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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研制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当时我们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自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以美国为首的情报机关通过种种手段设法侦察和破坏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当人们仰视升腾的蘑菇云、为核爆炸成功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并不知道在其背后，情报与反情报战的激烈程度。本文真实地纪录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下，我公安人员大智大勇侦破外国间谍意图在西北核试验基地窃取我核武器研制机密案件的内幕。
广州海关发现两只可疑老鼠，侦察员摸出蛛丝马迹 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 一架架降落的银燕，由近而远，由远而近地发出阵阵轰鸣声…… 我机场海关进出境出口检查处的海关人员林华发现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携带了两只老鼠。此可疑情况马上引起林华的注意，他随即向广州海关及外贸部外事局作了电传汇报。而海关的关长却认为林华的这一举动是小题大作，觉得外国人携带老鼠只是为了好玩，而且为中国除了“四害”。此事马上传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察的张文奇那里。富有侦察经验的张文奇虽然只有三十出头，但却已经是一个老练的侦察能手了。他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将这两只老鼠扣留，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并指示捉两只相同的广州地区的老鼠交给被扣人，允许其携带出境。 经检疫部门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粘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类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据侦查，携带老鼠出境的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名叫乔治·瓦特，系英国籍专家，持有英国护照。 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有情况反映上来：我国通过英国V.G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两千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该工程进展很慢，试车屡不成功。外贸部门有关方面感到可疑，一查，什么“先进设备”！里面有不少老掉牙的东西，不过是欺负中国人穷，缺乏技术力量罢了。那批外国专家不好好工作，却找种种借口“磨洋工”，在乱哄哄的大街小巷里神出鬼没。不过，也算鹤立鸡群吧，有一个外国专家对我方十分友好，不但提供资料，对“红色风暴”表示理解，而且还揭发同伴中有人用英文写了“反标”，这个揭发人就是瓦特。最近，外交部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面对复杂的敌情，张文奇打算主动出击。 然而，此时中国的首都北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党政瘫痪，“黑帮”、“走资派”纷纷落马。 张文奇所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邢相生由于要和批斗他们的造反派“玩命”被隔离审查。不久，市局八十四名处级干部遭到撤职、隔离、停职等处理。 张文奇欲采取紧急措施，在机场扣留瓦特。 但不巧的是，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批判外交部部长陈毅的大会。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及北京第一机床厂的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代办处召开大会，紧接着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英方限制了我驻英代办处人员的活动。我方亦采取了对等措施…… 张文奇遇到了外交上的麻烦。怎么办？他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敏感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走“大路”转送情报，惟一的途径就是走夫人来华探亲后回国的“小路”。现在，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瓦特也申请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放走了“老虎”，国家的机密就会受到损失；如果扣住了“老虎”，又会引起外交风波。这真是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更难办的是，全局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找谁决断呢？万般无奈，他只得去找一位熟识的老同志拿主意。老同志一听案情，难得直搓手，突然他眼睛一亮：“文奇，你去公安部找杨奇清副部长直接请示吧，这时候只有找他了！”老同志又沉吟了一下，补充了一句：“不过，他现在也被‘炮轰’呀！” 什么？张文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普通侦察员直接找部领导？何况又是一位自身难保的侦察员去找一位被“炮轰”的副部长！ 思前想后，严峻的形势让他已经不能再犹豫了。1967年8月的一天，他“冲”进了戒备森严的公安部，来到了杨奇清的家。 这里对外称一号平房，是清王朝翰林院的一处住宅，室内陈设朴素庄重。 杨奇清人显得清瘦，但双目炯炯。 搞核武器工程的情况，杨奇清副部长是清楚的。 早在196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核讹诈，就坚决作出了发展新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加紧武器的研制，并将核试验基地定点西北。毛泽东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激动地说：“当了裤子，也要搞核子。” 中国对研制原子弹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中央将此工程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 眼下，正是西北原子能工业基地准备正式试爆氢弹的时刻，外国间谍居然敢涉足这个“禁区”！ 这位年过半百又遭“炮轰”的老部长，听到侦察员的汇报就像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冲锋号，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光，语言节奏也加快了。 张文奇汇报说：“我掌握了证据，瓦特肯定有问题，工作到了这个程度，可不能放啊！” 杨奇清立即回答：“不能放，不能放，放走就是犯罪！你有什么办法？” “通过海关可以查获证据，可是现在没有人做主，没办法。” 杨奇清沉思了一下：“海关……可以，可是如果瓦特提出要去香港怎么办？” “可以找借口，他不是挺‘左’，挺友好吗？就说工作需要，让他暂时留下来。” 杨奇清点点头：“好！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 杨奇清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抛出了“钓饵”…… 正当张文奇告辞出门时，杨奇清又说了一句：“你最好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哎！”张文奇应了一声，骑上车子就跑。一路上，他的心情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急切。因为瓦特夫人出境时间越来越近了。 “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1967年9月5日。一辆小轿车向首都机场飞驰。突然，坐在车内的张文奇听到“噗”地一声响，忙叫司机停车。车刚一停稳，两人同时从左右门跳出来。糟了！小汽车的车胎爆了。 张文奇看了看手表，瓦特夫人是一点十分的飞机。现在十一点四十分，还来得及。 司机不愧是公安局的司机，三下五除二，换上备用轮胎开起来就跑。不料想，又是“噗”地一声，备用轮胎也爆了！“今天真是遇见鬼了！”司机气恼地说。 张文奇抬腕一看，天呐，还有不到五十分钟了！ 时近中午，马路上空空荡荡。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插翅飞到机场！ 张文奇马上做出决定：司机去附近工厂打电话再调车来，自己则留在路边截一辆车。 这时，一个穿红背心的胖小伙子，咧着嘴，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推着自行车好奇地绕着小轿车转了一圈。 “想进去坐坐吗？”张文奇友好地打着招呼。 “想啊！”小伙子坦诚地说。 “那你进去坐吧！” “哎，哎！”小伙子乐颠颠地把车一扔，一头钻进车去。他哪里知道，张文奇是在打他自行车的主意呢！ “你先坐着，呆会儿司机来了，你告诉他，我骑你的车去机场啦，然后你坐车找我好吗？” “好嘞！”小伙子痛快地答应着。 “嗖”——张文奇像一支射出的箭，骑着车直奔机场。这时已是十二点牛了。 到了首都机场，保卫人员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呢！“你可来了！再等几分钟，我们可绷不住劲儿要放人了！” “谢谢！”张文奇只说了这两个简单而又厚重的字。 经过一番努力，他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以及外国情报机构所要的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洋细情况。而这一切，停留在候机大厅外的瓦特却还蒙在鼓里。 张文奇拿着证据，迈着有弹性的步伐走出候机厅时，一眼瞥见瓦特还在那里“转磨”呢！ “嘿！小子，我早认识你啦！”张文奇心中暗想，“咱们的好戏还在后头呢！” 他洗出小样，经分析鉴定，再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冲洗放大，送往有关部门鉴定，证实这些外国间谍虽然表面身份是维尼龙设备安装专家，实际上他们搞的是放射化学，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七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外三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据此完全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 经分析，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就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西北原子弹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然后推算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 事不宜迟，马上向杨副部长汇报。 杨奇清拧着眉听着，在屋里不停踱步。突然他站住，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张文奇顿时睁大双眼。 “我是周恩来呀。” 周总理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张文奇双手禁不住紧紧地按在沙发扶手上，侧耳倾听。 杨奇清简单扼要地汇报了案情。周总理边听边问，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晰，张文奇都听呆了。 杨奇清放下电话兴奋地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张文奇连说：“听见了，我听见了。” 走出公安部大门，张文奇抬眼望天，天是那么地蓝，太阳是那么地亮！ 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瓦特像只罩在玻璃罩里的苍蝇，嗡嗡嗡地、慌忙地乱撞。 不久出现了新情况，兰州的一个外国专家在某科研单位搜集我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拘留了。 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许林德是谁？在何地？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出现？ 张文奇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非常重视，敏锐的侦察嗅觉告诉他，许林德是一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化工基地。 当时的兰州化工基地决定从维克斯——吉玛公司引进先进的化工生产设备。 1964年11月25日，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同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供应中国兰州化工公司设备等合同。合同规定：这家公司向中国供应最现代化的设计和技术、质量最优良的设备和材料，并保证实现合同规定的运转数据。但是，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的大量事实证明，这家公司根本不按规定履行合同。经检查，这家公司并没有掌握合同中的主要技术。其他技术文件的交付、设备材料的供应及中方实习人员的安排等方面，也是一再拖延、推脱。他们派遣来的所谓技术人员，表面为工程师、检验员、现场秘书，但大部分不称职，甚至刁；懂这方面的技术，却热衷于在兰州地区甚至军事禁区周围乱转悠。 大量情况表明，这个项目引进存在着非常可疑的情况，可能是以贸易为掩护，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和诈骗。 中国技术进口公司考察组所乘飞机徐徐降落在西北高原的兰州机场。 考察组的到来，立即引起外国专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张文奇对他们来说是个生面孔。外国专家组长特鲁茨·封·许林德曾试探地询问一同前来的赵少华副总工程师：“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 这时，兰化公司的副总李岗巧妙地回答：“你愿意和张先生交朋友吗？你和他聊聊就清楚了。” 外国专家组也有人试探兰化公司专家刘甫：“他们这个考察组有特工人员吗？” 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清楚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奇建议考察组与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会议，具体汇报引进设备中的技术问题，从中发现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尤其是瓦特提到的那个许林德。 兰化公司的总工程师会议室内。长方形会议桌摆在中央。两边分别坐着中国技术考察组人员和外国专家组专家等十多人。 会议特别安排许林德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讲人，目的是看他到底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许林德感到奇怪，为什么今天中方偏偏安排他主讲？ 两大摞技术资料用很考究的塑料夹子夹着摆在面前，许林德显得很有权威的样子。 会议开始后，许林德却照本宣科，什么耐火工艺，沙子炉内注入原油、变为气体，在不同管道按比例加催化剂…… 中方技术人员听得不耐烦，有的吸烟，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翻着自带的材料…… 张文奇轻轻地走到桌前倒了两杯桔子水，把其中一杯彬彬有礼地送到许林德面前。 许林德正是口干舌燥的时候，对张文奇此举十分感谢，于是停下来喝水。 张文奇趁机问道：“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 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 “我听你讲话好像是美国口音，你如果生在英国，讲话应该是伦敦音。” 张文奇又补充一句：“我也生在美国。” “OK，那我们是朋友！” 现在已经明确，许林德虽然持有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的专家，实际上是美国籍人。 从兰州回来后，张文奇又来到杨奇清副部长家。他一眼看出杨副部长心情沉郁，眼里布满红丝。 杨副部长抬起浓眉。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地问道：“有什么情况？” 张文奇汇报道：“现在又捞到一个，名叫特鲁茨·封·许林德，三十多岁，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本人的护照与国籍不一致。” “哦！”杨副部长顿时兴奋起来，连说：“坐，坐，喝水。” 张文奇说道：“经侦察发现，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摄我禁区照片，而且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张文奇又讲了几条根据，最后说：“抓他绝对没问题，可是他现在也要求出国。” 杨奇清轻轻摆了摆手：“不，我看要上、中、下策伺机而行。” “上策，”杨奇清手往天上一指，“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扣下‘东西’放走人。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那么当场限制自由。下策，‘东西’和人均无问题，放行！” 张文奇禁不住兴奋地一拍腿：“好！我马上按您的指示执行。” 中国的核情报实在难搞，美国情报界感到十分头痛 一直敌视中国的美国政府，得知中国开始秘密研制原子弹后十分关注，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手段，设法侦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情况。然而，令美国情报界感到十分头痛的是，中国的核情报实在难搞。中国在研制原子弹时，采取了相当严格的保密措施。 美国情报局将核武器专家顾问们召来，商量对策。他们知道，中国研制原子弹，对美国的利益将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还体现在军事上。为了对付中国，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三条防线，云集着数以万计的官兵和大量的飞机军舰。要是中国研制成功原子弹，一旦用于作战，再多的官兵、再现代化的飞机军舰，都会在一刹那灰飞烟灭。因此必须通过种种手段，设法侦察中国研制原子弹的情况。 1967年9月的一天，一架美国U一2间谍飞机像魔影一样窜人兰州上空，偷拍了一些核设施的照片。然而美国很快发现，航程只有四千多公里的U一2对中国主要的核设施鞭长莫及，因为中国主要的核设施所在地罗布泊远在西北大漠深处。就是到兰州，U一2的航程也是十分勉强，从台湾基地起飞后，不能在沿途多耽搁，否则就有可能因油料耗尽而无法返回。 几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办公室里，美国政策计划主任罗斯涛受命要求参谋专家罗伯特·约翰逊研究用武力破坏中国核计划的可行性。 约翰逊受命后，回到自己办公室，开始拟订破坏行动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破坏计划“小男孩使命”终于拟订出来。它包括四种选择： 1、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2、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3、秘密的地面袭击主要由派遣到中国的间谍进行，包括对中国核武器研究专家的策反与暗杀；4、空投一百名蒋军特种兵进行破坏。 计划拟订出来了，约翰逊总觉得计划实施困难。这种破坏，毕竟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破坏，一但中国发现美国破坏的证据，美国会在全世界面前受到谴责，美国的外交会陷入被动的困境。总之，如果美国对中国原子弹计划贸然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会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或者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因此，他们便想到了利用第三国家，利用英国、德国的经济活动，从地面布置搜集情报的任务。 此时，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幢装有电子防备设施的楼房里。中央情报局正召开紧急会议。中央情报局的两大核顾问——阿尔莱特和伯尔是闻名遐迩的核专家。他们十分重视从中国获取核情报资料，因为从中国还可以推断苏联的核研制水平。 阿尔莱特判断说：“从内部情况看，苏联虽然撤走了在中国的核专家，但据情报透露，中国人早已经从苏联人那里把技术资料拿到手了。他们的发展速度将很快。目前，我们急需得到证明的是中国原子弹的燃料是铀还是钚，他们的生产基地是在罗布泊、兰州还是包头。” 伯尔也和阿尔莱特持同样的态度。他认为，美国情报界要全力搜集中国核试验的放射云颗料标本，并从军事、民用设施目标中发现其核原料生产基地。 这时，美中央情报研究处的官员怀特则固执地认为：“现在侦察发现，中国兰州西部猛然冒出三个高一百多米的铁塔，在铁塔与兰州之间架有输送线。此处可能是中国核原料铀235的生产基地，或者是个核试验场。不过我们很快便会得到这方面的确切情报。” 11月的兰州，寒冷已经到来。 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做好出境的准备。 在一次宴会上，许林德贪杯后醉醺醺地说：“我们国家比你们强大，我们对你们的原子弹不感兴趣。”这更增加了侦察人员对他的怀疑。 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外交邮袋转移。张文奇加强了对扣留在京的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所送物品一律检查，并严格控制瓦特与外部的联系，尤其注意兰州方面与瓦特的联系。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 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乔治·瓦特夫人在经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电报称：“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封·许林德很健康！” …… 以上情况证明瓦特夫人向有关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 紧接着，瓦特在北京新侨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 经检查，在给瓦特的外国食品罐头商标内贴处，发现许林德给瓦特的命令：“乔治先生，你夫人带出的东西已被查获，你失败了。请你写一份向国际法庭控告中国政府的控告信，设法寄出后再自杀，以制造国际舆论。” 当晚，张文奇接到兰州外事部门报告：“兰化公司外国专家特鲁茨·封·许林德今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 张文奇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许林德感到风声不对，估计要携带情报逃跑。 怎么办？张文奇灵机一动，马上作出三项决定：(一)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二)海关例行检查，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三)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对外界询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的，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 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与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察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二十二点十分，当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张文奇。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这些情报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共七十二页，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 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沾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试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份是相当重要的。 “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外贸战线的斗争。” 1967年12月12日的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抽打着窗户。 杨奇清就在这个冰冷的早晨被带到秦城监狱。高墙铁窗，隔绝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与外面的联系。他心里有一桩桩、一件件难以放心的事情，其中就有张文奇正在侦破过程中的间谍案。 钓到许林德这条“大鱼”之后，张文奇突然发现找不到杨副部长了。当他猜出“小老头”的去处时，心里像被刀绞了一下。他担心，他难过，同时又多么想告诉杨副部长一个好消息：从许林德身上已搜出了进行特务活动的确凿证据，粉碎了这个间谍企图将我国西北重要军事机密带出境的美梦。 初战告捷的喜悦在张文奇心里没有存留多久，就被新的焦虑冲走了。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到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策。可这时却找不到杨奇清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去决策成了问题的关键。对！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 张文奇平素是个很慎密的人，如今他也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惊呆了。事到如今，只有这么办了。他噌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眼在暗夜里熠熠发光。 第二天上午，他穿过外贸部层层叠叠的大字报，迎着震耳欲聋的造反派广播站的“红色声浪”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李强部长办公室的门。 处在“文革”风暴中的李强十分镇定。他认识张文奇，没等张文奇说两句话，就打断了话头，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该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英国公司与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签定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顾不上高兴，接茬说：“李部长，我是说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问题，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信件都搞到了，可是我找不到杨奇清副部长啊。”说到这里，他发现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屋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沉默。 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您是否能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红机子”，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 张文奇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一会，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唿”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地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多少年以后，张文奇仍记得这个声音。他知道，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声音。 此时，他想哭，他想哭啊……他像受了委屈、折磨的孩子向长辈倾诉心曲，但他首先是个警察，警察有警察的职责。 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道：“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察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象是跟张文奇商量似地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 “北京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有关机密资料的间谍案就这样被及时地侦破了。转载自《文史春秋》2005年第9期 作者：时锋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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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4 1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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