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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钓鱼方案” 彭阿道向侦查员交代，指使他利用“杜康四君子”在武汉各饭店、点心店铺喝酒扬名时趁机下手扒窃的人竟是王炳郎! 据彭阿道说，他跟王炳郎早在抗战前就已经相识了，当时他才十七岁，是长江码头上扛大包的工人。王炳郎那时因为“油锅捞物”为恶霸胡朝宗争抢码头立下了大功，成了搬运行业中名噪一时的人物。而就在王炳郎“油锅捞物”后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彭阿道遇到了一件麻烦事：他在搬运货物时不慎将一个从景德镇发来的大箱滑落在地，损坏了里面的若干件瓷器。工头、老板便要他赔偿，钱他是拿不出的，那就以工代债，码头上的账房先生把算盘噼噼啪啪打了一阵，说得替老板白扛五年大包。彭阿道无奈之下，求到了王炳郎门上。王炳郎听说后，当时就让他带路前往码头老板家里去拜访。那个老板的势力比胡朝宗小得多，在青帮中的辈分比王炳郎也小，当下见王炳郎出面来替彭阿道说情，自然只好买这个面子，象征性地罚了彭阿道一个月工钱就算了事了。 从此，彭阿道就把王炳郎视为恩人一般。过了两年，日本人占领了武汉，他失业了，王炳郎就把他介绍给了一个江湖诨号叫做“鬼手老七”的人那里去谋生。“鬼手老七”是个扒手头儿，控制着一伙由他传授出来的扒手，靠着扒窃获得的不义之财，开了一家工厂。彭阿道投奔他之后，按照规矩就是他的弟子，入门后先得学习扒窃技艺，这样，彭阿道就成为一名职业扒手了。抗战胜利后，“鬼手老七”因其工厂替日本军方生产过军用品，被国民党政府认定为汉奸，没收财产，并通缉其人。像“鬼手老七”这样的江湖人物，当然不可能乖乖束手就擒，当即玩起了消失。这样，彭阿道就结束了职业扒手的生涯，还是靠着王炳郎的关系，进了汉口一家百货公司当起了仓库看守员。 武汉解放前夕，彭阿道供职的那家百货公司的老板因为跟国民党“保密局”方面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担心共产党执政后找其算账，于是就变卖了公司产业逃往香港。这样，彭阿道再次失业了。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找了几次工作都没有着落，无奈之下便再次去找王炳郎求助。王炳郎说如今是共产党执掌天下，原先那些朋友都没什么用了，要么我介绍你去投奔我的一位朋友，听他使唤，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只做事不说话，倒也能有一份固定的收入。以后怎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再作计议了。彭阿道自是称谢不迭，依言照办。 王炳郎介绍的那位朋友，是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姓甚名谁什么来头彭阿道一概不知。只知道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是彭阿道在王炳郎那里住下等了三天后的一个深夜出现在彭阿道面前的，一身黑衫，脸部蒙着黑纱，形同鬼魅，连说话也拿腔捏调难辨口音。那人询问了彭阿道的情况后，说从明天起你就正式上班吧。干的是你的老行当：做扒手。彭阿道蓦地一惊，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整顿治安厉害，扒手不好当。对方说听我们的安排，扒手就好当了，对于你这种拜过“鬼手老七”那样的名师的主儿来说，简直就像闹着玩儿似的简单。你听着，你也不必每天干活，但凡有活儿干时，我们事先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你是行家里手，到那里一看就知道是否适合下手了。扒得的东西，不要查看战果，悄悄放着就是，隔三差五会有人来向你取的。报酬以天计算，不管你干不干活儿，只要挂在我们名下，天天都有，十天发一次，会送到你手里的。特别需要提醒你的是：如果胆敢私吞战果或者对外泄露机密，那就要你的命!我们已经做掉过这样的违规者了，希望你好自为之，珍惜生命。 当晚，彭阿道就返回自己的家。次日上午，他去外面买东西时，一个叫花子模样的男子忽然拦住他，低声通知他当晚6点去汉口第二区的正阳饭馆。彭阿道依言而去，那里，“杜康四君子”正在斗酒，全场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杜康四君子”身上。对于彭阿道来说，这种场合作案确实简单得如玩耍一般，他轻而易举就扒窃了四个对象，见好就收，马上离开。回家后，尽管事先有警告不让检查战果，但他还是打开钱包看了看，由于下手前识别过对象身份，所以收获颇丰。不过他毕竟不敢私吞，分文未取。次日，有人登门推销糖果，一说暗语，正是对方派来取货的，彭阿道就把四个钱包交了出去。 最初的十天里，彭阿道接到了三次“出动”通知，都有不菲的收获。第十天下午，有人送来了报酬，相当于彭阿道以前在百货公司当仓库看守员时两个月的薪水。他觉得还算“公道”，于是就继续干了下去，一直到今天失风被捕。 专案组分析了彭阿道的口供，认为如此看来，王炳郎跟“杜康四君子”其实是一伙的，这是一个至少有十人以上的犯罪团伙。那个王炳郎，以其在江湖上的名气和行事能力，显然不大会是这个团伙里的小角色，多半是头目，甚至有可能是主犯。擒贼擒王，先下手抓这家伙! 根据传言，估计王炳郎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既然上过武当山做过道士，那就肯定是会家子。武当山的道家擒拿术绝对不是花拳绣腿空架子，况且，他还有“油锅捞物”之类的奇异功夫，如果那也是能够用于实战中的，那就更厉害了。因此，专案组对于抓捕行动相当重视，佟真汉决定专案组六名侦查员一齐出动，时间定在当天后半夜。为防万一，还让彭阿道画了一纸王炳郎住所的平面图，大家对着图纸着实研究了一番。 下半夜，晴了多日的老天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佟真汉率领专案组悄然前往武胜区大兴街王炳郎的住处。那是小巷尽头的一个小小的独立院落，右侧跟另一民居相邻，前面就是小巷尽头，左侧和后面都是长着野草的空地。一行六人抵达后，佟真汉让邓兴、老周、小吴守候在左侧与后面拐弯处的墙角，如果里面失手，目标侥幸跳墙而出，不管他是从左侧还是后面逃出来的，外面三位都能立马上前捉拿。然后，佟真汉带着小汪、诸大康爬墙而入。 没有料到的是，王炳郎竟然养着一条狗，而且这条狗还挺有水平的，它待在前面小院内，明明听见外面来了人并已经开始爬墙了，却并不吠叫，而是回身至屋门前以爪子划拉着大门向主人悄悄报警。直到三位侦查员进到院子里了，它才返身扑上前来狂吠。就这么一折腾，屋里的王炳郎已经有了逃遁的时间，他也不开灯，就在黑暗里从后窗口溜了出去，爬上后院墙意欲滑脚。 外面，邓兴三人觑见墙头上出现了一条黑影，马上吆喝：“不许动!” 静夜之中，这么一声吆喝显得特别响亮，已经爬上墙头的王炳郎冷不防给这一嗓子吓了个激灵，脚一滑就摔了下来。还没来得及爬起来，脑门已被枪口顶住：“别动!” 铐上了手铐后才发现，王炳郎的左小腿已经摔得不能动弹了。学过战地急救的佟真汉一检查，怀疑骨折了。共产党对敌人也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于是就送医院了。 到了医院，医生让拍了张X光片子，小腿果然骨折了。这样，正骨、治疗、上石膏什么的折腾完后，天已经亮了。佟真汉雇了辆三轮车把这个特殊伤员拉到了局里，这才开始讯问。 因为有了这段插曲，所以讯问的开头内容就不奔正题。佟真汉说，王炳郎你小子不是武当山学过内家功夫的吗，怎么一人多高的墙头都对付不了，一声吆喝就把你腿骨惊断了呢？王炳郎苦笑着说，你们别听人家胡说八道，我从来没有上过武当山，也没从别处学过一天功夫。 这话就不实了!你如果没有学过功夫，那手“油锅捞物”绝技是怎么弄成的？ 王炳郎摇头道，那是蒙人的把戏呀，锅里都是醋，只是上面浮了一层菜油，醋烧到几十度就开了，翻滚起来把上面那层菜油也带得像是沸腾了的样子；我做过理发店的洗头工，平时习惯用很烫的热水，几十度的温度是烫不伤我的。 侦查员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手骗人的把戏，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于是言归正传，审到了案情。王炳郎比彭阿道狡猾，一上来就来了个一问三不知，连连摇头，一脸的委屈。专案人员于是只好把彭阿道从看守所提了出来，押进了提审室，王炳郎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给警方盯上了，叹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那你们就问吧，想知道什么，只要我清楚的，都可以告诉你们。唉，其实都不是我的事儿。唔，折腾了这么些时间，肚子饿了，这条伤腿也痛得厉害，能不能弄点什么来填填肚子，最好能喝二两，一边喝一边回答你们的问题，完事了让我好好睡一觉。 佟真汉大怒，正要拍桌子训斥，老周在底下直扯衣角。于是就出去说话，老周说他要喝酒是好事，我们其实并没有掌握多少情况，所以最好是引王炳郎自己开口说话，喝酒就容易打开话匣子了。佟真汉说那也好，只要解决问题，喝酒就喝酒吧，只是，晚上领导都不在，这费用怎么解决？那时候像佟真汉这样的南下干部都是供给制，每月发少量的零用钱，只能买买日常生活用品，自己肯定是掏不出钱来的。老周说我不是供给制，这钱由我拿出来就是了。佟真汉说那老周就由你和邓兴二位陪那小子喝酒吧。 这样，老周就出去买了一瓶酒和花生米、豆腐干，跟王炳郎喝着酒聊天似的拉呱开了。邓兴说，老王啊，像你这样的人，历史上既是帮会人员，又参与过恶霸争抢码头，此外还另有一些事情，解放后又不肯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在社会上频频活动，这些都是应该跟你算账的。当然，根据我们的政策，还要看你的态度如何，态度好些，肯配合政府的，那处理时就可以轻些。你先把跟什么“杜康四君子”的事儿说一说! 王炳郎说要说跟“杜康四君子”的事儿，那最先还是得怨我自己。怎么要怨自己呢？原来，王炳郎嗜赌，但手气一向平常，十赌九输。武汉解放后没几天，有一次他跟几位朋友在汉阳一家饭馆喝酒，正好遇见“杜康四君子”。那时这四位还不像后来那样名气大噪，所以还能从容喝着酒玩玩纸牌，当然不是白玩，是来输赢的。王炳郎看着看着手就痒了，终于忍不住上前要和他们玩几把。人家也就跟他玩了，竟然被王炳郎赢了十几块大洋。 本来，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哪知，过了两天，“杜康四君子”中的老三“酒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他的住处，竟找上门来翻本。按照江湖规矩，输家向赢家提出再赌时，赢家是不能拒绝的，所以尽管王炳郎当时正好有事要外出，但还是坐下来跟“酒鬼”玩了会儿骰子，结果又是他赢了。 这样，王炳郎就给“杜康四君子”套住了，之后那四位天天来找他赌。接下来的赢家就转了，每次都是“杜康四君子”。五天下来，王炳郎输得找不着北了，欠了对方多少账自己已经说不清楚了。“杜康四君子”按照江湖规矩，让王炳郎选择是停止还是继续赌下去。王炳郎选择继续赌下去。对方说很好，这是江湖规矩，你有权这样选择。不过，按照江湖规矩，我们也有权要求你先把赌账结算清了，再进行新一轮的赌博。这下，王炳郎就傻眼了。他早已输得一文不名了，即使把住房卖掉也远远抵不了那些赌债。 当然，像王炳郎这样的江湖油子，办法还是有的。他将一把磨得寒光闪闪的匕首扎在桌上，说兄弟已经一贫如洗，哥们儿要讨债，那就看着办吧，这里有一把刀子，你们可以杀了我，也可以不杀，随便在我身上割些肉抵债。话这么说，一双眼睛里已是凶光毕露。王炳郎以前凭这一套不知对付了多少赌桌上的赢家。没想到这回不灵了，“酒神”看着王炳郎哈哈大笑。笑声甫落，“酒徒”已经把一支左轮手枪拍在他面前：“姓王的，敢跟老子吹胡子瞪眼，你也配？” 王炳郎见对方竟然有枪，而且是那种黑道上还没有冒出来过的美制新式左轮，便知道这四位有来头，当下气喘得就不匀了，连连作揖说事已如此，由各位兄台看着办吧。对方说有你这话，那一切就好办了。好吧，听着，让你办的事情对于你来说是小事一桩，易如反掌。听说你跟当年名震武汉三镇的“鬼手老七”拜过把子，你是他的结拜弟兄？这就行了!“鬼手老七”失踪了，没有关系，你只要替我们出面找几位他的师兄弟、弟子、师侄之类的过来就行了。找来以后，要他们干什么、怎么干，我们自有吩咐，与你无关!怎么样？ 对于此刻的王炳郎来说，没有“怎么样”，而只有照办。但是，他虽然跟“鬼手老七”拜过弟兄，对于扒手那行却是从来不闻不问的，让他找“鬼手老七”方面的那些扒手真是勉为其难啊!他拖了数日，正好彭阿道寻上门来求助要求找点活儿干干，就把彭阿道介绍了过去。然后说其他扒手都无法找到了，这件事也就混过去了。接下来王炳郎就听到了武汉三镇不时发生扒窃案件的消息，他于是明白“杜康四君子”方面已经另外找到了扒手。而“杜康四君子”此后倒是把他欠的赌债一笔勾销了，每隔十天还会送来一笔钱钞，没有明说，但王炳郎知道这是发给他的报酬。换句话说，“杜康四君子”组织的是一个扒窃团伙，王炳郎是其中一个成员。 王炳郎从接受第一笔钱钞开始，就知道这钱不可能是白拿的，以后“杜康四君子”肯定还有事情来找他帮忙。但是，对于没有职业无以谋生的王炳郎来说，这钱不拿白不拿，反正人家只要送上门来，他是照收不误。这样到了上星期，“酒仙”忽然登门了，说了请他出面跟“杜康四君子”公开叫板的事儿。王炳郎当然知道这是“杜康四君子”为了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以便扒手能够获得更多更好更安全的作案条件。他拿过人家的钱钞了，这点付出肯定是需要的，于是就有了顺昌饭馆那一幕。那天在贾必诚酒馆，警察是“杜康四君子”故意让人报告了派出所后引来的，为的是留一个悬念，以后需要时再把他这个角色请出来使用。 王炳郎说到这里，微喘了一口气，苦笑道：这不是我自己沾上的事儿嘛，如果我不跟他们赌博，那不就没事儿了吗？唉，这真是一念之差啊!同志，就这些事情，要怎么处置您几位看着办吧。 专案人员说甭着急，还有话要问呢：那“杜康四君子”是什么路数，你给介绍一下吧。 王炳郎说，要说那四位的路数，那可用得上一句话了，叫做“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王炳郎在江湖上好歹也混了二十多个年头了，以前武汉三镇地面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一直到武汉解放前，大约四月底五月初的样子吧，才第一次听说“杜康四君子”。我向人打听过，说是他们原先是在外国轮船公司当水手的，不久前回来了，想结伴做洋货生意，但见时势太乱，不敢投资，就静观变化，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到处喝酒。除此之外，再也打听不到其他情况了，甚至那四位姓什么多大年龄我也不清楚。 那么，他们的酒量真有那么大？如同外面传说的可以喝五斤白酒什么的？ 喝五斤白酒我没有看到过，不过我跟他们一起喝酒时，亲眼看到那个“酒神”一小时内喝下了两斤半白酒，而且没有离开过座位；那酒是我家里备下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白酒，同一个坛子里的，我当时只喝了半斤就觉得不胜酒力了。 他们喝酒的时候，说过什么引起你注意的话没有？ 王炳郎想了想说，要说有什么话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一次晚上他们到我家来一起喝酒快结束时，我出去买西瓜，回来进了院子时听他们在屋里谈到一个人，称他为“刘将军”，听口气他们是听命于那个“刘将军”的。正说到这里时，他们听见了我的脚步声，就停住不说了。 王炳郎的酒量确实不算咋样，也才喝了最多半斤白酒吧，说到这会儿已经不行了，伏在桌上鼾声如雷。 这就可疑了!如果是酒后茶余所说的闲话，那完全不必避着像王炳郎这样的人，但“杜康四君子”马上转换了话题，这不是在主动表示：这是重大机密，不能让你姓王的听见吗？再加上王炳郎亲眼所见的新式美制左轮手枪，不得不使专案组对“杜康四君子”刮目相看了，难道这一伙是特务分子？ 佟真汉当即把情况向总局刑侦处领导作了汇报，刑侦处领导对此甚为重视，随即向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朱涤新报告。 朱涤新，湖北省阳新县人，1927年十七岁时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文书，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第二大队党支部书记、机枪连政治指导员。1932年5月入国家政治保卫局训练班学习，从那时开始，他就踏上了政治保卫工作之路，先后担任红军团、师特派员，军和军团的政治保卫分局局长、保卫部部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锄奸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又先后出任中共西满分局社会部部长、黑嫩省政府常委兼公安处处长、东北军区嫩江军区代理司令员、中共嫩江省委常委等。1949年春开始，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警备区副司令员、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兼武汉市公安总局局长、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部长。从上述介绍中我们不难想象，朱局长是一位政治保卫工作的专家。 朱涤新听了刑侦处关于“杜康四君子”案情的汇报后，其长期政治斗争所形成的敏锐思维马上发挥了作用，断定这些案情后面肯定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内容，而且多半是跟政治相关的。说来也巧，朱涤新正在这么考虑的时候，接到了办公室送来的一封由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转来请朱涤新亲启的机要函件。这是一封写明“中共武汉市委社会部领导收”的匿名检举信，市委社会部的一位副部长拆阅后，认为应当转呈兼任武汉市委社会部部长的朱涤新，于是就让机要通讯员送到了公安总局。这封检举信举报了一个重大情况：有一个名叫刘澄宇的人，正策划组织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武装暴动! 朱涤新马上唤来资料室负责人，让迅速查明刘澄宇这个姓名是否在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官员中挂着号。一小时后，资料室有了结果：刘澄宇曾在国民党陈诚部担任过上校团长、少将旅长和少将高级参谋，1948年秋天后去向不明。 于是，朱涤新马上想起了“杜康四君子”案情汇报中的那个“刘将军”，估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刘澄宇。这样，就不得不把“杜康四君子”案件跟检举信中所说的刘澄宇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一事联系起来了。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一道命令就下达了：命“杜康四君子专案组”全力侦查“杜康四君子系列案”，必须尽快侦破，需要人力财力物资都可马上解决! 领导征求佟真汉的意见，问是否需要增加人手，佟真汉说不必了，六个人搞这样一个案子人手是够了，如果可能的话，给我们配辆汽车吧，免得碰上特殊情况时误事。朱涤新指示，为方便开展侦查工作，给专案组调配小吉普、摩托车各一辆，工作经费不必审批，视情使用，实报实销。 佟真汉有一种有进无退必须完成任务的感觉，他跟老周等人商量下来，决定重新梳理一遍案情。于是，就在王炳郎喝多了酒呼呼大睡的当儿，专案组仔细查阅了讯问彭阿道和王炳郎的笔录，把尚觉不甚明了的问题一一列出，然后对彭阿道进行了讯问。 进行过上述工作后，专案组全体成员开了个会。能够知晓的案情都已了解，那些想知道但还无法获取的内容也不是靠讨论能够获得的，所以佟真汉说咱们这次会议就不分析案情了，专门议一议下一步的侦查方向。讨论下来，大家一致认为应当查摸“杜康四君子”的下落。 那么应该如何查摸呢？ 诸大康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把王炳郎释放，让其在家守株待兔等候“杜康四君子”上门来找他，蹲守的侦查员就可以通过秘密跟踪获得线索了。 其时，距扒手彭阿道被捕已经二十多个小时，王炳郎被捕也有七个小时了。这两人的被捕是否已经惊动了“杜康四君子”？目前还不得而知。因此，诸大康的这个方案提出后，其他人都没有吭声。佟真汉也没有表态，想了一阵才问老周：你看怎样？ 老周赞同诸大康的方案，认为即使以王炳郎作为诱饵没有钓到“杜康四君子”，那也没有什么损失。至于彭阿道、王炳郎两人的被捕是否已经惊动了“杜康四君子”，估计还没有。因为根据彭阿道交代的情况来看，“杜康四君子”方面是每隔三天来向他收取一次赃款，今天是第二天，还没有到时限；至于王炳郎，“杜康四君子”跟他没有这方面的约定，估计也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需要防范的对象，因此暴露的可能就更小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上级虽然没有限期要求侦破本案，但是明摆着是越快越好。因此，如果以王炳郎为诱饵没有产生效果的话，那起码耽搁了两三天时间。所以，是否可以在同时还通过其他方法调查“杜康四君子”的下落？ 接着，其他侦查员也发表了意见。最后归纳起来，决定：采纳诸大康提出的钓鱼方案，专案组诸人轮流在王炳郎家周围蹲守；同时以总局名义向武汉市各公安分局发出紧急协查通知，一旦发现“杜康四君子”的线索，立刻向专案组通报。 然后，由佟真汉出面马上跟王炳郎谈话。一说钓鱼方案，王炳郎点头说我理解你们的意图了，我也想立功赎罪呢，放心，我会全心全意协助政府做好这件事的。具体怎么做，您尽管吩咐，我一切都照办。佟真汉说政策方面既然你已经理解了，那我也就不多说了。你的事情很简单，就是在家里养伤；如果目标登门，你就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使他们相信骨折乃是偶然造成的，注意不要让他们怀疑就可以了。其他事情，都由我们来做。三顿伙食，由我们提供钱，你让附近饭馆给你送上门就行了；需要其他的东西，也可请饭馆伙计代办。 这样，王炳郎就由专案组雇了一辆三轮车，拄着两支拐杖返回自己家里了。经过他家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德鑫馆时，他跟熟识的老板打了招呼，说自己不慎摔坏了腿，一个人过日子，吃饭成了问题，请饭馆派伙计替他送饭上门。老板说没问题，你需要吃什么，上一顿送过去时对伙计说一声就行了，我们给你准备。 这时是下午1点半，王炳郎绝对没有想到，他竟然未能吃到饭馆伙计送去的晚饭。 五、奇怪命案背后隐藏的秘密当天下午6点15分左右，王炳郎在侦查人员的秘密监控之中，被杀害于他的住所。 专案组对钓鱼方案作了精心安排，抽调了小汪、小吴、老周、诸大康四名侦查员待在王炳郎的住所周围蹲守，佟真汉、邓兴两人则在小巷两头(分别为马路和一片与另一条马路相连通的长满了杂草的空地)守着，马路那里已经停放了汽车和摩托车、自行车，以便跟踪。专案组甚至还跟水上公安局方面联系，准备一旦出现“杜康四君子”驾小舟离开的情况时，动用他们的船只进行水上跟踪。 当时看来，一切都安排得很是妥帖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王炳郎是下午1点多返回自己住所的，回去之后，他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事实上他那断腿打着石膏，确实也难以出门，因此侦查员自然是放心的。一个下午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到了傍晚6点钟，在周围监控的侦查员看到从小巷里走来了一个腰间扎着白布围兜的饭馆伙计，手里提着一个竹编的带盖子的提篮，这一幕在当时一些城市的街头经常看得到，谁都知道那是饭馆伙计给客户送包饭、外卖。因为事先知道王炳郎的一日三餐由饭馆送上门，所以侦查员也没有在意。 王炳郎的院子大门没有闩，那个伙计走到门前，举手叩门，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就推门而入，嘴里还唤着什么(侦查员这边无法听清)。之后，里面就没有声音了，大约过了三分钟，那个伙计提着食篮出来了，仍将院门轻轻掩上，步履从容地顺着原路而去。 这一幕，侦查员看在眼里觉得很是正常。但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后，随着另一个人的出现，使在场监控的几位侦查员感到奇怪了。 那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有着一张稚气未脱的脸蛋，一身中式白色布衫，腰间没有扎围裙，手上提着一个比先前那个伙计所提的稍小但编织得更为精巧的竹制食篮，篮身上用紫绛红油漆写着三个大字“德鑫馆”。这三个大字让侦查员顿时一激灵：饭馆怎么又送饭来了？随即又作出了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前头送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这是重新做的。对于一个骨折伤员来说，有时胃口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推测随着德鑫馆那小伙计进入王宅后的一声惊呼被推翻了。侦查员老周马上意识到不好，当即从藏身处冲出来朝王宅奔去。另一侦查员小吴也行动了，他离王宅更近，所以赶在老周前面抵达。但恰恰和正惊叫着从里面逃出来的小伙计撞了个满怀，两人一个按住胸部，一个双手捂脸，双双倚在墙上哼哼。 老周冲进王宅，直奔屋里，只见王炳郎已经倒卧在血泊中。稍一检查，发现王炳郎是被枪杀的，凶手使用的是手枪，抵近死者背部开的枪。 佟真汉等人当即进入现场，立马进行勘查。初步判定先前那个假冒德鑫馆送饭伙计的凶手使用无声手枪杀害了王炳郎，难怪蹲守于附近的侦查员竟然没有听见什么声响。从王炳郎尸体倒卧的位置来看，凶手能够从其背后突然开枪，那可能是跟王炳郎认识的。也有可能王炳郎虽然不认识凶手，但他说出了“杜康四君子”跟王炳郎联络的暗语什么的，因而使王炳郎失去了警惕，冷不防被对方从背后开枪杀害了。 能够持有无声手枪的凶手，其后台显然不会是刑事犯罪团伙了，因此，看来之前对于“杜康四君子”政治背景的判断是对头的。 王炳郎的尸体被总局派来的法医车运走后，专案组就在现场进行了案情分析：凶手能够冒充饭馆送饭伙计来到王宅行凶，那说明他是知道专案组让王炳郎的一日三餐由饭馆送上门的决定的。这个决定除了专案组成员知晓外，连总局领导都没有报告过。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专案组内部有问题的话，那难免过于武断了。专案组组长佟真汉在这方面有着一份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他马上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饭馆方面! 德鑫馆的老板潘知兴被请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佟真汉和诸大康跟他进行了谈话。潘老板已经从小伙计嘴里知道了王炳郎被害的消息，正担心是否会牵连到自己，此刻被请进了派出所，当然紧张，说话声音也颤颤抖抖。佟真汉对潘知兴说，你不要着急，共产党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你把王炳郎怎样跟你说送饭的经过如实对我们说吧，说清楚了，就可以回去继续做你的生意。诸大康为了让潘老板平静下来，递了一支香烟给他，还顺手帮他点了火。 此举使潘老板觉得共产党的警察跟国民党的警察确实不同，这才不那么紧张了，于是就把王炳郎订包饭的经过作了一番陈述。王炳郎是今天下午1点多来德鑫馆的，坐了一辆三轮车，左腿打了石膏，拄着两支拐杖。王炳郎是单身汉，平时自己基本不开伙，又嗜酒，所以经常光顾德鑫馆，跟潘老板少说也有十年的交情了。潘老板见状自然要询问加问候，王炳郎轻描淡写说修理院墙时不慎摔伤了腿，然后提出让潘老板安排伙计给他送饭。潘老板说没有问题，王炳郎掏钱要预付饭钱，潘老板没有收，说老主顾了，还是按照老规矩，月底一起结算吧。王炳郎离开后，潘老板原想对账房先生关照一声的，但因为来了生意上的朋友，忙着接待，也就忘记了。整个下午的事情特别多，一番忙碌直到晚上，潘老板这才想起从今天开始要给王炳郎送饭的，便去厨房跟大师傅说了一下。按照王炳郎自己所说的，准备了一菜一汤一饭，想着王炳郎可能要喝点酒的，又让加了一个凉菜。饭菜准备好后，叫来一个跑堂的学徒给王炳郎送去，特地让学徒对王炳郎说，那个凉菜是潘老板奉送的，不收钱。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佟真汉提了两个问题：一、王炳郎当时来饭馆跟你说送饭一事时，旁边是否有其他人听见？二、你在历史上是否参加过封建帮会或者反动党团组织之类？亲戚和社会关系中是否有此类成员？ 潘知兴说，王炳郎来订包饭时，正是中午过后，店堂里已经没有顾客，账房先生结完账去休息了，伙计收拾了店堂都去后面厨房相帮大师傅刷洗了，就他一个人拿着个苍蝇拍子在打苍蝇。要说是否有第三人听见王炳郎订包饭的事儿，可能只有那个三轮车夫了，当时他没有进店堂，就在门前阴凉处待着，因为离得不远，所以是有可能听得见王炳郎跟他说的话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王炳郎自己对三轮车夫说了订饭之事，比如他上车后吩咐车夫往他家拉，快到达时说往德鑫馆拐一下我要订包饭，这不就让车夫知道了吗。 对潘知兴的当面调查就进行到这里了，佟真汉、诸大康在潘老板离开派出所后，向户籍警了解了此人的历史情况，得知潘知兴历史清白，是一个老实守法的生意人。侦查员想想还不放心，又让户籍警陪同着去找了居委会干部，了解了潘知兴家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侦查员觉得不能就这样白白把饭馆这条线索放弃，佟真汉、诸大康两人议了议,决定去德鑫馆开一个除潘老板之外的全体员工座谈会，了解一下潘老板可能没有掌握的可疑情况。这时已是晚上9点，饭馆正好刚刚结束晚上的营业，侦查员登门对潘老板一说，后者连连点头，马上让账房先生、厨房师傅和跑堂一共十来人全部集中到店堂里，自己回避了。 这个座谈会开了也就不过半个小时，侦查员介绍了王炳郎遇害的情况(当然没有说到相关属于机密的案情)，询问是否有人留心到王炳郎来店订包饭时有除老板之外的其他人知晓，结果所有员工都摇头。这个座谈会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样，唯一泄露消息的渠道可能就真是潘老板所说的那个三轮车夫了。但是，要想寻找那个三轮车夫，那简直可用“大海捞针”来形容。释放王炳郎时，是佟真汉跟侦查员小汪、邓兴三人负责的。他们为防止引起注意，先派两人穿着便衣陪同王炳郎拄着拐杖从公安局后门出来，穿过马路后，由佟真汉联系了一辆前来公安局办事的社会车辆，让该车把不知乘客为何人何身份的王炳郎捎一段路，邓兴、小汪陪同。过了一会儿下车后，由小汪替他拦了一辆路过的空三轮车，让车夫按照王炳郎的吩咐前往目的地。这时，佟真汉乘着由驾驶员开着的那辆小吉普过来了，接邓兴、小汪两人上了车，三人尾随王炳郎转乘的三轮车而去。此后，王炳郎就一直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了。那辆三轮车把王炳郎送到德鑫馆稍作停留后，又送到住所，收了车钱后离开了。 这样一辆三轮车，现在上哪里找去？ 佟真汉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决定集中全组人员一起商量，看如何往下调查。他们返回公安总局，其他几位侦查员也刚刚回来。佟真汉、诸大康去派出所找潘知兴询问情况时，其他侦查员负责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去法医那里了解王炳郎被枪杀的情况；二是对王炳郎的几个近邻进行了访问。 法医那边未能提供于接下来的调查有帮助的内容，但是，另一路访问邻居的有些收获。据邻居说，昨晚采取的抓捕行动他们是听见动静了的，而且还有人悄悄起床在门窗缝隙间窥视过，知道王炳郎被公安局逮走了。这对于当时生活在每个初解放的城市里的市民来说，并不是一桩稀罕事。可以说每个市民，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有出门走走的能力的，这几个月里都亲眼看见过人民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徒众、流氓恶棍的情景。因此，这几户邻居看过也就看过了。问题是，今天上午10时许，竟然有一位陌生男子前来找王炳郎，见铁将军把门，就在门口愣怔着站了片刻，正要转身离开时，一个邻居老太看见了，多嘴多舌地问对方是否来找王炳郎的，告诉对方说王炳郎昨晚已经被警察抓走了。那人听了，神色有异，没说什么就匆匆离开了。 专案组于是对此进行了分析，那个登门来找王炳郎的人，既然做贼心虚不敢跟邻居老太搭话，那就可能是有问题的，进一步推理，也有可能是“杜康四君子”派来给王炳郎送信的。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杜康四君子”方面是从这时候获悉王炳郎出事的消息的。换一个角度，置身于“杜康四君子”那边来考虑，知晓王炳郎出事后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当然不指望王炳郎能够对付得了警方实施反侦查反审讯成功，什么都没有交代，那就得按交代了来计议了。首先是切断跟王炳郎介绍的扒手彭阿道的联系，切断了之后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呢？如果王炳郎的交代完全属实的话，那似乎没有什么要急着做的了，为什么还要冒着天大的风险派杀手上门来解决王炳郎呢？这件事，最安全的处置办法是“到此为止”，咱不跟你王炳郎玩了! 令人奇怪的是，对手不但没有退出跟王炳郎的“玩”，而且玩出了大动作，把王炳郎打发上了西天。用暴力手段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这种剥夺行为很有可能会引发同样使自己也丧失性命的严重后果，采取这种方式的人如果不是精神病患者，那就肯定跟被剥夺生命者有一种特别的纠葛：要么有着深仇大恨，要么死者掌握着对于己方大大不利有可能会危害到己方最大利益的重要机密。 王炳郎跟“杜康四君子”没有深仇大恨，所以，他被剥夺生命应该是属于后一种情况：隐藏着对方的重大机密!王炳郎被捕后，尽管侦查员向他交代了政策，但他放弃立功赎罪的机会，欺骗警方，保住了“杜康四君子”方面的重大机密。他原以为这是替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想到这后路竟是一条绝路，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么，王炳郎保留的是什么重大机密呢？讨论到这里时，老周在专案组组长佟真汉耳畔悄言数语，佟真汉一下子站了起来，惊叫了一声：“不好!” 六、两口大缸里的秘密老周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对佟真汉说了什么悄悄话呢？他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对手是怎么知道王炳郎仅仅在公安局待了几个小时就被释放了呢？ 这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杜康四君子”能便利地把已经释放回家的王炳郎给解决掉，难道他们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知道王炳郎被释放回家的消息了？可能的解释是：上午那个陌生男子有事来找王炳郎，很有可能是“杜康四君子”派来的，得知王炳郎昨晚被捕，大惊之下赶紧去向“杜康四君子”报告了。 “杜康四君子”并非刘伯温式的人物，没有那份神机妙算，他们不可能估计到王炳郎被捕后的表现，也不可能推算到专案组会安排钓鱼计划，所以，由此作出判断认为王炳郎被捕之后其住所可能反倒是一个安全处所了，他们就在不知道王炳郎已被释放回家的情况下于下午悄然派人窥探。为什么要对王炳郎的空住所进行窥探？那是因为他们的重大机密隐藏于王炳郎的住所内，他们要知道隐藏于王炳郎住所的那个机密是否已经泄露。这个机密，上午那个去找王炳郎的男子显然是不知道的，他回去向“杜康四君子”报告王炳郎出事后，“杜康四君子”才在下午派人去王炳郎住所窥探。出乎意料的是，前往窥探的人发现王炳郎竟然已经回家了(下午有一段时间王炳郎坐在院子的树荫下喝茶，院子大门敞开着，外面老远就能看到)。这样，“杜康四君子”方面对王炳郎就产生了怀疑，他们意识到王炳郎可能已处于公安人员的监视之下，于是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化装潜入王炳郎住所，弄清楚那个重大机密是否已经泄露。 看来，“杜康四君子”方面不乏胆大妄为之徒，这人很有心机，从王炳郎的骨折想到了吃饭问题，竟然就敢冒充饭馆送饭伙计冒着有可能被监视的公安人员识破的危险，进入了王炳郎的住所。这人进去后，跟王炳郎说上了话，估计王炳郎向他道明并未泄露“杜康四君子”密藏于其住所的机密，请“杜康四君子”方面放心。王炳郎没有想到，他走到这一步，他对于“杜康四君子”的利用价值已经降低到零，甚至还是负数，因为留着他这样一个活口在，对于“杜康四君子”方面就是一个隐患。因此，不管他是否保守着那个机密，他都只能是死。于是，无声手枪就射出了一颗结束王炳郎性命的子弹。 “杜康四君子”在王炳郎住所到底隐藏了什么机密？很有可能与朱涤新局长收到的那封检举信中所说的“国军”少将刘澄宇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动案有关，所谓重大机密无非是跟暴动相关的花名册、武器、旗帜、袖标之类。花名册这样的机密，估计王炳郎还没有那份资格受命密藏，而且一本花名册体积微小，“杜康四君子”自己完全可以密藏着，不必麻烦王炳郎。因此，最有可能密藏于王炳郎住所的就是武器和旗帜、袖标之类，杀手最多在王炳郎住所内待了三分钟，出来时只提了那个送饭的食篮，那里面是装不下武器等物的，所以，如果确实存在着机密的话，那么这份机密当时并没有时间转移。 凶手行凶之后，可能没有逃远，因为他还有使命在身，他得弄清楚公安方面在发现王炳郎死后，是否迅速反应，是否发现了王宅隐藏着的机密。所以，凶手在附近待着，直到看见王炳郎的尸体被抬出来，警察一个个地全都离开，这才通知也在附近不远处隐蔽着的“杜康四君子”。这样，就发生了使专案组长佟真汉惊呼“不好”的事情：把密藏于王宅的机密迅速转移了! 佟真汉听老周这一推断，心里顿时一个激灵，马上决定全体出动，赶往王炳郎住所。 王炳郎的住所果然已经有人光顾过了，还没走到大门口，侦查员的手电筒光扫过去，就发现他们先前离开时上的那把大挂锁已经被撬开，耷拉在一侧门环上。入内一看，屋里一片狼藉，橱柜、抽斗都已打开，衣服杂物丢得满地都是，酷似遭了窃贼光顾后的现场。 但是，专案组事先已经对此有过分析，现场的这种景况不能牵引着他们的思路往“刚刚遭受过窃贼光顾”的轨迹上去考虑，因为“杜康四君子”藏在王宅这边的机密只能是武器、旗帜、袖标等物，而这些物件显然不可能藏在小小的橱柜、抽斗里。几个人交换了意见，佟真汉说声“搜”，大伙儿就动手了。搜查得十分彻底，所有家具都一一移位。当将房间里那张五尺大床移开时，发现床底下的木板有被移动过的迹象。掀开木板，地下露出了两口大缸，里面空无一物。老周和诸大康伏在地上，把脑袋伸进缸里闻了闻，有一股机油气味! 情况就明了了：这两口大缸里原先藏着涂了机油以防止生锈的金属物件——武器弹药，刚刚被人取走。 专案组迅速赶到离现场最近的派出所，用那里的电话向总局值班室报告了情况。总局值班室当即向全市各分局和水上公安局值班室作了通报、布置，但能否截住那就要看运气了。 运气没有跑到专案组这边来，直到天明，也没有任何跟此情况相关的消息传来。次日上午由总局派来的刑侦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认定缸里不但有机油气味，而且提取到了那种被民间俗称为“牛油”的专门用于金属防锈的固体油脂残留物。由此，可以认定这两口缸里确实密藏过武器。 专案组长佟真汉这时的沮丧可想而知，简直连寻死的心都有。 佟真汉对刑侦处领导说，我犯了大错误，请求立刻免去我专案组长的职务，并且给予严厉的处分!领导说此刻连我都晕了，什么都先不考虑，临阵换将也不适宜，小佟你还是继续把这个案子侦查下去吧，努力工作，取得成绩，将功补过。 朱涤新局长获悉这一情况后，说不管怎样，这几位专案同志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现，最起码从发现藏有武器这一点来看，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是有利的，这可以初步确定那封检举信件中的内容可能确实是有价值的。 由此，局党委就作出决定，对检举信所举报的关于国民党少将高参刘澄宇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动一事正式予以立案侦查。该案的侦查由总局政治保卫处负责组建专案组，与“杜康四君子”专案组没有工作关系，但如果两个专案组在侦查中发现有跟另一专案侦查有关联的内容，则应该互相及时予以通报，必要时应进行密切合作。 佟真汉虽然没有受到处分，但心里非常郁闷。他意识到自己只有努力工作，把“杜康四君子”系列案侦破了，这才对得起组织，也对得起“人民警察”这个光荣称号。于是，佟真汉便召集全组同志开了一个会，检讨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失误，请大家群策群力，分析案情，看如何能尽快查摸到“杜康四君子”的踪迹，将其一网打尽。 专案组其他五名成员心里也不好受，特别是老周，禁不住责怪自己的脑筋动得太慢。为表示歉意，他掏钱去买了两包好烟，散在桌上请大家随意抽着讨论案情。 这次案情分析会，开了整整七个小时。所有人都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有不同观点的还进行了争论，最后终于达成了共识：回过头来从已经调查过的案情中找出一个点作为案件侦查工作的切入口。 这个切入口就是之前发生的益泰布号被劫案。 益泰布号被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午，车行那辆被劫的大车被人发现倾翻在离案发现场大约一里多地的一条小河旁边的泥地间。车行老板由此而产生了另一个念头，寻思强盗既然不要大车，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牲口，但牲口没有发现，那就可能被牵到牲口市场去卖了，因为牲口不比大车，只要肯把价格往下压，总会有人买下的。于是，大车行老板便带了当事人车夫老朱前往地藏王庙后面的牲**易市场去撞运气。没想到还真让他撞着了，那匹被劫的枣红马竟然就在那里的一株大树下拴着。车行老板又惊又喜，大叫一声“我的天”，一个箭步上前去抱住了枣红马的脖子，那马也认出了主人，发出了长声嘶鸣。此举自然惊动了前来销赃的家伙，待老板和老朱回过神来想找那个卖家时，那汉子早已不见影子了。大车行老板找回了牲口，喜不自胜，牵回去后也没去向派出所说一声，还是老朱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个熟识的民警提起此事，警方这才知道，找车行老板做了一个记录，并将此事作为当日的治安动态上报了分局，分局因为此事涉及“杜康四君子”系列案，就报给了总局。这样，专案组也就知晓了此事。 现在，专案组的切入口就是因此而设定的，其理由是：那天抢劫了一车龙头细布的案犯是按照以下路线逃离现场的，他们打昏益泰布号账房先生张修身和车夫老朱后，为防止被夜间军警联合巡逻队发现，所以未将张修身、老朱两人抛在现场，而是放在大车上运往预定的转移点——后来发现被抛弃大车的小河旁。到那里后，他们把赃物转移到了已经停在那里的船上，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把张修身、老朱两人也带到了船上。大车和牲口显然是无法用船只来运走的(以小河的深度来判断，那条船不可能很大)，于是，把大车就地抛弃，牲口舍不得放了，就留下一人专门处理。然后，案犯驾船逃窜，逃到了东湖那边，就把张修身和老朱两人送上岸，绑在柳家庄河边的牛棚里。两人之所以会昏迷较长时间，可能案犯在打昏他们后还施用了麻药。 专案组估算了从抢劫案犯抛弃大车的现场到张修身、老朱两人被捆绑的牛棚所在地的那段距离，至少有二三十里水路，其中三分之二是郊区。这样，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三分之二是郊区，那么所过之处，肯定有船只可以停靠并适合将张修身、老朱固定捆绑的位置，除了牛棚，还有树木、电线杆和木桥，可能还有破庙什么的。那么，案犯为何偏偏要把两人弄到柳家庄那里去呢？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答案：那两个实施抢劫的案犯当时在船上睡着了，而摇船的人仅仅是由于某种原因负责摇船而已，没有资格知道作案计划。船行至柳家庄附近时，可能目的地即将到了，所以他(或者他们)就唤醒了案犯，询问如何处置张修身、老朱两人(也有可能先前在大车抛弃地把张修身、老朱弄上船时，案犯说过“半路上处置他们”的话头)，案犯于是便让马上停船，把张修身、老朱两人绑在河边的牛棚里。 如果以上推断是准确的，那么，案犯用于窝赃的地点应当就在柳家庄或者柳家庄附近的另外两个村子——张河村或者虎啸岭。 专案组于是决定：将这三个村庄作为侦查目标，开展周密的调查。 七、剥下“杜康四君子”的画皮柳家庄、张河村和虎啸岭是三个独立村庄，呈品字形分布，互相之间各有乡间小路和小河汊相通。三个村子中，虎啸岭稍大，大约有六七十户村民，柳家庄、张河村就只有四五十户。根据区农会提供的资料，这三个村子以贫困户居多，够得上后来搞土改时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大约只有五六家。那里的村民尽管贫困，但由于生活在湖河江汊之间，所以除非是替人打工的雇农外，基本上家家都有一条小船，农忙时作为交通工具去那些位于河汊间的田块耕作，农闲时则赖以捕鱼捉虾维持生计。 这种小船，载重量不过两三个人，被称为小划子，不在调查范围之内。专案组根据益泰布号被劫的那车布匹的重量以及还要搭载数人来推算，估计那条木船的载重量应当在一吨半以上。这样，调查目标就很明晰了：就冲着符合载重条件的船只进行。 为防止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化装为调查水质的卫生防疫技术人员，专案组摇身一变成为“水质调查工作小组”，特地去武汉市人民政府卫生处开了一纸证明。鉴于解放伊始敌我斗争形势相当复杂，侦查工作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专案组一行六人前往区政府接洽时，即使对接待他们的副区长也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的区政府未设置卫生管理机构，由分管副区长顺带兼管。副区长看了介绍信，问你们有什么要求。专案组里年龄最大被指定为“水质调查工作小组”组长的老周说，我们不熟悉这一带农村的情况，希望区政府能给我们配备一名熟悉那三个村庄地理人文情况的同志，以便于开展工作。副区长说那很容易，我让区农会派一位同志陪同你们下乡吧。 于是，专案组就由一位姓郑的年轻干事陪同着下乡了。 本来，调查一下这三个村子的船只那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情，一天就能解决了，不就是了解一下每个村庄有多少条木船，每条船的载重量多大，符合涉案条件的船只近日夜间是否离开过本村之类。但因为涉及保密，所以这工作就不能这样公开进行，而且，侦查员还要让所有村民相信他们真的是来调查水质情况的。因此，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反而得花费在“抽样化验”、“登门访问”方面，还得装模作样地进行认真的记录。而属于正道儿的船只调查反而只能打擦边球似的顺带着悄然进行，调查时先问人家：你们家有多少人？成员结构？年龄？生过什么病没有？然后才似是漫不经心地问一下，家里有船吗？几条？平时使用得多吗？如此进行，进度当然就慢，这样，当天他们没有回城，就住在张河村。 次日，又调查了半天，把三个村子都过了一遍，在虎啸岭发现有一条木船符合涉案条件。这是该村一个名叫印宗景的富户家的船。印宗景是虎啸岭的一个外来户，大约在1928年从江西那边举家迁到虎啸岭来的。后来土改运动时查出原来他是江西的一名土豪，为逃避红军和苏区政府的打击举家逃到武昌，变卖了部分细软，选择虎啸岭买了几十亩土地定居。他除了把部分土地出租给穷苦农户收取租米外，本人以及家人也下田干活。还学会了驾船打鱼，打造了一条三吨木船、两条小划子，闲时跑运输和捕鱼捉虾。所以，后来土改时印宗景就被评为地主，加上其之前在江西的土豪身份、罪行，就被作为反革命分子给枪决了。此系题外话，到此打住。 且说专案组当时发现印宗景家有这样一条符合涉案条件的木船后，就开始调查发生益泰布号抢劫案的那天晚上这条木船是否在虎啸岭。这件事跟“水质调查”没有关系，也搭不上去，那就只好另外设法了。通过跟区农会干事小郑的接触，佟真汉得知小伙子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出身雇农，本人七岁就给地主放牛了，解放军打过来时，他还给部队带过路，要不是地方上看中了他一定要他干农会工作，他早就当兵去南方打仗了，如今，他已经参加了共青团，并写了入党申请。这样，佟真汉就决定请小郑相帮协助调查印宗景那条木船之事。佟真汉对小郑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小伙子又惊又喜，马上问需要他提供什么帮助，佟真汉说了调查印宗景家那条木船之事，小郑连连点头说没有问题，由他去打听就是，肯定能有确凿的消息。 原来，小郑在虎啸岭有亲戚，他的一位堂姑姑就在这个村子，嫁的那户人家也是穷人，但再穷的人家也有亲戚，而堂姑姑家的这门亲戚正好是印宗景的佃户，男主人姓傅，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唤他“傅老三”。傅老三是虎啸岭最穷的人，穷得没有房子也讨不起娘子，他带着义子傅六儿租种印宗景家的几亩水田，没有房子住，印宗景家就让他们父子俩住在“船坊棚”里。 “船坊棚”是一种用毛竹和稻草搭建于河上的草棚，底下是停泊着的木船。因为木船不用时如果露天停泊着，就会让日晒雨淋弄得破损，所以得有替木船遮阳挡雨的“房子”，于是“船坊棚”就产生了。傅老三父子就在这种河上草棚的一个角落，用毛竹架设了一层类似阁楼样的东西，三面用草帘子遮挡，留出一面用可以活动的竹帘子作为进出的门，这就成了一个近似于原始人居住的窝棚。 小郑认为，傅老三父子住在“船坊棚”里，底下就是那条涉案的三吨木船，所以，那天晚上这条船是否出动过，他们肯定是知道的。侦查员听他这样一说，都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就请他前往打听。小郑于是就去了“船坊棚”，傅老三不在，只有他那十一岁的义子傅六儿在那条木船的船尾趴着钓虾。傅六儿是认识小郑的，管他叫“阿叔”。小郑给了傅六儿几块糖果，也要了一根竿子钓虾，两人就聊了起来。三两句话后，小郑就把话题转到了本意上，傅六儿想了想说，你说的那天晚上我早早就睡觉了，睡觉时那两条小划子在，大的这条木船没停在“船坊棚”里啊。 没停在“船坊棚”里？那么停到哪里去了呢？ 不可能停到别处去的，停在露天里，东家是舍不得的，肯定是摇出去了。 是你爹爹摇出去的？ 没有，我爹爹一直跟我在一起，晚上呼噜打得我醒了好几次哩。 侦查员闻讯，顿时兴奋：有戏了!不过，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说的话是否可以当真，那还有待于进一步核查。这样，小郑就决定直接跟傅老三接触一下。为防止惊动了印宗景，他让堂姑夫出面悄悄把傅老三约到了堂姑姑家里，先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告诉对方他是代表公家来找其了解情况的，希望对方能如实回答，并且严格保密，否则影响了公事那人民政府是要找你说话的。傅老三说我知道，如今的政府是为着咱穷人奔好日子的共产党政府，我是虎啸岭最穷的人了，当然要向着咱们的政府，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小郑开口一说，傅老三的回答却跟傅六儿相反，他说那条木船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离开过虎啸岭。 那么，傅六儿怎么说那天晚上睡觉时，“船坊棚”里没见那条船呢？ 傅老三说了原因：今年印宗景决定给那条三吨木船涂刷桐油，这是保养木船的常用方法，最好是一年一次，也有两年的。印宗景家的这条木船已经三年没涂刷桐油了，所以今年必须涂刷。因此，最近半个多月这条船一直没有使用过，你说的那天，由于白天刚刚涂刷过桐油，晚上如果停在“船坊棚”里，那桐油气味熏得我们就没法睡了，所以就把船停在那边桥下了。 小郑听着，心就凉了半截。小伙子内心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说法，毕竟年轻，脸上就露出了些许怀疑的神情。傅老三读懂了这一点，笑着说你可以跟我上船去看一看，就可以知道我说的是没错的，一条船如果有一段时间没使用过，船上的那支橹上会有痕迹的，那个橹孔里会生锈的哩。 木船的动力靠橹提供，主橹架设在船尾，船尾的某个位置有一个固定的金属橹销，其顶部是一个凸出的圆球状，橹的后部镶嵌着一个与之大小相配的凹进的圆形橹孔，使用时，橹孔压于橹销上作左右晃动，伸进水里的橹片就摇摆着提供动力，驱动木船往前行驶。由于橹孔和橹销始终在不断地摩擦，所以其接触部位的金属就变得亮光闪闪；而为了让这种摩擦的阻力处于最小的状态，每次航行前通常都会往橹孔里注一点油，这同时也就起到了防止生锈的作用。因此，如果哪条木船有一段时间不使用了，橹孔和橹销既不上油也不摩擦，那就会生锈。傅老三以此作为证据提出来，那当然是最有说服力的。 于是，小郑就跟着傅老三上船去看了看，橹孔橹销果然都已经生锈了，这说明傅老三所言不谬。 耗时两天的调查以毫无收获而宣告结束，傍晚，专案组撤回区里。众侦查员一个个心情沉重，连晚饭也没吃好。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大家议来议去，觉得原先的调查思路和方向都没有问题，之所以未能取得成绩，可能是由于调查范围过于狭窄。于是就把小郑请来，请他介绍了柳家庄、张河村、虎啸岭周围的水路情况，发现那三个村庄的品字形右上方还有一处应当调查的地方——三善寺。 三善寺是一座建于清朝光绪末年的庙宇，距1949年不过四十来年，在当时算不上古刹。当地传说是由一个靠在长江中当水盗发家的老头用赃款所建，取名“三善”，想来是有着一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当初择址时，那强盗老头可能担心会有江湖上的仇家来寻他算账，所以挑选了位于河汊间的一处小小的陆地，四面环水，出入必须靠船，相当于一个极小的孤岛。 这座庙宇占地不大，寺内僧人更少，据说初建时只有那自任方丈的出资盖庙的老头和他的两个徒弟，后来渐渐收留了一些慕名前来投奔的身份可疑之徒，到抗日战争爆发前那第一代方丈死时已有十多名和尚。日本人占领武汉的那几年里，僧人又有增加，最多时达到将近三十人。一时间，附近乡里的百姓都来三善寺烧香拜佛，连日本军官也慕名前来。但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统”局称三善寺僧人勾结日军，充当汉奸，派出和尚以化缘为名替日本方面搜集情报，便派员将该寺僧人悉数逮捕。后来，据说枪毙了数人，判刑关押了十几人，只有六人被释放，仍回三善寺当和尚。经此一折腾，三善寺从此就一蹶不振，几乎没有什么人去烧香了。那几个和尚靠在孤岛上种植和捕鱼捉虾谋生，据说日子过得很不滋润。 这样一座寺庙，会成为“杜康四君子”的窝赃之地吗？ 次日，专案组由小郑领路前往三善寺察看。临走前，佟真汉正好遇见驻扎在区政府驻地的一位当营长的老乡，跟对方商量借得一个望远镜。接下来的情况表明，这个措施很有必要。 一行人到了三善寺附近，钻进了一片竹林，从几十米开外悄然观察这座寺庙。庙门前有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地，空地尽头就是水面了，靠岸处拴着三条木船，其中一条就是符合涉案条件的载重量大约在三吨左右的，估计已经两三年没有涂刷桐油了，看上去比印宗景的那条旧些；另外两条，一条是小划子，还有一条是载重量大约一吨左右的可以架设两支橹的“快船”。 刑警邓兴看着看着，心有所动，从佟真汉手里取过望远镜，对着那条“快船”看了片刻，把望远镜递给老周：“你看看!” 老周一看，脸色就两样了：“这不是上次我们在贾必诚酒馆跟踪‘杜康四君子’时他们在长江边上的那条船吗？” 望远镜马上到了佟真汉手里，他一边看着一边问：“是这条船？” “没错，就是这条!我记得很清楚，两支橹，船尾的缆绳是用竹子和棕丝混编的。” “哦!难道这座寺庙跟‘杜康四君子’有关系？” 老周说：“不但有关系，我估摸可能‘杜康四君子’就藏在庙里也难说!” 这样，专案组反倒不敢轻举妄动了，几个人商量下来，觉得此刻不能直接去庙里，而应当采取更加稳妥的办法。什么稳妥办法？又议了一阵子，当过排长并在战场上代替阵亡的连长指挥过百来号人冲锋陷阵的佟真汉这当儿就显出了他的胆魄和智慧，他想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法子，众人听了都说好，于是就付诸实施。 三善寺方面不知道他们从这时起已经被悄然监视了，不但被监视，还要受惊一下：一个多小时后，从区里来了两个干部，站在河边招呼寺院派人划船过来渡他们去庙里，有公事要交待。一个和尚用小划子把两人接了过去，肥头大耳的方丈出面接待，吩咐沏茶。干部说不必了，工作忙，立马就要走的，是来跟贵寺说一件事：接到部队方面的通知，准备在我们这一带举行军事演习，部队首长看了地图，决定把指挥所设在三善寺，先期人员明天晚上9点前进驻；征用贵寺的全部时间大约是七十二小时，原则上不使用寺里物品，如果使用，则按市价折算补偿，损坏东西也是照价赔偿。不知贵寺是否有不便之处？方丈说没有什么不便，欢迎大军首长光临敝寺。干部说那就这么说定了，我们去回复部队首长。 所谓“军事演习”当然是子虚乌有的，按照专案组的推断，如果三善寺确实有问题，窝藏着赃物甚至“杜康四君子”的话，那么，此举肯定会迫使他们转移，转移的时间就在今天晚上。所以，今晚准备布网捕拿吧。 当晚，天黑后不久，前来支援的驻军两个班的战士就悄然控制了三善寺通往外面的几个河汊拐弯处；稍远处，临时征用来的十几条小划子悄无声息地堵住了每条河汊的水面，武装民兵持枪埋伏于岸边；专案组六人个个持枪分别隐藏于各条河汊离三善寺最近的岸边。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预计的没有什么差别：9时多，三善寺那边有动静了，听声音是在往船上装货。一会儿，夜空中传来了轻微的“咯吱”声，那条三吨木船出现在埋伏者的视线中。一声哨响，两颗照明弹射上夜空，把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原以为船上如果待着“杜康四君子”的话，可能会发生枪战。但待在船上意欲转移的“杜康四君子”却随着四下里一迭声的“缴枪不杀”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诚如专案组所料，那条木船上装着益泰布号被劫的那车龙头细布和其他一些赃物，还有从王炳郎家转移出来的两大缸武器弹药；此外，还有一部带小型发电机的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杜康四君子”的身上，都带着左轮手枪，其中一支配有消音器。 三善寺的六名僧人全部被拘捕，对寺庙进行了搜查，没有发现武器，但却搜出了几大桶染料。专案人员起初还以为是炸药，就地讯问了涉案僧人才知道，原来是“杜康四君子”让他们购买了准备将抢劫而来的龙头细布进行染色用的。染色干什么用？涉案僧人并不知晓，又问了“杜康四君子”，方知是准备把白布染成黑色后用于制作反革命武装暴动时暴动人员所穿的统一服装的。 连夜进行讯问，终于揭开了“杜康四君子”的神秘面纱：他们四人原是国民党海军的情报人员，武汉解放前夕被转往“国防部保密局”，作为潜伏人员留了下来，上峰给他们的使命是：收集情报，制造混乱，伺机配合光复大武汉。其藏身地是三善寺，那里的方丈是“保密局”几年前发展的特务。 根据事先的策划，他们就以“杜康四君子”的名号在武汉全市露面，意欲通过喝酒和“国际海员”的名头扬名立万，在社会上广泛结交朋友，便于开展工作。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接到了上峰的秘密通知，让他们听命于刘澄宇将军。接着，刘澄宇就派员前来跟他们联络，传来了指令：准备组织武装暴动，并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为此，要求“杜康四君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为暴动和打游击准备经费和物资上。为使他们顺利开展这一新使命，指派王炳郎配合。 这样，“杜康四君子”就跟王炳郎挂上了钩，研究了一个通过“杜康四君子”的喝酒名声组织扒手大肆作案的方案。刘澄宇很欣赏这个方案，派来了一个特务主持扒窃活动，这个特务显得很是神秘，“杜康四君子”不知道其任何情况，只知道所有扒手除了王炳郎推荐的那个彭阿道外，都是此人所招，也弄不明白这人跟黑道怎么这样稔熟。 扒手所获得的赃款赃物，“杜康四君子”是不经手的，都由那个不知姓名的特务直接处置。那天，“杜康四君子”却突然接到刘澄宇派人送来的通知，让他们当晚化装抢劫益泰布号从码头货栈提取的那车龙头细布，得手后染色准备制作暴动时用的统一服装。“杜康四君子”便动用了藏身地三善寺的那条三吨木船，方丈派了两个和尚替他们摇船和卸货。一行人化装后，驾船而行，顺利完成了使命。根据潜伏特工“能不杀人尽可能不杀人”的工作原则，那个车夫老朱和益泰布号的账房先生张修身未曾丧命，但为推迟抢劫案被发现的时间，便将两人弄昏后顺路运到郊区再释放。但“杜康四君子”在途中瞌睡了，而摇船的和尚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张修身、老朱两人，所以也不吭声。直到快要到达三善寺时“杜康四君子”醒来，这才赶紧把张修身、老朱两人抬上岸绑在牛棚里。 贾必诚酒馆事件后，“杜康四君子”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跟踪，但是，彭阿道的被捕惊动了刘澄宇，便派人给“杜康四君子”和王炳郎送信让他密切注意。但是，警方已经抢在前面逮捕了王炳郎。这样，刘澄宇就非常失望，但这批武器对于即将发动的暴动实在太重要了，于是他就异想天开地指令“杜康四君子”检查密藏的武器是否已经被警方起走。如果王炳郎没有交代武器一节的话，就地将王炳郎解决并把密藏的武器抢运出来，转移到三善寺去。 前往美国接受过特训的“杜康四君子”接受任务后，分析了形势，决定大胆行动，化装潜入王炳郎住所。该使命由精于化装的“酒徒”实施，顺利完成。专案组接着果然出现失误，没有发现王炳郎家密藏的武器，从而使他们在这个回合中获胜。 但是，由于彭阿道和王炳郎的暴露，“杜康四君子”也就失去了活动条件，只好隐藏于三善寺静候形势发生变化，参加刘澄宇领导的反革命武装暴动。可是，怎么也没有料到前面作案时已经露出破绽，专案组找上门来了。 朱涤新局长闻知“杜康四君子”已经被捕，大喜，指令政保处“刘澄宇暴动案专案侦查组”直接讯问“杜康四君子”，追查刘澄宇的行踪以及反革命暴动计划等情况。但是，狡猾的刘澄宇事先已经考虑到“杜康四君子”出事的可能，因此所有的联络都非常谨慎，“杜康四君子”根本没有见到过刘澄宇，连他长得什么样子都不清楚。所以，头几次讯问并没有取得进展。 专案组侦查员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调整了讯问方案，以启发方式跟“杜康四君子”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终于从四人的口供中获得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据此制订了新的侦查方案，最后终于将刘澄宇一伙悉数缉拿归案。 经审理查明，刘澄宇曾任国民党军队陆军少将高级参谋，武汉解放时受命潜伏，策划组织“武汉守备区突击第二纵队”反革命武装组织，自任纵队长，在武昌、阳新、大冶一带频频制造抢劫、盗窃、暗杀、破坏金融等现行反革命活动。该案破获时，刘澄宇已经制订了反革命暴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同时袭击武昌县人民政府和流芳区政府，制造轰动效应，然后视情在“继续扩大战果”和“上山打游击”两个方案中作选择。 不久，刘澄宇和“杜康四君子”等一批反革命分子被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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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28 1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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