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部NHK的日剧上线。
不长,总共也就70来分钟。
但反映的却是旧中国的事儿,看完心情很沉重。
因为它提到的弊病,全是当年鲁迅先生批判过的。
但透过一个日本人的视角重温,还是让人感慨万分。
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A Stranger in Shanghai
这部剧说的是日本文豪芥川龙之介游历上海的事儿。
事实上,该剧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而来。
1921年,彼时,日本正经历从明治到昭和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即大正时代,1912-1926)让日本的发展经历短暂的春天,同时也是其快速西化的阶段。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当时受大阪每日报社之邀,芥川乘船西渡到刚经历完辛亥革命不久(1911-1912)的中国。
他一开始落脚上海,随后又花费4个月时间,走访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
期间,因公务关系,他拜访了身处变局的能人志士,随后写出那部名叫《中国游记》的专著。
讲到这本书,有必要科普下它的背景,和剧中的故事对照起来看会更好。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和森鸥外、夏目漱石齐名的三大日本文坛巨匠。
尽管芥川写出过《罗生门》这样被黑泽明改编成电影的文学名篇。
但这部《中国游记》中描述的旧中国,真可谓一黑到底。
而文中不时流露的轻蔑之意,也随处可见。
尽管这是他讽刺某类负面社会现象时的一贯文风,但当对象是中国,多少还是有些令人难堪。
在这本游记中,谷崎润一郎(日本近代小说家,《源氏物语》现代文译者)眼中如恋人般的杭州西湖,被芥川描述为“大水田”。
清末重修的寒山寺,在他看来不但俗不可耐。
甚至当时的扬州城,也被他形容为“俗臭”。
此外,作为其到访中国的第一站。
“不洁”、“怪异”、“恐怖”、“贪婪”、“厚颜无耻”,都是他对上海的第一印象。
关于原文中的毒(吐)舌(槽)部分,剧中开场即能找到对应。
刚到上海的芥川在跟同事对接上后,便快速被一群黄包车夫包围。
随后,上海混乱的交通状况和落后的交通设备,让他有一种“随时赴死”的心理幻觉。
如此泼辣的文风,就连日本国内的部分评论家都认为,芥川眼中的上海形象并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
但要知道,他当时所住的地方,还是地段相对繁华的租界区。
租界区都这么乱七八糟,地道的中国社区景象自然不难猜。
对比历史上同期的上海老照片。
你会发现,他在书中的吐槽,也并不完全是在瞎掰。
▲1920-30年代的上海
可能有人看到这儿会觉得这位日本文人是个反华之辈。
但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学,芥川一直是很喜欢的。
这也能解释为何他后来会在书中疯狂吐槽中国。
毕竟,当想象中的中国和实际看到的有巨大落差后,失望就在所难免。
剧中,有一段取自芥川游记的真实描写被如数还原,看得人百感交集。
在这段记录中,刚抵达上海不久的他,被报社同事邀请吃西餐。
在餐馆中,他撞见了这样的一幕:
侵略过中国的英国水手,醉酒后态度嚣张地在餐厅横冲直撞。
一位上海阿婆的花篮被撞了一地。
然而,语言不通的她,除了抱怨别无他法。
一边是在异国他乡为非作歹的外籍士兵,一边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这一切,就真实发生在当时号称大都会的上海。
芥川写到,这一幕正如同报纸上的插画,标题应该叫《上海》。
这样生动而残酷的场面,对路人的芥川而言不过是看个热闹。
但背后却深刻映照出孱弱的中国当时被帝国列强欺负,任人宰割的悲痛现实。
弱国不但无外交,它的国民,自然也不会有“尊严”一说。
除了西餐厅的这一幕,剧中还有诸多细节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淳朴民风”。
如随地大小便;
处处可见的流民;
毫无卫生观念的举止;
遍地的鸦片;
以及……
尚未开化的民智。
人血饼干这个梗尽管是原创桥段。
但参考的对象,显然是鲁迅的《药》。
在那篇文章中,鲁迅明线写的是一位母亲寻偏方为孩子找人血馒头治病。
暗线也表达了对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的同情。
现如今看来可笑的药方,在当时却是百姓默认的“良药”。
作者针对国民性中麻木和愚昧方面的批判,也借由这一剂“药”力透纸背。
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已经如此千疮百孔,亟需有人唤醒。
但从当时的时局来看,想把中国人叫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彼时,除列强割据以外,各地军阀常年混战(1916-1928),百姓民不聊生,辛亥革命的成果名存实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芥川在走访国内部分政治元老时,都看不到扭转颓势的希望。
而老一辈所谓的那个英雄,其实就叫革命。
或者说,拥有革命思想的人。
在当时的中国,有心参与革命的,大部分是拥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
身陷困局,他们一直在寻找时机,努力改变中国的命运。
这当中,芥川拜访的李人杰即是其中一位。
在二人的交谈中,芥川当时直言不讳指出了中国的要害:
无论政治、经济、艺术、学术亦或军事,中国都在全面走向衰败。
但李人杰告诉芥川,中国幅员辽阔,结合当时的现实,要让革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绝非易事。
的确,要想用少数人的努力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看起来确实遥遥无期。
面对此种困境,《异乡人》并没有完全抹杀掉希望。
可以看到,改变中国的希望,仍旧落在年轻人肩上。
芥川在上海结识的男妓露露即是这个希望的缩影。
在他身上,芥川看到了年轻人体内存留的良善跟热情。
这种品性,如运用到政治之中将大有可为。
这也是他在了解到露露鲜为人知的身世后,劝其勤勉读书的原因。
尽管后来露露因卷入工人罢工集会被地痞打死。
关于他是站在工人的一边,还是纯粹路过不幸中枪。
真相不得而知。
但从好的方面来想,或许他正是不满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想借此机会声援同处沦落阶级的人。
果真如此,他作为“人”的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而结尾蘸着他人血的那场“饼干宴”,也不再是如《药》那般,成为民智麻木的象征。
而是芥川对露露勇敢追求自由的一种肯定和敬意。
自上海一行后,芥川将踏上前往中国其余各地的旅程。
这趟耗时数月的旅程严重损耗了他的健康。
回国不久,他便因身体原因服药自杀,享年35岁。
据说,路过南京时,六朝古都的荒凉令他十分震惊。
脱离了李杜苏白笔下的诗意中国,眼下的南京全然是另一幅景观。
期间,一位百姓在聊到“为何不买地”一事曾如是表示:
“首先不可能考虑。不是被烧掉房子,就是被砍掉脑袋,明天的事没人搞得懂。这点和日本不同。反正现在的中国人不去关心孩子的未来,而是沉湎于没救和女人。”
芥川的来访出于偶然,在偶然中,他见证了一个处于历史最低谷的中国。
而这趟旅程带给他的结果,从某种意义来看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曾嘲讽过武士道精神的他,最终没能亲眼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化。
后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恶,他自然也可以“眼不见心不烦”了。
但他记录下的那个有失偏颇的中国形象,却永远被留存了下来。
而那些充满鄙夷色彩的文字背后记录的,是一段“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史。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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