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云波
人物档案：李洪洲，生于1934年，河北承德人。1978年因业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永恒的纪念》被北京电影制片厂看中借调工作，次年正式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合作）编剧，此外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晶晶雪》、《孤岛》、《浪子谣》、《秋思》、《思根曲》、《渔光》等。另有儿童电视系列剧《钩鱼》、《等你长大就明白》、《戒棋》、《铁索桥》等及电视连续剧《冰河里飘着红绸》、《到莫斯科去》等也拍摄播放。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担任首都文艺界围棋联谊会秘书长，著有《游戏黑白》，分别在中国和日本出版。
一、棋缘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洪哥，跟你认识也不少年头了，但对你的理解，多是根据“江湖”的种种传闻，很少听你谈谈自己的经历。正好今晚可以好好跟你聊聊。 李洪洲（以下简称洪）：是啊，机会难得。今晚无事，可以好好唠唠。
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李：1934年，我是在承德出生。
何：那你学围棋是什么时候？ 李：我学围棋是我当兵以后了，我学围棋跟整个家庭毫无关系。我最好的朋友，他弟弟在北京市里面认识一个业余高手，让他们九个子，他就这样学会了，他就买了个玻璃子儿带回军校里，当时领导也很提倡，这样我们单身汉的圈子里面就普及了，一下子三四十个人下棋。我年轻时候爱活动，打球啊、游泳啊、滑冰啊，下棋我有点看不上眼，这是书呆子干的事，不喜欢。有一次我找两个球友去打球，一推宿舍门，他俩正在那下棋，我说咱们打球去吧，他们根本没听见，我以为不理我，我就火了，我上来就把棋盘给掀了，这两人还挺好，并没有对我发火，就说那好吧，打球去吧。
何：那怎么学上棋的呢？ 李：那是后来，有一个诱因，那时候我谈了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射击运动员，四川的，她跟我后来的老伴一样，也是四川的。后来他们射击队解散了，就想把她留在北京。那时候想留个人得调查成分什么的，一调查，她的家是地主出身，而且姥爷被枪毙了，反正成分不好，组织上坚决不同意。我说，她出身不好，她姥爷是地主，她已经参加革命是军人了。但是也不行。我们那个处长（我是宣传处的）就说：“这影响你的前途啊。”当时因为那是我初恋嘛，我就说我可以不要前途。他说：“组织上需要你有前途。”我那会儿正在申请入党，需要我有前途，这没得说了。那时的思想确实是个人需要服从组织的，没有人情味的，就跟她一刀两断了。后来她的朋友见我，就说：“你原来跟人家这么好，你怎么这么绝情？”我说组织上这样我实在没办法。那时候确实是没有人情味的，关键就是组织就是党。
虽然断了，但是思想上很长一段时间非常苦恼。这时候，有人就说：“来下棋吧，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觉得这可以试试，因为上班也好休息也好脑子老是这事。后来就学，一开始没什么，到会了一点儿以后，有点变化了，死活啊什么的，发现真有意思，一下起来就真的全忘了。这倒不错，麻醉剂一般的。所以这样就迷上围棋了。这是1961年的事，我1951年当的兵，27岁才开始下围棋。当然，跟那个朋友，这个劲儿过去了，逐渐地自己调节吧，她也回四川了。逐渐淡忘吧，作为一段自己的美好回忆留下吧。
何：那时候有机会经常下棋吗？ 李：后来我就一直下了，迷上了。而且迷上围棋以后，过去喜好的打球、滑冰、游泳这些我就觉得没意思了，有时间我还要下棋呢。那时候我在司令部，我住在西单的一个公安部招待所，叫长安饭店，只要到礼拜六礼拜天就跑到文化宫去下棋、到北海棋艺室去下棋，因为司令部里面没人下棋啊。葛康同在清河呢，也是部队里面。有时候回清河跟他们玩玩，有时候觉得太远了我就在市里面棋艺室随便下。这样呢，见识就比较广了。再回去跟他们下，他们大部分就不是我的对手了，只有葛康同一个人还是对手，不但是对手，他还管着我。因为他学得比我早，而且他脑子比我好，我老下不过他。可是他后来因为出身不好，就被下放到青海公安总队去了，临走头一天，我到清河去送他，我们下了整整一天棋。那时候下棋下得很臭，但是下得很慢，从早到晚也就下了三盘棋。我拿黑全部把他赢了。因为我见识比他多了。他就觉得危险了，三盘棋黑棋都赢了。旁边有个棋迷也是整整看了一天。那时虽然不能说超过他，起码是赶上他了。
1976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每天跑到天安门去，掉眼泪，看那些诗词，很动感情。但不久就打成反革命事件了，这个弯子绝对绕不过来，我说怎么算反革命事件呢？大家怀念周总理，怎么就成反革命了。这时候我已经当了副处长了嘛，要培养干部，就上党校学习三个月。党校一个人一屋，学费尔巴哈，谁看得懂，大家都说这个费劲巴拉，所以基本是自学，这太好了。我一个人一屋，把书立着，搁了支笔，下面像是在记笔记一样，就整天在那写电影剧本。三个月完了以后正好把它写成。我就拿到创作联络部去，请业余作者，还有赵启扬他们这些头头看，大家反应都不错。我们创作联络部后来出了不少人才，比我厉害的，像刘心武、张洁、李陀，这些后来都搞专业了。我的剧本一个是写得也还可以，另外关于事件本身，大家觉得这确实应该写，然后就拿到北影去，正好北影跟创作联络部有联系。剧本名字叫《永恒的纪念》。北影专门有编辑，这个编辑就是葛优的妈，叫施文心，她就负责联络。她把剧本拿到北影去，北影那边一看，说真不错。那时候是舆论上要平反，但是又不敢拍，就先放着。后来《中国青年报》要发表也不敢发表。就在这个时候，上海胡乔木的《于无声处》上演了，一下就轰动全国了。《中国青年报》赶紧把《永恒的纪念》压缩版连续登了三大版，一天一版。北影马上成立了摄制组，武兆堤是导演，就把我借到北影去改剧本了。这个时候，中宣部下了一个红头文件，说这事情不宜宣传过多。北影马上就下马了，摄制组解散。但是我还在那，整天住在北影招待所里面。因为在机关每天八点上班，我住招待所里面每天八点钟就坐在那看看书什么的。有的导演、演员，知道我会下棋，就来找我下下棋，我心想上班时间还能下棋啊，他们说：“没事没事，下吧。”这样我才知道，北影是这么一个松散的单位啊，这太好了，正好符合我的本性啊。
二、著名电影的编剧 何：那后来是怎么写上围棋的呢？ 李：有一次，下棋的时候，一个导演过来：“洪洲你现在写什么呢？”其实我什么都没写，因为《永恒的纪念》还在那挂着，能拍不能拍还不一定，我也没心思写别的，也没想写别的，我并没有想把电影当做自己事业来做的。我就说：“写棋呢。”我下棋随便说了一句，应付他。旁边一个老先生，是我们文学部的主任，叫申述，这老先生也会下棋。他马上说：“这围棋可有得写啊。”然后说了两句，就又下起来了，过去了。没想到这申述就把这题材给申报了，说洪洲要写围棋剧本，就列入了北影的创作计划了。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写吧。
这围棋，很抽象的东西，怎么写成电影啊？我觉得我一个人写也够呛，我就找了葛康同。他之前在青海嘛，后来复员了，就回到北京了，也是当工人，他在玻璃厂，就是搬运工。那时候我们俩都是当工人，那时候《人民日报》还找我写样板戏，我也拉着他，我俩一块写，这样就可以请假，一边写一边下棋，挺好的嘛。他后来做了玻璃厂的宣传科长，这个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很重要，他这个书记就很看重他，因为他很有才，就力排众议，把他发展成党员了。他本来在清河已经是预备党员了，文化大革命来了，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受不了批判侮辱，就自杀了。他不仅被下放青海，预备党员也被抹了。这个党委书记就不管这些，把他发展成党员，当宣传科长。
然后我就约他写剧本，我说：“小个儿（他个子比较小，但岁数比我大20天），北影说写个围棋剧本，咱俩一块写吧。”他也说这围棋怎么写成剧本啊，他也是这种感觉。这围棋怎么能形成故事呢？那时候我们俩很发愁。那时我住在月坛，他住在日坛，那么老远怎么弄？我们就找了中间一个点，在什刹海岸边上，在那一块商量讨论，这样就免得跑远路嘛。后来弄了几个方案都被我们给否决了。他是科长嘛，他的几个干事也在那帮着编，就瞎编。后来就编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在那下棋，棋下到半截来特务了，把他们抓走了，棋最后没下完，题目就叫《一盘没下完的棋》。这是他们一个叫李晓红的科里干事说的。后来葛康同就跟我说：“这不像个名字，什么‘一盘没下完的棋’。”我说这名字不错啊。“一盘没下完的棋”，有悬念，有概括性，可以根据这个创作人物，往前走是起因，往后走就是延伸，这盘棋就是个轴啊。后来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
然后我就报去北影了，我说：“你给葛康同请个创作假，我们需要去采访。”这样北影就到他们厂里，给他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请完创作假就好办了，我们路费什么都有，我们到北京、上海采访，在上海采访了新四军的姚耐，因为要写到陈老总。在北京采访陈修和（陈老总的堂哥吧），通过陈修和又采访了张伯驹（民国四大公子之一），还采访了国民党一个会下围棋的叫黄什么的，当然还到国家队采访了老棋手。当时陈修和他们都很支持很鼓励，说这是大好事，但是也觉得这不好写，就是一方面鼓励着，一方面也没觉着能写成。后来我们左编右编，大概就有个故事梗概了，这故事梗概基本就像现在这样了。
我们用了三个月写出初稿，就交上去了。领导还真觉得不错，虽然免不了业余味儿，但是是个好基础。我们还到国家队去给他们读剧本，整个从头到尾读，让他们提意见，他们印象很深，都还记得这事。这个剧本交上去以后，很快就在北影的《电影创作》杂志上发表了，申述专门写了一篇推荐文章，题目叫做《棋中自有高风亮节》。李陀那时候跟我关系也挺好的，他也觉得这剧本有基础，就推荐给夏衍了，夏衍当时正在住院，那时候夏衍眼睛不好了，就让给读一读。后来我就找了一个业余的演员，给读了录了音。我和葛康同到医院去，给夏衍放这个录音。录音放到一半，说休息一会儿吧，夏衍先生太累，那瘦的啊，我看只有70斤。他在那闭着眼睛想，我们当然也不敢说话。突然间，他睁眼说：“这部剧本，可以中日合拍。”当时我们俩真的是受宠若惊啊，当时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协会的会长，在电影界是祖师爷啊。这是快改革开放了，1979年吧。当时我给冯牧也看了，冯牧也觉得不错。正好赵丹要到日本去，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就让赵丹带上那剧本跟日本人谈合拍的事。那边有一个东光德间株式会社，是一个民间的文化公司，也搞电影也搞出版。两方击掌为盟，合拍。日本就派过来导演、编剧，谈怎么修改剧本的问题。当时汪洋还来征求我意见，说：“日本人来了编剧，你们同意吗？”我说我们同意。我们对日本生活一点不了解，我们根据采访、材料写点日本生活，糊弄中国人还行，糊弄日本人根本不行。
一开始导演叫中村登，就拍《白衣少女》的，那个也是很有名的。他对剧本整个的格调很欣赏。有个女编剧叫大野靖子，在日本也是比较有名的编剧。她也改了一稿拿过来，但是我们觉得不行，反过来她又不了解中国情况了。她写到东北一段，女老板还叼着大烟袋什么的，她都是根据概念来的。所以就翻来覆去地谈啊改啊。这时候，导演得癌了。在这之前，还有一段，赵丹看了剧本也很激动，我和葛康同到北京的宾馆去看他，说这剧本是宝。后来赵丹说前半部非常好，可以拍了。但是后半部是写解放以后的了，就没戏了。现在想起来确实没戏。当时那种观念就是振兴围棋，总之要把它写全了，先写国运衰后写国运昌。但是怎么改啊，没招。他还很有信心，跟咱们商量，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癌症，我们后来到上海去看他，他躺病床上，快不行了。但是他还说：“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往前提，提到清朝？那况易山棋王一甩辫子……”怎么表演他都想上了，我说这恐怕不行。过了不久他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就改成孙道临了。这时候日本那导演也去世了，就派了另外一个导演，就是佐藤纯弥，他的作品就是刺激性很强的，跟中村登风格完全不一样。
这时候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来了他就说：“这个剧本基础很好，但是太长了。从军阀写到解放以后，太长了。就写战争一段。”当时我们有点傻，因为毕竟费那么大心血写这个东西，来这么个人一砍。汪洋都含糊了。这导演很有个性，你要不同意，我也要坚持我的意见。汪洋说这得上报文化部，那导演说：“你上报文化部也好，你到中南海我也要去中南海讲这个道理。” 佐藤纯弥是坚决反对军国主义的，他说就写这段，前面军阀什么的可以有，但是集中要写抗日战争这一段，这才能够表现中日之间的关系。这种态度很值得赞赏啊，后来汪洋又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当时还有点含糊，但是他这种态度很可贵啊，而且何况赵丹也说后半部不好弄嘛。这样，最后也就定下来了。这个轮廓仍然是原来的，但是后半部没有了，陈老总被去掉了。原来我们还给陈老总写了一段，就像踏雪寻梅一样，况易山失落以后出家当和尚了，新四军住在那个庙，听见有围棋声，进去一看，两个小和尚在下棋，这个情景我们觉得非常好，但是后来都割爱舍掉了。
后来在讨论剧本的时候提到，集中就写两个日本棋手、中国棋手都老见不着面，也不行啊。那况易山去找他的儿子，这样不就能见面了嘛。后来就顺着这个编，就编成了后来这个样子，但总体的这个构想不是我们的，是佐藤纯弥的。所以不但是电影的结构上，拦腰一看，整个的风格上，那种小桥流水的都没有了，都是佐藤纯弥的风格。我跟他合作下来，受益匪浅。当然，原来的剧本也集中在“国运昌，棋运昌”，但是那个太泛了。反军国主义这个主题多鲜明啊。这个剧本经过三年修改吧，最后定型了，就合拍成了。
这时正好赶上日本修改教科书，这完全是命运了。那你修改教科书，这不正是这个电影宣传的机会嘛，所以就大张旗鼓地，在《人民日报》大力宣传，而且组织学校、机关看，全民看。如果不是日本修改教科书，还没有这么多人看这部电影。所以，对它的宣传力度简直超过了任何电影。编剧就是我、葛康同，日本还有三个，大野靖子那女的后来退出了，因为她不喜欢这个风格，但是最后署名上还有她。又找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他把剧本改得完全变味了，我说这个根本不行，佐藤纯弥也看不上。最后又找了一个，是佐藤纯弥最信任的编剧。最后基本按他的这个结构拍的。日本生活的部分基本是他们写的，包括原来我们的那个日本棋手，也是一个棋呆子性格，这样就跟况易山顺撇了，后来人家改的日本棋手很豪放，喝酒就跟藤泽秀行一样，这都是日本编剧的贡献。最后这五个编剧都署名了。所以很多人说李洪洲是著名电影编剧，我说我是著名电影的编剧，电影是著名的。我是始作俑者，但毕竟是大家一块弄的。
后来确实我是那种吊儿郎当的，在北影那时候我一不迎合政治，二不迎合市场，这作家就不好当，所以我就玩围棋，何况我对围棋的热爱胜于电影，电影我是半路出家的，阴错阳差的，并不是我有了多么深厚的底子才当了作家，我就说我不是著名电影编剧，电影之所以那么著名是那么多人共同努力，特别是日本那导演，我很敬重这导演，他是主心骨。我有点功劳，我是始作俑者，但是真正的功劳是佐藤纯弥的。
何：退休是在什么时候退的？ 李：1994年退的。
何：你当时做的首都文艺界围棋联谊会的事是什么时候？ 李：那都是在北影时候啊，八十年代，还在职的时候。北影就是好，一年我给一剧本，能发表了，就算完成任务了，我就不写了。因为我知道我写的东西即使好也没人拍啊，何况有的还不好。所以我就玩棋。
何：你那个剧本写出来的话，首先是北影自己选择能不能拍，如果北影不要的话，在其他电影厂如果看上的话可不可以拍？ 李：也可以，但是我也没给别人。我没那么大敬业心，你不拍就拉倒，我就是这样。反正我完成任务了，我立住了。我过去觉得北影那个地方像云端人物一样，我来不来都含糊，我来也是为了摆脱机械局那个处长。我到这一看，那些有的从北影建立就当编剧的人，这辈子就没拍过一部电影，我总算还有《一盘没下完的棋》啊，我每年还发一部。而且我的剧本有几部好的，刚刚说的那几部，懂电影的人都是看好的，所以北影专家们是对我认账的。我算是一个合格的编剧，就行了。因为我爱棋，电影我也不想搞。我就腾出大部分时间弄围棋。实际上我从1980年到1994年在北影，这十几年用在围棋上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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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30 00:4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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