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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演奏《大风车》，琵琶弦间流出《烟花易冷》，用二胡“开摇”《漠河舞厅》…… 近期，这些新奇的演奏组合爆红网络，民乐与流行曲的联手，创造出极为特别的听觉体验。不少网友为此感慨，“蹦迪”也得蹦“国风”迪，这才是最适合国人体质的流行乐“打开方式”。“这么“上头”的旋律，再加上这亲切的传统乐器，别说现代人了，就是回到古代，想必也会引发一阵“热潮”!不过，也有不少朋友好奇，听起来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传统民乐和新潮的流行曲怎么能“玩”到一处，究竟是“老祖宗严选”实力过硬，还是这背后另有玄机? 中国传统民乐是现代流行音乐“妥妥”的前辈。 《女乐图》轴，明，仇珠绘，此图是一幅工笔重彩仕女画，表现的是贵族女子各执乐器，在殿宇前的地毯上配乐演奏的情景。 较为通行的观点认为，大约在上世纪初期，美国庞大的商业市场和消费热潮，孕育了最早的现代流行音乐。与此不同的是，早在先古时期，中国的“传统民乐”就已然萌芽。 《吕氏春秋》为远古传统音乐描绘了颇具想象力的“出身”——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吕氏春秋·仲夏季·古乐篇》 按照这种说法，原始的民乐“身肩重任”，被先民们想象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物”，能够通过乐音的流淌祛除坏天气，换回庄稼丰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看起来“神通广大”之音却未褪去稚气，有学人就专门研究过传说中记录的原始歌曲“候人兮骑”，发现这些音乐曲调古拙，歌词简单，甚至只是同一感叹声和同一言词的不断反复。 编钟。来源/四川博物院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传统民乐很快成长起来，不仅“抢占”了“出道”先机，还打下了好底子好基础。最为鲜明的表现便是原始音乐理论的诞生。大约在先秦时期，智慧的“老祖宗们”抓住了音乐的核心关键——旋律，在长期的实践中，把原本单一的音发展为两个，构成二步音阶，渐次发展下来，最终形成了“五声、八音、十二律”的系统思想，孵化出朴素却完整的乐理。 其中，“五声”便是五声音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阶虽然类似于简谱中的1、2、3、5、6，却各有特色，《管子地员篇》就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五声”之意味： “凡听徵，如负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马鸣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 更重要的是，“五音”的出现让昔日原生“散漫”的乐曲“有理可循”，人们能够借此完成预先编曲，使得音乐上下连贯、调转和谐。 商代象纹铜铙。来源/湖南省博物馆 乐理进步之外，“乐器”也“不甘落后”，所谓“八音”，实则就是指先秦的乐器种类，根据制作材料的不同，可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比如“金”类，就以钟为代表，打击乐器“磬”则是“石”类的一员，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惊艳世人的“缶”便是“土”类翘楚。 与此同期，一种相对成熟的定音方法，“十二律”也逐渐发展起来，即通过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据说，这些音律是伶伦奉黄帝指令偶然“发明”的，他在昆仑山上听到了凤凰高低不同的鸣叫声，于是砍下竹子，调整出不同的长度，模仿凤凰叫声，最终发现了最为好听和谐的十二音。 如此传说多少有些想象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基本功”的稳扎稳打，让中国传统音乐迎来了大踏步的发展。《诗经》就是其间的璀璨果实。最值得一提的是《诗经》中的地方乐调——“风”(也称“十五国风”)。按现在的目光看，作为原始“专辑”的“十五国风”可以说相当能“打”，不仅涵盖了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的民间歌曲，而且各有特色。比如，其中的“郑风”，主打一个“柔情”，旋律细致婉转;“齐风”以“散辟”著称，强调旋律的跳动性。爱情诗《关雎》是《国风》中的“金曲”，这首深情的爱情歌谣兼具声情文义，流传度与影响力之广，可谓是彼时“情歌热榜”之首，就连孔子都为之触动，盛赞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兽面纹铜鼓。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出道早”“底子好”，关键还具有国民度，这样的中国民乐自然涵育着强劲的发展实力，有了“拿”下现代流行曲的能力和底气，在其后千百年的滋润与精益下，把音乐“玩”出了“花”。 资历厚，理论强，只是中国民乐能力的一部分，引人追捧的“市场号召力”才是它真正实力的体现。可以说，历朝历代，中国民乐都能取得一些新进展，“引领”时尚潮流。 这首先得益于中国民乐的规模化与规范化发展。西汉武帝时期，专职音乐管理的“乐府”基本发展成熟，这个机构不但负责执掌天子和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还组织文人系统地展开音乐创作，更时不时“扩充曲库”，四处采集民间歌谣和乐曲。正因此，两汉时期，乐府就已然成为中国民乐的荟萃地，集纳多种音乐不说，更为传统巫乐、相和歌、鼓吹、百戏等传统音乐觅得成长乐土。 浮雕十弦琴。来源/湖北省博物馆 “相和歌”就因此受益。相和歌是汉代搜集于民间的宫廷音乐，不仅有原始民歌，还有根据民歌加工改编的艺术歌曲。据记载，早期的相和歌以清唱为主，后来发展为清唱加帮腔的“徒歌”，再后来又汇入了弹弦乐和管乐器伴奏，成了真正的“相和歌”。在这样的发展下，“相和歌”的表演形式、种类等得到极大扩容，北宋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就将“相和歌”整整划分出十个细类。最具表现力的当数“相和大曲”，这是一种融合歌、舞、乐器为一体的大型演奏，光是伴奏就需要琴、瑟、节鼓、琵琶、筝等多种乐器，曲式更是讲究，包括曲前抒情婉转的“艳歌”，主体中的歌唱“曲”与歌词后的间奏“解”，还有放在末端的感情内容紧张而旋律轻快的“趋”。可以说，“相和大曲”节奏起伏，内容充实，旋律流转，有张有弛，已经能够为听众带来相当丰富且具有冲击性的视听体验。 不过，真正“拿捏”“大场面”，掀起“流行”乐潮的，还得数唐代兴盛的宫廷燕乐。这是一种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甚至于外国流行音乐的元素，对其重新组合、编排而成的全新俗乐，在“音乐才子”唐玄宗的组建发展下，迅速引领了“乐坛”潮流。前蜀皇帝王建的棺床石壁上，就雕刻有“二十四伎乐”，还原了大唐燕乐的恢弘气势和盛大场面—— 按照王建所“目见”的阵容，这种宫廷燕乐足足需要二十四名舞伎和乐伎，演奏的乐器多达二十种二十三件，包括琵琶、筝等弦乐，笛、篪、笙等管乐，以及拍板、正鼓、和鼓、齐鼓、毛员鼓、答腊鼓等整整十种打击乐。除此之外，还有八音都未能涵纳的“吹叶”穿插其中。这一番琴瑟和鸣，歌舞升平，活脱脱化身为东方的交响乐团，也难怪诗圣杜甫曾惊艳于晚唐西南蜀地的乐音“喧嚣”，感慨：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陶彩绘伎乐女俑，唐。来源/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盛唐引领了“高雅”，宋元则是让潺潺乐符流向了人间烟火。市井里的瓦子勾栏，成为了传统民乐“亮相”与“进阶”的新舞台。据说这一时期，勾栏艺人和宫廷艺人时常相互献艺，交流表演，以至于瓦子勾栏中节目繁多，精彩纷呈，不光有叫声、小唱、唱赚等歌曲，还有傀儡、杂居、南戏等戏曲以及众多器乐，算得上是人人共享的“音乐嘉年华”。 中国最原始的“说唱”“诸宫调”，也是在这一时期，带着浓浓的新意和“潮”味儿登上乐坛的。诸宫调为北宋汴京勾栏艺人孔三传所创，是一种以唱为主的大型说唱表演，歌曲部分多采用北方民间流行的乐曲，加以鼓、拍板、笛、锣等乐器伴奏，内容多以史实、灵怪、传奇为主。据记载，诸宫调表演难度大，通常由多套曲牌组成，需要集合若干曲调，波澜起伏，对比鲜明，极具艺术张力。因而自诞生以来深受市民喜欢，《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中，就生动记载了“诸宫调”的“粉丝号召力”——“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合棚架重任喝彩不绝”。 “大和·夹钟清”钟，此钟原为宋徽宗朝所铸“大晟”编钟之一。 明清时期，除了戏曲等音乐形式的大繁荣，中国民乐的乐器也奋力进取，站稳了“流行”高地。尤其是随着多民族的融合交流，许多少数民族乐器与外来乐器突破了昔日藩篱，大大方方进入中国民乐的大家庭，一时间，响彻草原的马头琴声，陪伴雪域同胞的根恰弦乐，还有“发家”于军中的嘹亮唢呐，飘洋而来的“杨琴”，众多新鲜血液汇入中国民乐，激起传统乐曲新的生命活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乐器的极大丰富下，新颖的器乐组合与合奏，成为了这时期民乐新的“生长”风口。比如，流行于明代江苏南部的“十番锣鼓”，就以乐器组合灵活，节奏变化复杂著称。演奏过程中，唢呐、曲笛、笙、箫、二胡、板胡等“丝竹”配合着鼓、锣、钹、云锣等打击乐，组合变化，交替重复，更番迭奏，乐音流转间，尽是饱满的情绪涌动。这种潮流一度“波及”佛门古刹，比如北京智化寺的“京音乐”和流行于山西五台的“八大套”，都是由寺庙保存的古老器乐合奏形式。其中的“八大套”整整包含八个大型整套器乐合奏，每套由多首曲牌按照固定顺序连缀演奏，明清时被五台山青庙音乐吸收保存，运用于禅门佛事赞偈仪式的演奏。 德化窑白釉瓷箫，明。来源/故宫博物院 可见，凭借着丰富样式与过硬实力，中国民乐本身就是潮流的缔造者，年年岁岁滋养着国人的视听。正因此，不久后，置身时代潮涌的中国民乐才能拨开近代的新旧杂糅，落落大方地同西方现代音乐打起照面，探明转型、迈步乃至革新的方向。 虽然传统悠久，中国民乐却从不固步自封。早在晚清时期，面对随同传教士共同“东渐”的西方现代音乐，中国传统民乐已然开展了汇流东西的自我探索与革新。 当今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国粹京剧，就是典型的“探路者”。 京剧。来源/pixabay 五四时期，新文化精神如同阳光广为播撒，照亮传统艺术的进取新路。梅兰芳、程艳秋和周信芳等京剧大师直面潮流，大刀阔斧地改造传统剧目，不仅编演了大量的爱国戏，还创新改革京剧伴奏，引入二胡、月琴等新乐器与新的配乐手法。更为“大胆”的则是越剧的改革，尤其是盛行于1936年后的女班，主动开拓眼界，博采众长，在传统伴奏中融入西洋乐器，探索组建颇具特色的新型戏曲乐队。 大幅度的自我突破与改革，中国民乐心心念念的却绝非“追捧西洋”。相反，面对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强势挑战，中国乐人已然有了更为长远的目光，立足寰宇天下，寻求东西文化的汇融之道，让音乐越过国界，共谱“世界之音”。1920年，中国音乐家郑觐文等就在上海成立器乐社团“大同乐会”，他们不但团结音乐家们研习、整理与发扬民族音乐，力求振兴国乐，更不忘“睁眼看世界”，吸收西方音乐以创建新型乐队，在大同乐会的会章中，他们骄傲地昭告世人： “本会专门研究中西音乐，筹备演作大同音乐，促进世界文化运动。” 八音盒，现当代。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囿于时局动荡，郑觐文的雄心愿景无奈折戟。不过，如他同道的一批批中国乐人的努力，却为中国传统民乐种下了开放而广博的血脉基因，使其敢于闯入世界音乐之林，同流行音乐较量切磋，最终携手并行。 这种胸襟气度也成功传承，在现代中国民乐人的发扬下，催生了民族乐章与新潮流行曲的奇妙相拥。曾登上央视舞台的“五声潮音乐团”就做了这样的“摆渡者”。他们捍卫着传统中国民乐，同时接纳和学习现代流行音乐，掀起两种音乐风格的精彩碰撞，换回汉乐府《长歌行》在千年后的“新颖”亮相，也让国人的童年回忆《大风车》拥有了古朴传统的演绎方式。 有乐手认为，实现如此“融合”的秘诀在于“包容”，即以音乐为媒，联袂传统与现代，激活新的想象与可能。在他们的“改良”下，传统古筝向吉他“取经”，变为了十三根琴弦，拥有了全新的演奏风格。筝声流淌，古老的器乐却溢出了新奇欢快的旋律，让观众置身东西方的音符汇流，一时间忘却音乐的国界与分野，尽情享受乐声的美好与神奇。 《清人画戏剧图》轴，清晚期。来源/故宫博物院 或许，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民乐焕新“流行乐”的真正原因。这些生于、长于并兴于东方沃土的旋律从未“告别”流行乐坛，它们“称霸”昔日，穿透岁月，终将因涵纳四海的胸襟与从不停歇的步伐，在世界乐种的互动联合下，继续流行。（晨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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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4 01: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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