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文如玉

文如玉

   1962年，在美国费城的一个会议上，美国作家协会主席赛珍珠（Pears.Buck，1892-1973），针对西方反对和封锁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行为，发表了一篇演讲。她说道：“各位，我知道中国，我在中国住过很多年，有很多朋友，我在南京教过书。我还记得我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们，他们是在如何地奋斗、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知识。……时常有人问，为什么这么高比例的中国人是卓越的人呢？是绝对卓越的人民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很久，今年是黄帝纪元4660年。在4600多年中，中国一代一代地经历过苦难、贫困、死亡，只有最强的人、最聪明的人才能留存下来，弱者都死光了。……我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很信的，现在留下的中国人都是非常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人。”

　　在演讲的第三段，赛珍珠说：“中国人是人类历史上杰出的一个民族，现在他们拼命地搞现代化建设，搞工业化建设。你们可以相信，他们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完成他们的工业化建设。……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几年前，美国把通向中国的大门关闭了，应该尽早地开放，要和他们交流、对话，可以提建议，提批评，但不能这样绝交。我相信，这件事必须在最近完成，否则是对一个伟大民族的污辱。”（页下注《回忆赛珍珠》RobertTemple：MyMemoriesofpearlBuck，June18，1998）

　　赛珍珠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出生4个月，就被满怀"拯救世界"宗教热情的父母亲带到了中国。她一生中的前４０年基本上是在中国度过的，曾一度做过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外文教授，并与师生及附近郊区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8年，也就是赛珍珠回国定居的第三年，因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地》"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其描述真切而取材丰富，以及她在传记方面的杰作……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事隔几十年，赛珍珠在费城的这段演讲还让许多人记住并为之感动。她所说的黄帝纪元，是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为了表示与满清王朝划清界线，根据东京历史学家的推算，倡导改用由中华始祖黄帝开始的纪年（公元前2698年），这个纪年在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曾一度流行开来。在中国生活工作的赛珍珠记住了孙中山选定的这个纪元，并以这个年代为起始，论述了中国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可以看出，历史年代的勘定，对整个社会和世界人类的精神意志都产生潜在的、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当赛珍珠这篇讲话过去的第十个年头，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跨过辽阔的海洋，走进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那间普通的书房。随着两位巨人的大手握在一起，冰冻了20多年的中美关系的大门由此开启，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尼克松于1985年9月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情的话：“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进行全面了解。”

　　中国及整个东方世界的神秘，不但一个外国人无法全面了解，即是祖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难一全面了解和诠释。

　　当年孙中山倡导起用的黄帝纪元，由于政治界、知识界在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各路门派的有识之士与无知之辈在相互吵嚷攻击了一阵子之后，最终把这个黄帝纪年搞成“没有”，方才罢休。

　　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在庙堂和坊间就争论了2000多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更是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当年孔子作《春秋》时，就曾战战兢兢地认为没有把握，并产生了 “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的感慨。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在后世子孙的心中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如同朦胧的夜空中隐去的星际，只留下了一片迷惘与混沌。面对这一独特的历史场境，后世有不少极端的疑古派学者，在“不能全面了解”的同时，干脆放言：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疑古派们至所以悍然对中国古代历史史实大胆怀疑和全盘否定，自有有历史纪录的缺憾所在。尽管在独立起源的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历几千年沧桑巨变而未曾中断的惟有中华文明，但在传世文献上，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模糊一片，难辨分明。可以想象的是，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为编纂千秋《史记》，在考证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三代的具体历史年代时，一定是竭尽心力，百般穷究，反复推研，设法求本溯源，追之史实。但由于条件所囿，最终未能将中国远古文明的链条清晰而确凿地连接起来。这让后人在对太史公求真务实的精神产生敬仰的同时，也掺杂着难言的遗憾──这是司马迁的不幸，也是中国远古文明史的不幸。

　　这双重的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逐渐郁结为一枚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心中膨胀，它压迫人们的血肉，牵动民族的神经。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探索，成为历代学者和仁人志士所追寻的科学理想和伟大志向。每逢盛世，庙堂民间，就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作出努力和贡献，其中不少鸿学硕儒为此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代代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或明或暗的蛛丝马迹，对东周之前的史实作了无数次论证与推断，但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杂乱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也就是说，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五千年文明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西周三代的确切纪年，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向流传千年的学术难题发起冲击，经过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200余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近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一批历史纪年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学术迷雾，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史领域最为重大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在弥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领域一个巨大缺撼的同时，也将2000多年来历代鸿学硕儒对三代纪年探寻的理想和求索的火种得以延续，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关于夏商周断代解密的故事由此开始。

文如玉

　缘 起

　　1995年9月29日上午，中南海小会议室，国务委员宋健正在主持召开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严文明、俞伟超；天文学家席泽宗；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5位一流学者。会议就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大厦是否可以在探寻中构建的问题展开讨论。由于这次会议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没有条条框框的禁锢，学者们遂畅所欲言，满怀热情地倾吐自己的见地。

　　经过一个上午的座谈讨论，大家对相关问题初步取得了共识：自19世纪末叶以来，历史学、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民族夏商周年代学的研究，在文献、考古和天文历法等方面已取得很多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对夏商周年代学做出多学科的综合攻关，一般是个人就某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其工作比较分散，不够系统，所获数据也不够充分。而夏商周年代学本身犹如无涯之海，博大精深，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单凭个人力量孤军奋战，显然难有令人满意的成果，通过政府出面组织，进行多学科的交叉协作研究，则是目前世界上这一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考古学和测年技术等方面已取得的许多重大进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王国与古埃及王国的年代框架，已由考古学家、天文学家、14C测年专家等多学科联合攻关，基本建立起来，从而使湮没了几千年的巴比伦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再次显现于世，为当代人类所瞩目。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天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考古学也已走过了近70年的历程，其他学科也相应地建立和发展，已经到了可以并且能够组织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时候。若各学科集中起来联合攻关，夏商周年代学框架也会像古巴比伦、古埃及那样得以科学的建立。最后，由宋健提议，如果这项工作能够得到实施，就取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

　　这次座谈会，令宋健既看到了希望又增强了信心。之后，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共同多次主持会议，更广泛地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并联络相关的部委，一起酝酿夏商周断代工程，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自信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2800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科学实践。

　　1995年12月21日，李铁映、宋健主持会议，进一步对夏商周断代工程问题作了研究和部署。会议决定：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列为国家重大科研课题。研究工作应坚持以我为主，并采用政府支持，专家研究，权威学术机构公布成果的方式。课题1996年开始启动，要求于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前完成并公布阶段性研究成果。

　　二、由李铁映、宋健担任“工程”的特别顾问。为了加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一领导和便于有关学科的协调配合，成立“工程”课题领导小组，负责管理课题经费、审批工作计划、定期听取汇报并部署工作等事宜。重大问题报国务院。国务院一年听取一次课题领导小组的汇报。其领导小组成员为：

　　组 长：邓 楠 国家科委副主任

　　副组长：陈佳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后晋升为主任)

　　成 员：韦 钰 国家教委副主任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晋升为院长)

　　滕 藤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改为继任副院长江蓝生)

　　张德勤 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改为继任局长张文彬)

　　刘恕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甘师俊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后改为继任司长刘燕华)

　　三、聘任李学勤等4人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并由领导小组聘任相关学科专家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负责组织科研工作。专家组组长由李学勤担任，仇士华等3人任副组长。其成员和学科构成为：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四、为保证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工作如期完成，由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文物局、中科院共同安排经费900万元人民币，另由财政部自1996年至1999年，每年拨款100万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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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4月24日，刚刚获得国际亚洲研究最高奖——1996年度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AAS奖)的美国哈佛大学人类考古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来到北京进行学术访问。4月26日，受宋健的邀请，张光直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李学勤、席泽宗、张长寿等学者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与宋健会见，并着重就夏商周断代工程如何具体实施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张光直认为中国政府决定即将把夏商周断代工程纳入“九五”计划重中之重的科研项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并预言，只要中国的学术界通力合作，找到合适的方法去做，一定会在古史年代学的研究中有突破性的贡献。

　　从张光直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这位著名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景，同史学界诸多先贤和后学一样，同样是充满了信心与希望的。

　　“工程”研究计划既已立项，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4位首席科学家，即着手起草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项目的可行性报告、经费使用计划及推荐工程专家组成员名单。

　　在起草的可行性报告中，“工程”的最终目标，是推算出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但是，由于学者们对三代不同历史阶段所掌握的材料不同，所以，“工程”在制订目标时，按照由近及远的路线，提出了详略不等的要求。其具体目标是：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工程”研究的途径：

　　由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研究，并遵循下列三个步骤：

　　(1)对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2)对有典型意义的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AMS(加速器质谱计)的14C年代测定。

　　(3)对各课题通过以上两条以及其他途径得出的结论进行综合，使研究进一步深化，得出尽可能合理的年代学年表。

　　有了以上三条大的途径，接下来就是对课题和专题的设置。由于这是一个既宽泛又具体的问题，所以在设置时让4位首席科学家颇费了一番脑筋。

　　经过反复斟酌思量，“工程”决定突破以往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用全新的角度，采用后一种风险较大，但明显有利于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案，对课题、专题予以设置。

　　经过论证，夏商周断代工程共设9个课题，下分36个专题，设置情况如下：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和新的考古发现，又陆续增设了以下8个专题：

　　(1)金文纪时词语(“月相”)研究；

　　(2)甲骨文宾组、历组日月食卜辞分期断代研究；

　　(3)商州东龙山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4)邢台东先贤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

　　(5)禹伐三苗综合研究；

　　(6)新砦遗址的分期与研究；

　　(7)周原西周文化分期与研究；

  　(8)洹北商城的遥感与物探。

　　从以上的划分可以看出，三代年代学这个看起来庞大无边、深不见底的题目，经过9个课题44个专题的分解、搭配，如同庖丁解牛，豁然开朗。这个呈树形结构的课题与专题的设置，其功能明确，内在逻辑紧密，覆盖了国内外研究夏商周年代学曾提出的所有途径和方法。每一个专题的任务都源于总目标的一个分支，每一个专题的成果都会最终输入“工程”目标的主体，从而使三代年代学的大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交叉论证，得以构建起来。可以说，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命题。

　　根据“工程”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工程”的特点，由首席专家提出，国家科委聘任相关学科的21名专家组成“工程”专家组，专家组下设精干的课题组，并再聘任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此次直接参与工程的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内共九大学科的优秀学者达200多人，其人员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工程专家组主要人员，除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等4人外，分别是：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 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 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以上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13人，其中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5人，考古学家8人；自然科学专家8人，其中测年技术专家4人、天文学家3人、地学家1人。这个由老中青三结合的专家队伍，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又具有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并有能力起到“工程”领导小组所要求和期望的“起学术领导，把握研究方向的作用”。

　　“工程”课题、专题组部分主要成员：

　　杨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罗 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廖名春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郑杰祥 河南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振韬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教授

  　胡铁珠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副研究员

　　吴守贤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方燕明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郑 光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杨育彬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

　　杜金鹏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蔡莲珍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雪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宋国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

　　杨锡璋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徐广德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唐际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一曼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常玉芝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王占奎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曹 玮 陕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徐良高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张立东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

　　刘 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雷兴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刘克新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鲁向阳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马宏骥 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赵福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世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陈公柔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

　　刘次沅 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研究员

　　陈美东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彭裕商 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志纯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

　　吴振武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刘 雨 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主任、研究员

　　罗 新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黄天树 北京首都师大中文系教授

　　蒋汉英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 强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吴宇虹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副教授

　　刘 健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博士

　　为协助专家组进行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中的组织协调，经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批准，设立以历史学家朱学文为主任，周年昌为专家组秘书长，王肃端、王正、徐俊为副主任、江林昌、徐凤先为学术秘书的项目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及有关工作。

　　1996年5月16日，李铁映、宋健在中南海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专家组、项目办公室以及有关单位及专家、学者近50人。李铁映、宋健听取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邓楠、专家组组长李学勤等有关人员的汇报，并为参加工程的21位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会上，宋健作了题为《超越疑古，走出迷茫》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气势恢弘的报告中，宋健说道“中国的历史科学要想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的地位，中国的历史学家首先要站起来，要敢于做大题目，使历史科学成为中华民族的支柱性科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能正是一种纲领性的工作。20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不能把古史上的迷茫就这样传给下一代。自晚清封建帝制崩溃直至进入21世纪的100多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特别是建国后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极其丰富的成就，处于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做一个总结，对三代纪年这个关键问题归纳出一个轮廓”。

　　继宋健之后，李铁映满怀激情和信心地讲道：解释历史的疑团，拨亮历史明灯，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更辉煌，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信心，是这一项目的意义之一。从各种条件来看，现在我们有大量的考古发掘，有现代的科学技术，又有国外的研究可以借鉴，我们的条件不比德国人研究埃及史的条件更差，我们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完成这一课题。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前进的动力，创新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夏商周断代问题，2000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说明它有难度。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去掉一切迷信和一切因循守旧。在“工程”开始之时，就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科学精神，开拓这一研究的新局面……。

　5月16日的会议，标志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古老的中华文明将以此为新的基点，在时代的呼唤与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渐显现出它自身的辉煌与荣光。

文如玉

　　交相辉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各路专家、学者按照“工程”的规划和各自承担的课题、专题纷纷行动起来。鉴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且这种研究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门设立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以期通过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让所有参与工程的专家、学者深入了解世界古代年代学研究的情况并取得借鉴。由于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必须产生于其他诸如考古、天文、历法等课题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慎重考虑与讨论，认为只有将这一复杂繁重的工作，交由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领衔的众位专家，才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得知夏商周断代工程特设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专题，并由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担研究后，林志纯兴奋，顾不得年老体迈，以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领研究所12位教师和博士生，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并很快完成了关于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12篇高质量研究报告。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断代工程后，使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一步了解了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也拓宽了眼界，增添了见识，受到了启迪，从而促进了各自承担的任务更加科学有效地完成。

　　就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而言，从林志纯及其他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当代的外国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途径，并融合了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主要是14C测年技术)和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而这些方法总体上适应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中外的条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是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的标准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中国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对比可知，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中国早于希腊、雅典、罗马甚至埃及和两河流域。以中外的确切纪年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古史纪年，不只是中国多有歧异，国外也同样是模糊不清，这一点中外是趋同的。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而西方经过小罗马之后，年代学的研究就几乎中断了，近东和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开始，随着后来欧洲和西方列强对东方的占领和统治，才引爆了古代近东和西方古典年代学研究的高潮。在这个高潮中，欧美等国凭着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强势，产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断地进步和完善。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落后于西方。这便是中外在年代学研究中的历程和差异。

　　二、文献方面。相同之处在于中外各有文献记录，且这些记录都是真伪掺杂，不甚确切。如国外年代学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参考文献、曼涅托的名著《埃及史》，其书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而是后人以各种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这个本子同中国学者一直使用的《竹书纪年》等文献具有相同的性质，两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不同的方面在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多于埃及、两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文献的丰富是中国的强势——尽管这些文献并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两河流域的年表，如《亚述王表》中，它记载了从亚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国后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数，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间的相对年数和全部王朝的总年数。遗憾的是，这些王表大都残缺不全，无法从一个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过，这些残缺不全的版本，分散为一个个不同的版块，有的版块记有许多个连续的王年，有的版块只记两三个甚至是一个王年。但就整体而言，这些残破的版块是在一个大的框架里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纪中的后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个王的年代版块对接起来，这些年代就清楚和较为准确地显示出来了。依这种方法对接，亚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纪，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数都很清楚。

　　就中国的文献而言，缺乏的则是如亚述王表这样的版块。正如著名世界诸文明年代学研究者刘家和所言，“司马迁老先生太过于谨慎，他在读《历谱谍》的时候，由于‘古文咸不同，乖异’，他就弃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这些‘乖异’的材料都留下来传给后人，该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呵，可他就是不留。于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三代，只有世表，这样，中国古文明的年代学研究起来就没有人家方便了”。从这一点上看，又是中国文献的弱势。

　　三、材料的互证：古代近东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个国家同时并存，它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往往有紧密的联系，研究者可以凭借这个特点，互相对照补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较满意的效果。而中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为中心，各个王朝疆土广袤，与边远地区的联系，不像近东与西方古典时期那样有序和密切。年代学家在采用“同时期参照法”时，其效果就比国外逊色得多。尽管如此，这个材料互证的方法仍然适用于中国。

　　四、考古方面：无论中外，历史年代学之所以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发掘的证明。尽管在田野考古学方面，中国起步较晚，但在建国后的近50年里，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在这些田野发掘资料中，文字记录都是中外倍感兴趣和重视的凭据。如国外的碑文、纸草或泥版文书，中国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记录这些文字的材质有所不同。国外的文字多记录于石碑和纸草、泥版上，而中国多记录于青铜器、竹简、甲骨上，真可谓大同之中又有小异。

　　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异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也就注定不能全盘照搬国外的范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年代学研究条件和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中华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条独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途径和手段以及将要获得的成果，在构筑起华夏文明大厦的同时，也必将对近东与西方古典年代学的研究有所启示，并对整个世界历史年代学研究作出非凡而独特的贡献。

　　同国外在年代学研究中极其重视古代文献一样，为了提高研究的整体性和科学性，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置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有关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献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负责这一课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杨升南和副主任罗琨。

　　课题组受领任务后，首先要对从先秦至清代文献中有关年代、天象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辑集，建立计算机资料库，供研究者长期检索研究。与此同时，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献所载夏商周积年、诸王世系、在位年数及编年研究中的定点定位等问题进行异说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较接近史实的记载，为夏商西周编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学研究提供比较坚实的依据。经过罗琨、王贵民、张永山、曲英杰等学者的努力，先后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中，对近400种古籍进行了普查，从中选录出有关三代年代和天象记载的史料总计30余万字，录入计算机，使资料库得以建立并投入使用。负责夏、商、西周编年研究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朱凤瀚和北京师范大学彭林教授，在全面汇集有关典籍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夏、商、西周诸王世系与在位年数、积年的诸种说法进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说法的分歧所在，说明各种说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时对文献中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纪年体系进行科学分析，解释其编排依据并加以鉴别，然后将这些研究文献编辑成书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组织和编辑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以朱凤瀚主编的《西周诸王年代研究》两部专著，为整个夏商周断代研究，特别是为《夏商周年表》的编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从罗琨等学者选录的传世文献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记载枝蔓繁杂，神话、传说、史实和揣测交织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划分上，更是众说纷纭，形同一团乱麻。但若从传说的古史和科学的古史两个系统仔细分析研究起来，还是可以看出整体的脉络，特别是从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更能看出夏商周三代的概况。

　　关于夏代之前的历史，不仅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极其模糊，连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诸要素也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收罗各家异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人物事迹如黄帝、炎帝、蚩尤、颛顼、高辛（喾）、尧、舜等等三皇五帝加以梳理编排，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叙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之前是舜和尧两位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禹原住在阳城，后都阳翟，这两个地方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应在河南偏西地区。如果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等几位重量级人物对后世留下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最大。同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洪水，让百姓安宁，帝尧让鲧主持治理，结果9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尧一看这种状况，不得不另请一位叫舜的高人出面没法。舜得到重用后，以天子的权力四处视察灾情。结果发现鲧搞的那一套以堵为主的治水方法乱七八糟，压根不能凑效。为树立朝廷的威仪尊严和平息小老百姓们的哀怨之气，年轻气盛的舜一怒之下将鲧杀死于羽山之野。此举令天下百姓为之叫好，都认为杀得好，杀得及时，大快人心。事过之后，可能舜感到自己对鲧的问题处理有些过火，心生惭愧，遂产生了同情弥补之心。或者禹本身在道德、才能等软件和硬件上都具备了为官治水的条件，并有幸落入舜的法眼。未久，舜就举荐鲧的儿子禹出来继承其父的事业，治理仍滔滔不绝，泛滥成灾的洪水。

　　禹上任之后，想到自己的老子治水不成被砍头的事。为了保住肩膀上那个圆圆的且散发着温热的肉球。乃劳心焦思，吸取以前失败的教训，改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之术，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深怕一不小心被身首异处，落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经过一翻艰苦卓绝的折腾，终于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自然成为后世备受人们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可以看到，神农时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的制度。当尧在帝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是位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依例咨询众人，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推选禹为自己的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照过去方针办，依原有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想不到这位皋陶未来得及即位就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众人与悲痛中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想不到历史总是和皋陶父子过不去，当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正在梳洗打扮，穿衣戴帽，未来得及登常入室蹲坐大位，蓄谋已久的禹子启，就率领一帮狐朋狗友和私人武装，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将伯益的衣服扒光，帽子打掉，于慌乱中踏着流淌的鲜血进得厅常，爬上大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一重大历史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的政治制度，自此历代帝王都以“家天下”为己任，世间的一切再也没有小老百姓们什么事了。

　　自启篡位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各种制度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文如玉

　　往事越千年

　　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个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

　　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为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曾发明了马车等运载工具，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著名的商王，名叫王亥。相传，王亥在马车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类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到了一个叫做有易的部落进行贸易，受到当地人的盛情款待。像大多数后世暴发户一样，腰包鼓起，志得意满的王亥于得意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竟以帛和牛为诱饵，色胆包天地在有易部落做起了引诱、奸淫女人的勾当。有易部落的男人们见这个外来的小商人，自视手头有几匹帛和牛，就以为处己是世界霸主，丧心病狂地公开行淫乱之事，遂大怒。经请示部落首领同意，于月黑风高之夜，一大汉持刀欲室，将正在与有易女子行淫乱之事的王亥“咔嚓”一声砍头了事。

　　王亥的死讯很快传到商族部落，其弟王恒认为自己的兄弟为了几个女人命丧黄泉，很是窝囊，盛怒之下率领一干人马杀奔有易族，除夺回了王亥带去的牛车与帛，还占领了有易部落的土地，抢夺了大批女子和财物，算是为其兄报仇雪恨。——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最终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汤。这位汤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把自己的都城从叫商的地方迁到一个叫亳的地方，然后开始作灭夏的准备。这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的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夏的最后一个帝，名叫桀，其人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所爱的世间之物除了美酒便是美女，号称“二美”。当时居住在今河南西部一个叫斟鄩的地方。汤在灭夏之前，首先灭掉了夏在东方的韦、顾、昆吾等三个附属国，然后倾全力发动了对夏桀的进攻。桀、汤之间经过11次激战，桀终于力不能敌，全线溃败。夏桀率领残兵败将逃到了一个叫南巢的地方，从此宣告了夏王朝的灭亡。

　　夏朝灭亡后，汤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商代夏的新时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商族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先后迁都8次，灭夏后又迁过5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与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是当时的夏朝权力伸展不到的。

　　自盘庚迁殷之后，又传了8代12王，历经200余年而灭亡。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国王统治时期，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牧野一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为：

　　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周武王自此成为天下的共主。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史载成康之世刑措四十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特别喜欢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在性命堪忧的情形中，只好弃却豪华的宫殿和成群的美女，于混乱中偷渡黄河逃走，自是捡得了一条性命。此次暴动堪称是古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武装的伟大壮举。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国无君，天下无主。当政治形势稍趋缓和后，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周厉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这个以国人为基础，由公卿执政的无君之邦，无王之天下，在经历了14个春秋之后，随着厉王在彘的死亡和其太子静(宣王)的继位而宣告结束。

　　由于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公和众公卿的建议，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令人扼腕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的努力下，最终把诸夷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衰弱，一蹶不振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幽王，这位幽王之所以著名，不是像他的祖辈如文王、武王那样有治国平天下的才干和业绩，而是他的暴虐、淫乱和荒唐之举，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本来当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千疮百孔，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一味地走鸡溜狗，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淫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之时，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实力，一气之下约集了鄫国与犬戎等部落，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城陷，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的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即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从此历史进人了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却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频繁变革、战争连绵的春秋战国时代。西周的世系表为：

　　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宣王—幽王

文如玉

  　疑古、信古、释古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文字尚未产生之前，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口耳相传把远古时期的历史传述下来的，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远古的历史和现实发生的事迹，才用各种书写工具断断续续地记载下来。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对于远古的人和事，就不免有后人增益、编撰的成分，因而先秦典籍及汉代典籍中对于古史的记载就变得互有差异，错综复杂起来。比如“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典籍中就有不同的说法。如商的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等，显然是神话，若以今天的科学眼光分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配偶婚姻关系。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但看上去各家又能自圆其说的古史系统，自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学者产生了疑古思想，不过那个时候只是一种疑古思想的萌芽阶段，并未形成对伪书、伪说考辨的气候。真正形成气候则是秦汉之后的事情。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尽灭六国，定天下为一统后，围绕一场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在丞相李斯的鼓动和蛊惑下，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关于焚书之事，秦王朝明令规定，“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不难想见，这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焚书，对先秦典籍无疑是一次空前的浩劫，各国史书损失尤为惨重。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但是，由于《诗》、《书》及诸子书“多藏人家”，则远没有被烧绝，故而到了西汉初年，“时有失而复见者”，重新被发现的古文经共有十种，如《周易》、《尚书》、《毛诗》、《礼记》等。古文经的不断发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今古文之争，这场学术之争，导致了后世大量伪书的出现，并直接影响着辨伪学的发展。

　　自20世纪20年代始，中国学术界升起了一股疑古风潮，在这股泥沙俱下的狂潮中，一个“古史辨派”也随之滋生发展起来，这一派别打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历史进行一次总清算的大旗，一时间甚嚣尘上，几站占了学术界的统治地位。按古史辨派对古史的清算结果，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号称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其历史骤然被缩短了一半，流风所及，遍及海内外。极端疑古派所造成的影响，使许多国内外华人丧失了对古籍和传统古史的信心，对中国文明从兴起到繁荣的夏商周三代产生了怀疑。此后的部分学者虽没有完全否认三皇五帝和夏、商、西周的存在，却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武断地认为“夏代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罢了”。

　　历代相传的古籍文献如《尚书》、《左传》、《春秋》，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到底全是传说还是确实存在过的历史，在学术界思想陷入迷茫与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文明的探索仍怀有满腔热情和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学术思想指导，从狂热的论争和迷茫混乱的思想态势中悄然走出，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诞生的中国考古学，以求得对中国古史的认知。1925年9月，作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发表了在学术界著名的题为《古史新证》的演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

　　正是凭借这一学术指导思想，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独辟蹊径，通过对1899年开始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的研究破译，以铁的事实否定了极端疑古派的结论，在完成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轰然撞开了历史典籍中记载的遥远而神秘的殷商王朝的大门，从而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而一旦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据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皇家大学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病，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带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久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揭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的是，这一事业被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继承了下来。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的约请，写出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作实地考察，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作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显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窥视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1915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已指出了卜辞中商王名号22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从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确定，无疑为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从传统古典经籍考订的书斋里走了出来，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密切注视着新出土的资料，以新的学术指导思想和方法，开始穿越历史的迷雾，渐渐迈上了“信古”、“释古”的道路。

　　遗憾的是，王国维，这位学术界罕见的旷世天才，甲骨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于1927年6月2日，在他50周岁的鼎盛英年，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和疑惑。

文如玉

　　殷墟的发掘

　　1928年5月，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出任该所所长的傅斯年立即网罗人才，成立考古组，并以机智敏捷的头脑决定派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到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未久即根据调查报告，开始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共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

　　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聘请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在董作宾的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3000余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正当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由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地方就发掘器物的去留问题发生冲突，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就在这段纠纷突起，中央和地方反复交涉的不短的时间内，李济见安阳殷墟无法正常工作，便移师山东济南，开始展开对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李济此时挥师城子崖，其情感和动机是复杂的，除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受阻，不得不重新考虑寻找处女地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此前瑞典人安特生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村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那么黄河下游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怀着对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才毅然作出了这个决定。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同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31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梁启超次子、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与此同时，殷墟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得到解决，开始了第四次和第五次大规模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学事业在20世纪上半叶迎来了一个辉煌的鼎盛时期。

　　城子崖发掘的结果证明，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将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而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就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这一命名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却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紧密相联的问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考古学家梁思永于1931年春天在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和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作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当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了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一龙山文化一商文化三叠层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划分的科学依据。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并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由于受当时条件的局限，梁思永提出的仰韶一龙山一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在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而什么样的文化又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在1932年春进行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的价值。因为有了宫殿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由此，从这次发掘开始，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地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示和研究这些宫殿基址上来。由于这些宫殿是在很长时期内陆续建造而成，旧的毁弃后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的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多人。他们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

　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安阳殷墟所经历的近9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文如玉

　　郑州商城的发现

　　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又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自幼对古器物颇感兴趣，早年曾作为一名技工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并随考古人员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抗战期间在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他一度出任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会员、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才使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1954年至1955年春，由安金槐任考古队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旧城内外相继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并有一部分相当于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郑州洛达庙类型遗址(相当于后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相当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通过发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层次相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为证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而又略晚于洛达庙文化遗址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得知后，立即派安金槐前往进行考古调查。通过实地发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由此可见，这里发现的夯土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从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等遗物来看，没有发现比商代二里岗期时代再晚的遗物。以此证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应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

　　考古人员开始根据商代夯土的边沿继续向夯土周围进行地下考古钻探。通过钻探得知，这一商代夯土层，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边沿，宽20多米；而夯土层的东、西两侧则一直延伸着，始终找不到边缘。继续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约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这里发现的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又经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安金槐等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在郑州已发现的商代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余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夯土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从钻探的整个情况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由于已被国内外考古界与历史界所公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夯土城垣遗址，这次突然在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郑州商代前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遗址，让人感到大为振奋。从1973年春季起，他们开始在商城内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调查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

　　通过两年多的地下考古钻探与试掘，在这一带东西长800余米、南北宽500余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又发掘出许多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基址。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中，还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礼器。

　　鉴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规模宏大，各种遗迹与遗物的内涵丰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遗址。至于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遗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迁于隞(或嚣)”的隞都遗址，而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则认为是商代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的亳都遗址。但无论争论双方孰是孰非，就郑州商城的发现而言，无疑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由于这个发现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历史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也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更上一层楼的。”

文如玉

　曙光初露

　　当1928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之后，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和同层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连同后来发现的商代宫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种文化遗迹推断，殷墟在考古学上作为商文化已成定论。既然商文化如此丰富厚重，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过考古学找到呢?随着学者们对古史信心的不断增强，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学术界从几个方面开始兴起。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为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这个人就是杰出的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仔细研究有关夏代先秦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寻找夏文化的重点应放在豫西和晋西南两个地区。为了让这个理论得到事实的验证，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他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就在这次行动中，徐旭生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作了田野调查。有一日，当他途经偃师县境内，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来到了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外。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个外地老头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便主动向前询问。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这位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位农民听罢，不以为然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徐旭生一听大为惊喜，急忙对眼前的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址作了初步判断后，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众人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一道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还在嵩山附近兴建测景(影)台，从礼制上确定此地为天下“地中”，并赋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等等神秘意义。汉魏以后亦有不少王朝留意于此，在此建都，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四散跌落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都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作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后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这里应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从文献方面作了论证后，徐旭生又补充道：“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当时徐旭生对这处遗址作出的判断后来证明有误，但却由于他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使二里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绕开的圣地。

　　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写报告，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此后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并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员遵照当时的政策要求，下放山东省曲阜劳动锻炼，赵芝荃也在其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暂时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殷玮璋负责。而这个时候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也由于其他的原因撤出了发掘工地。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独家进行发掘。

　　1961年，赵芝荃从山东劳动改造的运动中解脱出来，重赴二里头主持发掘工作。此后，在为期40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约400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以及手工业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第一号宫殿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其周围有回廊，而东、南、北三面则为复廊，南部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院内北部是30.4米×11.4米的大殿台基。第二号宫殿的大殿略大于一号宫殿，殿后有一大墓，从性质上推断这个宫殿当属宗庙、陵寝之类。就整个一、二号宫殿的气势和规模而言，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者，“其平面安排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后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时代的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又说：“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4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20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这份简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被历史文献中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作“隞”的都城。于是，以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标尺。

　　这个界标树立后，有些考古学家却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间。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学家与上述观点几乎完全相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文化，第四期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观点无论谁是谁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局面，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一时间群刀乱飞，争吵声不绝，令人感到刺激又感到眼晕，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当各路学者挥舞着利刃在豫西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奋力搏击之时，突然从路边树丛中走出一人，此人对众操刀者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没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个文化，也就用不着切来切去了，诸位，收刀吧。

　　众操刀者循声望去，见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