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阳李氏李泽恒先生功德碑出土记 (本文选自《人文明光》第二期) 作者:李 龙 编辑:刘传明 审核:郭怡君
2014年10月19日下午,因明光市中心路改造,在开挖中心路南段地基时,一块记载明光先贤李泽恒先生功德事迹的石碑应时出土,重现人间,以实物印证了上世纪30年代明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对研究明光现代历史、研究岐阳王李文忠家族历史等有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老城区道路改造,功德碑悄然再现 去年以来,明光市着力建设“滨湖花园度假城,山水田园生态市”,加大了对明光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弘扬。今年5月份,市委市政府又安排部署了对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城区,实施五条道路改造提升工程。老城区这五条道路分别是广场路、学堂路、公安路、常青路和中心路,其中的中心路又是明光历史上最悠久的老街,据明光老人说,老街曾是被封为曹国公的明朝陇西王李贞、岐阳王李文忠家族世居之地而被称为“曹府街”。正如市委副书记邹军在8月19日召开的老城区五条道路改造提升会上所指出的,老城区五条道路承载太多明光的历史、承载太多群众的期盼,这五条道路的改造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他要求各有关部门要明确任务、各司其责,要部门联动、齐抓共管,要营造氛围、群众参与,把这五条道路打造成明光乃至滁州市小街小巷改造的精品路和样板路。 8月28日,中心路改造提升工程自北段开工建设,10月19日在开挖中心路南段地基时,这块有84年历史、于嘉山县建县前树立的功德碑得以重现世间。 此碑出土的地点在中心路南段东侧临街的原嘉山县粮酒专卖公司大门北侧地下。原专卖公司大门已封,已经改建为居民住宅。为民国时期明光商会旧址。 据家住近旁的居民李国建介绍,10月19日下午1点半左右,一位姓卢的邻居(老邻居们称作“卢老七”)对他说,刚才挖土挖到一个石碑,就在专卖公司门口。他听了一激凌,因为小时候就听父母说过石碑的事,是大家为原商会会长、自家的一位家族爷爷立的。于是,他放下家里正在修房子的事,马上赶到现场,只见石碑已被装入车中,只露了一点点,工人正准备拉到城外倒掉。他马上拨开石碑上的土,露出了一部分字,于是心中便有了数。为不耽误施工,他又和老卢一起,在工人的配合下,跟上车到了堆放渣土的小河南(南湖公园西侧铁路桥南),小心将石碑倒出,又一起擦拭,露出了“明光商会李月如”字样,于是他及时打电话给原明光商会会长李泽恒(字月如)的嫡孙李慎,问李慎可知道李月如是谁?李慎一听,惊讶道,李月如是我祖父啊!于是李慎急忙赶往小河南,找来铲车将碑运回。石碑已经破损,好在大块面积完整。第二天下午,他又返回小河南认真翻找,幸运的是将挖断的另二个部分也找全了,并运回家中,拼在一块。其家即在碑石所立之处旁边的巷内,新蕾幼儿园是也。 当运回之时,众多街坊闻讯纷纷前来,一睹为快。 二、兵匪如狼到明光,石碑见证拯民心 擦去尘封的泥土,拂去历史的沧桑。此碑高180厘米、阔80厘米、厚20厘米。石碑材质为青花岩,石碑上端刻有双龙戏珠、周边是回纹花边,碑面上还有几条白色耀眼的花纹。李慎听老辈人说,中心路原来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作“花石街”,即由此而来。此说法在86岁的老教师宗岱先生近日撰写的《老明光城区的地名今昔》中得到了印证。 碑上大字为“明光商会会长李月如印泽恒纪事碑”(见图),碑的右上部内容是: 民國十六年魯軍南下,本會當沖,供億繁兴,數累钜萬。先生苦心孤詣,搘柱其間,竞得眾擎,市廛不擾。同人等分屬僑商,待遇同等,感矢不忘,鐫石以記。 为准确把握碑文内容,笔者请教了我市擅长文史研究的夷风先生,听取了他对上面的碑文断句和翻译的意见。现翻译如下: 民国十六年鲁军南下,本会首当其冲,供应军费激增,数目累积巨万。先生苦心孤诣,坚持支撑其间,赢得众人拥护,保住了市面不扰。我们同人均属外来商户,但对我们能一样对待。我等铭感不忘,刻石以记。 碑的右下部为立碑者名单: 山东侨商 闫全盛 刘义和 张义兴 復兴祥 许发源 董兴合 闫全兴 张天成 泰和祥 泥仁和 万和堂 公立
从北伐前后,直到嘉山建县的几十年中,战乱频繁,兵连祸结,明光这座千年古镇灾难重重。这块碑记载的就是发生在1927年的一场兵匪之祸,后在当时明光商会会长李泽恒的敢于担当和有效斡旋下,明光避免了一场浩劫。 原百岁老人牛传升在嘉山县政协召开的文史工作(扩大)会议上说:“在直鲁军南下时,由于他老人家(指李泽恒先生)的支撑,明光全镇才免遭烧杀抢掠,保住了人民生命财产。”(本文除注明而外,李泽恒先生的事迹内容主要是依据其子、原嘉山县政协委员李大赉先生所撰写的《李公泽恒传略》。下同) 李泽恒,字月如,清同治十一年(1872)生,祖籍明光,是明朝陇西王李贞、岐阳王李文忠后裔。早年孜孜攻读,常食宿俱废。十七岁中试,为本地最年轻之庠生(秀才),为支撑门户虽学有成就而难以远出,遂誓志奉养慈母终老家园。继明光另一位先贤、他的堂兄李泽同先生创办缉熙学堂后,他假岐阳李氏家族祠堂(俗称南大寺)之大殿及两廂房舍,与人合办了“九如学堂”,学生达一百余人,共同开创了明光现代教育之先河。 民国年初,靠近火车站的明光镇商业渐趋繁荣,商户日增而于1923年成立明光商会,第一任会长是李祝熙。一年多之后改选,李泽恒先生任第二任会长(注一)。后兼任中国红十字会明光分会会长。明光时属盱眙县所辖,处县境之边缘,政令难达,商会虽为商业组织,却负有境内行政、财政、武装保卫、文教等责职。李公身为一会之长,实为当地之首脑,但待人亲切和蔼,急人之急,求无不应,时人有口皆碑。 北伐前,明光属北洋军阀统治。据查有关资料,1926年夏,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直系吴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击,后直系、奉系重新修好,组成安国军共同对付北伐军。民国十五年(1926)冬,张作霖部之奉系军队驻扎此地。民国十六年(1927)春,奉军奉调北上,由山东军阀张宗昌属部直鲁联军南下接防。 张宗昌(1881~1932.9.3),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土匪出身。1925到1926年,张宗昌得势时,北方数省的土匪流棍欢欣鼓舞,纷纷前去投靠,不长时间,十几路军就出来了,更加坐实了张宗昌不知手下有多少枪的传言。据传,张军有“三多”,即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张宗昌还有“三不知”,即不知有多少老婆、不知有多少兵、不知道有多少钱。这支军队靠抢劫人民财物维持军饷。张宗昌的统治,是天底下最不讲规矩的统治,各种捐税和摊派,几乎无日无之,搜刮之酷烈,无人能及,而且没有其他军阀都或多或少都要顾及的乡土情谊,对自己的家乡也一样下黑手,所到之处庐舍一空,人民恨之入骨,呼为“土匪兵”。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 李大赉先生在《传略》一文中详述了张宗昌的土匪兵到明光时带来的灾难和李泽恒先生支撑危局、毁家纾难的大仁大义。以下内容转引自该文有关部分,小标题为笔者所加: (一)应对危难敢担当 1927年春节过后,明光的绅商富户殷实商民,闻知张宗昌的部队已抵临淮关,都纷纷南迁以避匪患。鉴于邻镇管店惨遭焚戮掳掠之劫,李泽恒会长为全镇人民生命财产计,凛然赴难,坚不离去,愿独撑危局。 李公命人在自家院内挖一地窖为家人避流弹,本人则坐镇商会,指挥若定,从容应对匪兵。为稳定市面安定人心,为使土匪兵收敛劣迹而巧作安排,特告示市民曰;“效帅(张宗昌,字效坤)来电,告我同人,鲁军南下,救国为民,秋毫无犯,匕鬯不惊,凡我商民,额手称庆,特此晓谕、营业安心……” 二月,大兵入境,强硬勒索粮草(铺草、马草、烧草)、大苇、煤及其他物资;继之,要求市面通用张宗昌滥印之军用券,商民稍示不满则兵戎相见;继之,藉口军饷不济,要求地方借出银元关饷。凡勒索皆持枪实弹指向李公胁迫,李公镇定自若,知其难以理喻,遂以家产中能易钱者悉变卖银元以偿匪兵,除粮食什物外,其中尚有明光第一机米厂。 (二)维护地方善筹谋 然慾壑难填匪兵轮番骚扰,李公为权宜之计,一是特规定各商店暂收军用券,嗣后由地方兑换。二是另以商会名义印制“流通券代替银元之不足,交土匪兵作饷银使用,债务亦由地方筹还,(流通券以铜元为单位,面值三种;一百文、五十文、二十文)。三是连排以上的军官设盛筵以飨之。 土匪兵既得安抚,一场抢掳劫难遂得避免,大小商号货物安然无损,其中资财雄厚之山东侨商十数家尤为感戴。 (三)直面炮火救生灵 农历三月初一拂晓,国民革命军(本地称“南军”或“蛮子兵”)前锋抵达卞庄,袭击驻守之敌,明光守军未敢还击而龟缩镇内,革命军炮火直射明光,一时全镇人民遭池鱼之殃,有土塌地平之危。兼任明光红十字会的李公又及时令人竖起红十字会大旗,炮火即向北转移。 时有沙俄军队为北洋军(安国军)助战。原来,张宗昌曾在招兵买马时,共收编被苏联红军打败的白俄部队5000余人,他将这些白俄士兵单独编为一支白俄部队。后来,张宗昌又将先后招来的白俄雇佣兵分别编成骑兵部队、炮兵部队、铁甲车部队。中国老百姓把他们称之为“老毛子”。“老毛子”的铁甲车冲入前沿,在铁道上驰骋扫射,战局形成拉锯,僵持五日夜至初五日,安国军及“老毛子”屡有伤亡,革命军因他故南撤,战火暂告停息。 在战斗紧张时刻,李公还从人道主义出发,组织人力,举红十字会大旗,抬绳床担架,出入火线抢救伤员,掩埋尸骸。他动员了明光仅有的两名西医马子俊、何文波参加救护队,为伤员包扎治疗。 四月十九日晨,革命军再次从小河南梁山突然袭来,激战一日夜,土匪兵溃败,仓皇逃窜时从四乡掳掠大批牛、驴、衣物兜售,李公令商民垫款买下,集中存放于商会大院内,以待陆续发还原主。 革命军驻扎不足两月南撤,明光复由北洋五省联军孙传芳部队进驻。孙部较文明,与地方相安无事,市面渐复。十月十六日革命军大举进攻,孙部稍有接触,仅一日夜即匆匆撤离,全镇人民在商会率领下箪食壶浆以迎国民革命军进驻。 (四)善后赢得众爱戴 战乱时,李公应付兵差的措施得到商民颂扬备至;战后,对换回收军用票及流通券等善后事宜,绝大多数大商户热烈拥护,小市民更是感激涕零。 到一九三O年李公卸职家居,但豋门向老会长请示商政事务者仍络绎不绝。为避免商会暨新任会长门庭冷落之难堪,李公仍逐日去商会视事。山东侨商感念李公德政,集资勒石,树碑纪事,另献红底金字匾额一面悬挂商会大门内迎面墙上,文曰:“德沐乡梓”。 一九三二年秋,李公终因一生积劳,旧病转剧,同年仲冬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三、沧桑几度石碑在,仁义岐阳昭日月 据李慎介绍,原专卖公司要改建职工宿舍,要将石碑砸碎垫地,建筑公司的瓦工薛师傅(人称“薛大脚”,其脚长54码),尽管身强力大,但因碑石坚硬,最终仍只砸的几个大块,于是喊我的父亲李大赉先生把碑拉回家。正在被批斗的父亲,惧于时势,不敢妄动。后石碑便被就地埋在地下,位于专卖仓库门前之墙基下。那年是1969年。 这一埋就是40多年!今幸逢盛世,这块民国石碑得以重见天日。碑中所述这段内容和碑上的商号等对研究明光现代史、北伐革命及我市民国初年的工商业状况等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重见天日的石碑也彰显了明光岐阳李氏(注二)对明光的特殊贡献。 明光岐阳李氏是明朝开国第三功臣、岐阳王李文忠后裔。李文忠战功卓著,为人正直,大仁大爱,是我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以民为本,多次为民请命,一边打仗一边收留战争孤儿等仁义之举在历史上十分罕见。2011年,中央电视台制播的《中国古代名将》中专题介绍了李文忠的事迹。600多年来世居于明光的李文忠后人中,有不少人为明光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岐阳李氏后裔中的李泽同、李泽恒等人,开拓现代教育,举办实业,掌管着明光一地“地方行政、财政、经贸、教育、武装保卫及应付官匪等一切事物”,“承担这一新兴集镇全盘重任”,“从北伐前后,直到嘉山建县的几十年中,这两位老人先后执掌地方大政,虽战乱频繁,兵连祸结,皆由于措施得当,斡旋有方,不仅度过重重灾难的岁月,而这千年古镇还有所发展”。(注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所周知的汪雨相先生在李泽同先生的资助下到南京报考两江师范学校,并在南京就读三年。在此期间,所有费用,概有李泽同先生资助。后来汪雨相先生到北京参加学部复试以取得任教资格,两次往返川资花费,也全由李泽同先生赠与(注四)。等等。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今年以来,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美好新明光的大背景、总规划下,明光市高度重视明光地方文化建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以仁义文武传家的岐阳李氏一定会在明光发展建设中做出新的贡献,为明光的发展建设增添新的光彩! 注一:《嘉山县工商联合会简史》,《嘉山文史》第四辑第138页 注二:明光岐阳李氏始祖陇西王李贞及妻子曹国长公主(朱元璋二姐)朱佛女的陵园就在明光街道大李村口,即俗称的曹国坟、或朝姑坟。李贞、朱佛女之子李文忠是明朝开国第三功臣、封岐阳王。由于李文忠“丰功伟烈,垂诸竹帛”,明政府对岐阳李氏家族则是“礼隆配享,世券优颁,家庙则殿宇辉煌,诰册则文章灿焕”。到清朝,恰逢康熙南巡,为了拢络前明君臣,康熙“遣兵部右侍郎程景伊、大学士朱珪,操文赐祭”,于是因改朝换代社会动荡被损坏的明光岐阳李氏宗祠得以重建。(见明光岐阳李氏家谱) 据《明史》记载,李文忠有三子:“长景隆,次增枝、芳英,皆帝赐名……芳英官至中都正留守”。其中李芳英是岐阳李氏家族的三世祖,自明初以来,李芳英的后代定居于凤阳府盱眙县明光集,故这里的岐阳李氏家族遂称“留守支”。李芳英是当今明光李氏家族“留守支”第一代。 关于“中都正留守”(全称“中都留守司正留守”)一职,查有关资料: 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下诏,在临濠(今凤阳县)营建明中都。洪武三年,在临濠营建了全国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并于当年十一月戊戌,任命李文忠为大都督府的最高长官。洪武四年四月甲申,在临濠设置了大都督府的分支机构“临濠行大都督府”(后改为“凤阳行大都督府”)。洪武八年四月,朱元璋下令罢建中都,凤阳从首都的位置变成为“陪京”。古代规制:凡是陪京和行都,必须设置“留守”,其意为“京城留守”。洪武十四年九月丁酉,朱元璋在凤阳设置了“中都留守司”,李芳英大约是第三任中都留守司“留守”。 明政府对“龙兴”之地的中都留守司的级别作了规定,“留守一人,正二品”。它虽与“六部尚书”同级,其政治资格却要求得更高,“国制,非勋戚不拜,后多以才略充之”,“宗人府署印、内府管将军、宿卫、中都留守,旧规皆以国戚充之。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从而反衬出中都留守司“留守”的重要地位。李芳英是明初凤阳地区的“第一把手”,远高于正四品的凤阳知府。 注三:李大赉《明光岐阳李氏家族的源流与现状》。《明光文史》第七辑。 注四:李大柱《李浦青先生传略》。《嘉山文史》第一辑。
最近,功德碑经简单修复后,再次立于中心路老街南段新蕾幼儿园内,园主人李慎夫妇欢迎大家前往观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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