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最典型的中国革命战争

老八路

一. 决战和决战不一样

大多数近代史书籍会把三大战役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对于战略决战的胜利原因，往往笼统谈三大战役的共性：说到我军，就是党中央正确指挥，土改带来的动员力量；说到国民党是内部矛盾，依赖美国。很少有人分析三大战役各自的战略条件区别。实际上，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在地理上相对隔绝，战役指挥区别巨大，很难用同一套经济-社会模型来概括。现在大多数文章只会谈谈战区司令的指挥风格，掉在英雄主义史观的泥坑里出不来，本文首先要踩在类似文字的头顶上立论。

无论从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结构来看，东北解放区作为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区，并不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社会。在产业结构方面，东北是当时中国大陆唯一工矿产值超过农业的地区（上海不能单独称地区），国共双方各自占据几个大城市，作为控制区的核心。整个战争过程中，大多数战役都是围绕几条骨干铁路上的城市进行。

东北野战军指挥专列：解放304号车头

在社会结构方面，东北整体开发较晚，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十余年的控制与压迫，东北——尤其是后来共产党稳定控制的北满地区——形成了以一小撮拥有几千上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富佃农和大量无地佃农/雇农并存的状态，史上从未有人针对这一矛盾进行动员。所以林彪的土改动员非常有力，既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提升了动员效率。在一个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的地区（很多人口还在国民党管理下）动员出百万大军和相应的粮食。这支军队与大城市所提供的武器，工业品相结合，由关内派出的精华干部管理，迅速成长为前所未有的革命军，以完全的主动权控制了决战节奏。

东北野战军的胶轮大车

东北的国民党政权也和关内不同。抗战前国民党从未进入过东北，和东北地主集团的结合很弱，也也没有因为抗战胜利所形成的“正统性”。之所以前期拥有主动权，全靠美国援助和苏联的配合。但美援部队回国后迅速军阀化，在东北抢地盘、瓜分财富、盘剥士兵，战斗力迅速下降，所以一旦形成对峙，就只能躲在几个大城市里固守，静待林彪发起决战。简而言之，东北的决战，是地广人稀条件下的土改压倒了失去美援的远征军。

然而，中国关内农业地区的特色是地狭人稠，关内国民党政权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国民党政权有比较牢固的地方士绅基础。在人口稠密区发起革命动员，去打倒地主士绅支持的军阀力量，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色调。三大战役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无疑要数淮海战役。

从地理空间看，淮海战役发生在中原大地；从经济基础看，对抗双方是山东老革命根据地和江南国民党核心统治区；从战争模式看，在数年战略内线作战后，以“老八路”为主体的革命军主动出击，围攻最强大的国民党军事集团。理解了淮海战役，就能理解中国大多数土地上的革命战争。反过来说，要理解淮海战役，也要在时间与空间上超越战役本身，从更加广泛的角度去观察。

二. 将土改进行到底

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后勤依托晋冀鲁豫，山东和苏北三大解放区。其中苏北大多数地区已经被国民党主力军“筛”过，是半游击区；晋冀鲁豫能够到淮海战役的地方要么刚刚解放（豫皖苏），要么冀南那样已经历过好几轮动员，还要供给华北军区部队，很难抽调大量人力物力来支援华东战场。最后，整场战役的后勤被指定给华东局负责，实际上就是依托山东的人力物力来打这一仗。

山东是关内人口最多，建制最完整，而且控制时间相当长的解放区。1945年日本投降时，山东一百二十几个县，四千万人中有已有接近90%被解放。哪怕在1947年，胶东战役最危急的时期，国民党号称收复八十个县城，依然有解放区政权依然控制2000万人口。正如本公号在《辽沈1》中所说：“给共产党一个完整的省就足以争夺天下”。在“逐鹿中原”的天下之争中，共产党真正的后方就是大半个山东。

但山东根据地情况又与东北有很大不同：

首先，中共长期没有拿到山东最大的两个工业城市：济南与青岛，从解放济南到发起淮海战役只有30多天。所以山东解放区基本上是传统农业区。根据1948年7月统计（不含济南与青岛），整个山东解放区只有不到5万工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淄博枣庄两地矿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空白。

即便是农村，山东和东北也有很大不同。东北地广人稀，未经历过土改，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稍微发动一下，就能同时提高经济效率和动员水平，山东却正好相反。早在韩复榘统治时代，为了推行所谓乡村建设计划，山东就对本省大地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1937年，山东省地主以5%的人口占有20%的土地，八年抗战期间，战乱和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不断打压地主，地主土地占有面积已经降低到10%左右。大地主受损尤其严重，比如康生出身的诸城张氏三个堂号占有土地面积从7000亩下降到不足千亩，户均土地不到60亩。同时，中农占地大幅上升，比例上超过60%，1946年年初中共山东省委宣称，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中农为主的农业社会”。

这个“中农社会”还面临普遍贫困化的问题：人均土地面积不到三亩，平均每户一年粮食产量不到800斤，养五个人都很勉强。而此时的动员力度已经相当不低。截止1946年4月，山东根据地已经动员了四十余万人参军参政，其中山东省(不含晋冀鲁豫解放区）军队与脱产干部共计二十三万人，支援东北解放区十万人，明显超过了普通农业社会的1%动员率上限。所以在全面内战爆发时，山东解放区虽然看上去人口众多，面积亦大，但在现有的政策下可供进一步动员的剩余资源很少。

时任山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王耀武

解放战争前两年时间，山东解放区一直是国民党进攻的重点目标，1946年七八月间王耀武率领20万大军打通胶济路，将山东解放区沿东西方向切开。之后国民党军50万人南北对进，准备以沂蒙山为目标，再次切一刀。虽然74师因此倒在孟良崮，但解放区的确大幅收缩。最后范汉杰进攻胶东，几乎在海边聚歼渤海区解放军。几次围剿过后，过半的解放区沦为不稳固区域。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共为了保证二十余万野战军与十余万地方军队供问题，不得不将在抗战中已经开始的“土改”进行到底，

山东土改在大方向上与全国同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6年五四指示后，从46年下半年到47年年初，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通过清算，调解等相对温和的手段土改，将地主的出租地转移给无地与少地的贫雇农。第二阶段从1947年三月到1948年年初，以《中国土地法大纲》要求“全面平分土地”为目标，以发动贫农，组建农会“斗地主”为手段进行“土改核查”，到1948年3月结束。

山东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经济普遍“均贫”，而且已经经历过动员的地区，土改侧重点自然与东北有所不同

在土改第一阶段，黎玉等“老山东”干部按照五四指示进行土改。当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中共尚未认清“你死我活”的态势。为了争取“绝大数农民”的支持，只是以政府发动的清算运动来“调整”土地。结果虽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一方面被分田的地主只是“中立”，绝不会积极支持解放区政权；而获得田的贫雇农也因为主动参与度低，并不明显支持解放区基层政府。很多贫雇农甚至将获得土地视为地主“赠与”，认为自己从交地租的地主雇农，变成交公粮的政府雇农。加上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几乎全部中农与大部分富农并没有被卷入该阶段土改，自然也无从动员。

所以，这一轮土改的意义主要是让贫雇农获取土地，解放这些家庭的低效劳动力，动员17万人参军。但这个动员力度无法适应国民党大规模进攻。1947年春，国民党调集60个旅约四十五万人对山东解放进行大规模进攻，鲁中南区全部沦为战场，胶东稳定区的动员也难以为继。粮食征不上来，货币大规模贬值，前方民工逃亡严重，后方民工家属因为缺乏劳动力吃不饱饭，社会接近崩溃。

中共颁布土地法大纲前，山东已经开始平分土地了

面对危急情况，主管全国土改工作的刘少奇发出指示，要求山东解放区以群众路线作为土改的唯一工作方法：“贫农说了算，一切归农会”，要求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不但地主与富农土地和农村财产要全部平分，中农土地也要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到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土改复查为名的山东第二阶段土改进入高潮。

“如果党的规定与绝大多数农民要求不符合时，应修改党的规定”。在这一指令下，党成了农民自发性的追随者。当时康生在山东主持土改，用反对黎玉“富农路线”的名义进行同步整党，以土改工作组替代党政机关，把几乎所有山东农民都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1948年4月山东宣布老解放区土改基本完成，90%的农民土地经历过重新分配。

诉苦大会

可想而知，如此激烈的土改过程中必然充满了左倾激进行为——大量地主富农被打被抓被杀，许多中农被定为地主富农，土地被剥夺；贫农分到土地但担心再被分走，当年很多土地未进行秋耕，造成第二年春荒等等。但在激烈的土改中，农民广泛自我动员，坚决支持新成立的农会，重建了农村基层政权。通过申冤会，批斗会，人民法庭建起来了稳定的威信与广泛动员力。接下来，面对各种原因造成的荒灾，在“不饿死一个人，不荒废一亩地”的口号下，山东政权积极开荒，修道，运粮，证明自己是超越历史最高水平的新型政权，为即将来到的决战动员做了准备。

依靠这套在1年多时间里重塑过的农村动员体制，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前，山东省又动员出接近三十万人参军。此时山东前后提供了90万人参加解放军，算上二十万脱产民工，动员率超过3%，已经接近农业社会的理论极限，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三倍以上。

华东地区的二线民工们

前所未有的人力被分配到完善的三级（随军，二线，临时）民工动员体系（对该体系介绍与对淮海战役的巨大作用笔者会在后面详述）。这套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脱产随军常备民工比例极小，仅占民工总数4%。这当然是为了避免破坏脆弱的山东农业经济。但不脱产意味着很难精确控制，要靠在乡农民接力，将五亿斤粮食与无数军需物资准时无误的运往前线，这必须依赖史无前例的地方政府。几场中型战役（和三大战役相比）检验了这套体系的有效性。所以，早在在济南战役尚在进行，粟裕刚开始考虑下一步战役考虑时，华东军区就可以自豪的宣称“为更大的战役做好了准备”。

三. 不怕折腾的蒋介石

共产党全力进行为最终决战做准备，整个1948年，国民党及南京政府又在干嘛呢？——他们正在毁灭自己最后一点动员力量。在当时，国民党当局主要能够依靠的社会力量分为两部分：

最重要的基础是国统区各省地主官僚，在反共与维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共同目标下，他们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构成了“维稳”的基本力量。

其次是东部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中的职员，商人，资本家等城市群体，他们虽然说不上拥护蒋介石政府，但由于抗战所造成的“民族正统性”，以及美国人看上去强大的支持，他们暂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体系的经济支柱与各种政策的实际执行者。

1947年年底到1948年11月这短短一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做了两件“大事”，一件让自己失去了对封建地主官僚集团的控制，另外一件则让城市群体与之完全决裂。

第一件是某些民国遗老（少）至今津津乐道的“民主盛举”：民国三十七年度“行宪国代”与“第一届立法院立法委员选举”。对于这两次几乎同时举行的选举，过去的批判往往泛泛而谈，说选举过程混乱，贿选，指选层出不穷，让人民看清了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但从解放战争的视角来看，道德批判毕竟是次要因素，真正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因此暴露了全部内部矛盾。派系，地方，阶层之间全然顾不得迅速发展的解放军，一心争夺小团体利益。1948年年底，淮海战役前，国民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基本要服从于拥有“法统正义”的国大代表与立委，别说全力剿共，不内战已经不错了。

蒋介石在南京参与国大代表投票

从蒋介石的初衷看，行宪国代无非是“请”3000个县长级（国大代表基本每县一位）士绅将自己捧上“民选总统”宝座。毕竟“民选总统”远比“国府主席”更“权威”，对内有更大的动员号召力，对外则更理直气壮地垄断美国援助。至于立委选举，则是拿出800个部长级职位（立委将自己薪俸定为和常务副部长相同）给闲散官僚分肥，免得他们扰乱动员。

蒋介石指定选举方略的1947年年中，正是国民党“形势一片大好”之时，2月占领临沂（山东解放区首府），3月占领延安，6月在四平击退林彪。虽然有莱芜和孟良崮这样损兵折将的惨败，但总的来说关内国军不断“收服失地”。1947年8月，国军总结一年战绩，宣称收复县城四百个，“六个月消灭关内共军主力”似乎成为可能，南京政府口袋里的自信都快多到装不下了。

所以，国民党并未设立中央控制的选举办理机构，而是以地方政府（国大是县，立委是省/专区）为主要办理方。这其实是蒋介石一贯以大小相制的手法，毕竟老蒋看来，所谓民主不过是走个收买程序，地方士绅能出粮出人，放手去做，削弱一下让国民党中央党棍（尤其是C.C系）也不错。国大选举因此“自由”地在各地自行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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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经不起折腾的国民党

可到了真正开始选举的1948年春，解放战争局势发生了逆转。1947年至1948年秋冬两季，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刘邓跃进大别山，陈谢进入豫南，陈粟进入豫皖苏，形成所谓南线三军，将战争全面引入国统区。而东北经过秋冬两次攻势，已经将国民党军队完全压回几个大城市，华北与西北也发起内线反攻，攻克县城五百余座，开封，石家庄，吉林等中等城市相继失守，极大刺激了以这些中小城市为基地的国民党地方势力。

而蒋介石为了对付转入进攻的解放军，宣称将单纯的军事勘乱上升为“政治，经济，思想，军事总体发动”的“总体战”，除了加紧征兵征粮外，还要实行“军政一体化”，这让把持地方政权的土豪士绅更加不满。

所以“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开始选举时，这些心怀不满的地方势力意识到，这两场“选举”不仅可以在地方上排挤国民党党棍，到了中央还能再找老蒋讨价还价。所以在解放军南线部队相继转回内线，国统区局势相对缓和的1948年春，国统区各地区反而气氛紧张。先是地方势力陷于纠纷与消耗，然后在首都大会上制造了国民党中央大分裂。

在前半场的选举过程中，凡是地方政治被省城操控的省份——无论是国民党中央牢固控制的江浙，还是地方军阀控制的广西，云南、山西——相对而言都还比较顺利，毕竟大多数土豪惹不起省级正规军。但也恰恰因为上述原因，这些省份派出的国大代表与立委会团结起来提倡省籍利益，所以在后半场掀起了很大波澜，下文有详述。

上海某个国民大会选举投票站

而那些在一些表面上被某方控制，但并没真正控制到基层——比如几个从抗战到解放战争都地处“前线”的省份如河南，湖北，陕西，安徽，再加上大到无法统一的四川，地方势力之间及省区县之间爆发了激烈冲突。

这些省的地方势力已经在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驱动下经历了部分动员，组建了（省，市，县）临时参议会之类“民意机关”，控制了各县联防队，保安团。而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集中精力去争夺东部日占区，在这些省力量大大削弱。1948年搞国大选举，地方势力自然要群起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比如安徽某县，当时在陈粟大军威胁下依然进行选举。当时安徽省政府被桂系控制，该县所在专区由C.C系把持，县长则由地方土豪推举。选举时有三人出面竞争：

该县联保主任（本县大地主，青帮头目，代表本地势力）

籍贯在该县而长期在外带兵的旅长（陈调元旧部，北伐后加入桂系，代表省方）

长期在江苏做地方官的老官僚（桐城派后人，与安徽CC大佬方治合作，代表党方）

选举正式开锣后，县长作为本地势力代表，暗中让乡镇长控制基本群众支持联保主任。省政府直接发文要求该县“确保”旅长当选。最后江苏老官僚则包下该县唯一旅馆，挂出“竞选总部”牌号，天天请县中乡绅吃喝。投票前，貌似三方势均力敌，于是联保主任开始动员：一方面让联保队员下乡威胁保甲长，另一方面让动员青帮徒子徒孙，在县城挨家挨户骚扰商铺，要起签订“投票保证书”，最终结果自然是联保主任“顺利当选”。省方对此极其不满，直接宣布“选举无效”，但国民党中央考虑再三，为了避免桂系出头，直接发出了“当选证明”

国大代表选票

桂系因此意识到，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握安徽基层。所以选立委时，桂系为了保证自己人能顺利选上，打着“保证选举顺利进行”的旗号，直接将一部分前线“防共”军队抽调回来，每县派一连“监选”。为了国大与立委选举，该县共耗费三亿法币，约合该县年度支出一半。选举期间，所有应征人员都以“保卫本地选举”为名，留在本地。选举结束后，应征人员三百人中最终只有不到100人前往兵站，剩下200人都编入联防队。整个行政专区，为两次选举共计支付法币二十亿，全部县份兵役缓征3个月。考虑到桂系和中央系军队的倾轧，可以说这几个月国民党从该县得到的战争资源为0。

国大与立委选举让国民党基层陷入混乱， 1948年春天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与立法院会议，则让国民党中央陷入了混乱与分裂。

被戏称为蒋总统和他的李副官就职照

国民大会的最高潮当然是桂系李宗仁与蒋介石推荐的孙科争夺副总统，这在本公号《桂系》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此从略。其次，绝食，抬棺，尸谏三部曲自然不会让美国人有多大好感，对外宣传作用完全为负。最后，当时所有高级军官为了稳住自己的军阀体系根基，都强行成为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开会33天，花费千亿法币，此期间前线近乎停摆。当时在外线作战的解放军中原三军借机收兵，撤回内线休整，准备豫东战役卷土重来。

南京国民大会堂

如果说国民大会代表了地方势力向国民党中央表达不满，那么立法院则是国民党中央官僚集合起来向蒋介石个人独裁进攻。

国民党党务系统长期为二陈（陈立夫陈果夫）把持，随着国民党确立中央名分，该系慢慢走出了会党帮派形态，逐步形成有意识形态驱动的官僚群体。1945年国民党六大，二陈系统控制了超过60%的中央委员。这貌似是国民党政权的进步，但却不符合蒋介石一人独裁的想法。相对来说，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反而更喜欢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职业官僚集团：政学系。此外蒋介石让长期处于二陈党务系统对立面的三青团并入国民党。在党团合并之后的1947年9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以“圈选”方式指定56名中常委，CC系仅十二三人，所以很多中央委员声称“总裁反党”。

由于立法院中允许立委自组小团体，国民党中过去若影若现的派系矛盾迅速浮出水面，在立法院中形成了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俱乐部”“座谈会”。其中以CC组建的“革新俱乐部“为最大，有接近40%的立法委员参加。所以，立法院的内部斗争和意识形态无关，纯以派系利益为导向。这倒也符合蒋介石对立法院的预期。

1948年立法院开会，中立者为院长孙科与副院长陈立夫

但是，派系斗争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派系稍微发展一点，就必然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发生冲突。立法院开幕后第一件事是”通过”行政院院长，副院长名单。由于蒋介石完全失去了对立法院党团的控制，不得不先以”假投票”的方式进行摸底。结果以CC为首的革新俱乐部和以三青团，黄埔生为首的”新政俱乐部”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准备任命为行政院院长的政学系头目张群。最后蒋介石被迫让资历与能力都比较弱的翁文灏上台，依然三天两头被立法院质询，”骚扰阁揆“，蒋介石还得求陈果夫“注意约束同志”，甚至找来王宠惠，咨询是否可以解散立法院。这些无谓的争斗，导致国民党中央也没法集中精力剿共，反而是傅作义等地方军阀逐渐掌握了相当大的军事权力。

五. 金圆券来得正好

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地方与中央两个层次的”闹剧”，国民党政府对国统区的控制力与动员力急剧下降。到1947年9月，国防部进行“戡乱总体战检讨”时承认，自1947年2月至8月的半年间，两征（征兵征粮）仅完成年度计划30%，其中征兵仅完成年度120万计划的25%。这入伍的30万新兵，又有一半被地方势力要求”留省”，真正能补充前线的不到15万人。这聊胜于无的“两征”却花费了超过三万亿法币，已经超过本年度全部军费预算。可以说，此时国统区3亿人口，在人力上给前线的贡献，不如任何一个省级解放区。

最早发行的1元金圆券

1948年下半年，面对日益瘫痪的地方政府，与不可避免的经济破产，蒋介石再次以”专断”的方式进行“经济改革”，这便有了第二件“大事”：金圆券。金圆券收集了中间阶层最后的一点硬通货，同时并未阻止通胀继续爆发和经济秩序的解体。这些事实各方面都有论证，本文不再详述。但从直接的军事效果说，马前卒工作室还需要指出两个常被忽略的影响：

首先，金圆券改法币后，在金圆券尚未崩溃的48年9月10月两个，正是淮海战役前最紧张的时期，在南京领了金圆券的物资车辆全部要先去执行限价政策的上海采购，将金圆券抛出换成物资，再送往徐州剿总，运输成本与运输时间都比此前大幅增加。

金圆券崩溃后，靠吃空饷过日子的国民党军官因为缺乏快速变现手段，也遭受巨大损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尤其是抢占实物。各种淮海战史都提到，徐州剿总司令刘峙把军队调动计划提前通知自己的代理商，要求部属带着商业物资撤退。这里的重要背景就是翁文灏内阁辞职，金圆券信心趋于崩盘。黄伯韬兵团因此耽搁了一天时间，未能在粟裕合围之前靠拢徐州。

总之，淮海战役前，关内解放区尤其是山东解放区完成了新一轮土改，有能力在农闲时期发动500万民工，支持50万人做前所未有的大行动。而国民党却政出多门，内斗激烈，所有政策都在基层大幅变形。本来国民党占领区人口更多，经济更发达，现在供应给前线的物资、人力都明显少于解放军，即便是最强的徐州集团也已外强中干，丧失了连续作战的能力。一旦解放军也发现这一点，只针对黄伯韬兵团的“小淮海”势必会变为全歼华东敌军的“大淮海”。中原决胜的偶然性，可以说深深埋藏于此前数年的动员能力消长之中。

老八路

前一篇《淮海战役——最典型的中国革命战争》从政治上叙述了国共双方如何走向最终决战，本篇开始进入军事层面。

1、从江北到淮海

后勤方面，淮海战役由华东、华北、华中三大战略区提供支持，以华东军区为主。在参战兵力方面，也是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而以华东野战军（下简华野）为多。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其他野战军相比，华野是一支出身相对”复杂“的军队，主力是来自江浙的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

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个所谓“和平民主新时期”的阶段，少数解放区领导人因此大幅裁减野战军，但主管新四军的陈毅与粟裕是三年南方游击战的幸存者，对蒋介石的和平诚意连标点符号都不相信。而且，在国共初期谈判中，已经确定苏中解放区要放弃给蒋介石，所以陈毅粟裕加紧整顿部队，将游击习气比较重的新四军“主力化”“、”野战军化”。以粟裕从江南天目山带回来陶勇、王必成两个纵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部队主力，组建了二十几个团，三万余人的“华中野战军”。这支部队组建于相对富裕的苏中地区，干部有中学学历的很多，士兵也基本完成扫盲。所以这支部队虽然组建的比较仓促，但在战斗中成长很快，迅速具备了打大仗的能力。

1946年夏天，解放战争全面开打，基于“北攻南守”的战略，本来中央希望粟裕迅速北上，与陈毅率领的山东部队汇合，填补山东主力大规模进入东北留下的空缺。但粟裕提议“在条件较好的苏中内线打几仗”，于是在1946年7月至9月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这支“华中野战军”沿长江北岸的苏中地区机动，打了有名的“七战七捷”。该战役打击了国民党的锐气，更重要的是让新组建的解放军部队认识了国民党主力战斗力。

粟裕在苏中整编野战军时对老红军部下说：

“如果国民党真还像土地革命战争时那样（弱），何至于在天目山（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围剿）打的那么艰苦？真有三万人主力早打到南京了！”

但大多数干部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国民党（蒋系）是抗日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事实，对100多个美械师旅的战法更是全无头绪。苏中这七场形态各异的小规模战斗，奠定了后来华东野战军作战的一些基本原则，带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侦查”性质。

在1946年年底，苏中战役结束后，以74整编师为代表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最富庶的解放区。粟裕带兵北上，与陈毅所率山东野战军在淮北鲁南地区汇合，组建起拥有9个主力纵队，27万人的华东野战军。从1946年到1948年解放战争中，这支核心部队都被国民党视为中共“唯一主力”，又压在国民党的江浙根据地头上，受到了蒋介石最认真的“照顾”。所以，和其他战区首先催动杂牌上前送死不同，从“全面进攻”，到“重点进攻”，再到“分区防御”，华东野战军对面的敌人都是蒋介石嫡系“基本部队”，有较平均的训练、补给水平。

比如说，国民党东北虽然有新一军、新六军等少数精锐单位，但在辽沈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北剿总还是少数嫡系部队裹挟大量军阀部队（如滇军与前东北军余部）和杂牌武装（如收编伪军组建的十个暂编师）出战，即便到了决战阶段，长春、锦州两个次级要点都有近一半的杂牌部队。

而在华东，国民党出动五六十个整编旅/师，其中黄埔嫡系部队长期占60%以上。剩下的部队虽然有地方军阀背景，但大多数部队的中低级军官已经换成了中央军校生，不可能再违逆蒋介石的指挥，属“中央旁系”，如吴绍周，黄伯韬部队。只有冯治安，刘汝明等北方军阀的残余算是真正的杂牌，但在高树勋起义后，这些部队不是用于防守，就是进攻时掩护侧翼。在淮海战役前，华东国民党军以徐州为基地，不断出击，华东野战军基本是与“清一色”的国军主力对抗。

1946年年底，陈毅粟裕合兵组成华东野战军后，根据苏中战役所得经验，利用山东解放区的后勤优势，面对全面压上的国民党军不断防守反击，在内线消灭国民党军队。1946年年底到1947年6月的半年时间，打了5次非常成功的歼灭战：分别是：

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消灭整编69师

1947年1月鲁南战役消灭整编26，整编51两个师

1947年2月 莱芜战役消灭整编46师，73军

1947年4月，泰安战役，消灭整编72师（川军）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整编74师

代价是半个山东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

到1947年年中，虽然国民党主要进攻的鲁中南解放区面积减少60%，但已被成建制歼灭25个旅约二十二万人，占其华东总兵力的三分之一。而且在被占领的解放区，国民党短时间内不可能在进行过土改动员的地方恢复封建土地制，也就无从建立地方政府，更不可能补充粮食和人力，只是依靠纯粹的军事占领来显示存在——起码压缩一下解放军的根据地优势。

然而，作为一支必须抱团才有战斗力的封建军队，国民党军只能依托交通线与城市进行低效占领。数次歼灭战后，国民党在山东地区剩余的四十个旅，三十七、八万军队，有三十多个旅用于防御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今京沪高铁），济沂公路（今G5京沪高速公路）三条交通线。所以，解放战争爆发仅仅一年，貌似国民党军还处于攻势，但实际上在华东已经失去了大规模进攻能力。

2、国民党的军事弱点

在第一年的战斗中，国民党军还暴露出很多难以纠正的弱点。其中战术与武器上的弱点各部队区别很大，这里不详述。但在组织与后勤两个方面，各部队有很多共同问题，下面在战略和战役两个层级，分述四种表现形式：

后勤：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打着充实战斗部队的旗号整编军队，将过去比较庞大的军属后勤系统全部取消。军级单位转为整编师以后，虽然战斗部队确如解放军所说“不但没有缩编，人员反而更加充实”，但后勤规模却从过去大概三四千人，降到千人左右（与之对应，中共一个主力纵队按标准会配备3500名常备随军民工）。这和华东美械，半美械嫡系部队对后勤的需求极不匹配。

与此同时在美国人”顾问”下，国民党取消了过去更适合于半封建军阀需求，分头分级控制的兵站补给制，成为世界上继苏联红军后，第二个实行“联合勤务”制的军队，所有人员增补与辎重运输完全受设在徐州的补给司令部控制。从政治上说，这项制度牢牢拴住了军阀部队，大如刘汝明，小如米文和，在中原大地上顽强生存了三四十年的独立军阀都被纳入了国民党体系。

但在战场上，国民党后勤补给由于过度集中，完全依靠火车和汽车进行战略补给，进攻必然就只能依托交通线进行“东西对进”“南北夹击”，完全失去了战略突然性。此外，由于人员补给完全由中央调控，所有部队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多少人力补充，各部队要么是步步为营，深恐损失部队，要么是一波打残，长时间无从重建。

在战役层面，国民党整编师后勤人力不足，一次出击只能携带4-5天所需辎重物资——还往往不足额，维持三天行军就不错。熟悉军史的读者应该知道美军对在朝鲜的志愿军有“星期攻势”的说法，这说明解放军步兵可以自带物资保持7天持续进攻能力。加上解放军组织度高，行军速度本来就比国军快，单支部队在停下来等待补给前，机动能力几乎是国民党三倍。

具体而言，一场战役中，解放军纵队有超过三百里的机动能力，而国民党军机动百里左右就要停下来等待补给。就在国民党耗尽机动力的极限处，解放军可以从周围100公里的半径内抽调部队打歼灭战，同时不太担心国民党突围。鲁南战役，国民党军从枣庄出发，走了四天约120里被包围歼灭，莱芜和孟良崮两次歼灭战，国民党军被歼部队距出发点同样是100里上下。到了淮海战役，杜聿明集团最终覆灭的陈官庄离徐州依然只有百里之遥。

总的来说，在解放军眼中，改变了后勤体制的国民党军几乎是半静止状态。国民党军队也往往像老祖宗湘军一样，结大营打呆仗。莱芜战役南线战场，五六个整编师，近二十万人堆在一起，齐头并进，一天前进20里，企图借此“挤死“陈毅粟裕。华东野战军当时全军不到二十万机动兵力，火力不到国民党军三分之一，的确很难正面攻击这样一个大集团。但国民党却因为组织问题，暴露了更多的弱点，屡屡被粟裕利用。

作为国内最大的军阀，蒋介石出于吞并同行的目的，在美国人建议下，组建了世界上第二个国防部（第一个是纳粹德国），将抗战时各种高级军事编制如战区，军团，集团军统统取消。非常扁平化的将180万野战主力编成八十多个整编师/军。这样大批中等军阀要么屈尊去当整编师师长，要去不直接统属部队的绥靖区当司令，副司令，交出了很多权力。另一方面，当时大量只有师长资历的黄埔生，可以名正言顺领导最高级军事单位：整编师，替代那些被赶走的军阀。从政治角度，这波操作的确很聪明。

但是，由于整编，各战区级指挥官对下属整编师/军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徐州往往还有一个蒋介石空降的副总参谋长指手画脚，结果徐州的战略司令指挥不动徐州和济南两个绥靖区，而任何一个绥靖区也不能有效指挥两个以上的整编师。实际操作中，都是绥靖区副司令带着老部队去“协调”。但这个所谓副司令，也不过也是老资格整编师师长，面对亦是师长的“黄埔新进”往往指挥不灵。所以，只要国军动员两个以上的整编师齐头并进，进军过程中就一定会因为各种矛盾逐渐散开，最终分成两个大概距离几十里的集团，给解放军提供分割穿插的机会。

比如莱芜战役，国民党方面几乎把半个总参谋部都搬到徐州，依然只能勉强协调南线与西线两个方面。北线济南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带着三个军（整编师）先南下又后撤，走了两百里地，毫不意外地被拖成前后两个集团，靠南的两个军随李仙洲被华野围歼。这时南线大概六个整编师，因为前面提到的补给问题，走了一百多里到临沂，无法继续前进，只能坐视一百五十里外李仙洲被消灭。

同样，鲁南战役也是四个整编师一起推进，走了十天左右，四个整编师中唯一嫡系军队马励武凭借着快速纵队支持最为靠前，后面跟着一个战斗力极弱的杂牌部队51师，而一贯以善于防御著称的冯治安西北军两个师远远落在后面。华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靠前两个师和快速纵队一起消灭。

战役指挥方面，整编后形成了畸形的二二制：一个整编师两个整编旅，一个整编旅两个整编团。理论上说，这有利于严重缺乏持续作战能力的国民党军，保证了整编师在开战时能迅速将所有可用兵力投入一线。但大多数战斗并不是正面平推的简单战斗，往往会在无准备的行军中忽然卷入战斗。过去一个军掌握6-9个团情况下，行军时配置比较灵活，现在4个团，往往是单线前进，一个团突前做前卫，指挥部随后跟进。前卫进入包围圈，就会暴露指挥部。很多部队因此快速崩溃。

当然，旅-团-营都是编制而已，如果军官领导有力，临时拆散编制，以营为单位灵活运营亦无不可。但这又涉及40年代国民党军政体系的另一个致命缺陷——行伍出身的基层军官与军校出身的中高层官员之间存在严重割裂：国民党嫡系的潜规则是军校生起码有一个少校团副的前程，行伍则只能干到上尉连长。十几年的传统保持下来，军校生不会带兵，而行伍不会指挥。

1946年整编前，国民党嫡系一般是北伐老兵当连长，团长则是抗战爆发后才毕业的军校生。而国民党军的整编建制调整到旅为止，实际取消了原来的团级建制。于是国民党的营级干部特别薄弱，不是初出茅庐坐等升级的军校生，就是九死一生胆小惜命的兵油子。所以整编团必须猬集在一起移动才能保证基本的行军战斗。一个整编师4个团，再怎么排列组合，选项也就那么多，很容易让解放军找到应对模式，或是用连级部队牵制一整个团。

3、解放军的成长

1947年6月，经过1年的内线作战后，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各自消灭了二十余万敌人，国民党军实际进攻能力下降极大，不得不将有限的机动兵力重新集结，这被我军定性为“重点进攻”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常说的
“全面进攻”“重点进攻”，都是根据战场态势做出的事后总结，国民党并无类似安排，实际上也缺乏全国层面的战略谋划能力。

晋冀鲁豫解放区，除了少数堡垒城市已经完全解放区化，野战军南下无疑是必然选择。1947年6月底刘邓突破国民党黄河防线后，在鲁西南地区连续作战，于羊山集全歼陈诚土木系主力整编六十六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消灭国民党九个半旅六万人，降低了国民党在平汉路以东，陇海线以北区域的机动兵力密度，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但陕北与东北的局势比较危险：北满进攻四平不下，南满也被只剩长白山区不到十个县的狭隘区域。而陕北在延安失守后，彭德怀带着三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军和十倍于自己的胡宗南部兜圈子，毛泽东一度担心西野坚持不住退往山西（当时毛泽东催促刘邓南下的绝密电报中有“陕北甚为艰难”一句），让胡宗南主力西出潼关加入中原战场。

于是，毛泽东要求南线（黄河以南）解放军进行脱离根据地远外线出击。南线解放军主力部队几乎倾巢而出，开始脱离后方的战略反攻，刘邓带领晋冀鲁豫解放军（后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与谢富治率领太岳军区部队在黄河拐弯的风陵渡过黄河进军豫西伏牛山地区，陈毅粟裕则从东部越过津浦线，向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豫苏皖地区进军。希望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以减轻当时形式比较危险的东北与陕北压力。

从1947年7月到1948年年初——也就是解放战争第二年的上半年，后来参加淮海战役的中野、华野被分为在长江北岸大别山的刘邓集团；在潼关以东，在伏牛山外围活动的陈谢兵团；沿陇海路南线从东向西移动的陈唐兵团；在豫皖苏地区活动的华野主力陈粟兵团；以及留在胶东解放区内线，由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的华野西兵团。这些描述在大多数战史中都能看到，但很少见到图像化的描述，下图即为马前卒工作室特地制作：

在这半年里，这五个集团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相互之间互相支援，在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的广阔土地与国民党军来回周旋，虽然未能攻占大城市，但解放了大量县城，改造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将陇海路以南2-3百里的地区全部变成半解放区，为1948年淮海战役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已经不足的机动力量为追击解放军而南北奔波，完全无暇再搅扰老解放区，为土改运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

但在这半年中，解放军野战部队最重要的收获是充分理解了双方的优势、劣势：

1946年后，国共之间的战争已经完全上升到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抗战期间，国民党以抓壮丁和青年从军的形式实现了部分动员，加上美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方面的全面援助，相当一批受教育青年加入部队充当骨干，国民党军队已经从纯粹忠于军阀个人的封建军队变成略具现代反共意识形态的法西斯军队。所以，解放军不能再像红军时期那样，依靠纯粹的军事组织优势就能战胜国民党军队，反而会在根据地之外丧失很多优势，战斗力大幅下降。

这一点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时表现的尤其明显：在意识形态建设比较成功的桂系统治下，国民党确实可以对其支持者：地主与富农进行相当程度的动员。不但有顽强与残忍程度都超过国民党主力的小保队（地方武装），还能实现大范围的坚壁清野。而解放军为了实现”站稳脚跟”，也不得不针锋相对实行震慑性的”左倾”路线。最终，刘邓大军野战主力消耗过大，于1948年2月离开大别山，返回淮河以北，与陈谢兵团汇合开始休整。

而与大别山不同，在一直作为半解放区与浅近外线的鲁西南与豫苏皖解放区，无论是刘邓短期（不到一个月）停留，还是陈粟华东部队长期（4-5个月）迂回，都能享受到解放区做战的“氛围”加成。比如解放军战士行军不怕辛苦——累了随地休息都是安全的；进攻时不怕受伤——受伤有担架，还有后方医院可去。同样，俘虏也更容易转化为解放战士——既没有地方可逃，也能看到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天壤之别。

这意味着，在战术上一直处于攻势的解放军反而比防御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更依靠“后方”：前面提到解放军的机动性相对国民党军有三倍优势，这必须在解放区才能实现。外线作战，往往需要分散兵力收集补给。加上，随军民工很容易溃散，需要抽调战斗部队搞运输，而兵员几乎无法补充，战斗力下降很快。

在国民党向大中型城市收缩后，解放军的战斗越来越依靠火炮。此前在国民党军队中缴获了许多装备，火炮数量已经不算太少了，比如华野外线军团75毫米以上火炮超过两百门。但运输火炮和供应弹药很难，往往是要机动就有没持续攻坚能力，要攻坚就影响后续机动。在大别山部队最困难的阶段，为了给刘邓集团提供新兵与弹药补给，许多新兵不带武器，只携带弹药物资走出根据地，再由陈谢兵团抽调战斗部队护送几百里到达一线部队。所以，尽管解放军优势越来越大，却很少攻击中等以上城市，也基本不会考虑一次性攻击两个以上的国民党兵团（3-4个整编师）。

老八路

4、走向决战

1948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四个半年，中原解放军各部队经过四五个月外线作战，损耗不小，非常疲劳，先后从较远的外线向内线转移。而当时全国局势也与半年前开始外线作战时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毛泽东担心的陕北与东北已经明显改观。

西北野战军经过内线沙家店与清涧战役，把胡宗南逼退到陕西中部。加上胡宗南需要分兵对付在潼关外机动的陈谢兵团，1948年2月，人数6-7万的西北野战军已经在考虑如何突袭关中平原。东北野战军通过北满土改，兵力大幅增长，将国民党军压进几个孤立大城市。就连最弱的华北军区也收复了石家庄。

所以1948年3月，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率领中央纵队东渡黄河，前往位于晋察冀解放区腹地的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委会合。这意味着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最高决策机构必须合并考虑决战方案了。

到此为止，毛泽东对全国解放的战略预期依然是东北支援全国——优势最大的林彪集团完全消灭关外国民党军队，再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休整发展，带领东北野战军南下席卷全国。同时，其他几个解放区虽然打胜仗，但动员力已经接近极限，短期内很难大规模扩军情。再加上国民党宣称要在美国支援下建新军，1年之内在江南编练共计一百万人的新部队。暂时黄河以南的局势是双方相对平衡。

毛泽东决定，关内解决军继续按1947年7月《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文件发展，远近外线相结合，浪潮式前进，稳固1947年下半年获得的陇海线南部中原新解放区，再继续往往南推进，将淮河以北的国民党军完全挤进铁路沿线大城市。外线部队像此前突入大别山那样，到国民党大后方江南地区扰乱动员：“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

外线任务内定交给富有江南作战经验的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改编为东南野战军。该部队将分几个阶段，进行多次500公里以上跃进，最终进入闽赣浙边武夷山区域，恢复十五年前的中央苏区。然后，华东野战军将再派三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二军团下江南。争取吸引国民党中原（含华东）80个旅的一半回到长江以南，并彻底破坏国民党在江南的动员能力。

与此同时，国民党因为国大选举（上一篇的重点内容）处于麻痹状态。加上陈谢集团与陈唐兵团在陇海路与平汉路独立作战，攻克洛阳，让国民党中原部队忙于应付。中野与华野主力得到了一个长达三四个月的休整期，自内战以来前所未有，领导人终于有空思考全局战略。

1948年4月，在濮阳整训的粟裕以个人名义给中央打了一份超长电报（网上全文较多，这里不转）。把本文前面提到的外线作战弱点全面汇报给中央，建议将华野主力留在中原作战。中央在收到该电报后，让陈毅与粟裕火速去当时中央军委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面谈”。并最终同意粟裕暂不过江，留在中原。在此之后，粟裕从战役执行者，变成了制定战略方案的参与者。

在豫东战役的进程中，虽然粟裕没实现自己立下消灭邱清泉第五军的军令状，但仅用一次战役，就完成了中央军委要求的指标——大半年消灭国军十万人。粟裕“在中原打几仗再南下”的理由更加充分。之后济南战役中，一般认为比较弱势的华野东兵团（许世友部队）也给国共两军同时带来惊喜，证明自己的战斗力已经可以和粟裕部队相提并论。

所以到了1948年7月，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就开始与中央讨论后来被成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和史实中的淮海战役相比，这还算一个为跃进江南做准备的“小”计划，但就当是的情况而言，协调两个野战军近20纵队，一次消灭国民党十五个旅的计划，在解放军看来已经是“极宏大”、“超越过去中原所有战役规模”的大战。

为实现此计划，共产党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动员，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社会动员和后勤组织外，平时被视为次要因素的“统战”暗线统统被激活，既有情报部门卧底，也有军事指挥方面的两面派军阀，甚至三道九流江湖人士也被动员。而国民党方面几乎全无察觉，仍在以徐州为中心，沿铁路集结兵力，甚至考虑北上反扑济南。

淮海战役的序幕就此拉开。

老八路

国民党方面“徐州决战计划”最初也是对济南解放的反应：

济南战役后，杜聿明提出乘华野与中野分开休整之机，将当时    剿总下辖4个机动兵团共十二个军全部东出徐州，投入对山东解放区的再次进攻，目标在进攻过程中消灭华野主力。

1能执行的计划才是计划

杜聿明的方案，本质上是企图重现当年74师全军覆没也未实现的”四面包围，中心开花”策略。且不说解放军对付这种战术是多么得心应手，国民党军官也早已丧失进攻解放军勇气，绝不会执行如此积极的攻击方案，更不要说深入已经完全解放区化的山东内地了。所以，这个计划在蒋介石批了“可行”后，就因为杜聿明被派到东北指挥辽沈战役，无人推动而不了了之。杜氏计划唯一的影响，就是徐州剿总借此将冯治安部赶出城区，派到枣庄汪贾一线打头阵，为后来汪贾起义提供了条件。

从1948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的二十多天，正值辽沈战役最紧张关头，华东野战军在曲阜召开师级干部大会，为即将来到的淮海决战在思想与组织上做最后准备。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什么都没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直白地解释：“守徐州责任重，我个人是担不起的”。

剿总总司令都担不起责任，那谁能担起呢？自然只有蒋介石自己了。这里不得不说说当时国民党最高指挥系统的畸形情况。

1947年5、6月间，在孟良崮战役与刘邓突破黄河防线后，蒋介石认为陈诚、白崇禧分管参谋总部与国防部的格局内耗过大，对“勘乱”不利，便将陈诚派往东北，把白崇禧赶到九江，宣布亲自掌管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权。之后一年多时间里，蒋介石不断在南京、汉口、徐州、北平、沈阳等几个剿匪总部之间来回飞行并直接下令，被部下讽刺为“全国各剿总总司令”。

当然，蒋介石不能真的在各大城市坐镇，所以那些还能直接控制的各剿总，都让颟顸无能但听话老实的老牌将领担任司令，沈阳卫立煌和徐州刘峙都因这个理由而上任。当蒋介石坐着重庆号在葫芦岛外指挥反攻锦州时，刘峙自然不可能主动“负责任”。

到了10月底，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沈阳已经无兵可守，蒋介石知道下一步就轮到徐州了，才在慌乱之中要求总参谋部赶快重订“徐蚌会战计划”。这时国民党上下已经全无1个月前妄图进攻解放区，收复济南的勇气，拿出的甲乙两个方案都是撤退计划，只在集结地域上有所区别。甲案目标是将兵力收缩至津浦路徐蚌段沿线地区，而乙案则全部龟缩到淮河以南。

国民党总参谋部在四五天中紧急制定出来的两个方案肯定相当粗糙，无法和解放军在制定“小淮海”时上到中央，下到各师旅级领导都充分讨论相比。但 “再烂的计划只要执行也好过没有计划”，如果坚持执行任意一案，国民党军主力机动兵团应该还能逃脱被迅速全歼的命运。而且当时国民党各部队基本都处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完全有能力在解放军南下前沿铁路南撤到徐州和南京之间。但国民党却因为这两个执行难度并不大的计划吵得无法收拾。

依照过去几年的传统，国民党最庞大的机动集团战略后撤，必须蒋介石亲自到徐州坐镇才能保证执行。而据其私人医生回忆，当时蒋介石受辽沈战役战败的打击，：“连续吐血，几已不能起床”。所以打算让桂系首领，华中（武汉）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出面，到蚌埠设立国防部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与徐州两个剿匪总部百余万军队南撤。但白崇禧从桂系派系利益出发，在考察了徐州实际情况后，基于四个理由拒绝了任命。

首先，自己肯定无法指挥邱清泉这种中央系“老蒋悍将”。

其次，一旦徐州方面战败，自己作为指挥者要背锅，桂系会被削弱。

再次，蒋介石可能因此要求调动桂系老本张淦兵团投入徐州。

最后，自然是希望坐视徐州方面中央系部队大败，和李宗仁联手问鼎国民政府最高权力。

白崇禧拒绝担任此职务后，国民党当局又希望华中剿总副司令宋希濂转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剿总前进指挥部主任，进行战役实际领导。但作为蒋军嫡系的宋希濂以邱清泉“骄横跋扈”，无法指挥为理由拒绝去徐州。实际上是不想离开自己的鄂西地盘。最后不得不让专职钦差杜聿明返回原任，但这时他还在东北指挥葫芦岛和营口国民党撤退。到11月9日东北行动结束，杜聿明回到南京准备赴任。粟裕方面已经策动了汪贾起义，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攻黄伯韬兵团了。

为什么国民党执行这样难度不大，纯粹内线行军的计划却如此困难，光确定人事就要辗转花费半个月之久？这就涉及到马前卒工作室多次提出的国民党军队 “再军阀化”问题。上一篇我们指出，在抗战发展与美国援助下，国民党中央军已经从军阀集团进化成一支半法西斯军队。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下，法西斯意识形态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随着经济崩溃，国民党统治区域日渐狭小，美国援助时断时续，国民党军队丧失了城市知识青年的认同，“自然地”回归军阀传统。

所谓军阀化，就是军队对个人与派系的忠诚高于意识形态。这时国民党主要派系首先包括桂系这个老对手，其他派系都是从蒋介石“旧”嫡系中分裂出来的新集团。因此国民党新军阀的派系形态，与过去那种各占一省的旧军阀不同，除了所谓“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派，剩下的往往都自称何应钦顾祝同派。但实际上，这两位总参谋长对中小军阀并无没什么实际控制力，各级军官在复杂的排资论辈中形成几十个小集团。各集团的头目几乎全是黄埔前几期毕业生，资历接近，都能直接通天（蒋）。蒋介石为了制约各大派系，也乐于见到中小型集团的出现，便于自己作为最高统帅-仲裁者进行指挥。现在蒋介石吐血失去指挥能力后，国民党指挥系统顺理成章地完全瘫痪。

就淮海战役计划而言，桂系刘斐与陈诚系郭汝瑰共同制定了作战计划，交给十几个中将兵团级干部执行。在这些干部中，邱清泉和杜聿明为一系，李弥与宋希濂为一系，孙元良与李延年是已经失势的汤恩伯系，而黄百韬则自以为顾祝同唯一嫡系。即徐州几个机动兵团中没有明显的主导派系，唯有李弥因为辈份较小（黄埔四期），所以愿意和邱清泉一起服从杜聿明的指挥。宋希濂不愿趟浑水，也算是有自知之明。。

剩下较弱的将领，如刘汝明，冯治安，孙良诚都是前西北军余部，对徐州剿总的态度近乎于”听调不听遣”，国民党中央对他们也十分猜忌。10月份，蒋介石把刘汝明与冯治安召到南京，要求他们发表“反共声明”以示忠诚，留在部队的张克侠、何基沣反而因此得到了起义机会。

总之，在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高官都不能到场负责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必然一动就乱。所以，明知态势不利，国民党军依然原地静坐，等远在东北的杜聿明先完成任务，再来指挥撤退。杜聿明11月11日回到徐州，这时淮海已经进行到第5天，但国民党军队还基本保持了9月底的部署：以十字形遍布徐州四方，完全是被动挨打的格局。

淮海战役发起时局势图

2束手就擒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5日全军进入预备阵地，6日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徐州外围据点进攻。同样在11月5日，国民党军决定执行“徐蚌会战甲案”，但正如本文上篇所说，位置最为突出的黄伯韬兵团在新安镇耽搁了2天等待海州撤退的国民党军，到11月9日——也就是汪贾起义第二天，黄伯韬兵团连同海州撤退守军才开始向西渡大运河，向徐州靠拢。同日，由于担心解放军直接越过已经起义的第三绥靖区，直取当时完全空虚的徐州。刘峙慌乱之中将参谋部预案全部抛开，把徐州东南西三面3个军团全部紧急调回徐州，造成各兵团之间出现了空虚的缺口——东面本来准备接应的李弥十三军团没等黄伯韬兵团接防，就退回徐州。解放军从这个缺口插入，南下切断陇海线，将黄伯韬困在运河西岸。

黄伯韬部主力在11月10日已经渡过运河，派部队占领了后来解放军坚守的曹八集与大许家，距徐州市中心40公里。当时解放军从缺口南下陇海线只有一个纵队，如果黄伯韬5个军全力西进，完全有机会冲到后来国民党援军打到过的地方。但黄伯韬基于军阀的本能，在前进遇阻的情况下不相信邱清泉会全力救援，决定以自救为先，把部队收缩到运河西岸的碾庄地区固守。国民党因此再次产生“中心开花”的幻想，要求黄伯韬固守碾庄，就地决战，其他部队从徐州向东攻击，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此外，11月9日刘峙全面收缩兵力固守徐州，却产生了一个意外效果。毛泽东将这一举动理解为国民党徐州集团即将“总退却”（实际甲方案预计要继续固守徐州），因此下定决心把“小淮海”扩大为“大淮海”，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计划扩大为歼灭整个徐州集团。中原野战军本来只负责牵制邱清泉兵团，现在邱清泉兵团也退回徐州，于是被调往宿县，插入国民党各兵团之中，切断了徐州集团南撤和获取补给的唯一通道。

中野攻占宿县是淮海战役最重要的转折点，但从战场态势看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共两个兵团离宿县不足70里，北边守备徐州南面的孙元良兵团离宿县不过80里，而黄维兵团也已经到达百里外的蒙城。此时在以宿县为中心，方圆百里之内国民党共有四个军团十二个军，约三十万军队。中野只有不满编且缺乏重武器的六个纵队，共约十二万人，等于是自处于三面险地。因此，在11月15日之后的几天里，刘邓非常紧张，给中央电报中汇报：“困难颇多”。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行军计划及实际路线要图

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根深蒂固的派系冲突：南线刘汝明与李延年互相猜忌，不能合力北上。李延年担心刘汝明起义，刘汝明害怕李延年让自己去送死，两个兵团互相观望。11月22日黄伯韬兵团覆灭，刘汝明见华野大规模南下，便借口守备蚌埠，让部队全部逃回淮河以南。得知刘汝明撤退，李延年也跟着逃跑，南线威胁因此解除。

同样在11月9日，远在平汉线驻马店地区的黄维十二兵团也从驻地出发，向宿县前进。一开始国民党指挥机构想让黄维先南撤到信阳，再经过光山六安到合肥，最后通过铁路运往宿县。路程虽然远了一倍，但全程是铁路和平坦公路，远离解放区。摩托化的黄维兵团预计只需要一周即可到达蚌埠，与李延年兵团合力北进。

但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把桂系利益摆在第一位，严密控制自己辖区内军队，不许蒋介石调往徐州战场参战。所以南京方面不敢让黄维兵团南下穿越桂系地盘，要求黄维从驻马店向宿县直线进发。这条路不但要横穿淮河及其6条支流，沿途还都是新解放区。黄维花半个月时间才走到离宿县还有100里的蒙城。到达蒙城后，为了等待因派系斗争（详见淮海战役上篇）而临时编入其兵团的八十五军，黄维又停了五天。所以直到11月22日黄伯韬被全歼，在宿县等待的中野部队并未等到预期中的三面围攻，反而可以从容地出击外线反包围黄维兵团。

11月25日，来救人的黄维已经陷入华野与中野的联合包围，蒋介石才开始要求徐州与蚌埠部队“南北对进打通津浦路”。但事实证明，国民党最精锐的嫡系邱清泉兵团面对华野最弱的两广纵队，依然无法达成突破。华野因此发出通报：“国民党军队进攻能力已经远低于我们此前估计”。

毛泽东致电提醒淮海前指，指出： “敌人很少有进攻能力，但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黄维兵团是陈诚系最核心战斗力，所辖十八、十、十四军，这三个主力军都是陈诚长期精心培养的嫡系部队，装备与干部配置非常充实。而解放军的参战主力是华东野战军，忙于阻击徐州与蚌埠两个援军集团，围攻黄维只能靠从宿县转出的中野十二万人。很难完全困住兵力相近的黄维兵团。

但在解放军压力之下，国民党潜在派系之争纷纷爆发，直接导致了黄维兵团覆灭。黄维在蒙城等来的85军与其他三个嫡系军不同，核心110师是西北军与黔军整编，23师是程潜湖南老部队，都是历经坎坷的杂牌部队，所以地下党员110师长廖运周在被派去打头阵时，很简单的把部队拉走起义，黄维兵团行军队列因此被冲散，被迫转入就地防御。12月10日又是23师带领八十五军余部全部起义，让出外围阵地，把黄维兵团总部直接暴露在解放军攻击之下，5天内就被歼灭。

至此，三个国民党野战集团只剩杜聿明身所率3个兵团，国民党将官们完全丧失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信心，一心指望黄维多抵抗几天，拖住解放军主力，让自己逃跑。可惜封建化的国民党军既无纪律，也无人愿意留下来掩护其他部队，快速行军通过400公里解放区成了不可完成的任务。11月29日，徐州集团开始撤退，经过五天时间，杜聿明集团前锋才走到离徐州百里外的永城县。此时蒋介石下令部队转向，去救黄维，虽然杜聿明声称这是自己被全歼的原因，但实际上他心里也清楚，就算不救黄维，徐州集团也很难走到国统区。

老八路

3小推车的细节

读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本文并未详述双方将帅的决策与博弈——这根本不是胜负的重点。在双方兵力、火力没有数量级差异的情况下，部队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已经预示了战役的结果。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谈谈淮海战役的最后一个胜负要素——小推车后勤的组织方式。

淮海战役从11月6日攻击黄伯韬兵团开始，到1月10日歼邱清泉李弥兵团结束，在这两个多月里，解放军战线从山东内地延伸到河南江苏安徽。单线里程超过800里。60万解放军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连续作战，粟裕清晰地总结了原因：“淮海战场的胜利离不开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炮弹”。

一般的战史文章都喜欢关注大连新建公司的炮弹如何生产，却很少有人详细分析人民的小推车是如何转动。而官方宣传只喜欢渲染人民自发自愿的积极支持，似乎党一声令下，人民群众就能自动从山东后方走过一千几百里路把粮食运往战火前线，淮海战役的后勤史在过度简化中逐渐变成神话。

淮海战役运输线图

但当事人陈毅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的后勤不是神话，而是：

“一门巨大精深的组织科学，这是在我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组织天才的伟大表现”。

过去解放军在外线作战，大多后勤物资靠就地解决。到了淮海战役，数十万军队冬季远征，至少一半物资要来自山东根据地，甚至来自远在渤海之滨的滨海区与胶东区，否则就要断粮。千里调粮，方圆几千里的农业社会要抽出10%的劳动力参与远征，这是自古未有的动员，必然需要自古未有的复杂组织。

早在豫东战役结束后，华野就下大力气组建后勤部门。在济南战役开战前的1948年8月建立起一套复杂的预决算与会计制度，为了执行这套制度，从华东军队到团级部队都建立了四大野战军中独一无二的审计与财经处/科/室/组。在地方上自然建立了对应的各级管理机构。

华东军区及华东野战军后勤结构图

为了使这套复杂组织正常运转，华东军区发行了九种票证，颁布了六七本相关条例，事无巨细地制订了新建道路规模、各地黑豆与黄豆兑换比例、临时雇佣保姆的口粮与工资等等非常细碎但广泛的需求，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惯性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一时期的军事动员。

为了在标准混乱的农业社会精确计算物资，华东军区还同步下发了公历日历与秤砣，标尺等标准度量衡工具，酷似秦始皇出关东征，灭六国的同时统一度量衡。

最大的难点是民工管理与动员，东北野战军以铁路为运输主力，简单将民工按地域来源简单分为大大小小的单级民工团就能管理。华东野战军以人力运输为主，不得不将民工分门别类进行量化管理：

按支前状态不同，民工分为三种：

1. 随部队移动，负担军事后勤，脱产三个月到半年的常备随军民工， 24万人。

2. 把后方粮食运到前方兵站，脱产一周到三月的二线转运民工。120万人。

3. 把自己粮食从乡村运到周边集中点，不脱产民工400万。

按工种不同，民工又分为担架，挑子，小车，大车工。以地域来源，分为支队（专区）大队（县）中队（乡）分队（村）。十几个专区，编出十几个旅级的民兵支队。在不同等级的“队部”里，有人数不等的脱产干部进行管理，都由民工所在地抽调地方干部组成。

教科书中多次提到那位将地名刻在竹竿上的唐和恩，就是一位二线转运民工小队长，他出勤88天，刚好在二线民工脱产三个月的要求内

只靠由上而下的命令和惩罚，当然无法调动几百万农民的积极性。所以，这个空前复杂的动员体系，最核心的工作是量化民工的付出，并和物质-精神奖励挂钩。

直接的物质奖励首先就是各种形式的工资：在当时的货币体系下，单纯纸币无法取信于民，必须以实物与可靠的票证付款。而不同的民工参战程度不同，生活待遇也必须有所区分。粗略地说，民工待遇分“供给”与“包运”两类。其中“供给制”主要针对常备与临时民工，常备民工享受解放军战士待遇，临时民工则由所在地粮食站提供伙食与茶水，运输时间也算入村里互助工，保证本户生产不受影响。

将粮食补给从后方集中点运到前线部队是动态补给线的主体。为了保证二线民工积极性，在“工资低于商运，但又使其有利可图”的原则下，在物资送达后，民工每运输百里可以拿走运量的15%作为提成工资。以大车队为例，一辆车两人两马（骡），一天能拿到得30斤左右的报酬，如果全队能够较好协调伙食支出，计入来回消耗，全程每人每天大概能够额外赚4斤粮食作为额外工资，已经高于山东普通季节性长工每月百斤工资的水平。华东军区以充裕的工资保证了民工积极性，但这也意味着补给线超过500里后运量补助将超过货物本身，代价巨大。

华东军区一直强调支付工资要尽量发给现粮，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保证前方军队粮食供给已经很困难，只能以公粮抵扣粮票或者政府公债进行兑付。就笔者所见，一直到1956年公社化改造前，山东省农业厅依然在文件里规定，解放战争时期公粮抵扣粮票可继续抵扣公粮。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淮海战役动员成本支付周期之长，以及解放区政府信用的可靠。

淮海战役过程中，除了人力运输外，我军还尽可能利用火车与运河，事后总结，河运的百公里综合成本为5%，而火车只有1%。充分体现了现代工业对农业社会的巨大优势。东北野战军的后勤问题相对简单，原因就在于发达的铁路网。

精神荣誉方面，除了土改之后形成“倒蒋支前，保家卫田”的大背景之外，还在民工中广泛展开“立功运动”。立功运动以民主互评为基本方式，量化换算，五个三等功可“兑换”为一个二等功，五个二等功又可兑换一等功，而特等功则需要纵队或者专区特批。虽然原则上立功除了奖状外并无其他物质奖励，但对于底层普通农民本身而言，政府所授予的官方荣誉也是一种自古难得的奖励。而且作为政治积极可靠的保证，立功民工回乡后，无论是入党，参军或者提干都有一定优先权。

在1954年全套引进苏联后勤体制前，这套体系是中国最复杂的后勤制度，是为中国革命决战而量身定制的“社会软件”，探出了中国农业社会动员力的短期极限。通过这次动员，新中国的领导人得出了两个结论：

（A）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下，借助土改建立的基层组织，可以在短期内动员起来相当惊人的人力物力。

（B）基于农业社会的短期动员成本巨大且不可持续，在真正的工业力量面前不值一提，下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全面工业化。

4总结

蒋介石把华东统帅权交给杜聿明之前，提醒杜聿明这是国民党中央军最后的机动力量，如果丢给解放军，结果必然是是蒋系政权的崩溃：“你放下枪（投降）,我脱军装（辞职）!”。

1949年1月杜聿明集团覆灭，蒋介石能指挥的正规部队只剩下胡宗南，宋希濂，李延年四个兵团约五十万人，而且精锐程度远不如丢在淮海、辽沈两大战场上的主力。在解放军与桂系的内外夹击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兑现了与杜聿明的沉痛承诺，宣布辞职。国民党再也撑不住全国政府的面子，开始土崩瓦解。而解放军这时总兵力已经接近三百万，如陈毅所言，此后“已无大战”，解放战争的结果不再有任何悬念。

清末以来，人人都说“三千年大变局”，但从维新派到国民党，每一派走上前台的势力都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大变局”，更不知道从哪里得到应付变局的力量。在连年的内外战争中，共产党逐渐找到了正确结论——只有工业化能应付大变局，只有改造农村才能得到变革的力量。淮海战役就是这一路线的总检阅，既是动员农村力量的高潮，更是为工业化积累资源的开始，新中国就此完成了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