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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革命家陈修良。 文/于继增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这天清晨，一位身着旗袍、气质优雅的年轻女子，乘吉普车来到解放军35军军部。当军政委向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介绍来人时，陈司令立即握着她的手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这位气度优雅的女子，就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的南京女市委书记——陈修良。陈修良虎穴“拔牙”，获取情报，瓦解敌人，支援渡江作战，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而传奇的故事。 一项不寻常的任命 1946年3月，在江苏淮安新四军根据地的一处农舍里，中共华中局副书记谭震林找陈修良谈话，并传达了一项中央的任命。当时陈修良的丈夫、华中局城工部部长沙文汉也在场。谭震林针对国民党蓄意破坏和平谈判、全国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强调党的地下组织要站稳脚跟，保障安全，开展有效的对敌斗争。谭震林说：“国民党军队已开始进攻华中地区，南京工作部已不能隔江领导南京工作，因此分局决定撤销南京工作部，成立南京市委，由你陈修良同志任地下市委书记。” ◆少女时期的陈修良。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任命。作为华中局城工部分管南京工作的部长，陈修良对当时的形势是有认识的，但突然让她担任南京市委书记，思想上毫无准备。她知道，南京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一直处于高度的白色恐怖之中。自1922年中共在南京建立党组织后，市委组织已连续八次遭到敌人的毁灭性破坏，先后有八名市委书记献出了生命。南京沦陷后，日军曾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大屠杀，中共在南京的地下组织已不复存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更加强了对“国都”的特务统治，不算外围组织，仅仅“军统”、“中统”和国防部二厅的专职特工就有上万人，整个南京城明岗暗哨遍布，危机四伏。而我党在南京的力量相当薄弱，仅有220名地下党员在艰难地工作。南京是一个真正的虎穴之地，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给组织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想到这些，陈修良真切地感受到此次任务的凶险和艰难，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陈修良刚想讲话，谭震林语重心长地说：“分局考虑到你过去长期从事过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在任南京工作部部长期间对南京市地下党及各方面情况有所了解，你去比较合适。另外，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在政治上比上海更重要。南京市委仍归分局城工部领导，不能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发生关系。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驻南京办事处是代表中央对外公开的机关，做上层工作，南京市委主要是做秘密工作。你们城工部先要派一批干部进去，你去后统一领导，你们的任务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设新中国。”谭震林说完，又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陈修良，坚定地回答：“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安排！”接着，又与谭震林、沙文汉一起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商讨和安排。 陈修良此去可以说是深入虎穴，九死一生。她脱去灰色军服，穿上女儿装，打扮成一个阔太太的模样，在南京地下党马文林的陪同下，渡江到镇江，登上了上海到南京的列车。 ◆陈修良一家合影。 陈修良，原名阿福、逸仙，1907年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父亲陈宝善在她周岁时便去世，母亲陈馥是一位识大体有智慧的妇女，具有很强的反封建意识，曾长期从经济上帮助宁波早期党组织。1922年陈修良去宁波女子师范求学。受梁启超、孙中山思想的影响，陈修良改名为逸仙，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并担任宁波女师自治学生会主席、宁波学联代表。1925年7月发表《救世刍议》，被学校作为“赤化分子”开除，后转至杭州女中继续求学。1926年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文科，在孙鸿湘和徐玮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开展学生会工作，并参加沪西工人学校的活动。同年8月，在大革命的浪潮中赴广州大学，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委员，兼任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1927年1月，随少共中央书记李求实赴湖南长沙，在共青团湖南省委工作。4月，列席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推荐，担任向警予（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的秘书，随后由向介绍转为中共党员。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省委书记张太雷为保存革命力量，安排陈修良等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与当时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的沙文汉相识。 1930年7月，陈修良与沙文汉、陆定一、邓中夏等人离苏回国。陈修良被安排到全国海员总工会任秘书和代理宣传部长，并负责《赤海》周报的编辑。1931年3月，因在海员总工会书记陈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支持下起草了不同意米夫、王明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意见，被宣布为“右倾”，停止工作。次年9月，因叛徒出卖，陈修良在转移中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1932年7月，她与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青工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的沙文汉结为伉俪。由于白色恐怖，此时的沙文汉也失去组织联系。为寻找组织关系，他们夫妻一起流亡日本，通过在日本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与上海党中央特科接上了关系。 ◆1937年陈修良和丈夫沙文汉在上海。 1935年，由于党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远东国际情报组织遭到重大破坏，两人的组织关系又一次失去。从日本回国后，他们以笔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并积极参加文化界救亡运动。1937年5月，中央派刘晓到上海恢复组织，陈修良被安排在群众工作委员会负责妇女、文化、夜校等项工作；江苏省委成立后，任妇委书记，积极组织妇女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3月，陈修良、沙文汉奉命去延安审查历史，途中经过苏北盐城新四军总部。此时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正在阜宁单家港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陈修良与刘少奇在30年代初于上海做过邻居。刘少奇对陈修良说：“我要去延安，你不必去了，你就留在华中，做妇委书记。”刘少奇北上后，日寇大扫荡，妇委一时成立不起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听说陈修良编过《赤海》周报，就叫她担任华中局机关报《新华报》的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华中局在南京六合县设立了城工部的派出机关——南京工作部，陈修良任部长，负责隔江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1946年3月初的一天，部队送来紧急情报，说敌人已离天长县不远，要求南京工作部迅速撤退至淮安。陈修良下令收拾文件用品，立即北撤。 截取情报获中央嘉奖 陈修良一到南京，就以“姑妈”身份住进了柏焱和柯秀珍夫妇的家里，对外称“张太太”。柏焱和柯秀珍夫妇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柏是一个化工厂的技师，柯是中学教员。“张太太”就是在这里开始了指挥南京地下党的工作。 根据华中局的指示，陈修良在市委专门设立了以卢伯明为负责人的情报系统；1948年又专门设立了以沙文威（沙文汉之弟）为首的策反系统。这两个系统都由她单线联络，并直接向中共上海局报告。要在警特林立的南京获得敌人的机密情报，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天下午，陈修良戴着一副墨镜，来到市委委员方休的家中。方休当时的公开职业是小学教师，与陈修良单线联系。一见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诉她：“我一个妻弟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刚从重庆回到南京，暂住我家，我们说话小心点儿。”出于职业习惯，陈修良当即询问了那特务的具体情况。方休告诉她，妻弟好像是电台机要人员。方休提出自己想暂时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因为与一个军统特务住一起工作起来不太方便。陈修良毫不犹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议，搬出去不好，反而让人起嫌疑，先观察观察再说。 ◆沙文汉、沙孟海、陈修良。 几天之后，陈修良再次造访方休。一见面，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说：“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个手提包，妻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包军事密码，你看怎么办？”陈修良当即郑重地说：“拿出来给我看看！”方休让妻子把提包拎了出来，一看，正是党中央极其需要的国民党军事密码！陈修良大喜至极：“方休同志，这份东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让情报部门的同志抄一抄，可以吗？”“可以。不过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来。”陈修良紧紧地握了握方休的手，迅速将密码本交给了卢伯明。卢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帮助下，连续抄了三个小时才把密码抄完。下午陈修良将密码“完璧归赵”的同时，卢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几个月之后，党中央给陈修良发来嘉奖令，高度评价这份密码对掌握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所起的重大作用。 陈修良凭胆大心细和对党的忠诚，战斗在敌特密布的南京城。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修良从中共诸暨县委的旧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的名字，不由地想起了最近调任国民党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也叫汪维恒，这两个名字是不是同一个人？她将这件事告诉沙文威，要沙核实清楚。不几天，沙文威回告说：这两个名字同是一个人，他就是1929年“诸暨暴动”失败后，奉命自找出路的县委组织部长汪维恒。汪后来混进了国民党军队，而且当上了胡宗南部三十四集团军的军需处长，最近又升迁为副署长。他与我党失去联系已经12年了。更为凑巧的是，当年曾是宁波市学联主席的沙文威，与汪维恒有一面之识。陈修良听后大为振奋，指示沙文威亲自与汪会面，争取重新接上关系。沙文威得知汪维恒经常到南京下关的一家餐馆就餐，便和他在那儿“巧遇”上了。两人密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沙文威婉转地问起汪先生还愿不愿为“家里”做些事时，汪动情地回道：“愿意，怎么不愿意？” 汪维恒的抽屉里、柜子里，有许多我党我军急需的绝密情报。他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是国民党军师以上的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实际兵员、武器配备的综合表册。当这份厚厚的绝密材料由中共上海局派人转送到延安，放在毛泽东、朱德的案头上时，两人看后同声叫好，随即指示李克农发电报嘉奖地下南京市委。其后，汪维恒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及其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军需集中地等大量情报，陆续抄好后交给沙文威，由沙转往中共上海局地下电台，发报给延安中央军委和社会部。汪维恒提供的情报属于国民党的最高军事机密，十分准确，与后来战场上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国民党国防部与参谋部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顾祝同大惑不解地问陈诚：“怎么搞的？延安掌握我军的番号人数，为何比我们还要翔实？” 虎口拔牙令老蒋吐血 作为地下市委的书记，陈修良特别重视策反委员会的工作，过问每项事情的进展，给予行动干将沙文威具体指示。“策反委”把目光盯在那些有可能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上。陈修良频频与沙文威接头，拿着花名册筛选“拔牙”目标。 首先纳入市委书记视野的，是被人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的一个飞行员俞渤。于是通过沙文威领导下的秘密特工、俞渤好朋友林诚来做俞渤的工作。林诚是国民党空军第四医院中尉航空医官，他正是利用这个身份，在为驻守南京的空军飞行员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时，认识了俞渤并对其思想经历有了一定了解。 当时的内战战场上，国民党陆军哗变者已屡见不鲜，但空军系统驾机起义还不曾有过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士气定会产生巨大影响。几经接触，当林诚试探着把谈话引入实质时，俞渤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并且告诉林诚，他这个机组共5个人，其他人平常都与他友好，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一起起义。不过，俞渤向林诚提出要求，能够在驾机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诚不禁犯难了，把问题反映到沙文威那里。沙报告到市委。陈修良稍经思考，说道：“人家同意起义，就是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经受了考验，有什么不能入党的？”市委书记的一番话，让俞渤等人吃下了定心丸。陈修良又对沙文威指示说：“国民党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抵得上一两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陈修良通过中共上海情报站电台转发了南京地下市委向中央请示起义的降落地点和联络信号的电报，并及时将中央的复电告知起义人员。 ◆南京解放时的陈修良（前排左一）。 1948年12月16日晚9时，已经入党的俞渤等驾驶B-24重型轰炸机514号，绕到总统府的上空，一连投下3颗巨型炸弹，然后向北疾飞。当晚11时在石家庄我军机场降落。不到天亮，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罗青长赶到石家庄，慰问第一批驾机起义的俞渤等5人。罗在交谈中告诉俞渤他们：由于夜间难以判断，那3颗巨型炸弹虽然没有炸中总统府，但把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吓得不轻，蒋介石为此气得当场吐血，下令撤换了机场司令。与此同时，南京市委的地下电台收到了中央军委的嘉奖电，对首次策动国民党空军起义取得成功，表示祝贺。 陈修良没有为这次成功感到满足，她和沙文威等一批红色特工，将下一步的策反目标，选在了国民党海军最为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上。重庆号巡洋舰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地中海的旗舰，拥有各种先进的炮火装置、无线电通讯设备及精密的航海仪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上校为人正派，在士兵中颇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报策反部门多渠道积极工作。舰上的南京地下党员毕重远于1946年进入国民党舰艇士兵训练班。1948年8月重庆号回国后，陈修良就派人与他联系，要他团结士兵，相机行事，策动起义。1949年2月17日，重庆号奉命离开上海，在吴淞口外停泊。当获悉敌人要该舰逆江而上，阻止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后，舰上的“士兵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决定拒航，把起义地点改在吴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时，“士兵解放委员会”拘禁了包括邓兆祥在内的所有在舰军官。邓兆祥原有起义思想基础，但不知下层士兵已在酝酿哗变，当他得知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党领导下进行时，毅然参加起义，下令开航，使军舰顺利驶向辽东葫芦岛。毛泽东、朱德发来了贺电。 当“重庆号”巡洋舰鸣着汽笛驶向解放区以后不久，陈修良和沙文威等，又把“铁钳”伸向蒋介石的又一颗“虎牙”上——策反南京首都警卫师（第97师）师长王宴清。选定王宴清这样在军界很有影响力的中将师长为策反对象，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大胆举动，这是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锁定的目标。陆平向“策委”汇报说：他有个湖南同乡邓昊明是王宴清的母舅。邓昊明系农工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年轻时参加过五四运动，一贯同情、支持我党。他的大儿子早已到延安去了，女儿也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教师，与陆平是初中同学。因为这层关系，陆平随她多次去过王家。陆平谈到：经过他们观察了解，王宴清为人豪爽，胸怀正义，对国民党的政治腐败甚为不满，痛恨地方上的污吏。只要攻心得当，策动这支御林军的倒戈不是没有可能的。 ◆1952年，陈修良（左一）和中共南京地下党情报系统负责人合影。 根据陆平的汇报，陈修良与市委副书记刘峰、沙文威等人对王宴清的情况作了多次分析研究，认为策反王宴清虽然存在着很大风险，但成功后的影响是重大的，这个险值得一冒。于是决定由陆平先动员邓昊明先生出面试探。陆平做通邓昊明的思想后，由邓带着他，以湖南同乡的名义经常出入王宴清家，渐渐地与王妻李君素熟悉了。两个月后，王宴清已经意识到陆平是共产党派来“统战”自己的，这时候国民党已经在淮海、平津战场上惨败的时局，让这个御林军头领不得不对起义之事有所考虑。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认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不忍心背叛。 陈修良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指示沙文威加紧对王进行攻心战术，并及时把邓昊明搬出来。在一次家宴上，邓老先生对外甥几乎是泣血陈词，劝说他做个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人，对蒋介石这样祸国殃民的反动首脑不可愚忠。不久，王宴清提出要与我地下党“相当负责”的人士晤面。陈修良指定由沙文威以“策委书记”身份只身前去，见了王宴清后将若干情况落实好。随后，陈修良又亲自出面，与王宴清进行了一次恳谈。警卫师师长在见到陈修良的最初几分钟，望着这个文弱沉静、浑身上下并无一点张扬的中年妇女，心里摸不透对方为何等人物，只知道其职务比沙文威“还更负责”。当陈修良与之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才于心中认定：她就是中共在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陈修良与王宴清的晤面，对首都警卫师师长的倒戈起义，起到了最后下定决心的作用。 陈修良派人与第三野战军司令部联系，报告王宴清师准备起义的情况，陈毅司令员作了具体的指示。陈修良让陆平与地下党员白沙，协助王宴清制定了起义计划。1949年3月24日，王宴清冒着国民党军的追击，指挥警卫师的两个团举义过江，虽有重大伤亡但毕竟冲出牢笼。蒋介石、顾祝同等人，眼看着自己的又一颗“虎牙”被共产党生生拔掉，气得痛彻肺腑，严令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从速摧垮共党的地下市委！”张耀明无可奈何地对部下叹道：“南京的共产党地下市委这么厉害，连首都的御林军都弄走，岂是这么容易能够摧垮的？他们藏得像地壳虫一样，叫我们哪儿去找？” 在此之后，陈修良等又策动了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就像是几把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对于瓦解国民党军的防御和抵抗力，加速南京解放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领导人曾给予高度评价。 里应外合摧毁长江防线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败局已定。但蒋介石仍在负隅顽抗，依仗长江防线和要塞，妄图“隔江而治”，与共产党平分天下。因此，尽快突破长江防线，成为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重要课题，而搞清楚长江的布防情况又是重中之重。 受中共上海局紧急指令，以陈修良为首的南京地下党，立即深入到国民党军政机关上层，在较短时间内获取了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拟定的一批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渡江战役前夕，陈修良派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将情报送往驻扎在合肥的人民解放军前委司令部。这些情报包括《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京沪杭作战方针及兵力部署》、《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此外，南京地下党还从国民党司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资料。一些地下党员，如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江防指挥部装甲兵参谋沈世猷，冒着生命危险，弄到了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位置、官员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报。这些情报使得国民党长江防务几无秘密可言，为我军的渡江作战提供了巨大而独特的帮助。 ◆油画作品《南京1949》，中间白色旗袍女子为陈修良。 国民党南京警察厅下辖13个分局，上万名警察大部分来自重庆、贵阳、河南及南京，生活待遇差，普遍对现实不满，多数人是可以分化瓦解的。陈修良要求新成立的市委“警察运动委员会”，派人打入到各个警察分局，组织警员迎接南京解放。同时展开护厂、护校、护机关、护物资工作，要求全市不得停水、停电、停报纸和广播。将国民党的各种名册、档案、器材、钱物全部点查，造好账单。并且为解放军过江准备了多艘大载重轮船。1949年4月21日，随着毛泽东、朱德一声令下，我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由于情报准确，被视为“固若金汤”的江防要塞很快被摧毁，六朝古都南京回到人民的怀抱。 我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第二、第三野战军，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奋勇出击，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首都宣告解放，江南千百万人民重见天日。此皆我解放军将士英勇善战、后方军民努力支援、江南民众奋起协助，各野战军、地方部队一致配合的结果。 这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亲自撰写的一篇新闻稿。 ◆《沙文汉陈修良画传》封面。 新闻在电台播出的同时，陈修良已赶到驻扎在“励志社”的第35军军部，与军政委何克希见面。何克希见到陈修良后，欣喜异常：“修良同志，我们终于见面了！”他们是老朋友了，曾一起在赣南梅岭一带打过游击。何克希政委向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介绍了陈修良，陈司令握着她的手说：“真没想到，帮助我大军渡江解放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原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子呀！”他称赞南京“虎门洞开”，为大军顺利开进创造了条件。 随后，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驻南京。中共中央电令重新组建中共南京市委，刘伯承为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主任。至此，以陈修良为书记的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陈修良也结束了她的虎穴生涯。 建国后，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也调往杭州，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1957年陈修良和沙文汉双双被打成“极右派”，被撤职、开除党籍。沙文汉于1964年含冤去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陈修良调至上海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陈修良离休后以耄耋之年，笔耕不辍，抱病写下100多万字的党史文章，并出版有《陈修良文集》。 1998年11月6日，这位传奇女革命家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在她生病住院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曾去医院看望，称赞陈修良深入“虎穴”南京，带领着一支秘密力量，获取情报，瓦解敌人，为解放南京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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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7 14: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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