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连载』 《超越自我》 陈祖德著

文如玉

陈祖德（1944.2.19～2012.11.1），男，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上海人。历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围棋年鉴》编委会主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教练员。1978年、1983年，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3年和1965年，陈祖德受先和分先分别战胜日本杉内雅男九段和岩田达明九段，成为第一个在中国击败日本九段棋手的中国人。1980年，他在与胃癌病魔斗争中撰写自传《超越自我》，激励了一代人。2012年11月1日在北京逝世。著作除《超越自我》外，还有《徐程十局》《黄龙周虎》《血泪篇》《过周十局》《襄夏战梁程》等。

文如玉

探索人生真谛
－《超越自我》序

严文井

读了祖德的《超越自我》，引出我一些感想。

我很佩服祖德那种精神。几年前，他生过一场使人提心吊胆的大病。
按理说他应该退下来了，可是不。他不但未退，反而迎了上去，跨进一个
他不熟悉的领域，进行新的拼搏。这部传记文学就是他从事写作的第一个
成果。这个久经战斗的棋手又一次超越了原来的自我。

这部书具有多种意义。

这是一部近代的，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围棋发展史。

即使不懂围棋，我们也会关心这个历史：为什么围棋在他的故土反而
衰落了；为什么近三十年来它又重新走上兴旺发达的道路；为什么在这条
路上它又不是一帆风顺，一切完满；是些什么因素使得近三十年来中国又
出现了一大批围棋高手；在风云变幻的三十年里，这些高手的日子又是怎
么度过的，等等。

这更是一部生动的文学作品。上面提到的那些曲曲折折，实际是一个
波澜起伏的故事。下围棋的人是人，支持围棋事业的是人。祖德善于描写
人。他的热情陈述，一会儿让我们开心，一会儿又让我们揪心。

这部作品里包含了许多里程碑式的章节，是祖德专门为一些历史人物
建立的独特的纪念碑。他们的形象被祖德再现出来，无论是工笔肖像，或
是粗粗勾勒的侧影，好像都是活的，仍旧像祖德当年所见到的那样。祖德
感激他们，让他们永生在自己的书里。

更可贵的是，这部书公布了一个围棋高手的内心。这颗心充满了喜悦，
也体会了不少辛酸。祖德的思想在持续的战斗中不断升华，终于悟出了一
个人生真谛。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写道：

“我认为无论一个围棋手，或任何一个运动员，要夺取桂冠就需要超
越自我。比赛时什么杂念都不能有；作为一个棋手，要不断提高，不断突
破，也必须超越自我；一个棋手在后起之秀要战胜自己时，同样需要超越
自我，才能大度地欢迎别人战胜自己；人的一生也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
的缺点、弱点，不断地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过程中得以进步的；就是生
死问题，也得有超越自我的精神，才能饱乐观主义的态度。”

说得多好呵！祖德道出了一个真正的人的内涵，一个真正的斗士的精
神。

没有这种精神，一个人即使一辈子打着各种辉煌的战旗，也变不成斗
士，不配称为斗士。正如那些使“盘外招”来取胜的人一辈子变不成棋手，
不配称为棋手一样。

祖德从扶持过他的前辈的经验里，加上他自己的亲身体会，深刻地悟
出了人生的拼搏之道，首先是在于如何对待自我。他找到了并抓紧了这个
主题。

我认为，这是个对很多人都有意义的主题。

“超越自我”是一种只有不倦追求才能触及的很高的精神境界，又是
一个几乎没有止境的困难历程。无尽的矛盾中包含着自我的自相矛盾，可
是还得以有尽之生，带着矛盾、迎着矛盾往前奔去。这就是真正的人所得
到的人生真谛。读了祖德的书，我仿佛也有所省悟，但对于许多过程我还
得像他一样，在奔走的路上继续探索和思考。

希望祖德继续写下去，他能写的书还会有许许多多。

一九八五，一，二十九

文如玉

第一章 人生的阶梯

一九五九年一月的一个傍晚，我迈进了上海市体育宫的大门。一进门，
就看见一个好大好大的看台。我得走到这个看台的最高处，才能找到围棋
集训队的那间屋。对于十四岁的我来说，这个看台有着那么一种了不起的、
神秘的意味。我一级级地向上走着，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似的。没有想到，
从此我便在人生的阶梯上开始了安没有尽头的攀登....

人的命运有时是那么多变，那么不可思议。在我进入体育宫的前一天
我还在一个造船厂劳动着，还幻想着高中毕业后能回到船厂当一名油漆工。
没想到第二天，生活的浪潮就把我抛进了围棋这个充满着搏击、充满着风
浪、也充满着阳光的海洋里。

很少有人知道我的生平中曾有个志愿－当油漆工。

那时我在上海位育中学（以后改为五十一中学）念书。据说这个学校
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学习比例很大，因此五八年我们高一班级全部搬进工厂
半工半读。我进入工厂时正值秋老虎季节，没过上几个月就是严寒的冬天
了，尽管我在工厂的时间不到五个月，却犹如经过了一年四季。我们住的
一个大房间少说也睡上五十来人，都是双层床。这么多学生挤在一块，热
闹得简直像动物园里的猴山。半夜里一旦有人梦游或者有人从双层床上掉
了下来，大家那个笑、那个高兴呵！好像世上再也不会有比五十人一间屋
更好的住所了。记得一天晚上刮大风，把大屋顶刮去了一半，我们几十人
只好露天宿营。看着这间可怜的“秃了顶”的大屋，愈发感觉到它曾经给
了我们那么多的温暖和快活。

我在工厂跟着两个油漆老师傅干活，一个三、四十岁，另一个五十来
岁。在十四岁的我的眼里，他们的年龄是那么大，好像我自己怎么也不会
长到那么大似的。他俩都勤勤恳恳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们了。工作是
辛苦的，盛夏季节也得钻进难以翻身的管子里去刮锈；寒风呼啸，却往往
要在黄浦江畔露天站着或蹲上整整半天，给那些庞大的机械梳妆打扮。一
次收工我的一双脚冻成冰棍了，一布也不能迈，两个老师傅架着我跑，才
使我慢慢活动开。吃饭时食欲可好呢，半斤米饭加上五分钱菜，香喷喷的，
真开胃。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应当算是艰苦的。但那时的学生也不太懂
得艰苦，反而被多彩的生活吸引住了，感到乐趣无穷。即使那响得使人无
法交谈的震耳的机器声，也使我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魅力。对于十
四岁的我，造船厂是一个何等大的世界。我以为我能够像一个大人一样地
在厂里做工而得意得不得了。我去买了几本关于油漆的书，下决心要在造
船厂当一名油漆工，我还和同伴一起搞技术革新，我们看到工人师傅拿着
刮刀在刮铁锈，感到效率太低，于是设计了一个电动刮锈机，尽管相当幼
稚，但却倾注了我对工厂的热爱。

不幸的是，老跟油漆打交道使我得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后来在围棋比
赛时老是发作，痒得让人难以忍受。吃点防过敏的药吧，吃了就发困，而
我们比赛时神经系统又必须处在最兴奋的状态，但不吃药也受不了。到了
晚上，发作得更厉害，经常是一夜一夜不能入睡，可每天还得参加十来小
时的比赛。不过，我从来没对人说过我这个病是因为油漆引起的－我小心
地保护着造船厂在我心中的美好的形象。

在油漆工作和围棋手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本来甚至还
可能从事绘画或别的什么工作。我反正不是那种从小就认定自己必须干某
种工作的人。我也只是通过我这一生的实践，才真正认识我自己，才知道
我是走上了真正适合我的岗位－棋坛。我相信，所谓天才，比人们实际上
看到的要多得多。不少人因为始终也没了解自己的实际才能，始终也没从
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所以就往往感叹别人的天才，而永远也想不到自己
也是天才！

我七岁时就跟爸爸学棋。那时下围棋在社会上没什么地位，即使一些
水平很高的老棋手也无固定收入，生活没保障。我尽管不太懂事，但老棋
手们在生活上的困境我还是看在眼里的。我经常幻想，最好有所围棋学校，
学校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在一起学习下棋，那些老棋手就来教我们，
那该多好呵！

我经常这么想着，虽然也知道这仅仅是美好的幻想（想不到以后我的
幻想成了现实）。我在小学时不论是寒假、暑假，都跟人下棋，但当时从
未想过下棋也能成为一种职业。直至念初中时，功课开始重了，下棋和念
书就产生了矛盾。我不能不下决心舍弃一方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会同
意我因下棋而影响以至放弃学业呢？即使像我父亲那样的围棋爱好者也不
得不让我把围棋搁下了。这是痛苦的决定，是不忍心而有无可奈何的决定。
我跟围棋分手了，从初一到高一，这几年中，我的棋艺毫无长进。

我除了下棋之外还有一个爱好－绘画。我姐姐至今还给我留着几张我
十多岁时画的画－为了经常向我证明我不搞绘画是一种错误。如果有某种
条件和机缘的话，也许我就下绘画了，但这种机缘一直没来。在考中学时，
我面临着三岔路口，一条路是学画，但上海没有美术学校，除非去北京或
杭州，这么小要远离家庭，父母实在放心不下。如果说上海有个美术学校，
那天知道我现在又怎样呢？另一条路是边念书边学棋，当时的国家副主席
李济深先生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下围棋的孩子，对我很关心。他来了封信说
北京有个棋艺研究社，让我去北京住那儿，在附近找个中学念书，既可念
书，又便于学棋，颇为两得。李副主席对我真是够关心的，但这也要远离
父母。两条路都被排除了，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念书。

命运有时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老人。我渴望下棋时，客观条件不允许；
而我决心舍弃下棋时，却又不得不登上了棋坛。就在五八年底，学校接到
上海市体委的通知，要我去市体育宫参加围棋集训。我因为怕影响学业，
已经决心舍弃围棋了，如今却又要改变我的决心，改变决心需要更大的决
心！参加围棋集训必然要影响学业。尤其我对造船厂已是那么适应，那么
感兴趣，甚至我的理想已经是当油漆工了。是的，我要继续在工厂半工半读，
我离不开工人师傅，离不开那一艘艘快下水或正在建造的船只，离不开那既使
人烦躁又使人兴奋的隆隆机器声，离不开50多人挤在一块的大房间，甚至也离
不开我用惯了的那些油漆工具!为了心爱的一件事而要舍弃已经熟悉而又充满
感情的那么多事物，这能行吗?
　　体委催促了一次，我声色不动，体委又催了一次，校方也找我谈了，我仍然
下不了决心。还是我那位围棋爱好者的父亲亲自来到工厂，把我的被子一卷，把
所有的杂物往网兜里一扔，拉着我走了。我一边走，一边往后看，看着工人师
傅、机器、船只、厂房……要不是父亲的大手紧紧地拉着我，我真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走出厂门，走向市体育宫那个庞大的看台，登上那不知多少级的台阶……
　　今天，当我登上体育宫的台阶时，心里总是充溢着、交杂着一种对故土、对
摇篮、对老前辈、对老领导的真挚的爱，总是想起我是怎样走上人生的阶梯的。

文如玉

第二章　启蒙老师　

　　有些上海人总认为上海什么都好。其实，就说公园吧，是无法和北京的公园相比的。而襄阳公园在上海的公园中又是属于“小尺寸”的。因为小，游客不多，草坪整洁，再衬上路口的那个圆顶教堂，倒也显得小巧玲珑，别具风味。

　　从襄阳公园的大门一直往里走，尽头是一个茶室。茶室中央一长排桌子上放置着十几张围棋盘，棋盘周围经常挤满了对局者和观战者。茶室外有一块空地，也放着一些桌子和围棋。室内是乱哄哄的，相比之下，室外要清静得多。然而1951年的一个星期天，室内的人纷纷被吸引到室外去了。很多棋迷围着一张桌子，观看着一老一少的对局。年老的是棋界大名鼎鼎的国手顾水如先生，年小的是只有7岁的我。在当时，7岁的孩子会下围棋在棋界不但少见，而且寡闻。棋迷们崇拜顾水如先生的棋艺，都想趁此机会欣赏一番和学上那么几着。同时，又对7岁的孩童很感好奇。因此围观者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很快就把我们包围了起来。

　　顾先生让我7个子对弈，我睁大了眼睛盯着棋盘，真是用尽吃奶的力气去捕捉顾先生每一步棋里所包含的神秘莫测的用意。棋盘对于我来讲，就是整个的世界。其他一切都隐退了，不存在了。只是事后我才知道顾先生一边用各种下法考验着我，一边微笑着向四周的棋迷们点着头。而棋迷们也正向顾先生“啧啧”地夸我呢！棋迷中有一个身高1米84的大个子，唯有他顾不上和人交谈，甚至都顾不上发出“啧啧”声，他紧张得好像顾先生不是在考我，而是在考他呢！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我爸爸呵！

　　棋局的形势不断变化，顾先生的精湛技术使得黑棋的优势一点点地削弱下去，但黑方的部队并不溃散，依然扎住阵脚，尽量维持着残存的优势。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突然顾先生一拍桌子，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我收下了！”

　　我学围棋有过好几个老师，顾先生应当说是我的启蒙老师。然而在顾先生之前我还有过两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我的爸爸。我爸爸性格宽厚，又幽默乐观。他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而后又周游过世界很多国家。他在西洋受了多年的熏陶却未沾上一点西洋习气和崇洋思想，简直是个国粹派。他尽管吃了好几年的西菜，回国后却一点也不愿吃西菜。每逢过年过节，父母经常要带我们上饭馆，我们3个孩子就吵闹着要上西餐馆，因为吃西菜使刀叉，很好玩。但父亲总是坚持要把我们带到中菜馆。他不爱看外国小说和电影，但酷爱古典文学和京戏。偶尔和我们一起去看外国电影，他也往往在电影院里睡上一觉，然后心满意足地带着我们回家。他看京戏特别来劲，有时一个星期带我们看两场。记得有一天我们下午看的最后一出折子戏是《打渔杀家》，晚上看的第一出折子戏也是《打渔杀家》。爸爸依然看得兴致十足，还像真正的戏迷那样大声叫“好！”

　　爸爸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他的梦话也经常是用英语讲的，可他从来不曾想到把这个本事好好地传授给子女，而是倾其全力向我们传授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在我们不怎么认字的时候，每天早晚两次给我们讲《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我们上了小学，他就让我们背《诗经》、《史记》、唐诗、宋词等。我记得那一大篇《项羽本纪》背得我好苦。爸爸自己有时间就读书——我家抽水马桶的水箱上总是放着一些古书，这是爸爸上厕所时必读的。孩子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模仿自己的父母的。爸爸自己这么读书，他每天布置的诗词，我们也乖乖地背下来。他每天下了课回到家，我们3个孩子便习惯性地一个个站到他面前，给他背诵当天早晨他讲解过的诗、词。我弟弟祖言似乎背诵起来最不费力，后来，当他种地、工作十几年后意料之外地考上了唐、宋专业的研究生时，回想起来倒也合乎情理。

　　围棋是我国之国粹，因此父亲也很爱好。尽管他的水平不高，但跻身棋迷的行列是当之无愧的。这个本事他当然也要传授给我们的，但他嫌我太小，便教给比我大1岁的姐姐，我只能列席旁听。当时姐姐也才7岁多，她是宁愿玩洋娃娃，也不愿下棋的。我想我没有资格和爸爸下，总可以和姐姐下吧。姐姐输了，她不服气，我便让她子下，她又输了，也不知下了多少盘，一直下到让她25子(下围棋最多就是让对方25子)她还输，这回她气坏了，说发誓不和我下棋了！(后来姐姐从书上看到马克思输棋给李卜克内西，也是又气又不服气，她便觉得她生气是不无道理的。)


　　姐姐不和我下棋了，我怎么办？亏得这时父亲决定放弃姐姐这个学生而教我了。父亲总是坐在沙发上，把棋具往小桌子上一放，让我坐在小帆布凳上。一次下棋前，我仰起头望着爸爸：“爸爸，你坐大沙发，我坐小帆布凳，这样不公平。”

　　爸爸说：“我水平比你高，当然要坐大沙发。以后你什么时候能赢我，我们就对调一下，我坐小凳子。”

　　“好，你说出话要算数，到时可别赖账。”

　　两个月后，我胜了爸爸。下完的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该坐沙发了。”

　　“好，说出话算数。”

　　大高个子的爸爸往小帆布凳上一坐，可怜的小凳子哪经得起200磅的分量，一下就趴在地上呜呼哀哉了。继而爸爸又坐塌一只本来也该我坐的小藤椅。这下，他感到我在下棋方面有些才能，就想找一个水平比他高的来教我。当时他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学校中有一个教员叫周己任的，他的水平比父亲高出一截，于是父亲把周老师请到我家，周老师就成为我的第二任老师。

　　周己任老师年岁比我父亲大出不少，头发已花白，身体虚胖，脸很和善，他经常在社会上找人对弈，棋界给了他一个外号叫“周文王”，我很喜欢这个外号，因为爸爸早就给我们讲过周文王的故事了。后来我才知道围棋界中很多人都有外号，居然还有一个叫作“姜太公”的。

　　周老师跟我下了一盘棋就不再跟我下了，尽管他的水平当然比我高，但他感到应该请个名师对我指教。周老师虽然是个普通的围棋爱好者，但他却具有识人材的慧眼。通过周老师的介绍，我在襄阳公园认识了顾水如先生。周老师是只跟我下过一盘棋的老师，这个任期不能再短了，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能再重要了。

　　如今围棋界很多人都知道“南刘北过”，即南方刘棣怀和北方过惕生。殊不知“南刘北过”是由“南刘北顾”演变而来的。顾水如先生30岁左右在北京，那时他已是国内最高水平的棋手。刘棣怀先生坐镇江南。这两位棋界巨匠在那个时代棋艺最精、名望最高，一南一北，分庭抗礼，各据半壁江山，于是被人称为“南刘北顾”。后来顾先生来到上海，安徽的过惕生却来到北京，代替了顾先生的位置，于是就成为“南刘北过”。碰巧的是对于上海人来说“顾”和“过”的发音完全相同，因此其演变就很为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居然“南刘北顾”逐渐被人淡忘。

　　顾先生的老家是江浙交界的枫泾镇，当地的棋风很盛。顾先生的一家，包括父母和几个哥哥都是围棋爱好者。顾先生从9岁开始先学象棋，随后又学围棋。他年幼时性情急躁，母亲就很耐心地启发他，给他讲了很多围棋故事，使他逐渐懂得下棋要细致、镇静，要有全局规划。顾先生认为他的母亲是个围棋教育家，既会传授棋艺，又善于培养良好的思想修养。

　　顾先生在17岁时向当时的围棋先辈，如无锡范楚卿、合肥张乐山、江都王燕卿等学习棋艺，收益不浅，从此他在围棋界崭露头角。之后《时报》的主人狄平子邀请顾先生去该报主编围棋栏。此报遍及全国，每日连载围棋，对推动围棋起了不少作用。

　　这里还要提一笔反动军阀段祺瑞。人们都知道他的臭名，但知道他是个围棋迷的人恐怕不太多。他的棋艺不算高明，但却酷爱下棋，且自以为是，仗着他的地位，他只能赢，不能输。当时国内凡有名望的棋手多被他召去对弈，又都知道他非“赢”不可，于是对弈的结果总是他获胜。每当此时他情绪高涨，不但要夸奖与他对弈的名手，还要送些钱财。不过谁若一旦取胜，那简直是触犯圣上，马上会被轰出去，一个钱也拿不到，而且再也不会被他召见。当时偌大的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人敢于胜他而又使他无可奈何，此人乃他的亲生儿子。

　　顾水如先生当时是最有名望的国手，因此常被段祺瑞召去下棋。顾先生虽然为人清高，但也不敢冒犯这位军阀。段祺瑞胜了国手，当然尤其高兴，于是赏赐得也较多。顾先生青年时代赴日本学围棋据说也是由于段祺瑞的资助。陈毅同志曾说过：“段祺瑞干了很多坏事，但对围棋还干了点好事。”真是功过分明，尽管过比功要大不知多少倍。

　　顾先生赴东瀛学围棋对他影响很大。当时的中国棋手几乎都是力战型，接受日本棋理很少。而顾先生在日本受到了现代棋理的熏陶，使他的棋艺风格与一般中国棋手有明显区别，特别在布局和形势判断等方面，的确技高一筹。他下的棋不用蛮力，尽量符合棋理，使人感到自然、清晰、明快。顾先生的风格是典型的日本现代风格，在当时中国的围棋界，这是很突出的，犹如鹤立鸡群。也正因为如此，助长了顾先生的优越感，他认为在中国，即使再高明的棋手，包括刘棣怀先生等，都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在和爱好者下指导棋时，顾先生经常这么问：“刘大将(刘棣怀先生的外号)让你几子？”对方如答三子，则顾先生必然要他放上四子；对方如说四子，则顾先生无疑会让他放上五子，在这方面也要体现出他的高人一等。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很难分割开来。一个突出的优点往往会伴随着一个明显的缺点。顾先生是个个性很强的人，他处处都要高人一头，也是不奇怪的。

　　顾先生的最大优点就是热心培养下一代。顾先生有儿子，他很想把自己的棋艺传授给他，并也下了一番功夫。遗憾的是并非天下每个人都具有下好棋的素质。尽管顾先生是位出色的老师，也无法实现自己的心愿，这是他的一大憾事。说也奇怪，古今中外，凡是围棋名家的后代，简直无一人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在围棋方面有造就。虽然有不少名手和顾先生一样对其子女抱有希望并作过努力，但其结果也都和顾先生大同小异。 　顾先生对会下围棋的小孩都很喜欢，都愿意教上几着。但真正被他收作学生的只有两人，第一个是吴清源，第二个就是我。

文如玉

　　1922年，顾先生31岁时，北京的西单有一个棋室叫做海丰轩，是顾先生常到之地。一天顾先生来到海丰轩，看到有一九龄孩童跟一老者在对弈。孩童虽小，却下得头头是道，一副雄才伟略的样子。老者在孩童的凌厉攻势下支撑不住，败下阵来。顾先生觉得此孩童颇为难得，于是让五子和他下了一盘，虽然孩童输了，但他的实力与素质却令顾先生惊叹。特别是他气派大方，与众不同，到了将输之时，他主动放下棋子认输，不作无理纠缠，很有大将风度。这孩童就是吴清源，当时叫做吴泉。吴泉是福建人，那时他全家要回福建，顾先生这位棋界伯乐不愿放弃这千里马。他说服了吴泉的亲属，设法把吴泉留在北京。然后顾先生每天早晨叫马车接吴泉到家中学棋。一天吴泉的母亲带着他来到顾先生家，要顾先生替吴泉取一个名字。那天正好顾先生的哥哥渊如也在座，他顺口说：“泉水是清的。”顾先生接着说：“泉水是源远流长的。”从此吴泉又多了一个名字，叫吴清源。


　　吴清源在顾先生的悉心培养下有了长足进步，才两三年时间就脱颖而出，成为棋坛强手。


　　吴清源13岁时，日本来了五段棋手井上孝平和六段棋手岩本薰。吴清源屡胜井上五段，与岩本六段下先二，互有胜负。同年，当时才四段的桥本宇太郎来我国，与吴清源下互先2，亦互有胜负。吴清源这个13岁的孩子以出色的成绩引起了日本围棋界的注意。在日本围棋界声望很高的濑越宪作等人的促进下，吴清源终于在14岁时东渡。从此在日本围棋界升起了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吴清源不但很快获得九段称号，而且以惊人的战绩称霸日本棋坛20余年。


　　吴清源去日本以后，经常和顾先生有书信往来。顾先生每当与人提起吴清源时，总是感慨万千、不胜怀念。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顾先生直至临终也未能与这心爱的学生再见上一面。


　　顾先生是30岁左右收下吴清源的，事过30年又收下我这第二个学生。吴清源的年龄跟我父亲一般大，从年岁上来说是我的长辈，从棋艺上来说则又是我的老师，但从两人出于同一位老师这一点来说，吴清源和我又是师兄弟，这关系有些微妙。我自幼年学围棋后心中一直很崇拜吴清源，很想有机会能见见他，欣赏一下他那令人神往的风采和棋艺，甚至还幻想能向他学上一盘。不料这些愿望和幻想后来都实现了。


　　顾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又是个不普通的人，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说他普通是指他的外形，他没有刘棣怀先生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大将风度，也不像王幼宸先生那样精瘦和有一个锃亮的头顶，更没有汪振雄先生那样一个奇特的大脑袋。他的个子是矮小的，不引人注目。虽然是花甲老人，却有一头茂密而乌黑的头发，顾先生把这么好的一头乌发剃得几乎精光，只留下那么一丁点儿。头发虽好，但绝非他的主要特征。他那突出的脑门下面的一双大大的眼睛才是他的不平凡之处。天下大眼睛有的是，但像他那样有神的却为数不多。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机灵的、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富有经验的、闪烁着智慧的。谁如对炯炯有神这个词理解得不太清楚，那只要看看顾先生的眼睛就明白了。作为一个棋手，具有他那样一双眼睛，也就够了，那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棋手、一个了不起的棋手。也许这么说是夸张了，可我不信一个眼大无神的人能下得好围棋。谁要是看到顾先生的眼睛，便会感到此人不凡，绝不可等闲视之。谁要是已经和顾先生熟悉了，那更会在他的炯炯的眼神下对他肃然起敬。


　　襄阳公园的西边是襄阳路，在50年代，顾先生的家就在这条街上。由于近，又有茶室，因此襄阳公园是顾先生常去之地。襄阳公园的后面是新乐路，这是条特别短又很幽静的马路。很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个拥挤不堪的喧哗城市，然而上海也有那么几条闹中取静、清爽惬意的街道，新乐路无疑是其中之一。这条路连一辆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也没有，因此尤其安静。由于解放前这一带是法租界，所以街上的建筑物主要是法式洋房和公寓。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长得很高大，伸展出来的树枝在马路中间会合。到了夏天，茂盛的树叶挡住了炎热的阳光，使新乐路成为一条清静而凉快的林荫道。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理想的街道上。


　　我家和顾先生的家相距那么近，只需拐一个弯，这就给我学棋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可能这也是我的福分吧。上海那么大，如果我们两家相距很远，即使我拜上顾先生为师，又怎能经常向顾先生请教呢？


　　顾先生和刘棣怀、王幼宸等棋界老前辈一样，当时都是无职业的，只能凭着他们在棋界的声望下棋谋生。顾先生自己印了些票，每张票两角，10张票1本。一个爱好者如想跟顾先生学习一盘，那起码要买1本，即两元钱票，有钱一些的就买上两本。如果你只买1张两角钱的票，那根本不可能跟顾先生下，此时顾先生就让一位普通水平的棋手，大概比顾先生要差二三子水平的跟你对弈。


　　顾先生是国手，又是以棋谋生，收费下棋也是出于无奈。不过他辅导学生可根本不考虑赚钱，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经常为我破费。如从经济角度来说，那完全是赔本生意。我学棋不用交学费，这是因为顾先生不会接受。只有到了节日，才由我家里买些点心之类送去略表心意。由于经常跟着顾先生学棋，因此也经常随着他吃饭，有时在他家，有时由他带着去一些棋友家中，有时则被他带往饭馆。有一次他带我去淮海路上的一家西菜馆，每人吃了一只奶油全鸡，才9角钱。这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以后花9角钱再也不可能吃上这么一只全鸡了。


　　我小时候父母不给零花钱，我也从不买零食吃。顾先生有时在襄阳公园买些小吃给我。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我下完棋要回家了，顾先生给我买了一个纸杯冰淇凌。我当时没吃，想拿回家与家人分享。我匆匆忙忙地走出公园，迈开两条小腿往家中飞奔。当时正是大伏天，好在公园离我家很近。我用手紧紧地抓住冰淇凌，生怕它掉到马路上。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奔上楼梯，撞进家门，才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伤心透顶地看着手中的冰淇凌——哎呀，全化了，而且几乎都泼在马路上了，只有杯底薄薄的一层冰淇凌水，才能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个冰淇凌……


　　我自从拜上顾水如为师后，几乎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的每一天都跟随着顾先生。起初一直由我父亲陪伴着(父亲为我的成长尽到了他所能尽的责任)，久而久之，他对我放心了，于是让顾先生带着我一个人到处跑。


　　当时上海下棋的场所除了襄阳公园外，还有瑞金路上的品芳茶室和延安路上的延安棋室等。品芳茶室是下棋的爱好者最为集中的场所，里边的人不但下棋喝茶，也有吃饭的、抽烟聊天的，喧哗声很大，而且乌烟瘴气。我去过两三次，每次去印象都不好，实在不愿跨进这个茶室。不知为何，顾先生也很少带我去那儿，也许是刘棣怀先生常在那儿的缘故，因为“南刘北顾”之间有些隔阂。

　

　　由于跟随着顾先生，因此我能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不少棋手。每当我和他们下完棋之后，顾先生就复盘指点。经常找顾先生讨教的还有其他几位小朋友，其中最突出的是赵氏兄弟，即哥哥赵之华、弟弟赵之云。他们比我稍大，棋艺和我接近。我和他们下棋时，顾先生总是很认真地观战。其实顾先生本人和我对弈并不算多，主要是讲棋，每过上一段时间，他才跟我下一盘。


　　在顾先生的不断指点下，我的棋艺有了较快的提高。我9岁那年顾先生让我5子下了一局，我获胜了。顾先生将这盘棋的棋谱寄给在日本的吴清源，1954年日本的《棋道》杂志上发表了此对局，并用中日两国文字登载了日本棋坛元老濑越宪作先生作的详细讲解。濑越先生在结论中说：“九龄少年有此奇迹，无疑是吴清源第二。”第二年顾先生又让我四子下了一局，我再度获胜。除了日本杂志以外，香港报纸也披露了这两次对局。由于顾先生的介绍，吴清源对我的成长也很关心，并希望我有机会去日本学棋。后来京剧大师梅兰芳访日拜访吴清源时，吴清源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顾先生有时也介绍一些外地棋手跟我对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过惕生先生的对局。当时有个文化俱乐部在锦江饭店对面，里边有不少娱乐活动，包括下棋的场所。顾先生也经常带我去那儿，下完棋就在里边吃西菜。大概是在一个春节，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顾先生又带我去参加围棋活动，他让我跟一位外地来的棋手下棋，并告诉我此人叫过惕生。我刚踏入棋界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高手，能向他学一盘当然是愉快的事。过先生比顾先生小十好几岁，他很和气，向我微笑着，一点也不摆架子。他讲话带着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叫我似懂非懂。顾先生要我摆上4个子，下至中盘我取得了优势，过先生说自己输了，要让我3子再来一局。让3子我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过先生对我也很满意，夸奖了我好几句。这一天上海相当寒冷，而文化俱乐部内由于生了暖气，因此温度很高。上海市有暖气的地方实在不多，所以我很不适应，热得脸上通红。旁观者劝我脱些衣服，但我一则因为好不容易跟久闻大名的过先生下上棋了，心思都在棋上，其他的感觉神经都麻木了。二则我被这么些人围观，也很腼腆，不好意思脱外衣。所以我尽管出了一身汗，还是硬撑着。好不容易捱到对局结束，赶忙离开文化俱乐部，但此时觉得两腿已软得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再被室外的冷风一吹，很快就发起烧来。母亲一摸我的脸，直烫手，马上让我量体温，40度！


母亲吓坏了，赶忙连夜送我到医院。大夫要我住院，可我从未跟医院打过交道，坚决不肯，于是，只打了退烧针就回家了。幸亏我身体还争气，很快就复了原。可这一来，却加深了我跟过先生下棋的印象。


　　在我11岁那年，顾先生只能让我3子了，甚至让3子也感到有些困难。这时如再给我加一把劲，让我向更多的强手学习，必将更上一层楼。但顾先生却没这样做，他像一个特别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生怕我走路摔跤。当时，由于我年幼，因此在围棋界也小有名气。一般的爱好者见到我们，总爱夸奖我一番，更要颂扬顾先生教导有方。顾先生听了这些恭维话很高兴，也更宠爱我，不愿让我输棋。尽管还让我跟人家下棋，但都找些水平比我低的，结果总是我赢。由于缺少同强手对局，影响了我的继续提高。后来进了中学，由于应付学习，我又被迫放下了围棋。直至参加体育宫集训，命运才使我再一次执起黑白子。这期间我停顿了3年左右，这是我在围棋道路上的第一次停顿。3年的时间太宝贵了，幸亏只是3年。在体育宫中我跟随刘棣怀和王幼宸等老师学棋，这是我学棋的一个新阶段。由于成天向刘、王二老学棋，和顾水如先生的接触就减少了。后来我只能在体育宫放假的日子里去顾先生家，看望我的启蒙老师。


　　文化大**中间，我和顾先生有好长一段时间未见面。那时我在北方的干校和工厂劳动，顾先生在上海也受到冲击，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自尊心又特别强的老人，其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顾先生80岁的那年，我有机会回沪一次。到了上海我很快就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河滨大厦。我跨进那老式的电梯，在那长长的、有些阴森的走廊上快步走着。我的心在呼唤着：顾先生，顾先生！我推开了顾先生家的那扇门，他那宽敞的房间里有10来个小孩围在一张桌子旁，顾先生被这群小孩包围在其中。这些小孩都才10多岁，活泼可爱。而顾先生呢，已是一副老态，他直到70岁时头发还是乌黑的，如今却全成了银白色，连眉毛也白了，以前的精悍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有两点没变，一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几乎和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还有就是他对小棋手的热心没有变，他已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他还在继续传授自己的棋艺。他像一枝快燃完的蜡烛，仍然散发着光和热。这光和热是永恒的。这是我和顾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次见面太深刻、太难忘了。这之后不久，顾先生出于无奈，离开了上海市，搬到他的老家——松江县。回去没有多久，他便与世长辞了。一代国手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每一点成绩包含着多少人的心血！每当我想起教导过我的那些前辈棋手，包括周己任老师，尤其是当我想起顾先生的时候，我常想，一个人如果自己成长了，便忘却了培育过他的人，那他的良心何在呢？


　　顾先生，您的学生在这里向您致以深深的谢意！

文如玉

第三章　陈毅和李立三
　

　　就在我10岁的那一年，一天顾水如先生高兴又有些神秘地跟我说：“祖德，今天有个人要找你下一盘呢。”

　　经常有人找我下棋，这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顾先生的神情却使我觉得有些好玩。“谁呀？”我问道。

　　“是陈毅市长，他可是个大人物。”

　　陈毅市长？虽说我还是小孩，但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和陈毅市长下棋，我感到新奇，不过，也有些害怕。“顾先生，他下得怎么样？”

　　“下得不错，像他打仗一样有气魄。不过你跟他下不用像平时那样真刀真枪，要注意点分寸。”

　　“噢，知道了。”

　　顾先生还有些不放心，一路上再三叮嘱我跟市长下棋要讲礼貌，不能杀得太凶。

　　我们来到了陈毅市长的家。会客室里已有不少人了，有好几位是上海市的领导同志，还有几位是我认识的围棋名手。陈毅市长实际上个子不算很高，但在我看来他非常高大，也许是因为他的气度不凡吧。他身上有着那么一种帅气，只有陈毅才有的帅气。

　　陈毅市长见到我微笑着说：“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我这个人本来就怕生，怕说话，见了陈毅市长更是畏缩不前，说不出话来了。顾先生马上替我说：“他叫陈祖德。”

　　“陈祖德，我们先来较量较量。”陈毅市长说罢，爽朗地笑了起来，大厅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

　　坐在棋盘旁我可不害怕了，一拿起棋子，顾先生的千叮万嘱都忘到九霄云外。我下棋可从来没客气过，也不懂得如何在棋盘上谦让。我把自己学到的本领都拿了出来。陈毅市长也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下的棋尽管在细小方面有不慎之处，但思路开阔、气势磅礴，很有一种令人叹服的大将风度。我一看陈毅市长真行，于是猛杀猛砍，步步紧逼，非要击溃对方不可。面对我的凌厉攻势，陈毅市长指挥若定，从容应战。棋势越来越紧张，顾先生看了心中暗暗着急，恼我这小鬼太不懂事，为什么如此认真：你这个陈祖德，怎么没大没小的，怎么可以赢陈毅呢？你必须输给他呀！一路上我跟你讲了那么些道理，都白说了？唉，你这个孩子怎么那么死脑筋！


　　顾先生是怕我一旦优势太大，陈毅市长那边不好办。他大概又想起以前他跟段祺瑞下棋的情况了，于是连连使了几次眼色，希望我能醒悟过来。但我哪有心思注意旁观者的神情，还是一味搏杀。顾先生急了，干脆和另几位高手走到陈毅市长身边帮他出谋划策。陈毅市长的棋艺本来就相当高明。如今又有了仙人指路，便如虎添翼，不一会儿就击败了我。


　　顾先生和几名棋手都称赞陈毅市长的棋艺。陈毅市长乐了，他说：“那不是我高明，是我的参谋高明。我这个司令如果没有参谋，就要在这个小孩面前摔跤子了。”他又抚着我的头说：“后生可畏呀！陈祖德，下一次我们再好好较量，那时我不要参谋了，看看究竟谁高明。好不好？”


　　“好。”


　　“你要向老前辈们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打败他们。要青出于蓝胜于蓝。”


　　我点了点头。陈毅市长这么随和，这么亲切，这么磊落，又这么有风度！我已经那么喜欢他、那么崇拜他了！我从来是腼腆的、拘谨的，但他的爽朗的笑声是这么富于感染力，以至于我那紧张的心情也松弛了好多。


　　陈毅市长和大家聊天，我听不少人都叫他陈老总，后来我才知道以前打仗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


　　一会儿，要吃饭了，陈毅市长叫我：“小弟弟，过来过来，坐到我身边来。”我还是有些胆怯，慢慢地走了过去。陈毅市长拉着我的胳膊让我坐在他身旁。回想起来，这是多么幸福啊！后来，陈老总经常接见围棋手或请我们吃饭，直至1966年的最后一次，几乎每次我都和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愉快地坐在他的身旁。


　　席间，陈毅市长不断地叫我多吃菜，他笑着对我说：“刚才我们在棋盘上杀个你死我活，现在可是好朋友了。”他还跟大家说：“围棋是我国发明的，现在落后于日本了。我们应当赶上去，超过他们，不这样就对不起我们的老祖宗。赶日本就要靠陈祖德这样的下一代，你们老棋手要好好培养下一代。”说到这里，他又转向我亲切地说：“陈祖德，你要把老前辈的本事都学过来，要超过他们。”饭桌上陈毅市长还向顾先生询问了我的学习和生活等情况。


　　回到家里，我就给父、母、姐、弟包围起来了。他们什么都想问个明白，譬如说，陈毅市长到底请我吃了什么菜？什么菜？我可一个也记不得了，但是陈毅市长的形象、和他的对局以及他对围棋事业和对我的关心，我能记上一辈子！


　　后来我就习惯于和陈毅市长对局了。起初我们互有胜负，渐渐地我占了上风。我的水平提高了，也多少懂了点事。我不忍心老是我赢，我多么希望让陈毅市长多享受一些赢棋的欢乐呵！于是我就想学顾先生他们，也让上那么几着。但陈毅市长心中有数。下完棋他就说你今天让我了，你跟我下不要客气，要把我当靶子打，看到你进步我才高兴。


　　陈毅市长要调中央工作了，临行时他又把我们接去，语重心长地嘱咐了不少。他说：“我一直是个围棋爱好者，也是个支持者。我在上海抓了围棋，到了中央还要抓的。我要争取实现和日本的围棋交流，到那时要看你们显身手了。”他还对我说：“陈祖德，要好好学习，将来属于你这样的年轻人。我下次来上海还要找你，还要和你比试一番呢。”


　　真诚是最能打动人的。陈毅市长的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他对我这么关心，期望这么大，就凭这一点，我也一定要把围棋下好。


　　陈老总去中央工作后，每次回上海，总要找我和一些老棋手对局、聊天，每次都要请我们吃饭。他见到我时，总是说我水平提高了，但同时也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还说今后如有机会，把全国的高手集中起来，共同训练，这样才能更快地提高。


　　陈老总在战争年代总是棋具随身带，仗打到哪儿，棋也下到哪儿。在最艰苦的岁月中，他做了两个布袋，分别装着黑白子，搭在马屁股上，南北转战。他经常在戎马倥偬之际从容对局，有时战局很紧张，附近有炮弹在爆炸，头上有敌机在盘旋，但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对局。这不仅可以看出他对围棋的酷爱，也显示出他那成竹在胸的大将风度。


　　陈老总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指挥员，他善于把打仗的规律和道理运用到围棋上去，使棋艺不断提高；也经常用围棋中的战略战术阐明军事上的道理。在他的影响下，新四军中的很多指战员都爱下围棋，后来新四军中不少老干部都为推动我国围棋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老总在下棋方面的好胜心也是很强的，有时局势不错的棋由于某处不慎而遭致失败，他总是相当懊恼，而且要和对手再分个高低，非要赢下一局才罢休。他下棋时兴致很高，经常下至深夜，而且越下精神越好、斗志越旺。有时为了他的健康，他的夫人张茜不得不出面干涉。据说，有时张茜同志的好言相劝也告无效，而时间实在太晚了，张茜同志只得使出最后一招，用手往棋盘上一抹，棋盘这个战场宛如遭到核武器的攻击，顿时被彻底摧毁。


　　解放后，陈老总担任了上海市市长，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他仍然想着怎么把围棋这份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继承下来。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安排好老棋手的生活。当时的老棋手生活多无保障，只能靠下棋糊口饭吃，哪顾得上培养后生、推广围棋运动。陈老总多次接见了这些老棋手，问暖问寒，并指示先将一些有名望的老棋手安排在文史馆，使他们有固定的收入。在他的关心下，刘棣怀、顾水如、王幼宸、魏海鸿和汪振雄等老先生先后都当了文史馆馆员。其中魏海鸿先生进文史馆很费了些周折。当时进文史馆不但要有一技之长，还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满60周岁以上的方有资格。而魏老当时只有56岁，相差4岁，文史馆怎么也不肯接受。陈老总为此多次提出希望给魏老以照顾，但还是遇到了困难。市委的一位干部向陈老总汇报了这个情况，陈老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怎么这样不灵活，把他的年龄颠倒一下，写成65不就行了嘛。”魏海鸿先生终于破格，不到年岁进了文史馆。这虽是件小事，但也足以证明陈老总对老棋手的关心了。


　　后来陈老总又多次提到要改善老棋手的生活，他经常强调老棋手应当享受教授的待遇。我曾几次听到陈老总这样说，但当时我年纪小，不懂下围棋为什么非要享受教授待遇。后来才知道一项事业的知名人士，其生活好坏对这项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


　　在陈老总的不断关心下，老棋手们的生活日益改善，他们的工资收入增加了，住房改善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顾水如先生担任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刘棣怀先生担任了市人委的参事。顾先生的住房由襄阳路搬到苏州河旁的河滨大厦，那是一套相当宽敞的高级公寓，国家对房租给予了补贴。老棋手们吃围棋这碗饭苦了多少年，如今开始扬眉吐气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是新中国给他们造的福；他们也清楚，这是陈老总具体关怀的结果。陈老总所以如此关心他们的生活，也是希望他们把自己的本领拿出来，为发展祖国的围棋事业做出贡献。后来这些老棋手在培养年轻棋手时都是那样的热心，那样的全心全意，几乎看不到一点保守思想。他们都希望年轻棋手迅速提高水平，打败自己。鼓励后辈超过自己、打败自己，这是棋手的最高境界。老一辈所以有这样的品格，是和陈老总的品格分不开的。我每每看到老棋手们对我的热心帮助，总要联想到陈老总。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较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一种责任感：我也一定要把自己的本领传授给比我更年轻的围棋手，我有义务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总有一天打败我。

文如玉

在我认识了陈老总以后不久我又认识了李立三同志。头一次见到他也是由顾水如先生带去的。顾先生跟我说李立三同志是全国总工会的主席，他曾经是我党的领袖人物呢。我虽然见过陈老总，但这次免不了还有些胆怯，然而当我见到了李立三同志，我的紧张情绪很快就消失了。他的态度很和蔼，一开口就叫我小弟弟。而且我感到，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很喜欢我，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他对我也越来越喜欢。这已经不是一位领导同志对老百姓的爱护，却好似外公对外孙的偏爱了。


　　这次见面以后，他总是只找我一人去，不要顾先生再陪我了。他每年要到上海几回，只要一抵上海，马上就会找我，而且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是每天把我找去。由于我在念书，因此一般情况都在晚上找我。我感到奇怪的是不论我在哪儿，总会被他找到。一次我正在看电影，不知怎么的也被他的秘书打听到，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举了块亮着灯光的牌子把我叫了出去。李立三同志一见到我就爽朗地笑了起来，我也从心里感到热呼呼的。他跟我下棋的兴致之高在我看来是无可比拟的。我跟他下棋也毫不客气，能杀就杀，想吃就吃，经常把他老人家的棋子一块块地歼灭。可李立三同志从不懊恼，每当我歼灭了他的一些“部队”时他就哈哈大笑，我歼灭得越多，他就笑得越起劲。有时我甚至感到，房子也要被他的笑声震动了。他的这种情绪又助长了我的贪胜思想，于是我更是想方设法扩大战果，这样李立三同志就更高兴了，笑得也更来劲了。我经常被他的情绪所感染，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我俩一老一少，就这么通过棋盘加深了感情。


　　李立三同志不但跟我下棋，还经常跟我聊天，有时和我边吃饭边聊，完全是长辈对待小辈那样的爱护、亲切、循循善诱。他经常跟我讲他在战争时期下棋的一些情况。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没棋盘棋子，就找代用品，有时在地上画个棋盘，找些石子代替棋子就干了起来。令人难忘的是他跟我讲和陈老总下棋的一件趣事。那是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年代，李立三同志和陈老总在一艘轮船上，两人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又都爱下围棋。一次他俩在轮船的甲板上兴致勃勃地厮杀起来，正杀得难分难解，由于一个技术上的问题两人争吵起来。两位年轻朋友好胜心都强，自尊心也不弱，越争越厉害，以至不可收拾。盛怒之下把棋盘棋子一起抛进了大海。当然，这种争吵绝不会影响同志的友谊。待到怒气一消，两人一切如故。不久，他俩下棋的兴致又上来了，但怎么也找不到棋具。冷静一想，方知已给大海留作纪念了。李立三同志讲此故事时回味无穷。像他们这样出类拔萃的**青年为了一盘棋争吵得如此激烈，不禁使我联想到**导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也往往为下棋而大动肝火，可见棋的魅力之大了。


　　我跟李立三同志下的棋可多了，而且基本上都是以我中盘胜告终。可能是因为李立三同志很少和其他高手对弈的缘故，因此感到我的棋艺很了不起。他经常在一些领导同志面前宣传我这个小孩，并且不止一次地带着我和一些领导同志对弈。在我们党内有几位棋艺相当高明的领导同志，其中一位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党委书记张劲夫同志。李立三同志显然也在他的面前谈过我的情况，而且要他和我较量一番。张劲夫同志欣然同意。较量的机会终于到来了，那次正好李立三同志和张劲夫同志都出差来到上海。一天李立三同志带着我前往锦江饭店，路上他再三叮嘱我今天一定要好好下，要赢下来。我不知他今天为何对我这般要求，反正我从来也不喜欢输棋。到了锦江饭店，张劲夫同志已在那儿等着了，他比李立三同志年轻得多，一看就是个精明强干、精力充沛的人。他看到我也显然很高兴。我记得那天观看我们赛棋的人不少，这些观战者都知道张劲夫同志的棋艺，同时恐怕也听到李立三同志对我的宣传，因此想看看究竟谁高明。


　　对局开始了，布局没进行多少，我就知道今天这位对手非同小可，不能掉以轻心。张劲夫同志的棋风清楚、机灵，思路也很敏捷，给了我相当威胁。但我是个很自信的人，心中想尽管你水平不错，我还是要赢你。局势始终是紧张的，一度我感到自己有些优势，然而张劲夫同志不愧是个棋艺高手，看到了我的一个破绽就乘势攻击，我招架不住，终于败下阵来。我本来就是个好胜心强的人，这么认真下的一盘棋没能拿下来心中很懊恼，不料李立三同志比我还懊恼得多。下完棋他没怎么吭气就带我回去了，我俩刚一跨上电梯他就说：“你今天怎么搞的？”说完又反反复复这么嘀咕，他那情绪就好似自己输了一局关键的棋赛。此时我感到很对不起他老人家，辜负了他的期望，心中很不是滋味。我从未看到过李立三同志自己输棋时难受，而今天却是这样的神情，使我更体会到他对我的期望和感情了。


　　李立三同志不但关心我的棋艺，也很关心我的学习。他经常询问我学校里的情况和我的学习成绩，叫我不但要下好棋也要念好书。有时他还叫我把学校里的作业和成绩单拿给他看，当他看到成绩还过得去时就满意地微笑着。他还很关心我的衣着冷暖，尤其在较冷的季节，经常问我衣服穿够了没有？有时问了还不放心，非要亲手掀起我的外衣，把里边的衣服一件件看清楚才罢休。那神态，真像个慈祥的长辈。


　　我16岁那年第一次到了北京。李立三同志知道了这消息后，马上把我接到他的家中，热情地款待了我。我俩，一个16岁，一个60岁，各方面有那么多差别，但却通过手谈成了忘年之交。


　　我在认识李立三同志后不久，就知道他曾经在党内犯过路线错误。那时我尚幼小，不知路线为何物？反正是他犯过错误吧，然而在我和他的一次又一次接触中，使我深信，像他这样又随和、又亲切、又真挚、又有度量的人，一定是个好人。


　　由于学围棋，使我从小就有机会认识陈毅和李立三这样的我党的领导人。我多次受到他们的关心、爱护和教诲，这是很幸运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和他俩下了这么多棋，却未留下一局棋谱。这些年来，我时时想到，如果我保存一些和他们对局的棋谱，我定会经常把它们捧在手里，我可以通过这些珍贵的棋谱，追忆幸福的往事，加深我对**前辈的怀念，从而进一步激励我的斗志。可我却连一份棋谱都没留下。想到这里，我总是痛恨自己的无知。尽管我那时年轻，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我永远都不能饶恕自己！我和他们的多次接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疑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每当我想到他们对围棋事业的关心，就感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每当我看到围棋事业的发展，总要联想到他们这些可敬、可爱的ge ming前辈……

文如玉

第四章 冠军的摇篮
1959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10个年头。这是体育事业兴旺发达的一年。这一年的秋天将要举行第一届全国体育运动会，这当然地成了体育界的头等大事。各地体委都在积极准备，凡属于全运会的比赛项目都抽调了人员进行集中训练。棋类也被列入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于是不少省市体委从1958年底或1959年初开始搞这个项目的集训。其实棋类并非一个项目，而应当是围棋、国际象棋和象棋3个项目，正如足球、篮球和排球是3个项目而不能统称为球类1个项目。但是我们不少人认为棋类不如球类重要。这，作为棋手当然是不敢苟同的。不过一个 项目、一个事物，在它真正显示出它的意义和价值之前，往往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搞这个项目的人也不必光是感叹自己的不被重视，这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办法是全力揭示你们从事的事业的全部意义，然后才能赢得这个事业应有的社会地位。

　　正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棋就三合一地成为棋类了。而且多少年来这已形成习惯，习惯也就成为自然了。不过我深信，随着棋的越来越被人们理解和重视，总有一天，棋类会一分为三的。

　　上海市体育宫集中了不少项目的运动员，除棋类外，有乒乓、举重、击剑、摔跤、武术和拳击等项目，真是热闹非凡。我是个中学生，以前很少接触体育，进了体育宫真是大开眼界。我好奇地观察着色彩纷呈的体育项目和朝气蓬勃、体格健美的运动员。棋手们都文质彬彬，处在这么多龙腾虎跃的运动员之中很是不协调。

　　一月份的气候是寒冷的，加上上海特有的潮湿使人的皮肤感到刺痛。我们棋队要和其他运动队一样出早操、练长跑。尽管我在工厂里有所锻炼，但其锻炼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今要跑上1500米以至3000米，可真够呛。然而这对于正在发育的少年来说是不无好处的。

　　1959年是出体育人材的一年，各个项目都涌现出一批有前途的运动员。就拿棋类来说，象棋的胡荣华、国际象棋的徐天利、许宏顺和黄鑫斋、围棋的吴淞笙和我均在这一年得到培养和成长。在以后的多少年中，这批人都是棋坛的骨干。其他项目在这里不提了，但我不能不提一笔乒乓球。这年集训的乒乓球队伍规模较其他项目都庞大，从这批队伍中出了林慧卿、郑敏之和李赫男等不少有名的女运动员，她们都为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只是我所以要特别提一下乒乓球，并非因为他们成绩出色，而是因为其中的女选手郑敏之在10多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只是我们当时并没有什么青梅竹马的故事。在十三四岁这个似懂非懂的年龄上，男孩子和女孩子互相见了大都视为陌路人，不苟言笑。这也是人生的一个颇有特色的时期。

　　当时有两个项目引起我较多的注意，一个是武术队，另一个是拳击队。武术队和棋类队住得最近，因此我们经掌看到武术队员们训练。我对武术队所以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刀、枪、剑、戟这些兵器吸引人，更重要的是武术和围棋尽管一个是武，一个是文，一个是动，一个是静，但都有数千年的历史，都是祖国的传统项目，都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所以我对武术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一般。

　　另一个项目是拳击。这个项目的对抗性特别强，比赛起来较其他项目都更激烈、刺激，简直是惊心动魄，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残酷。我经常看到运动员在台上被打得鼻青眼肿、鲜血直流。当两个水平不成为对手的运动员在台上较量时，弱者只有招架之功。有时绕着那小小的场地来回躲闪、逃避，显得十分可怜。然而这个项目偏有它独具的吸引人的魅力。拳击运动充分显示出技巧和灵活、意志和毅力，更重要的是力量和强大。看到了拳击运动使我感到在运动场上必须当个强者，必须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和气魄。拳击是如此，下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应当成为强者，即使今天是弱者，也要有志在明天成为强者，这才是有出息的人。可是拳击运动不久被取消了，其理由是：残酷。的确，看起来，拳击运动较之其他体育项目是残酷了一点。但依我看，或者说，从实质上看，任何体育项目，一旦比赛起来，哪项不是残酷的?因为在比赛中往往要你的肌肉和精神去承受那几乎无法承受的负荷。任何一个好的运动员在比赛中都会不顾一切地搏命，都会拚全力以击败对方，此时谁都不会顾及身体或精神的损伤，甚至把胜负看得比生死还重要。一个运动员苦练多少年，却只在一天之内、一小时之内或几分钟之内甚至在一刹那间决定成败，其心灵受到的震撼，精神受到的冲击，不亚于肉体受到的痛苦和损伤。因此拳击较其他体育项目残酷不过是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说，只是量的不同，而无质的区别。

　　拳击被取消了，拳击手们失声痛哭，悲恸之极，这情景谁看了都会感到心灵的颤栗。是的，搞事业的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事业心——自己的痛苦或欢乐，紧紧地维系在事业上。不管所从事的事业怎样被他人不理解或遇到怎样的逆境，他偏能坚贞地爱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事业。


爱事业甚于自己的生命!拳击运动员的事业心震撼了我那还稚嫩的心灵。10年后，围棋也一次次地遭受到和拳击同样的命运。不过我这个围棋手已经知道为了事业该怎样像拳击手那样去拚上一个回合。我即使给打倒在地，也定要在10秒种之内站起来1，去拚下一个回合。即使不能光荣地获胜，也要光荣地失败。我唯独没有想到，当围棋事业终于能理直气壮地发展的时候，我却得了癌症。我过早地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一个胜利的失败者，还是一个失败的胜利者?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恐怕不用为了围棋事业的存亡再去拚搏了……

　　1959年，上海棋队参加围棋集训的除我之外还有两老一少，两老是刘棣怀和王幼宸，一少是吴淞笙。刘和王二老均已60多岁了，刘老是棋界著名的“南刘北过”中的南刘。人们平时称刘老为刘大将，之所以如此称呼，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形象和仪表具有大将风度。我总觉得他特别像扑克牌中的老K，魁梧的身材，方方正正的脸煞是威严，不过威严中又含有柔和。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刘老的棋风战斗力强，魄力大，我国古代棋手好勇善斗的传统特点在他的风格上特别突出。他好攻击，更不愿被对方围歼，有时他由于舍不得一两个子而冒了较大的风险，耍起“大龙”来1。于是有人称他为“一子不舍刘大将”。这样说尽管有些艺术夸张，但还是较形象化的。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刘大将的棋风的确带有无理之处，但从当时的围棋水平来说，要在棋盘上歼灭刘大将的“部队”也确实要有血战一场的勇气。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在刘大将的思想中增长了自负的因素，他在下棋时经常铤而走险。也许这是艺高人胆大的缘故吧。

　　另一位老先生王幼宸比刘大将还要大几岁。和刘大将胖胖的身躯相反，王老的体形就像一个惊叹号，干瘦而相当挺拔。刘大将是一头浓密的白发，王老的头顶则光亮可鉴。刘老是健壮的，王老是精悍的。他俩都精神饱满，但从体形来说，王老属于更长寿的类型。王老在青年时代身体很不好，吐过血，以后他以顽强的毅力锻炼身体，终于使体质日趋强健。他的生活极为规律，用雷打不动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的。如果到了他应该休息的时候，那么不管在干什么事情或者在开什么会议，他都会拂袖而去。谁如影响或干扰他那严格的生活规律，就有可能发生一场轩然大波。如此规律化的生活至少我还没见到过第二人。王老除了每天打太极拳外，还养成了长距离散步的习惯，只要两条腿能走到的他就绝不乘车。这些养身之道都是他能够长寿的诀窍吧。王老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他那一口顽固的北京话虽然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也未得到改造。偶尔在讲话中也掺上一句上海话，却完全是北京调的上海话。王老的棋风也和刘老截然相反。刘大将大刀阔斧、勇往直前，而王老则精雕细刻、老练持重。他虽然魄力不及刘老，但他的功力也相当深。他的棋稳健中带刚劲，尤其是他的水平发挥稳定，一般水平不如他的很难在和他的对局中得到侥幸的胜利。有的棋手或许能在刘老这儿捞到一盘，但在王老这里就没门儿。

　　王老是大器晚成的典型。年轻时他的棋艺平平，挤不进棋界一流，可越老越厉害，真所谓姜是老的辣了。年过60，王老被公认为是棋界的高手。他的顶峰时期就在体育宫集训的那个年代，不少血气方刚的年轻棋手遇到王老就胆战心惊。在我国棋界他的确是个少见的人物，有人称他是棋界的老黄忠，他是当之无愧的。王老之所以大器晚成，主要还是由于他自身的刻苦钻研。解放前他是个小职员，经济不宽裕，无法致力于棋艺的提高。解放后，尤其是1959年集训后，他除了对局外，一直手捧棋书，孜孜不倦，这才是他所以大器晚成的关键。一个咳血者和棋艺平平者，到了老年却成为精力过人者和棋界佼佼者。他从不感伤自己青年时代的境遇不佳或身体不行，而只知道每走一步便向目的地接近了一步。一个人到60高龄才杀出来，恐怕不能说他有多少天才了，但是他有的是意志力!人的成功自然包括了机会、天赋等因素，但是，使成功成为必然的，却只有一个因素——人的意志力。

文如玉

        王老由于棋谱钻研多，因此棋理清晰，他看到刘大将有时自恃气盛，着法不那么合乎情理，很不以为然，往往对人用那种纯粹的北京口音说着；“那个刘……”听他这么讲话我总是感到很有趣。可是王老在力量方面稍逊于刘老，因此两人一交手，经常是王老败下阵来。明知对手无理，却又拿不下来，王老颇为懊恼。
　　小将吴淞笙比我小1岁，我们是在1957年上海市比赛中相识的。那次我俩碰巧在一个小组里，我原以为自己是参加比赛的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不料遇到一位比我更小的，感到很惊讶。那时从棋力来说，淞笙显然不如我，但他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浓浓的眉毛下一双大大的眼睛，不时朝我望一下，使我感到很好玩。他的神情有些淘气，性格也的确活泼好动。他的棋也恰似他的性格，很有锋芒。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性格发生了变化，变得稳重、含蓄，棋风也随之而变化。说棋如其人，真是一点也不错。他对武术特别入迷，特别愿意听武术队员神聊，在体育宫中他就拜上名师，学起太极拳。也许，打太极拳是他改变性格的一个因素。

　　刚到体育宫时淞笙的水平比我差一先以上，后来我的水平提高了，他也相应在提高，但由于他的基点比我低，因此提高得比我还要快些。淞笙和我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围棋手，我们一起成长、共同战斗。在以后的多少年中我俩一起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棋战，随着围棋命运的变化又共同经历了曲折的生活。我俩曾一起达到中国围棋界的高峰，成为围棋史上的“陈吴时代”。

　　1959年的集训基本上是两老带两小。我的水平尽管比淞笙要高出一块，但比起二老则差距甚大，恐怕要差三个子。集训初期二老让我两子，我屡战屡败，毫无还手之力。在集训之前由于我缺乏实战锻炼因而棋力较弱，被人称为“书房棋”。集训后我看到自己成绩这么糟糕，缺陷又如此严重，不免有些灰心。回想起来，二老对我的培养可真不容易，他们为了激励我，就主动提出不让子下。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这样刺激一下，果真把我的积极性又调动了起来。在平时，高手与低手弈棋，总是让足了子才显得有风度，有的棋手甚至明明已经让后辈赶上了，还是迟迟不愿对下，还要让对方一先，以示“棋高一着”。人往高处走，一个人眼看着自己要被人家打败了，自然不好受。一个人能鼓励别人超过他，帮助别人超过他，这得有多高的境界!刘、王二老故意拉平距离，以提高我的自信心；二老故意造成这种“既定事实”：我的水平已经提高到可以和他们对下了。二老是想让我提前超过他们!
　   是呵，人就是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这样的境界。

　　是的，我们在学下棋的同时，也在学做人。

　　二老训练我们的方法说来也简单，就是下，下完作一番简单复盘1。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样的训练方法最单调，但也最有效。水平低的年轻棋手要想快速提高，最好就是有条件向高手讨教，通过实践来学习。因为对局中能够学到布局、中盘、官子2及形势判断等各方面的知识，又能不断增加实战经验，还能迫使高手认真思索，拿出看家本领。当然研究棋谱也有利于水平的提高，不过比起和高手对局总是第二位的，是辅助性的。如今我国的年轻棋手多了，这是个好现象，但从向高手学习的这个条件来说，他们却不如我和淞笙在1959年的那个时候。从这一点来说，我和淞笙是有福气的。

　　回想起来，刘、王二老可真是不容易，要在以往，你不进贡一笔钱、一顿好饭，岂能有机会下上一局。即便我们每天相处在一起，如果老先生有较多保守思想，那又岂能热心辅导晚辈。当然这主要是新社会给我们创造了条件，使老棋手们不用担心教了后代，丢了饭碗。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老前辈的胸怀和境界。多少年来每每别人讲起我的些许成绩，我便想起老前辈们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想起这些六七十岁的老人，天天陪着我们对弈，天天如此呵…… 　　老前辈们扶着年轻一代在棋艺的道路上前进，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一些老棋手花了几十年走的路，我们只花了一两年时间。我们完全不用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员那样花费昂贵的金钱到处拜师，国家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吃饭、穿衣、上文化课、请名手教棋。我们唯一的事就是努力钻研，我们的生活是单纯而充实的。

　　在集训期间，有时还请社会上的一些高手和我们一起训练。经常和我们对局的有汪振雄和魏海鸿两位老先生。他俩也都是国内的一流高手。这两位老先生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在棋风方面都属柔和型。刘棣怀和王幼宸二老虽然棋风上有明显区别，但都刚直。汪老着法轻灵，如蜻蜓点水，思路敏捷，且灵活多变，善于腾挪。魏老富于弹性，擅长收束。他的官子可称一绝，往往在中盘魏老还处于下风，然而不知不觉在收官1中却被他逆转。

　　在性格上，汪、魏二老也有共同之处。


他俩都很随和，从不训人，也从未见过他们生气、发火。他俩都较胖，不过汪比魏更大上一二号。魏老恐怕是缺少牙齿的缘故，因此有些瘪嘴，像个善心老太太。汪老的脑袋奇大，虽然我和淞笙的脑袋也显然是大号的，但比起汪老则是小巫见大巫。他脑门大、后脑勺也大，整个脸盘也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像个大冬瓜。我想除了汪老的那个身躯和脖子外，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承受住这个大脑袋。大家平时都称汪老为汪公，也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汪大头”。汪公总是笑呵呵的，神情像个菩萨，加上一个兔子嘴巴，看起来很有趣。他一点架子也没有，下手找他对局他总不拒绝，至于怎么下法往往是听下手的，哪怕是差二三子的下手要跟他分先他就分先，甚至要执白，他也无所谓，真是个好好先生。像汪老这样随和、谦逊的好脾气在棋界可谓独一无二。

　　汪、魏二老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即嗜好喝酒，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每当吃晚饭时，汪公手持酒壶，蹒跚地走向运动员食堂。在挤满年轻人的食堂中，他把酒壶往桌子上一放，犹如鲁智深一般，旁若无人地喝了起来。魏老则不同，衣兜里总有个小酒瓶，边下棋边喝。走上那么几步棋，拿出酒瓶往喉咙里灌一口，然后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继续下。

　　和汪、魏二老对局也使我得益不浅。由于我经常跟刘、王二老对局，因此自己的风格也较刚硬。初次遇上汪、魏二老很不适应，力气总使不上去。他俩像打太极拳似的，很巧妙地把我的力化掉。尤其是汪老，他的棋好似泥鳅，怎么也抓不住。当我有时已能取胜刘、王二老时，见了汪老还是没门儿。在经过较长时间的磨炼后，我的棋路才开阔起来，棋力也随之得到加强。我可以肯定地说，后来我的棋不但比较有力，而且较灵活多变，是和上述这些老先生的帮助分不开的。可以说，在我的棋艺风格中包含着刘老、王老、汪老、魏老等老前辈的风格。从围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老一辈就没有我。

　　我在体育宫集训时，瘦瘦的、白白的，戴了副眼镜，像个文弱书生。又由于怕陌生，一说话往往要脸红，所以显得腼腆而拘谨。然而我的内心和外表却不尽相同，我有着较强的自尊心和抱负。从小我讲起话来口气就较大，家里人经常说我说大话。但我心里的确感到没有什么事高不可攀，人家能做到，为何自己就做不到?在体育宫集训不久我心中就有个目标，认为自己一定能把围棋下好。一天临睡时，大家随便聊天谈到水平问题，不知谁问到我：“祖德，你感到自己水平怎么样?”

　　“我感到自己一定能下好的。”我躺在床上脱口而出。

　　由于我的口气很大而且漫不经心，一个象棋队员开玩笑地说：“你这臭棋还要吹。” 　　我蓦地从床上坐起来，使劲说：“我一定能得到冠军。”


       “你这水平能当冠军?嘻嘻!”


      “你看不起人!”我刷地站了起来，平时文质彬彬，此时却要动武了。


　　那个队员一看我认真了，马上语气缓和下来：“不要当真么。”

　　我也有些后悔，干吗动火呵!虽然如此，心中仍一直不能平静，就这样，我一夜未眠。在这个不眠之夜，我多少次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拿到冠军。

　　我从小爱看小说，在小学时就已看了很多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这当然和我父亲教古典文学有关。我、姐姐和弟弟三人，在刚认识字时就由父亲教我们背诵唐诗和宋词，我对背诗实在不感兴趣，非常勉强，只是慑于父亲的威势，无可奈何。我尽管讨厌背诗，但看书的习惯却从小养成了，即使到了体育宫集训也不例外，体育宫隔壁的上海图书馆给我提供了方便，我每天中午吃了饭就直奔图书馆，利用他人午睡的时间阅读各国名著。我特别喜欢有气魄、有分量的作品，比如像维克多·雨果和杰克·伦敦的作品。我也爱看有关大人物的著作，譬如拿破仑的传记。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使我很有感触。我就想，一个运动员如果不想当个冠军那怎么能是个好运动员呢?而我如果不想夺取全国冠军又有什么出息呢? 前文我说过，在提高棋艺的效果方面，看棋谱比起对局来说是第二位的。但这绝非说研究棋谱无关紧要，相反，是很必要的。因为在棋谱中总是有很多东西在自己对局时遇不着。在体育宫的集训中我不但学习了很多日本棋书和各种围棋杂志，还花费了不少精力研究我国古谱。我国古代棋手虽然不注重理论，没有现代围棋这么多布局和定式的变化，但仍有很多可取之处。古谱中看不出消极保守，处处闪烁着古代刀枪相见、短兵相接的那种拚搏精神；古谱中也看不到花拳绣腿，每一着都对准了对方的要害并回避着对方的“火力点”，就像古代那些足智多谋的军师那样显示着智慧和胆识。这是我们先辈的气质，是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好汉气质。这种气质在现代棋谱上是不易看到的，所以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看了很多中国古棋谱，其中印象最深和受益最大的是清代的围棋巨著《寄清霞馆弈选》，一套16本，包含了清代几乎所有围棋名手的精彩对局。这本棋书无疑对我的棋力提高起了作用。


　　近几百年，日本棋手在围棋的理论方面作了很多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他们对围棋的重大贡献。的确，日本把围棋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把“座子”1取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我们学习日本的围棋技术也不能盲从，不能认为他们的技术都那么完善。我认为现代的日本棋手也存在一些缺点，从总的来说，他们的战斗力不够强，因而较讨厌和害怕白刃战。正因为如此，中国去了个吴清源就能击败所有强手，称霸棋坛。也无怪乎他们称中国的围棋手都力量强，尽管现在很多中国棋手天天研究日本棋谱，有的几乎没看过一盘中国古棋谱，但在日本棋手看来，还是中国式的力战型。可见如今我国的围棋手多少还保留着祖先的气质。此外，日本棋手的思想是偏保守的，这恐怕是太重视胜负的缘故，因而就缺乏创造性，容易产生教条主义，一旦有人下出一种较成功的布局或定式，很多人就盲目跟随，以至很多棋谱显得清一色，缺乏生气。当然，日本也有些优秀棋手具有独创性并显示出广阔的艺术境界，但就总体而言，日本棋手是偏保守的。

　　我年轻时学习棋艺有个优点，就是不盲从。我始终有这么一个信条：你要超过水平比你高的棋手，就必须不跟着他，必须具有他所没有的特点，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上海有个二流棋手叫章照原的，他喜好研究古怪的冷门定式，一心一意想让人中圈套。在一次比赛中，王老、魏老等几个名手居然都中了他设下的圈套，很为有趣。我感到像刘老、王老这些有名望的棋手虽然水平很高，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在接受新事物方面。

　　在我的心目中也崇拜一些中外名手，如我国的施襄夏、范西屏以及日本的很多高手，但我在学习他们的棋谱时也不完全是学习他们的好着，同时总要找他们的问题、挑他们的毛病，事实上他们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因为这样，我越看棋谱越能增强自己的信心。

　　上海是围棋高手最多的城市，因此经常有各地的围棋强手前来交流、学习。那时到上海来交流的著名棋手有四川黄乐忱、广西袁兆骥、河南陈岱等，他们在省里都是棋坛权威，有着很高的威望，在棋艺上也都有独到之处。这些强手到了上海往往是先跟上海社会上的一些棋手对弈，尽管这些上海棋手也都有一定实力，但外地这些名将每人都有几下杀手锏，尤其是气势很壮，因此很少有人能抵挡住。这时，他们就来到了体育宫。

　　刘老和王老当然是全国最强的棋手，但他们也清楚，外地这些高手不可等闲视之。因此二老经常让我先上阵，一来让我得到锻炼，二来也可摸摸这些人的底。我陈祖德的名字当时虽已在棋界被人知晓，究竟一无战绩、二无资历，因此还不足以被人重视。


        外地强手由于二老让我下，也无可奈何，可劲头总不是很大。反之，我士气旺盛，因此这些强手都一一败于我的手下。刘、王二老看到我获胜，于是让淞笙上，淞笙不仅年岁比我还小，而且在棋界更无名气，这些强手就不痛快了，但鉴于已败给我，只能再屈就一下。淞笙当然很认真，但有的对手就沉不住气了，边下棋边嘀咕，老大不满意。最有趣的是淞笙跟陈岱一战，陈岱是中原棋王，来到上海一心想跟刘、王二老下上几盘，较量较量。不料如今坐在棋盘对过的是个毛头孩子，实在懊恼，怎么也控制不住失望和埋怨的情绪，一直在唠叨：“我这个河南冠军，中原无对手，想不到来到上海只能跟小孩对局，多没意思。”谁料到淞笙也有很强的自尊心，他因年岁小，在名手前不敢还嘴，一肚子的气使劲憋住。对方嘀咕个没完，淞笙的火气越来越大，尽管脸上还平静，但已是爆发前的火山了。对局进行了一大半，火山终于爆发了，只见淞笙猛地把整个棋盘掀起，满盘的黑子白子飞腾起来，又哗啦啦地撒了一地，好似天女散花。中原棋王就此惊呆。事情突然闹大，但也不能责怪谁，陈岱的心情可以理解，而淞笙呢?如换个别人也完全可能爆发，只是形式可能不同。一个围棋手没有很强的自尊心也是成不了气候的。后来陈岱对淞笙的棋艺还是相当赞赏，而淞笙对陈岱仍很尊重。这次对局成了一个棋界趣事。


　　体育宫是棋手的摇篮，也是冠军的摇篮。我在这个摇篮中成长了。我睁开的眼睛看到了五彩缤纷的美妙世界。我感谢新中国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也感谢哺育教导我的老一辈，他们都是受人尊敬的长者，都是永远值得我怀念的老师。

文如玉

第五章 初露头角
       每一个有名的棋手，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往往有那么一次或几次飞跃。

       这种飞跃一般都出现在重大的比赛中。他会以旁人很难预料甚至连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战绩证明他的提高。这种飞跃似乎很偶然，其实是出乎意料之外又合乎情理之中，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实现飞跃的诸种条件和可能。像围棋这种竞技项目，人们的眼睛往往只注视着那些过去取得成绩的有名望的强手，而不容易注意那些过去没有成绩和名望，然而却是今天事实上的强手。比赛能锻炼棋手，能考验棋手，又能发现新的强手和苗子，可见比赛是多么的重要。而且，比赛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极其重要的。所谓数量，即比赛的次数；所谓质量，即被人们所重视的重大比赛。一个棋手只有通过比赛才能得到承认；才能使别人、也使自己看清自己的力量；也才能使自己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风格。


       在我的棋艺道路上应该说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是1959年秋季的上海市比赛，第二次是1963年的中日围棋比赛。这两次飞跃不要说在当时，即使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兴奋的。秋季赛对我来说，就是机会来了。虽然在这以前，如1957年我也参加过市比赛，但那时自己很清楚是个淘汰对象。而这回，我却知道自己成长了，有实力了。我感到蕴蓄的力量好像要从体内膨胀出来，浑身上下有一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跃跃欲试感，我的眼睛情不自禁地、不可遏制地注视着冠军的桂冠了。但是面对这么多棋手，尤其是赵氏兄弟，我是否真正对付得了，还不能说心中有数。市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制，每组十余人中产生两人进入决赛。第一轮我遇上了小组的另一个种子选手戴文龙，我很慎重地投下每一着子，开局后不久就占了上风，优势维持到官子阶段。眼看就要拿到手了，不知是由于缺乏比赛经验还是过于紧张，我突然下了个自填满，把自己的不少子塞进了对方的口中。我落下这个子后还未意识到它将带来的灾难，而我那位对手也根本没想到我会走出这样丧失理智的一着棋。不料在旁边的一位观战者突然发问：“下这手棋不是要被吃掉吗？”真是旁观者清啊。被他这么一问，我那对手的眼睛顿时瞪大，等他看清这是怎么一回事时，我那煮熟的鸭子也就飞走了。第一战就败下阵来，以后这么多场比赛如再输一局，那小组都出不了线，还谈得上什么好成绩？当时我那懊恼的心情就别提了。就在这一天晚上，我父亲拉我出去散步，他一点也没责难我，却很耐心地对我开导，他说先输一局不一定是坏事，说不定还是好事呢，它可以使你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使你今后的比赛兢兢业业，下得更好。然后他又给我讲了“塞翁失马”的故事。父亲的辩证法经常使我心胸豁达。这一天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在初赛的其余比赛中，我这个“塞翁”过关斩将，一路福星高照。决赛采用大循环的方式，我的主要对手赵氏兄弟由于抽签自己先遇上了。可能是手足情深，不愿自相残杀，他们巧妙地下了一局和棋。他俩显然也清楚这次比赛的主要对手是我，由于兄弟俩的实力相当，把战胜我的希望寄托在谁的身上事先难以预料，于是作了如此安排。市比赛时从棋力上来说我已不亚于赵氏兄弟，然而兄弟俩全力对付我一人，总有些棘手。

        只是我这个“塞翁”始终惦记着失马的教训，冠军的桂冠终于被我所夺，获得亚军的是小赵，大赵屈居第三。当时比我还小一岁，即只有14岁的吴淞笙名列第六。虽然市比赛在我的棋坛生涯中是属于规模很小的比赛，但我想，任何一个棋手，当他第一次在比赛中取得冠军时总是印象深刻的吧。且这次市比赛对于15岁的我来说，毕竟是一次真刀真枪的实战。我从1957年的淘汰对象一跃而成为冠军，确实是一次飞跃了。 1959年是围棋出人材的一年。从全国来看，福建的罗建文、山西的沈果孙、江苏的陈锡明等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有望棋手。数年后，他们也都成为国内的一流高手，肩负着对日比赛的重任。这一年从上海来看更为突出，好似一阵新风吹进了古老的棋坛。以往人们一提到围棋，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白发银须的老人，似乎下围棋的高手非老人不可。然而这一年的市比赛，一代新人崛起，前六名中四位是年轻棋手，其中年龄最大的赵之华也不过20岁。参加市比赛的选手中还有更年轻的范氏三兄弟，即范肥林、范九林和范全林。老三全林只有七岁，老二九林也只有九岁，兄弟三人令人瞠目。从这次市比赛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条是只要国家重视和提倡，围棋事业就会发展、就会出人材。另一条是年轻人也能成为围棋高手。我现在写上这两条，读者看了可能会觉得我在将废话－－这些还用得着你说？这不是当然的使么！但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经说清，似乎不言自明。但在没有说清之前，你要从那固有的因循守旧的思想中突围出来，那是何等困难。就好比现在说核心是抓经济建设，大家都会觉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但在长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后，提出这一条，那实在是一大飞跃、一大革命啊！紧接着这次秋季比赛，上海市又搞了次围棋表演赛。这次以刘棣怀先生为首的老将全部上阵，这可能也是为了考验一下我们这些小辈。我挟着市比赛的余威迎战自己的老师们，一年前我遇上这些老前辈就心慌，如今却要平起平坐，比个高低了真不可想象。说实在的，论当时的棋艺，显然我还不及老师们，但可能是我这个初生之犊没有框框吧，居然打出了自己都想不到的成绩。比赛进行了六轮时，我五胜一负，冠军已经在握。第七轮我对上刘棣怀老师，经过一番激战，学生败给老师。和刘棣怀先生赛完，老前辈们，包括顾水如老师都热心地帮助我复盘，分析我在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复完盘后，刘棣怀先生对我说：“你今天的失败，也许是由于昨天下了一局出色的棋，冠军在握，今天和我下就放松了。”话说得很中肯，使我明白了自己在比赛中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比赛不仅是对技术的磨练，也是对精神和性格的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