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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00年，楚武王、楚文王相继打开总是不启的“申息之北门”，北上逐鹿中原，与周天子进行对话。楚国由蛮夷小国，自封为王，开启了扩张模式。与此同时，楚人也沿淮水东下，穿越大别山脉，把版图扩大至江淮地区。《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楚成王熊恽26年“灭六、英”。在公元前646 年，楚国灭掉了当时六国之一的英国，即今安徽六安金寨、霍山一带，标志着楚国势力正式进入安徽。公元前598年，楚庄王令孙叔敖修建安丰塘（芍陂），标志着楚国开始对淮南地区进行深度开发。公元前530年楚灵王挥师东下，屯兵正阳关，直指州来城。此时州来城即今天寿州古城的前身。“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孙叔敖修建芍陂，是楚人对安徽、对淮南地区进行系统开发的开始。芍陂修建完成后，淠水东岸大片沼泽湿地得到利用，楚地盛产稻米，也在此大面积栽植，生产力水平得到很大发展。然而，到了楚顷襄王时期，奸佞当道，楚国由盛而衰，国力急剧下降。公元前278年，秦国白起攻入郢都，顷襄王无奈之下迁都于淮水北岸的陈国故都，史称陈郢，即今河南淮阳。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从陈郢迁都于钜阳，即今安徽太和，同时利用春申君黄歇封邑的基础，对寿春城展开大规模营建。12年后，于公元前241年迁都于寿春，史称寿郢或寿春郢。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国王翦、蒙武两员大将攻破寿春，虏走楚国末代楚王负刍，灭楚。可见楚国800年，楚风漫拂安徽400多年。
楚人东渐的步伐，带来的不仅是领土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民族与文化的融合。楚人进入安徽，以其文化深刻影响改变了江淮本土文化，其中淮南地区受楚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楚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疆域的扩大，在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吸收消化本土文化。当时江淮大地的东夷文化、淮夷文化与吴越文化、中原文化，最后与楚文化的碰撞融合，形成了楚国后期有别于江汉流域荆楚文化的“淮楚文化”。江淮大地丰富的楚文化遗存，为淮南、为安徽、为淮河流域楚文化的概念确立提供了实物支撑。而武王墩大墓的考古发现，则让安徽、让淮南独立提出楚文化的学术研究概念显得更为迫切。我想，这就是正式提出“淮楚文化”的学术概念或者是文化符号的背景吧。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的名言。先生这句话强调了人类通过集体行动和持续努力，可以开辟出新道路的重要性。它鼓励人们不畏艰难，勇于探索，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环境，实现目标。相对“荆楚文化 ”而言，“淮楚文化”当前只是一个新的文化符号的一种表述，从挖掘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的角度来看，“淮楚文化”不仅仅是淮南楚文化，也是淮河流域楚文化，更是江淮大地的楚文化极为卓绝的历史代表。
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的记忆，也是民族基因的载体。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是彰显其文化魅力和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都是安徽人，他二人所创的老庄哲学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倡导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对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楚相孙叔敖修建安丰塘，率领乡亲们战天斗地，科学改善水系。安丰塘建成后2000多年一直至今润泽几十万亩良田，造福乡里，不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加体现了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斗争精神。楚国末期迁都寿春的主要原因除了政治军事压力和寿春地理位置优越之外，还有其经营了400多年的楚地安徽当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江淮地区寿春实际上已成为楚国东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迁都寿春体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战略意识和系统观念。迁都寿春后，战国四君子之首春申君为了楚国的最后生存，谋划着请封江东、进占黄淮的一盘大棋，为楚国寻求最后的政治支撑。在江东地区，即今上海、苏州一带，春申君营建城池、治理申江、疏浚河道、发展经济、种植水稻，使江东变成楚国稳定的战略后方。因为春申君的原因，使当时的楚国郢都寿春一头连接淮河上游的中原地区，一头连起了长三角地区，正可谓胸怀天下，筹谋兴楚。
我们利用武王墩大墓考古时机提出“淮楚文化”概念，既是一种崭新的历史研究概念，更是一种全新的地域文化符号，不但能使楚文化的形态更为丰富，魅力更为持久，还能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如鲁迅先生讲的脚下的“路”一样，走着走着就有了，讲着讲着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都来讲就更清晰和明朗了，至于“淮楚文化”的精神特质、文化内涵的提炼，那就期待更多的社科同仁们一起来讲好“淮楚文化”故事，谱写“淮楚文化”新篇！(杨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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