追了一程，见没了踪影，就没再追下去。那个被绑票的人，在屋里被我们救了出来。
　　第二天，我们还对当地所有的中西医医生、医院作了盘查，没有发现受伤土匪来治伤的情况，也只好作罢。
　　就在这次抓土匪之后没有几天，我和董育才等三人从敌人据点侦察回来。黄昏时到达大兴村东北方河边小店附近时，忽然发现有一伙人，隐约见身上背着大包小包，花花绿绿，有的还提着鸡鸭从前面走来。我们忙蹲下喝问：“口令！”
　　对方不但不回应，反而“啪！”打过来一枪，我们立即散开并猛烈还击。我们3人有两支自动连发驳壳枪，火力比较强，他们虽有六七个人，火力不如我们，不敢恋战，慌忙丢下东西，向西面的小沟逃走。
　　因为天黑，地形对我方并不有利，也未再追击。土匪丢下了好多只老母鸡、新被子、衣服等抢来的东西，大包小包的好几个。我们高兴地扛着回到张家埭上。对缴获的战利品，只是不客气地把老母鸡杀吃了，改善了一次生活，其它的交给乡政府，让被抢的人家去领回。
　　这几年每讲起这件事，小周同志等总戏称我是“大土匪抢了小土匪的鸡”。想想也确实好笑。
　　尝试捉鬼子。1941年一二月间，上级号召苏中开展抓鬼子活动。那天晚上游击队几十个人打算到汇龙镇西市稍据点去抓鬼子、抓哨兵。大部兵力部署在大河西的有利地形上，以对敌警戒、监视和打掩护。我和2名队员带上驳壳枪、手榴弹偷偷过了大河桥，向白天已弄清了的哨兵位置摸去。匍匐前进到距鬼子还有一二十米的地方，能清清楚楚看到鬼子的身影。
　　那时我们心里也紧张得厉害。这种紧张感在后来多次实战中都有体会。在交火之前，心里总担心不知何时突然被敌人发现。但只要我们或敌人一打响枪，就会顿失紧张和恐惧，迅速突击。这大概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战士一般都会产生的心理状态。
　　我们3人屏住呼吸，向前摸进，忽然发现鬼子哨兵周围布满了瓦片、瓶子等乱七八糟，易造成声响的东西。鬼子还真狡猾，准是听到要抓鬼子的风声而警觉起来，才设下了这些障碍物。我们3人交换了几下手势，共同认为不好抓。弄不好人抓不到，还会被敌人发觉了，要冲过一段开阔地，再过桥到河西地形对我们很不利。于是我们又悄悄地撤回，鬼子没有发觉。虽然我们没有抓到鬼子哨兵，但身临其境地做了一次抓鬼子的演习。
　　严惩贩毒、贪污犯。有一天我们接到来报，在五仓港有一家老板贩白粉（海洛因）。我们几个人前去抓了老板，他死不认帐。
　　我们开始搜查，当搜到烧饭的灶台时，发现他面色有些慌张，于是就反复查找。烟灰中、锅灶内外、柴草里等都找遍了，没有发现异样。最后从烟囱的内壁有个凹进去小台子上搜出了两大包白粉，每包约半斤重。我们把人和白粉带回大兴村审问，他就是一口咬死，什么也不交待。
　　我们有人证物证，最后决定枪毙他。执行前佯告他押送汇龙镇。当押到西河沿时，在他毫无察觉之际，从他脑后放了一枪，让他在未觉痛苦的瞬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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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转战启海


   　1941年三四月间，游击队将3个排两百多人的兵员改编成2个连队，游击队更名为启东警卫营，营长由启东县县长钱伯荪兼任，我任副营长，负责实际工作。
　　“启东警卫营”实际上只是名称改变而已，人员装备都是游击队原班家底，只是经过多次战斗锻炼，这支队伍更加成熟起来。
　　不久，我军主力在海复镇大同村一举歼灭了顽垦区实业保安团之后，又准备围歼顽军徐宝富旅的一个团。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徐敌与日寇相勾结，在久隆镇西南、大河以西一带，挖壕筑墙，盖建了大小不一的碉堡，严然似一座大型堡垒。徐敌妄图依托堡垒工事，蚕食、占领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久隆镇一线。
　　陶勇司令员决定亲率八团围歼该敌。命我带启东警卫营（启东游击队已改名）配合主力团进攻，做好警戒，在实战中学习锻炼。我在指挥所整装待命，看着首长怎样指挥战斗。
　　八团四面包围了徐敌，主攻方向以东面为主，在猛烈火力打击下，顽军军心动摇，士无斗志，于是我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到了第二天白天，徐宝富提出要陶司令员亲自到碉堡前谈判。李干辉、彭德清两位团政委，梅嘉生旅参谋长都认为这样太危险，不同意陶司令单独前往。
　　但陶司令决心已定，执意前往。我部布置了密集火力控制，只见陶司令一人大胆、沉着地走到敌军外壕的吊桥头下，距敌军不足20米，与碉堡顶上的徐宝富谈判。大伙心里都为陶司令捏着一把汗。
　　陶司令对徐陈情利害，言明大义，劝其放下武器、不要与人民为敌。徐宝富原来是假以谈判拖延时间，寻机解围的。他完全没料到陶司令真敢前往，几乎是面对面地和他谈判。加之四面受困、逃无生路，最后顽军旅长徐宝富被迫接受了陶司令的条件，缴械投降。我们兵不血刃，解放了久隆镇。
　　我亲眼目睹了整个布围、攻击和劝降过程。陶司令真是了不起，我从心底里敬佩他大无畏的无产阶级英勇气概。陶司令智勇双全的英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一辈子也忘不了。
　　1941年3月17日，日伪军又一次对我启东地区进行“大扫荡”，占领了汇龙镇以及交通沿线的主要市镇。
　　此时主力部队已离开启东。启东警卫营的周边环境相当恶劣、危险。县领导机关转移到农村打游击，我们与县委、县政府失去了联系，部队刚组建不久，启东又是新解放区，社会基础不是很牢固。当地的小汉奸、小特务人数不少，经常给日伪军通风报信。上次在向阳村遭遇鬼子偷袭，就很可能是汉奸特务告的密。地形对我们也不利，地势平坦，一马平川，没有隐蔽周旋的空间，一但被鬼子伪军发现目标，扫荡追击，是难以脱身的。
　　怎么办呢？开始我们考虑把一个营的兵力分成若干个小股部队，各自分散打游击。后又转念想到，分成小股部队，目标虽然分散了，但目标数量还是不少，一旦哪一股部队遭受损失，也不好。
　　好在我们都是游击队出身，最后我们自行决定，缩编战斗人员，留守十余名骨干坚持武装斗争，其余人员暂时返家隐蔽。把多余的枪枝擦拭上油包好，埋藏在可靠农户家的宅沟内。
　　日伪对乡镇的扫荡，象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毫无收获，只好撤兵返回据点了。半个月后队员又全部集聚起来。
　　这是我作为新党员、新领导，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自行做出的重大决定。结果在敌强我弱，没有周旋空间的条件下保存了力量，避免了损失。事实证明，我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在这次日伪军军事大扫荡中，新解放区老百姓对我们游击队的同情、支持和掩护，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军民鱼水情深。
　　1941年四五月间，麦子刚抽穗，我们配合主力部队一个连，准备拔除惠安镇和平军据点。据点约有一个连的兵力，长期驻守，熟悉地形。防守也相当严密，筑碉堡、布设铁丝网、掘外壕、壕底有反射照明灯。
　　战斗布署由周密同志（五团一营教导员）、陈佐同志（启东警卫营教导员）和我三人决定的，好像未向上级报批。主攻部队由启东警卫营两个连担任。周密同志从五团一营抽调一个连支援我们，机动参战，负责警戒和打援。
　　战斗一打响，警卫营一连长沈怀民率领连队从南向北实施主攻，二连长范仲家率领二连由西北向东南进行助攻。当一连突破外壕跳入外壕底，准备爬上外壕突破铁丝网攻打碉堡之际，兵力恰巧暴露在反射照明灯光下，敌军利用壕射击孔，拼命侧射封锁，造成一些人员伤亡。
　　一连长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情，马上向我报告称这样可能攻不下来。我立刻跟一连长来到外壕底，先令部队把灯打掉，未成功。后又叫人去搞掉，因灯安在死角里，低矮牢固，无法搞掉。此刻二连助攻也未凑效，我很快返回向两位教导员提出，第一次进攻伤亡太大，恐对今后士气不利。三人决定撤出战斗。部队立即从已经开始抽穗的麦田里撤出，敌人也可能未及时发现，未进行火力、兵力追击，我们安全返回了驻地。
　　事后总结，这一仗在决策方面有很大的教训。主要是部队以前没有攻坚战的经验，初战硬攻的盲目性，冒险性太大，犯了主观急躁病。其次，战前侦察不够仔细、准确，对敌情、地形未作详细侦察和研究，也没有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以及应对方案。第三，对攻坚的器材用具也准备得不够充分。这次战斗对单独组织指挥战斗的指挥员来说，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教训和警示。
　　上级领导指出部队单独在敌后活动，有情况往返请示不方便，可权衡革命利益，当机立断、自行处理。当时我们部队有双重身份，既是主力五团留守组织的一个单位，又是启东县委，县政府的警卫营。县长挂名营长，只到我们部队来过一次，两头的上级都不大管我们，因此我部的自主性很强。
　　我作为新四军的干部，又是警卫营的实际负责人，感到无论是打仗，还是维护地方治安都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处处事事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则。
　　为了锻炼自己在战斗中、在敌人面前尤其在自己干部、战士面前沉着、冷静、勇敢的个性品格，常在子弹挟带尖锐的呼啸声从头边擦过，或者炮弹在身边爆炸的时候，我都在内心想着：一定要克制自己，不胆怯、不惊慌、不盲动。学会坦然自若，勇敢沉着，为部队做好榜样。
　　有一次，我们在汇龙镇东北的一个埭上，抓到了一名大汉奸。因靠敌据点太近，不能用枪打，只能用刀夺命。为了锻炼我的胆量，我亲手用刺刀捅死了这名汉奸后，然后回屋即拿起毛笔练字，锻炼自己心不乱、手不抖。
　　随着时间的增长，仗也越打越多，一旦遇到特殊情况，我总是身先士卒，同时又比别的战士更冷静、沉着、勇敢一些。作为一名指挥员，这对激发战士的战斗勇气、稳定部队情绪有着重要的作用。
　　1941年秋天，海门部队的一个营与启东警卫营合并，组成了海启警卫团。
　　1941年冬，我营奉命去拆卸启东第二纺纱厂（二厂）的机器，送我后方兵工厂翻砂做手榴弹。当时营通信班长傅英违纪，把私拆厂房的木头偷偷卖掉，贪污了大约二百元钱（旧币）。
　　查出后经组织上批准，在二厂附近就地枪毙。全营召开了军人大会后，立即执行枪决。这次我又遇到了一件怪事。在执行时，发现老是打不死他！打了好多枪，他一直在动，就是打不死他。因为是自己部队的人，执行人想极力瞄准打他的要害部位，让他快死，少受痛苦。可是事与愿违，他两只手、两只脚一直挣扎乱动，拖了10多分钟，才慢慢地不动弹了。有人认为，他人是早死了，但神经还在起作用。究竟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春，海门那个营编入其他部队，主力八团一营编入，加强了军事力量，组成了东南警卫团。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同志兼任团长，陈同生同志任政委。原五团政治处主任姚力同志任政治处主任，蒋克定同志任参谋长。一营营长是黄辉同志，教导员周密。我任二营营长，教导员先是陶采臣同志，继而是陈佐同志等。三营营长是梅永熙同志，这个营以启东北新镇区大队为主组成。很快全团兵力达到1300多人，成为一支主力地方化，战斗力较强的革命军队。
　　自我奉命独人单枪返回故乡组织游击队武装，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从一个人发展到一个连，二个连，一个营直至扩展编入到1300多人的一个团。部队编制也不断提升，正规。这是我战斗生涯中一段难忘的历程。启东新解放区人民坚决抗日的民族精神，值得永远铭记和赞扬。在上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抗日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在这里，我把和我一起打游击的几个战友的情况向大家作个交代，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感谢和怀念。
　　张思达、王兴斋、刘冠三抗战胜利后回乡务农，过着清贫的生活。倪锦清回乡行医。董育才在县政府工作（均已去世）。刘丹一后来在外交部当大使。秦退之离休在南京（已去世）。小游击队员庞勋（文中没有提起，他当时只有十三四岁，很机灵，经常化装侦察）后在206团任营教导员，在江南三次反顽战斗中光荣牺牲。还有许多队员都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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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教训可鉴


　  我19岁参加革命。当时年少气盛、一腔热血，只知拿起枪舍命献身、杀敌抗日，对党的方针政策知之不多，理解不深，执行不力。出现了一些感情冲动、错抓误打的过失，违反了党的俘虏政策和统战政策。作为历史教训的回顾，仍然记忆犹新。
　　把醉鬼当汉奸误杀。1941年6月间，我们再次住在聚星镇一地主家里，那天下午侦察员回来报告，有一名和平军侦探来到离我们几百米远的路边小店。
　　我和陆俊义两人着便衣、别短枪来到了店里同他聊起来。他边喝酒边吃花生米，妄称受镇上和平军的委派，来此了解新四军的情况。我再次问他，他又复述了一遍，神情甚是得意。
　　当时我火冒心头，确认他是和平军、汉奸和密探。并胆敢在我们的活动区域如此口出狂言。凭自己身高力大，一把把他拎起来，拖到小店门外一枪就给毙了。可能因为他醉酒了，不知事态的深浅和厉害，在要挨枪子的时候，竟没作声辩，也没求饶和反抗。糊里糊涂地见了阎王。
　　陆俊义也从我后面过来对他补打一枪，谁知他毛手毛脚，子弹从我的左手背上擦过，掉了块皮，顿时血流不止，还好没有伤骨头，他急得直说对不起，我也不怪他，算我第二次受伤吧。
　　事隔不久，我们又来到那儿。老百姓说上次被打死的不是和平军密探，实际上是××家的伙计，因喝醉酒，乱说自己是汉奸侦探，白白地搭出了一条命。
　　现在想起这件事，仍感到有些内疚。虽然这名雇工酒后胡说八道，造成气氛聚然紧张起来，无法按常规先押走俘虏后审查再作处理，但只凭酒醉口供匆忙处决，杀了不该杀的人。
　　违反纪律，设计毙了和平军营长。1941年深秋季节，启东警卫营编入海启警卫团，我任二营副营长，营长是张超，政教是孙志仁。有一天我们短枪组在灵甸港附近活动，深入敌据点抓获一名和平军营长。他是季方的干儿子。季方在当地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本地区的专员，又是民主人士，后来成为全国民主人士的一名负责人。
　　我们3人商议如何处置这个军官。起初我的意见是将他上送，因为按部队规定，对被抓或被俘的敌军官，我们无权枪毙。但营长和政教均表示反对，认为他做的坏事太多，在百姓中民愤太大，非枪毙不可，同时顾虑到如果上送，季方肯定会考虑到父子干亲关系，出面说情，免其一死。
　　于是我出了一招，对上面假称“图逃格毙”（意即在逃跑中被打死），张、孙俩人也同意此计。我们把俘虏带到一里路外的路旁干水沟内给枪毙了，造成逃跑被杀的假现场。对上报告称，俘虏在夜间乘哨兵瞌睡逃跑，途中被战士追上打死了。
　　但事情真像很快被上级知道，并严加追查。后来由我团政委陈同生、参谋长梅嘉生作出决定，撤销张超营长职务并关一周禁闭，政教孙志仁记大过处分，我记过处分。这是我一辈子仅有的一次组织处分。虽然打死的是民愤很大的敌伪军官，但越权行事，无组织、无纪律做法也是不能允许的。这对我是次很好、很深刻的教训。
　　错抓我军“内线”。1941年年底，我已升任海启警卫团二营营长。原营长张超受了处分后调入另一个部队。
　　二营在启东西部地区独立活动时，探明了北新镇上的敌伪布防情况，西头是鬼子据点，东头是伪区公所，中间隔一条长街，而且还有一条南北向大河从中横穿。
　　一天黑夜侦察员返回报告，鬼子主力外出，兵力空虚。此时敌情、地形均对我十分有利，我感到机不可失，当机立断决定歼灭伪区公所。
　　我命一个连的兵力正面攻击伪区公所，另一个连的兵力对鬼子据点围点打援，实施警戒。还有一个连的兵力作机动预备队。夜间十点开始攻击。战斗很顺利，刚一开仗我们就冲进了伪区公所，没有发生激烈交火，我军也无伤亡。俘虏了二十余人，缴获了十几支步枪和部分物资。最令人兴奋的是缴获了三船皮棉，这下子可解决冬季我们缺衣少被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我兴冲冲地向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同志汇报胜利战果，不料他脸一沉，不高兴地说“谁叫你们打的？事先也不请示，这个所与我们有关系，有地下工作。你这一打不是把内线打断了吗？赶快回去，把人员、枪支和三船东西，原封不动地送回。”
　　我们白打了一仗，还挨了一顿批评，从此接受了教训。在敌后开展抗日军事行动，虽然上级赋予了较大的机动权，但在自主作战以前，除了要摸清敌友我以外，更要摸清敌军内是否有我方打入的地下力量。否则极易造成误伤，乱了上级的安排和计划。在独立行动的同时，也不能淡化上级观念和组织观念，应尽可能地提前请示汇报。
　　擦拭武器要小心。一天，我、董育才和另外一人在屋里擦枪，我正象往常一样在擦枪。不知董育才怎么粗心大意，忽然“砰”地一声，枪走火了！子弹从我的左大腿前穿入，洞穿大腿，把左大腿打了个洞，比上次鬼子打得伤口差5厘米左右。事故发生后，董育才十分后悔，我也没有给他处分。只是警示大家注意安全。这算是我挨的第三枪，没想到是被我的得力干将打的。好在伤势恢复较快，休息没几天也就能自己行动了。后来大家都自觉注意擦枪安全，没有再发生枪走火的事了。以后我又多次以这件事为例教育战士，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