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大里，不过我不在云南，在歙县

逍遥侯

司马狂/文

从富堨村，过九如桥，继续沿着村路前行，没有多远就能见着一个村落，此村名为“大里”。这个里字，没有左边的斜玉旁，虽与云南大理同音，却并不同意。在去之前，我就一直琢磨，这里为什么会叫大里？走完村子回来，四处打听，也没人能够给我完整的解释。《歙县地名录》上说的是，这里距离稠墅有一大里，是故得名大里。这距离有一里地我知道何意，那什么叫一大里呢？之所以要说距离稠墅的距离，恐怕是因为此间汪姓是自大理分支过来的缘故了吧。

徽州多牌坊，但凡大一点的村落，都立有牌坊，大里也不例外。大里的那座牌坊，被称作“汪氏科第坊”，牌坊的坊额上一面写着“科第”，一面写着“进士”。牌坊上的瑞兽，很明显属于“窑前雕”的技艺，这是典型的明代徽州砖雕技艺，而其整体制式又有清代牌坊的特色。回头特地查了下资料，这牌坊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至清朝乾隆、道光两番重修，所以这才有了这明显的两个历史朝代风格汇聚在一起。牌坊上刻着自明到清，大里村中举者的名姓，只是岁月更迭，那些字迹已然有些模糊，未能全部辨析。

除了汪氏科第坊以外，其实大里村中还有一座牌坊，只不过它不是常见的树在路中央的模式，而是门坊的样式。所谓门坊，那就是融合了大门和牌坊两者的作用。这房子的整体外观很是普通，也未曾有传统徽派建筑的恢弘气势，但就是这座门坊，一下子让此宅的档次提高了不少。那坊额上的“圣旨”二字，就不是旁的雕刻能比拟的。门坊表彰的是大里村中汪锡琳之妻许氏，汪锡琳何许人也，我查不到资料，更不消说这位许氏夫人的生平了。这宅子的窗户也很有意思，一扇是方形，另一扇则为八卦形，不知是否是有什么风水上的讲究呢？

历史上的大里，人才辈出，业商与科举者皆有显赫一时的人物。做粮食生意的汪敕在常州挣下偌大家业；汪贵、汪镇，从明朝成化年间到清朝光绪年间，大里的子弟从政者，皆是官声在外的名臣；还有被桐城派大师方苞誉为“真学者”的汪由宪；汪镇之子汪鲁门，官宦之后，与周嵩尧（他侄子，大家都知道）私交甚笃，先入仕后经商，皆有大成就。而最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大里人，则非民国时期的辛亥革命先驱汪允宗莫属。只是古今多少事，都在烟雨中，这些先贤的故事，如今知道的人都没有几个，我在村子里瞧见的大房子，亦是人去楼空，徒留房子的外表，去哪里寻觅大里过往的辉煌呢？

水，对于国人而言，是至关紧要的东西。但凡营建村落，必不能缺的便是水。大里村中的水系发达，先人在村里掘了好几眼水井，供乡人洗漱、饮用。村子中，有一眼井，却在井上分凿三眼，远瞧着倒有几分ET的感觉。村外水泥路旁，小溪对面也有一口井，井口圆润，边上有长长的条石，可供妇人浣洗衣服。你别看这井不起眼，传说中还有36牙来此，才使得水位一直居高不下的民间传说。荒弃了的院子，那压水井锈迹斑斑，早没了压水的人。不知道谁家的门口，水缸里养着几朵睡莲，趁着春风和煦，开得绚烂无比，这才是有水则灵动起来的徽州传统村落。

走在大里村中，时不时就能见到老黄牛的踪迹，人走过来，惊到三五成群的土鸡，这一派田园风光，着实让人羡慕。需知道，但凡有牛的地方，那一定是有良田的。我老家在歙县南乡，僻处深山，欲有几分薄田而不得，更不要说牛了。正是因为大里的田地肥沃，村民们以前曾广植烟草，收获也是不菲的。再后来，上世纪后期，大里村的西瓜远销上海，颇为上海人民所喜爱。到如今，村子里还留存着上个世纪营建的稻谷加工厂，以及人家墙壁上的各式标语。房子还在，标语依旧能辨，人却不知道去了何地。

大里的古迹留存挺多，不过按照村民所言，这已经是很少的一部分。譬如，曾经整栋房舍全是楠木建成的楠木厅，早就毁于祝融之祸。还有各种老宅子被拆掉后，兴建起新房来。如今残存的古迹，如果我们用心去体悟，你也能在其中感受到历史的痕迹。大里这样的村子，在徽州有很多，或许对于外人而言，它仅仅就是一个落寞了的古村落而已，但对于徽州人而言，这样子的每一个村子都是我们的记忆，都应该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