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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高岗翻了船 全国财经会议和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已经暴露。1953年底，毛泽东在北京多次和党内高级干部打招呼，要他们注意高、饶的问题，要和高、饶划清界限。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搞出一个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来。 虽然中央已经发现高、饶问题的严重性，但仍从善良愿望出发，劝说高、饶改正。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等人出面，和他们分别谈话。谈话中，刘少奇以高姿态，作了自我批评。1954年1月25日和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央两次和高岗谈话，让他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2月5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代表中央和饶漱石谈话，对他的错误进行帮助。但是，二人在谈话时，都避重就轻。 在高、饶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看出饶漱石有野心。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6日晚去杭州路过上海作短暂停留时，曾对前来迎接的谭震林等高级干部说：“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这是很好的。对阴谋家、野心家可不能老实呀！对阴谋家、野心家老实是要上当的。”刘少奇则当面对饶漱石说：你对你的错误要深挖，要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有个人野心，搞政治投机来认识检讨。但是，饶漱石根本不检讨自己的问题。高岗也是如此。中央决定，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揭露他们的问题。 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陈毅出于善意，主动到饶漱石家里，和他谈了七个多小时。在这次谈话中，饶漱石还是能够比较诚恳地揭露自己的。他对陈毅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同志的威望降低了，少奇同志跟主席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少奇同志；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他是把我们党看成派别林立，“五霸强，七雄出”了，因此在中间进行投机。陈毅问饶漱石：是不是的确如此，饶漱石说：是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想法，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饶漱石就不这样说了。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饶的问题。会上，饶漱石念了他自己写的《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在这个材料中，饶漱石承认自己在党内团结问题上犯过错误，历史上和一些同志发生过争吵，有个人主义和感情用事问题，没有服从整体利益。饶漱石在检讨中说得最重的话只有一句：“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 饶漱石的态度不老实 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全会作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央为了挽救高岗、饶漱石，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对高、饶进行帮助。 1954年2月，中央开了七次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这七次座谈会，都是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共同主持的。参加会议的26人大多是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第一、二、三、四次会议着重核对饶漱石错误的事实；第五、六次会议由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饶漱石进行批评帮助；第七次会议是由饶漱石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发言，座谈会结束。在开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座谈会时，又请各大区及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旁听，因此，到会有66人。参加会议的人中，原新四军、华东局的领导干部在发言中，揭露了饶漱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饶漱石不是回避不谈，就是找借口为自己开脱，正如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饶漱石的态度是不老实的。 2月23日开的最后一次会议，让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事先准备了一个题为《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饶漱石眼睛不好，他当时头也不抬，脸几乎贴在稿子上，一字一句地念完了这篇稿子，中间几乎没有停顿，也不做任何脱稿的解释，只是不时地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饶在这篇“自我检讨”中，谈了“四个主要事件”。一个是“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个是“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一个是“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但是，饶漱石不谈个人野心和分裂党的问题。饶漱石还辩解说，他没有反刘少奇，只是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他说：“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饶漱石对自己的问题总的结论是：“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图为出席全会者合影。 参加会议的人对饶漱石的这个态度显然不满意。曾山说：饶漱石的问题是和高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领导班子中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赖传珠说：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就争夺个人权力，他不宣布新四军以陈毅为中心，反而故意造成一种假相：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核心。饶漱石有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很厉害。张云逸在发言中提到：饶漱石在新四军时，在黄花塘会议上排挤陈毅，使人都不敢和陈毅来往了。我那时是新四军的代军长，也受到了孤立。谭震林、邓子恢说：当时，我们都感到，饶漱石整同志时心狠手辣，他善于耍权术，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刘晓说：饶漱石的政治品质不好，脑子里想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粟裕说：饶漱石在同志关系上是很庸俗的。我亲身经历过的。他对我封官许愿，要提拔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不正派的，虚伪的。陈毅在会上很客观地说：饶漱石同志近十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清苦，办事谨慎，工作做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他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个基本问题一错，其他一切就都变成了骗人的了，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了。陈毅还指出，我认为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手上翻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对党进行突然袭击，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党中央以特殊方式对饶漱石的问题作出了结论 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1954年3月1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如下结论：“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出现这个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来源的。报告中对饶漱石的检讨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的态度。饶在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饶漱石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漱石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这份报告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于1954年3月12日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只在第四页上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邓小平把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交给政治局。3月1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会议同时决定：停止饶漱石的一切职务，隔离审查。 华东局揭批饶漱石的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中央在向全党传达会议精神的同时，还决定：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在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陈毅、谭震林到华东局去向华东局高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 陈毅、谭震林到了华东局后，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内容和饶漱石的问题向华东局下属各省、市委的委员，华东局机关及华东军区所属部队高级干部作了传达。随后，陈毅和谭震林分头向各省市、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作了传达报告，报告逐级传达到华东局所辖县一级和部分区一级的党员干部。陈毅还主持江苏、安徽和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饶漱石的问题。195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专门向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华东局揭批饶漱石问题的情况。报告中写道：“饶漱石长期在华东局担负领导工作，他又善于伪装欺骗，因而在华东党内和干部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华东局的同志们，“对饶漱石的阴谋活动，除在中央揭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补充了一些具体材料外，并揭发了他在华东局日常领导工作中间，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玩弄了许多阴谋手法。”“他对华东局几个常委及某些高级干部，也经常采取政客手段和比较隐蔽的形式，企图拉拢一批，征服一批，打击一批；处处从抬高个人威信、扩大一人影响出发，明明无经验，硬装有经验……”饶漱石“在很多工作中常常安排‘替死鬼’，功则归己，过则归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在领导方法上是极端不民主，长期个人包办，包而不办或不准人办。”会议对饶漱石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面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报告最后讲：“会议认为：饶漱石是一个十分奸滑、善于伪装的阴谋家。”对他“必须继续进行这一方面的批判工作”。 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后，党中央出于对饶漱石的关心和爱护，对饶漱石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换，生活待遇照常，连饶漱石最得意的秘书陈麟章也继续留在饶漱石身边工作。按中央要求，陈麟章每周要写一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中央办公厅，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到中南海向杨尚昆直接汇报（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载《党的文献》2001年1、2期）。 为了帮助饶漱石，中央没有改变让饶漱石进一步写出检查的要求。饶漱石也同意再写一份检查。据杨尚昆回忆，此时，饶漱石早就患有的面部神经痉挛症复发，不能看，也不能写。所以，饶漱石的检查，实际上是他自拟大纲，逐点口授，让他的秘书陈麟章记录整理后，读给他听，再按他的意见修改、补充而写成的，所以，饶漱石的这份检查，一写就是半年时间。到1954年底才定稿，饶漱石在检查稿上签了字，上报中央。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 这是一份长达2万字的书面检查，主要交待了4个方面的错误：一、1943年在淮南的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二、1949年底，大区筹备军政委员会，他明知毛主席、党中央要陈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却在陈毅谦让时，玩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三、承认当时自己患得患失，无端怀疑中央让他来京休养是“调虎离山”，想从主席口中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四、承认自己在中组部“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与高岗的反党活动作了配合。 饶漱石在检查书的末尾，承认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自己有八个问题：（1）利用弱点，小题大做，打击别人，抬高自己；（2）造谣挑拨，上欺下瞒，当面扯谎，矢口抵赖；（3）运用资产阶级权术到党内斗争中来；（4）宗派主义；（5）一切从个人出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6）处心积虑，文过饰非，吹嘘自己，沽名钓誉；（7）地方主义，分散主义；（8）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上均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一文） 饶漱石的检查稿交中央之后，毛泽东、党中央其他领导认真看过后认为，饶在这份检查稿中提到了“与高岗的反党活动配合”的问题，“明斗安（子文），实反刘（少奇）”的问题。因此可以对饶漱石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再追究饶漱石已经揭出来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再让饶漱石写检查了。 对饶漱石今后怎样处理？毛泽东、党中央也反复研究过，打算只撤销饶漱石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认为这样宽大处理，对党比较有利。（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 邓小平代表中央对饶漱石的问题作了结论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有257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中央专门对高、饶问题作了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高、饶问题。 关于高、饶反党问题的报告，是邓小平作的。邓小平在报告中，专就饶漱石的问题，讲了这样的话：“根据揭发出来的各种事实可以看到，饶漱石多年来就是一个阴谋家和骗子手。可以说，虚伪是饶漱石的特长。他满脑子都是卑鄙龌龊的个人主义打算，但他竭力伪装成‘很有原则性’。他经常装着是小心谨慎地实行中央指示，实际上却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歪曲中央的方针政策而贩运资产阶级私货；他经常装出道貌岸然的外形，实际上完全是靠说谎吹牛，投机取巧过日子。”“饶漱石在党内经常用剥削阶级的权术进行打击和拉拢以达到他的个人主义目的。”“由于他同高岗一样都是野心家，所以当他按照资产阶级投机分子的观点估计高岗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阴谋将要成功的时候，他就赶快挺身而出，担负起为高岗打先锋的任务，以免在他们的反党联盟瓜分‘斗争果实’的时候陷入落后和不利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他伪君子的面具完全揭破，暴露出他的阴谋家和投机家的本来面目了。”这些话说得是很重的。 毛泽东、党中央考虑，饶漱石毕竟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党做过很多工作，也取得过不少成绩，因此，对他还是采取保护态度的。当时开预备会时，就有不少代表团提出：有许多代表不赞成把饶漱石留在党内，要开除饶漱石的党籍。这些意见纷纷反映到中央政治局来，为此，中央政治局于3月18日开会，经过讨论，仍然认为“不必改动原来的意见，应向代表进行说明”。3月19日，毛泽东主持了全国党代会召开之前的准备性质的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时，毛泽东专门谈到：对高、饶的事情，已经搞了一年多了。对他们，我们还是采取宽大政策。会上，经过中央领导反复说明党的教育挽救干部的政策，与会者基本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最后，会议除同意饶漱石不出席党代会外，仍然决定不开除饶漱石的党籍，只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 3月中央召开党代表会议。3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部分，专门讲了中央对高、饶问题的结论性意见，并总结了六点经验。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毛泽东说：“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此时，高岗已死，毛泽东说的这些话，实际上主要是针对饶漱石说的。可见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还是要帮的。 三个事情使饶漱石的问题突然升级 就在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在讨论高、饶问题并且基本已经统一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保留饶漱石党籍的意见上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发生了三个事情。 一个事情，是饶漱石的秘书陈麟章向中央提交了两份关于饶漱石近来反常表现的报告。报告说：饶漱石近几天来向陈麟章发牢骚，声称他那份书面检查是被迫说了违心的话，他是挨整的，是陈毅对他进行打击报复。还表示，他要向中央申诉冤屈。陈麟章的这两份报告由中央办公厅转党代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两份报告印发给了全体代表，把代表们给惹火了。 一个事情，是在这次全国党代会上印发的材料中，有一份是揭发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在上海解放初期主持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达3300多人”的，其中好些事涉及饶漱石。当年是饶漱石批准采取“以特反特”方针的。采取这个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疏漏。后来，一经发现，也都采取措施解决了。高、饶事件发生后，“以特反特”的事情被重新提起，把某些工作失误，说成是重用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杨帆于1954年底被逮捕，押解到北京隔离审查。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有人把杨帆的上述材料提交大会秘书处，秘书处把这份材料印发与会代表，使代表们认为，饶漱石不是犯了错误，而是犯了罪。 一个事情，是陈毅直接向毛泽东提交了潘汉年的“交待”。战争年代，潘汉年长期做特科工作，曾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全国解放后，潘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第三书记，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这次党代表会议，他也是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潘汉年听到毛泽东在会上讲：与高、饶问题有牵连的干部，本人有历史问题，要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对此，他震动很大，加上杨帆包庇特务的事情一提出来，他的心理压力更大了。他过去在工作中与饶漱石和杨帆都有联系，揭出来的杨帆的有关问题，他也有份。还有，1943年，他被骗到南京见过汪精卫，这件事他一直没向组织报告。因此，他觉得自己也有问题，便主动写了一份交待材料，交给陈毅。陈毅把这份材料直接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材料，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4月3日，潘汉年被捕。 这三件事情一发生，全国党代会的代表、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都对饶漱石的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认为饶漱石的问题，已经不是犯错误的问题了，而是犯罪的问题，是在党内有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1955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除了通过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公报外，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还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党内存在着“宁右勿左”的思想，对敌人从我党内部来破坏的实际危险认识不足，因此失掉了警惕，形成了空隙，今后要着重反右，反对落后于政治斗争，反对麻痹。毛泽东还指出：“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在这次会上，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 最后的结局 饶漱石被开除党籍、交公安部门侦讯后，公安部于1955年4月1日由公安部按法律程序予以逮捕审查。公安部还组织了饶漱石专案组，对饶漱石进行内查外调，还多次审讯饶漱石。经过长时间的侦讯后，并没有发现饶漱石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什么新问题。但饶漱石的问题已经在党的中央全会上被定性，公安部门在写的报告中，仍然断言饶漱石“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此后，饶漱石的问题就被长期搁置下来。 1965年8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判处饶漱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65年9月23日，饶漱石被假释出狱，安排到一个农场，但并不让他参加劳动，实际上是把他养了起来。中央当时还给他配了服务员、厨师各一人，每月发给他生活费200元。在当时，这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足够饶漱石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饶漱石于1967年被重新收监。这次收监，实际达到的结果，是保住了饶漱石的性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大动乱的年月，饶漱石如果不被收监，很可能在被红卫兵的批斗中死亡。 与饶漱石共同工作过的人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潘汉年、杨帆外，其他人一概没受牵连，中央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于认定饶漱石为“反革命集团”首犯的问题，中央虽然没有作出复查结论。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杨帆相继平反，这样，这个“反革命集团”也就不存在了。中央在1986年8月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两卷本时，在第436条注释中写道：饶漱石在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期间，“直接领导潘汉年等在反特方面的工作。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饶漱石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内奸活动，他因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罪并被判刑。”这段经过中央同意的注释的发表，说明中央用特殊的方式，单独为饶漱石的被“定为内奸”、犯有“反革命罪”平了反。（参见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1975年，饶漱石因病去世，享年72岁。 邓小平在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亲自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全文完） 转自《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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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24 15: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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