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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先后担任吴淞区委和沪西区委书记、组织部长。同年十月下旬，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先关押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漕河泾监狱，一九三六年又转解到苏州陆军监狱。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党中央的交涉和斗争，国民党迫于形势释放政治犯，我才得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恢复了自由。和我同时从苏州国民党陆军监狱出狱的有黄育贤（即桂蓬）、李吉明（即林李明）、黄国雄（即黄先）、林熊（即林若冰）、陈理等同志。
在狱中关了几年，出狱后，大家都急切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但不知到何处才能找到党的组织，同时又缺乏路费，因此，我向上述几位同志建议，先到我的家乡无为。无为和芜湖仅一江之隔，用不着多少盘缠；到无为后看看形势，再想办法，到时各人还可以分别写信跟家里联系。他们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我们便沿途乞讨回到了我的家乡无为。
回无为后，先住在我家。这时，我们从报纸上知道，党中央已经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于是，大家一面各自写信回家联系，一面与当地进步人士胡竺冰、吕惠生、王试之诸先生，以及失掉党的关系的胡德荣、吴锦章、倪化黎、吴大培、任惠群、刘仿鼎等同志联系，就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们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救亡协会”，利用从矿石收音机中听来的一些国内外情况，出墙报，搞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
不久，我们听说南京有个八路军办事处（后来知道这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于是立即写信去联系。我们很快就得到办事处的回信，要我们马上去南京。这时，桂蓬、黄先已经同家里取得了联系，回江西去了，我就和林李明、林若冰、陈理赶到了南京。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我们首先见到了李世农同志，他当时也是刚从国民党南京监狱出来的，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任联络干事，他把我们安排在一个大旅馆里，并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文件和《解放》、《群众》等刊物，还发给我们五十块钢洋作生活费。他关切地说：“旅馆里饭菜可能不好，你们每天不妨到饭馆里吃饭。”组织上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们深深感动。
我们在旅馆里，一方面学习党的文件，一方面写简历，汇报狱中的情况和本人今后的打算，大家一致要求到延安去学习。
长江局的同志同每个人都谈了话，对我说：“王文乔同志（那时我还叫王文乔），你要回安徽去，看来安徽很快就要沦陷，芜湖、无为地处要冲，又还有群众基础，你先回到那里开展工作，把那里的党组织尽早地恢复起来，投入这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去。至于学习，将来是有机会的。”李世农同志还和我说：“我不久也要到你们安徽去。林李明同志是广东人，长江局决定要他回海南岛去。结果只有林若冰和陈理同志被批准去延安。
于是，我又回到了无为。当时，日寇已侵占上海，南京形势岌岌可危。沪宁一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无为一带有许多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我一方面和胡德荣等同志一起，继续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筹划如何把国民党溃兵收容起来，建立抗日武装。这样，我就想到了张君武同志。张是留日学生，进步人士，早年即同情我党，在无为县有一定的威望，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甚为不满。我找到他，和他谈及组织抗日武装问题，他很赞成。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因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同他商量，现在溃兵很多，能不能把那些有枪的兵士就地收容起来，组织抗日自卫力量。干革命，打鬼子，没有枪杆子不行。希望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出面来把这件事办好。他同意我的意见，说：“好，这是个好办法。”这次谈话以后，张君武同志说干就干，积极奔走，几天之内，就收容了二十几个带枪的溃兵。为了使这部分武装取得合法的地位并解决给养问题，我们商议由张君武同志出面，找到了国民党的无为县长。张对他说：“现在大敌当前，是国家生死存亡之秋，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我们要保家，要卫国，要成立自卫总队。”国民党无为县政府迫于形势，勉强同意。这样我们就成立了无为县国民自卫总队，张君武同志任总队长，我则幕后指挥。但不久以后，国民党县政府得知张君武同志同共产党有联系，就下令通缉张君武，解散国民自卫总队。
正值此时，李世农同志来到了无为，他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搞武装是必要的，同时提出既然现在无为反动当局要解散这支武装，我们能不能利用国民党区域之间的矛盾，把这支武装转移到邻县，利用其他人的名义，把它保存下来呢？恰好此时含山县运漕镇有个夏叙堂(绰号夏老小)，此人曾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旅长，现在运漕镇开当铺，需要武装保家；加之运漕地处无为、巢县、含山、和县四县交界的地方，是国民党统治薄弱的环节；于是，我们就把队伍拉到运漕，名义上是为夏老小保家，实际上是把这支控制在我们手里的武装继续保存下来。国民党无为县政府知道我们转移到运漕后，就通知夏老小，说张君武这支武装同共产党有关系。夏老小一听此言，就把张君武扣了起来。自卫队员们都忿忿不平，他们仗义执言：“我们从南京溃退下来，到处流浪，幸亏张先生收容了我们。现在张先生带我们来给你保家，你反而恩将仇报，你要是不立刻把张先生放出来，我们就对你不客气。”接着就包围了夏老小的住地。夏老小无奈，只好把张君武放了出来。张君武放出来不久，即参加了我党，到延安去了。这支队伍不久也参加了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挺进纵队，不少队员后来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了。
李世农同志到无为后，我们即按照长江局的指示，着手恢复和建立无为一带的党组织；同时写信把我们已接上组织关系的情况告诉桂蓬、黄先同志，要他们如果在江西没有接上组织关系，就赶快到无为来。桂蓬接信后很快就来了，黄先因到别的地方去了，未接到我们的信，没有来。这样，李世农、桂蓬和我三人，就正式组成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简称皖中工委，李世农同志任工委书记，桂蓬和我任工委委员。皖中工委工作地区包括和县、含山、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合肥等县。工委是这样分工的：李世农同志负责面上工作，桂蓬同志留在无为，我被派到巢县开展活动。
皖中工委成立后，经过初步了解和审查，首先恢复了胡德荣同志的党组织关系，接着恢复了吴锦章、吴大培、倪化黎等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在皖中工委的直接帮助下，中共无为县委这时亦重新建立并开展活动，由胡德荣同志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八年初，我离开无为到巢县。其时，冯玉祥先生在巢县圆山创办抗日干部训练班，我便以训练班民运教官的合法身份，同舒政海同志一起，在这里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张恺帆：安徽无为人。建国后曾任安徽省副省长，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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