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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因为经常被迫采用退守求存这个弱者的武器，终于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固有的精神状态，用现代语言来说，养成了一种民族感。
——保罗·韦贝尔
一、“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
二战中的卢森堡，被戏称为“一个行军中被征服的国家”。显然不准确！诚然，古德里安麾下的三个装甲师（第一、二、十装甲师），如大象散步般从卢森堡2500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碾过，高强度的对抗是不科学的。保罗·韦贝尔所著《卢森堡大公国史》比较实事求是：“公路上的障碍物和零零落落的几下火力交锋，抵挡不住德国国防军大批机械化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入侵，他们排山倒海似的冲进了大公国。”但卢森堡并未被征服，作为主权象征的女大公夏洛特·阿德尔贡德·伊丽莎白·玛丽亚·威廉明娜拒绝向侵略者投降，她的选择是流亡。
夏洛特女大公
夏洛特女大公去国的时间是1940年5月10日，西线开打的日子。当天凌晨3时15分，乌尔河-绍尔河-摩泽尔河一线的九个无线电站不约而同发出警告，东侧德军有异动。卢森堡武装力量总指挥埃米尔·斯佩勒少校下令，关闭舒斯特防线的所有关卡，全国680名在编武装人员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尽管徒劳，蚂蚁仍撸起袖子向大象秀了秀肌肉。此外，少校还做了一个更关键的动作，他致电卢森堡市以北30公里的科尔马伯格行宫，唤醒了还在熟睡的王室成员：德国人动手了。接报之后，女大公第一时间还跸市区的大公府。
大公车队刚到大公府，头顶上就响起了斯图卡刺耳的尖啸声。德国飞机要借道去攻击比利时和法国，一次空中行军。地面的德军机械化部队跟着天上斯图卡的节奏，从沃伦多夫·庞特、菲安登和埃希特纳赫等方向进入大公国，“零零落落的几下火力交锋”就是发生在装甲洪流入境行军的路途中。形势紧迫，女大公决定放弃大公府，向法国撤退。
向法国撤退，并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1940年1月4日，女大公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议题是在德国人入侵时应采取的步骤。女大公提出，如果可能，她和政府将在入侵发生时流亡国外，以维护国家的主权。毫无疑问，流亡的目的地是法国。女大公的提议，是汲取了姐姐玛丽·阿德莱德的教训。一战期间，时任女大公的玛丽·阿德莱德在德国入侵时选择留下，导致卢森堡沦为德国傀儡，王室名誉扫地、颜面尽失。女大公不想让自己的家族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为此，卢森堡政府通过驻巴黎大使馆向法国政府发出密函，请求法国在卢森堡遭到入侵时给予军事援助。作为配套措施，自年初起，卢森堡银行逐步将储备的黄金转移到马赛的法兰西银行，交由该行托管。
随着德国入侵的信号愈发强烈、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5月9日，女大公在科尔马伯格行宫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将卢森堡王室的安全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在为了告别的聚会上，女大公动了感情，她说这是“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决定”。一国之尊郑重承诺，王室家族将卢森堡领土上坚守到最后一刻，万不得已的最后一刻。
慎重起见，女大公的丈夫菲利克斯亲王负责拟定撤退计划。亲王一战时曾加入比利时军队参战，深谙用兵之道，他的原则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只篮子里”，具体安排如下：王室家族兵分两路，从不同关卡出境。夏洛特女大公、菲利克斯亲王、女大公母亲玛丽·安娜大公夫人一路从罗当治出境。女大公19岁的长子让王储、他的妹妹玛丽·加布里埃尔公主和阿利克斯公主一路从阿尔泽特河畔埃施（以下简称埃施）出境。两路人马汇合的地点在法国境内的圣默努尔德。1791年6月，路易十六一家从巴黎出逃时在此处被截捕。不太吉利，路易十六的女儿也叫夏洛特。
巧合预示了什么？反正，夏洛特女大公的撤离也绝非坦途。事后看，是菲利克斯亲王的安排惹了麻烦，主要是他高估了卢森堡的领土面积，相应地，也低估了德军的行军速度。大约是5月10日早晨6时，王室家族的两路车队驶离大公府。差不多的时间，隶属于古德里安集群的“大德意志”步兵团，所部伞兵已经在卢森堡市附近空降，很快德国人又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十字路口和交通要津。女大公一家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闪展腾挪躲避德军的追捕。
表面上看，女大公所在的车队要顺利一些。上午7时45分，她坐在丈夫菲利克斯亲自驾驶的汽车副驾位抵达罗当治，后面跟着她母亲玛丽·安娜大公夫人和宪兵卫队的汽车，几名法国海关官员迅速抬杆放行。过境的时候，一名留守的卢森堡海关官员悄悄告诉驾车的菲利克斯，45分钟前一支德军部队就占领了罗当治，好在德军的目标是比利时边境，他们放下罗当治继续向北行进。女大公完美地错过了追捕的德军，多么幸运的时间差！
与母亲相比，让王储的撤离过程要惊险得多。让和两个妹妹的车队，由宪兵卫队副官纪尧姆·康斯布鲁克护送。原来的计划是，车队先到埃施，暂时停留在康斯布鲁克一位当地朋友的家里。待与大公府留守人员确认首都失陷后，再入境法国，“坚守到最后一刻”即是此意。不巧，康斯布鲁克的朋友不在家，他借用一家咖啡馆的电话与大公府联系。更不巧，大公府接电话的那位，是隐藏的第五纵队成员，他谎称卢森堡市安然无恙，女大公已经回到了大公府。对此，康斯布鲁克将信将疑，只能带着车队在边境的几个村庄间穿梭徘徊。当车队来到一个名叫下克尔申的小村庄，发现一架喷涂有铁十字符号的飞机在村旁草坪上降落，穿着原野灰军装的士兵正鱼贯而出。车队急忙调头逃离。好啦，没啥可犹豫的了，局面明朗。车队以最快速度驶往埃施边境站，可还是晚了一步，德军已经在关卡设置了路障。说时迟那时快，康斯布鲁克一脚油门驾车撞开了路障。入境法国不久，他们遇到了法国斯帕希骑兵旅的摩洛哥裔士兵。危机暂告解除，感谢卫队副官，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用果断、勇敢和忠诚，保住了拿骚-威尔堡家族的香火。
5月10日傍晚，让王储的车队到达集合地点圣默努尔德，夏洛特女大公已经焦虑等待了一个下午。母亲心里明白，她等待的不仅是自己的儿子，也是卢森堡大公国的未来。
算起来，德国人入侵是女大公经历的第二场政治危局。她前一次临危受命是1919年1月，由德国人上一次入侵所引发。姐姐玛丽·阿德莱德因在一战期间的媚敌行为而遭全民唾弃，被迫逊位。夏洛特继任大公，可支持率非常低。玛丽·阿德莱德丢人表现在卢森堡民众中造成的影响，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不满，更是对整个王室的不信任，议会里甚至出现过“废除君主，施行共和”的呼声。初登大宝的夏洛特还是一位政治素人，她的应对却显出了不俗的认知。她主动修宪以限制君主权力，将王室对政务的干预降至最低限度，此举极大地安抚了民心。当年10月的全民公投，夏洛特意外赢得了近八成的支持率。而今，第二场政治危局恰恰要求王室在最低限度上履行自己的义务：流亡国外以证明袖珍小国的主权并未被大象的巨趾碾为齑粉。所以，女大公每向法国靠拢一步，卢森堡的独立和自由就多了一份保障。嗯，情况看起来如此。
当然，女大公撤往法国，还不足以证明卢森堡的独立和自由。卢森堡政府也在开战当日踏上了流亡之路，比让王储晚个半小时，首相皮埃尔·杜邦率几位重要的阁员也抵达了圣默努尔德。政府成员迟到，因为他们出发就晚。他们滞留在卢森堡市，是为了向德国人讨个公道。得知德军全面入侵后，外交大臣约瑟夫·贝希当着首相杜邦的面，致电德国驻卢森堡大使馆，要求与大使冯·拉多维茨通话，以表达最强烈的抗议。电话那头，大使馆接线员复读机似地答道：“大使先生不在大使馆，大使馆也不知道大使先生去了哪儿，Entschuldigung（请原谅）！”事实上，拉多维茨就坐在接线员身边，扮着鬼脸。美国驻卢森堡临时代办普拉特·沃勒正在外交部谈事，他有幸见证了这一幕。沃勒是个明白人，他催促首相和外交大臣赶快撤离，事不宜迟。6时30分，政府成员乘车撤离，前往埃施。由于他们出发得晚，路途中的困难自然更多一些，十字路口的德军已经就位，机枪已经架好，车队只能选择岔路，迂回曲折穿越国境进入法国。
外交大臣贝希不知道的是，在他撤离半个小时后，“不知道去了哪儿”的德国大使拉多维茨天使一样飘然现身于卢森堡外交部，天使带来了一份德国政府的照会——德国政府一贯尊重卢森堡大公国的中立和领土完整，前提是其他邻国也这么做。遗憾的是，德国政府得到可靠情报，英国和法国准备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卢森堡领土对德国发动袭击，以扩大战争规模。卢森堡政府明知英法的企图，但不仅不想阻止这种行为，而且还实质性地支持这种行为，这严重违背了卢森堡所承诺的中立原则。因此，德国军队现在奉命动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力量以确保卢森堡的中立地位，并抵御即将到来的进攻。就德国政府而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意侵犯卢森堡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德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英法强加于德国的战争。
啧啧，此处应有掌声。果然，古往今来的侵略者背诵的都是同一套口诀，连句式都懒得改动。留守的卢森堡外交部秘书长埃德曼·韦勒，在欣赏完拉多维茨的表演后，脸上露出羊驼般的笑。秘书长宣布，由于大公国政府的缺席，他无法答复德国政府的照会，他将设法与政府取得联系。作为个人，他觉得有必要对德国的侵略行为提出严正抗议。
抗议，是弱者面对强者欺凌时所能做的情绪价值最高的工作。而理智的考虑是，要依附于另一个强者。对于卢森堡来说，那就是陆军实力独步天下的法国。5月10日晚，女大公一家人与政府成员在圣默努尔德团聚。次日，他们将启程前往220公里外的巴黎。一条漏水的小舢板，即将够到泰坦尼克号的舷梯。
二、“我的内心说是的，但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要这样做”
5月11日，女大公驱车前往巴黎的同一天。卢森堡议会召开特别会议，任命了由几位未及撤离官员组成的临时管委会。会议结束时，议长埃米尔·罗伊特发表演讲：“今天是卢森堡被德国军队占领的第二天，作为卢森堡30万人民的代表，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对德国这种非法侵犯卢森堡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行为进行抗议。卢森堡始终是遵守国际承诺和义务的楷模，并将继续这么做。这个国家无论是君主还是平民，都无比珍视自己的荣誉。在此，我受议会委托，向我们的君主表达敬意和忠诚。”议员们全体起立，高呼：大公万岁，卢森堡独立和自由万岁！
对于卢森堡议会的抗议以及他们任命的临时管委会，侵略者压根儿不当回事，他们没工夫搭理，他们甚至没工夫搭理撤往巴黎的女大公。德军的当务之急是执行“曼施坦因计划”，穿过卢森堡北部的迪基希区，也就是著名的阿登高地一部分，然后挥师西北向，顺时针完成对比利时的大包抄。
德军的实际进展，要比曼施坦因的构想更快。5月11日上午，女大公从圣默努尔德出发不久，德国A集团军群的滑翔机部队在埃本·埃马尔要塞上降落。当晚，女大公一行抵达巴黎时，德军强渡艾伯特运河。开战两天，德军捷报频传。地堡里，希特勒在听取战报后彻底嗨了，他狂叫“我简直高兴得要哭了”。让元首“高兴得要哭”的日子还在后头，5月12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攻占色当。5月13日，该部突破马斯河防线，通往英吉利海峡和巴黎的道路完全敞开。
三天之后，5月16日的傍晚，皮埃尔·杜邦急吼吼地觐见女大公，首相神色有些慌张，“夫人，法国政府刚通知我们，做好撤离巴黎的准备。”不是说好了地表最强陆军？难道泰坦尼克号也不稳当？问号在丘吉尔那里不存在。就在这一天，任英国首相不足一周的他急飞巴黎。在丘吉尔见到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和英法联军总司令莫里斯·甘末林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局势比他想的要糟得多，每个人脸上都是灰溜溜的。丘吉尔问甘末林：“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末林摇头，耸肩，回答：“没有战略预备队。”
又过了四天，古德里安的部队进抵英吉利海峡沿岸，英法联军约40个师在敦刻尔克被包了饺子。法国的失败，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从难以想象的事变成了目力可及的事。迫不得已，女大公从巴黎撤到南边300公里的贝松。菲利克斯亲王的哥哥、波旁-帕尔马家族的泽维尔公爵定居贝松，此地的伯茨城堡酒店就是公爵的产业。
5月28日中午，两个消息传到伯茨城堡酒店，一好一坏。先说坏消息，比利时投降了。再说好消息，菲利克斯亲王的姐姐、女大公的姑子、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后齐塔·玛丽亚从布鲁塞尔赶来，跟波旁-帕尔马家族的兄弟们团聚，晚上就到。一袭黑衣的齐塔比她的弟媳有更丰富的流亡经验，准确讲，此番她是带画中画功能的流亡，奥匈帝国解体后她流亡布鲁塞尔，而比利时投降后她又逃离布鲁塞尔二度流亡。剧透一下，战争结束后她依旧流亡，她终老瑞士。不过，齐塔的到来倒是附赠了一个特大礼包，女大公的另外三个孩子——伊丽莎白公主、玛丽·阿德莱德公主（与大姨妈同名）、查尔斯王子，也一同抵达。战争爆发时，孩子们正住在布鲁塞尔陪伴孀居的姑妈。
外头兵荒马乱，女大公一家却丁口齐全，儿女承欢。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接下来，一家人可以凑在一起继续听坏消息了：6月5日，德军以143个师的兵力，对魏刚防线发动进攻。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迁往图尔。同日，意大利对法宣战。6月13日，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次日，巴黎沦陷，法国政府迁往波尔多。6月22日，法国政府宣布投降。
与法国投降相关的坏消息是，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无法为小舢板提供庇护。逐客令下，女大公只得再次踏上流亡之路。卢森堡政府向西班牙提出避难请求，佛朗哥耍了个滑头：西班牙的立场是“严守中立”，卢森堡则属于交战一方。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卢森堡政府穿越西班牙，但不可在中途停留。6月底，女大公和她的大臣们日夜兼程穿越西班牙，下一站里斯本。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跟佛朗哥一样滑头，一样“严守中立”，也一样讲究人道主义。区别在于，萨拉查要比佛朗哥多了点人情味。毕竟，女大公母亲玛丽·安娜是前葡萄牙王室的公主。他允许女大公在葡萄牙作短暂逗留，待卢森堡国内恢复秩序就必须离开。
萨拉查貌似给出了一个无限开放的时间窗口，可德国人手脚麻利，把窗子关上了。1940年8月1日，女大公在里斯本住了仅仅一个月，来自特里尔的前小学数学老师居斯塔夫·西蒙，被第三帝国任命为卢森堡的民政长官。西蒙短时间内飞黄腾达，是攀上了戈林这个高枝。他带着任务来到卢森堡，德国政府要求他尽快争取人心。如何争取人心？数学老师所能想到的最佳答案，是女大公夏洛特。上任第一天，他就致信在里斯本，劝说女大公返回祖国。女大公礼貌地拒绝了，“我的内心说是的，但我的理性告诉我不要这样做。”
从西蒙此后在卢森堡的所作所为判断，女大公对他的拒绝不但理性，简直就是英明。8月14日，在辖区专员的就职仪式上，他宣布卢森堡作为国家不复存在。10月20日，他指使手下捣毁了宪法广场的一战阵亡英雄纪念碑。他禁止人们日常用法语交流，强迫人们购买《我的奋斗》、行纳粹礼、悬挂“卐字旗”，并对卢森堡的经济进行有组织的掠夺。女大公的家产也未能幸免，大公府被改为高级酒店，科尔马伯格行宫被更名为“戈培尔大厦”……
这样的国家还是祖国吗，这样的国家谁又愿意回去？！抒情之后有个现实的小问题，有家难回者多半还会面临无家可归的难题。葡萄牙政府一副仁至义尽的腔调，他们认为卢森堡已经重建了秩序，德国人替卢森堡重建的秩序也是秩序。言下之意，尊贵的客人，您还得走。去哪儿呢？
唐宁街10号传来好消息，丘吉尔明确表示，英国愿意接纳任何一个勇于反抗第三帝国的政府。大西洋彼岸也有人捎话过来，美国驻比利时大使约翰·库达希告诉女大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建议她将孩子送到北美：“战争中的欧洲不适合儿童。”补充一个背景，1939年4月，菲利克斯亲王带着让王储参观纽约世博会期间，结识了总统夫妇。那时，弱冠之年的让刚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军官训练班结业，并于1月5日生日当天被立为储君。王储亲切随和的态度，给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
女大公采纳了罗斯福夫妇的建议，她让菲利克斯亲王先带六个孩子去蒙特利尔，那里有卢森堡王室的房产。她则必须跟家人暂别，于1940年8月初随卢森堡政府去伦敦——不能让丘吉尔等来一个没有国家元首随行的流亡政府。国内老百姓口中流传的“女大公在哪里，卢森堡就在哪里”，让她听来既感动又万分沉重。何况，她去英国并不仅仅是当一个吉祥物，她还有实实在在的工作。
三、“别担心，亲爱的孩子，我会让你重归故里”
1940年8月29日晚上8点，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帝国服务频道，外交大臣贝希策划的时政节目“卢森堡颂歌”首播。贝希的开场白即是金句，“卢森堡被占领，卢森堡不屈服。”对于在恐怖和沉闷气氛中煎熬着的卢森堡人而言，不屈服是索价极高的奢侈品。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因为坚持佩戴卢森堡独立一百周年纪念章而遭到“德国人民运动党”歹徒的殴打。该组织是民政长官西蒙豢养的鹰犬，以“在卢森堡人中培育德意志民族意识”为己任，主要教学工具是橡皮棍。
棍棒下的人们亟需听更多提气的话，女大公清楚，她的臣民在等着她。9月5日，“卢森堡颂歌”里传来女大公的声音——
我有一声发自内心的问候，很高兴也很感激能送达你们。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分担德国人自5月10日以来给我们这个小国带来的悲伤和苦难。离开你们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却是必要的。虽然我知道，我们的敌人千方百计地利用我的缺席，但我一刻也没有为此决定而感到后悔。这使我和卢森堡政府能够在全世界、在所有自由国家面前，不受挟制地表达我们的主张、争取我们的权益。我们已经为此工作了几个月了。今天，全世界都看到了德国人对我国施加的不公正和卢森堡人民蒙受的黑暗。我的臣民们，请不要放弃希望，我会坚持呼吁盟军为卢森堡的自由与解放而战斗！
这是女大公第一次现身BBC，在未来五年里，只要不是出访，她每个月都会在“卢森堡颂歌”节目中与臣民交流，累计达19次。女大公的“卢森堡颂歌”与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起，成为二战中最著名的公共发言。
好声音是需要交流的。交流的动因是，每一种好声音背后都有对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的担忧。女大公担忧卢森堡会在战争中被他人遗忘，袖珍小国害怕人们看地图时忘了用放大镜。罗斯福担忧美国会因远离战场而遗忘他人，孤立主义使人们不愿意“把花园的浇水管借给家宅起火的邻居”。世界上最弱小的国家和最强大的国家，需要推心置腹地谈谈。
1940年10月4日，女大公抵达纽约开启她的北美之行，她是战争爆发后欧洲被占领国家中第一位访美的国家元首。踏上美国国土，女大公先见到的是分别两个多月的家人。菲利克斯亲王带着六个孩子来纽约同母亲团聚。孩子们都安顿下来了，让王储成功申请了加拿大最古老的拉瓦尔大学，就读于该校法律系。
抵达纽约两天后，女大公赶赴华盛顿拜会罗斯福。白宫的见面，主客双方都期待已久。总统夫人见到了愈发帅气俊朗的让王储，总统见到了传说中“让希特勒都束手无策的女人”。而在女大公眼中，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有一种令人仰视的长者之风，一种让对话者放下顾虑畅所欲言的魔力。女大公告诉总统，流亡并没有让她对卢森堡的未来迷失，她选择与盟军站在一起，推动从占领者手中拯救国家的事业。然而，法国的失败以及辗转奔波于法、西、葡三国的不堪经历，有时也会让人陷入悲观。卢森堡终究太小太小了，她面对的又是笃信“你有真理，我有马克沁”的希特勒。总统专注聆听着女大公的倾诉，像是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单词。他微笑点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鼓励她到美国各地多走走，多看看，多跟当地居民交谈，“让你的足迹被全世界看到”。会谈结束送客环节，罗斯福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拉着女大公的手说道：“别担心，亲爱的孩子，我会让你重归故里。”
两个月后的“炉边谈话”，罗斯福为自己的承诺做了一次榫头加固：任何国家都不能姑息纳粹的残忍行为，他们强加于无辜国家的所谓和平绝不是真正的和平。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美国已经成为和平世界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够了，有罗斯福的承诺就够了。信任真是一种滑稽的好感，基于这种滑稽的好感，1940年之后四年，女大公多次往返于大西洋两岸，她巡游，探访，与各地的美国人沟通，全世界都看到了她的足迹。
卢森堡民政长官西蒙也看到了女大公的足迹，自1940年10月起，他为女大公的流亡下了定义，叫“可耻的出逃”。与此同时，他在卢森堡的统治也更为残暴。这位前小学数学老师在法院设立了一个特别科，新设机构的功能是对所有卢森堡人进行忠诚度调查。凡有不认同第三帝国制度、不遵守帝国法律、不尊重帝国官员的行为，公职人员予以解职，自由职业者吊销执照，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上述人员的名单在报纸上进行公布，登榜者的隐形福利是将被送到德国各地服苦役。数学老师自认为功课复习得差不多了，便祭出了压轴题，对卢森堡重新进行人口登记，时间定在1941年10月10日。人口登记的要害是“所属民族”一栏，解题步骤事先公布：填“德意志族”，OK；填“卢森堡族”，移交特别法庭审判。量刑轻重由法官对早餐的满意程度决定，从罚款、送集中营到死刑不等。当晚，人口登记结果揭晓，95%的人填了“卢森堡族”。西蒙气得文思泉涌，口吐莲花，他对卢森堡人的选择也下了定义，叫“可耻的背信弃义”。
1941年9月，卢森堡大公夫人夏洛特和她的丈夫波旁-帕尔马亲王菲利克斯在伦敦。
弱者的抵抗，不是搏击选手的拳腿互擂，他们没有打疼对手的本钱，他们能做的是趁巨人不备挠一下他的痒穴。此举换来的，可能是巨人更暴虐的惩罚。1942年夏，随着德军在东线战事吃紧，兵力短缺成为迫切问题。民政长官西蒙从中看到了商机，8月30日，他下发征兵令，征召近五年内毕业的高中生加入德国军队。弱者的底线被悍然触及，不满的情绪在全国点燃，9月1日，一场毫无征兆的总罢工爆发，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农场全部停摆。罢工不受控制，一下子持续了五天。西蒙惊慌失措，向柏林求救，他请希姆莱派党卫军来镇压。一场大屠杀即将上演，血腥的味道越来越浓。女大公在“卢森堡颂歌”里呼号，她的声音有些悲怆：“30万手无寸铁、微不足道的人民等着文明世界的裁决。”英美苏等盟国迅速做出反应，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了卢森堡人的抗争。宣传的声浪震动了戈培尔，他派密使赶到现场，制止了这场屠杀，宣传部长的口谕是“在帝国法律的范畴内以相对克制的方式解决治安问题”。一星期之后，行政长官公布了依法处置的结果：21名罢工领导者被处死，365位罢工参与者被编入军纪营送往东线，大量的家庭被流放到波兰和乌克兰。
抓壮丁还在继续。在整个欧洲战场，德国人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希特勒发现，同苏联人拼消耗是一件伤肾的事。所以，必须在人力供给上不断开源。虽然卢森堡总人口仅抵德国一个满编集团军，但蚊子肉也是肉。
蚊子的想法是，绝不给侵略者当炮灰。卢森堡15000名适龄男性中，有三分之一通过各种方法逃避兵役，其中又有一半的人越过边境渡过海峡逃往英国并加入了盟军。当历经生死的卢森堡青年踏进盟军军营，他们惊喜地发现，女大公的男性亲属与他们并肩作战。没错，在1942年底，菲利克斯亲王和让王储都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了盟军。菲利克斯亲王效力于第一比利时旅，让王储在英军皇家爱尔兰卫队服役，为了参军他提前修完了拉瓦尔大学的法律课程。就像女大公说的，当国家面临危难时，她的丈夫和儿子跟缝纫女工的丈夫和儿子一样，都是普通士兵。
有这样的君主，卢森堡配得上任何胜利。
1944年9月10日，女大公的丈夫和儿子，随美军穿过卢森堡边境线，解放了大公国。女大公回家的那一天，应该也不会很远了。
1945年4月14日早上，卢森堡电台发出通知：女大公即将抵达。下午4点30分，一架道格拉斯C-47运输机从伦敦飞抵芬德尔机场，女大公重归故里。一个小时后，她在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首相皮埃尔·杜邦的陪同下回到了大公府。此时，大公府门前、阿道夫桥上、宪法广场内，早已挤满了欢迎的人。优雅的女大公抬起手臂，向她的臣民做出了“三升啤酒”手势——卢森堡人抵抗纳粹的符号。这是万人空巷的一刻，也是百感交集的一刻。为了这一刻，卢森堡付出的代价是500人死亡，7000人失踪，4000人被关押，5000人被流放。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女大公被迫流亡。她遭遇了追捕和驱逐，经历了团聚和别离，去国1799天。
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由首相杜邦领诵，人群发出的山呼海啸声是最好的回答：夫人，我们爱您（Madame, mir hun iech g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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