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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和杨国忠是唐玄宗一朝后期的两位主要政治人物，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有着重要关系。在李林甫执政时代，安禄山不仅没来得及叛乱，当他军权在握后的很长时间内，对李林甫都颇为忌惮，因此有一种很常见的看法认为：李林甫权术水平远高于杨国忠，有能力驾驭安禄山，杨国忠则是靠裙带关系上位，政治上无能，最终逼反了安禄山。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林甫不死，安禄山不敢谋反。 
影视剧中的李林甫。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这当然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李林甫大权在握时，安禄山就曾多次挑战过李林甫，甚至与杨国忠等人联手促成了李林甫临终前的失势。安禄山在李林甫生前对他军中盟友阿布思的打压，更成为李林甫身后遭到清算的直接导火索。安禄山在李林甫执政时没发动叛乱，还一度很温顺，而在杨国忠执政时选择叛乱，这与李杨两人的权谋水平并无直接关系，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唐帝国重用蕃将的深层逻辑
唐朝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有重用蕃将的传统。蕃将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据说是因为唐玄宗听信了李林甫的谗言。《旧唐书》记载，李林甫曾经上奏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唐玄宗认为李林甫说得有道理，扩大了蕃将的权势和地位，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这种定调的流行，大概是因为无论《旧唐书》成书的五代中后期，还是《新唐书》《资治通鉴》成书的北宋，深受辽的困扰，因此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逐步取代了唐时代宽容并包的思路。但实际上，唐军平叛的主要将领中，蕃将也占据了半壁江山，最著名的有李光弼、仆固怀恩、高仙芝、哥舒翰、王思礼等人。 
影视剧中的哥舒翰。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所以，把唐朝重用蕃将归因于李林甫防止别的节度使入朝争夺相权，未免想的过于简单。唐玄宗本人作为同时代最顶级的权谋家，才是提升蕃将地位这一决策的最终拍板人，李林甫不过是提出建议者，或许只是建议者之一。唐玄宗重用蕃将，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比起之前的所有王朝，唐朝边境形势要恶劣得多。西边吐蕃政权的出现和扩张，意味着唐在西北方向需要面对一个分庭抗礼的强敌，这在中原帝国之前的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给长安带来了巨大困扰。汉武帝时代同样经略过西北，但汉在西域的军事行动，本质上只是和匈奴人战争在一个次要战线的延续。在吐蕃兴起之前，中原地区只需在正北方和东北投入重兵，现在西北方向有一个新兴的强国需要对抗，中原部队就会严重不足。唐高宗时代起，这个问题就相当严重了：唐当时接收位于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以及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正在和朝鲜半岛最后一个政权新罗斡旋。唐与吐蕃的大非川战役中，薛仁贵所部唐军惨败，唐被迫放弃了朝鲜半岛，以应对西线日益增大的压力。武则天时代，多线作战的武周军队更在吐蕃的扩张、后突厥的崛起和契丹、奚等部落的进逼下应对乏力。 
唐与吐蕃对峙局势。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唐玄宗时代，一方面对吐蕃采取攻势，另一方面在北方边境疲于应对后突厥、契丹、奚等少数民族政权。然而，随着土地流通的加剧和土地价格的飞涨，唐初大杀四方的府兵制走向瓦解，唐必须依靠职业军人在各个方向作战，各项开支费用水涨船高。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和有限的财政收入，成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朝廷运行的主要矛盾。怎么更好的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也因此成了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为了应对军事开支的巨额增长，唐一方面大力扩张中央集权，大举增加在籍人头数以扩大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对“以夷制夷”的手段进行了改进。
安禄山赖以起兵的地盘，主要是唐玄宗时设立的范阳镇，加上平卢镇的一部分地区，根基在河北北部（大约今天京津唐一带地区），也就是北至张家口、东北到辽宁朝阳一带、大凌河以西这一区域。这片地区的体量比起庞大的唐朝可谓相形见绌。安禄山之所以能爆发出远超自身体量的强大力量，把唐朝搅得翻江倒海，绝不是仅仅依靠这一区域内的本地人。范阳、平卢二镇辖区虽然不大，但却是唐朝安置众多塞外强力游牧民族部落内附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里有北边蒙古高原的后突厥汗国控制下的突厥部落与铁勒部落，东北广阔辽河流域的奚人和契丹人，以及大半个世纪前灭国后被内迁的高句丽人，甚至还有突厥化的粟特人……这些强大的部族对安禄山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巨大的补充。唐朝通过羁縻手段控制内附部族，充实自己的边境防线，降低东北方向的军事开支成本，以投放更多资源到威胁更大的西线，与吐蕃作战。
这些部族主要的聚居方式和内部组织形式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他们的主要组织模式是基于部落的游牧大贵族所有制，他们内附之后，唐朝采用羁縻州的形式予以安置。如开元二十年（732）奚酋李诗、琐高率奚众及契丹怒皆部五千帐降唐玄宗，唐为了安置他们，设立了归义州。天宝元年（742）设置凛州，则是为了安置由突厥处归顺唐朝的粟特人康阿义及其部落。
这些塞外内附部族在唐设立的羁縻州郡之中，“长官世系、刑赏自专、赋税自私”，呈现典型的部落贵族政治，唐朝委任的地方军政长官很难渗透进去。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对这些内附部族的大贵族尊重礼遇有加，对他们内部事务无力也不去插手。但他在自己的军镇体系内，可以大力扶持提拔这些部族中地位较低，但比较有能力的人。比如安禄山、史思明正是在这一时期以较低的部族内部身份，通过军功得到了提拔，才在军镇体系内逐渐崛起。
伴随着这些基层军官的崛起，这些内附部族中一大批有能力但地位较低的人会被他们吸引和带走，进入军镇体系之中。对这些原本在羁縻州的内附部族中地位较低的草莽英雄来说，为唐效劳带来的阶级跃迁实在太诱人了。
唐玄宗之所以选择放手任用安禄山，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作为依靠自己扶植起来的政治暴发户，一旦没有了唐的政治背书，在军镇体系内部以及与内附的部落贵族打交道时，步调和目标都很难一致，很容易进行分化处理。正因如此，后来安禄山起兵叛乱后离不开内附部族大贵族的支持，在政治上进行了极大程度的让利。在安禄山的“燕国”体系下，除了自己的家族之外，地位最高的依次往下排是李归仁、阿史那从礼、阿史那承庆这样来自蒙古高原的突厥系大贵族，他们不但有着属于自己的强大部众，还在整个草原世界有着巨大号召力。再稍往下的则是王武俊、张孝忠、康阿义等酋长级大贵族，他们通常也有着自己的部落。唐朝正规精锐边军的高级军官如崔乾佑、田承嗣、蔡希德等人都得排在这些贵族之后。继续往下，才是以张献诚为代表的河北地方州郡势力，排在最后的自然是从唐投降过来的各路势力。 
影视剧中，李林甫论唐玄宗为何重用安禄山。来源/电视剧《大唐芙蓉园》截图
任用蕃将是唐朝一直以来的国策，唐玄宗中后期进一步提升蕃将地位，是对华北地区羁縻州郡里部落贵族的一种拉拢和分化的权术，也是在府兵制崩溃后以较低成本获得并使用北方优质兵源的一种策略。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决策者是唐玄宗本人，决策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复杂考量，与李林甫的权术关系甚小。
无论如何，借着唐玄宗重用蕃将的东风，安禄山得以迅速崛起，随后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进一步打交道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狐假虎威，并非惧狐
被唐玄宗任命为范阳节度使的第二年，安禄山虽然羽翼未丰，对李林甫可是一点都不怕的。他利用一个舞弊案，让李林甫在吏部的两位心腹宋遥、苗晋卿都被贬出了朝廷。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大小政务交给了侍郎宋遥、苗晋卿。这二人为了巴结新得宠的御史中丞张倚新，把张的儿子推举上来，结果是“群议沸腾”，还是安禄山向皇帝禀报了实情，结果是宋遥、苗晋卿被贬。
这个舞弊案中，朝臣们都敢怒不敢言，只能“群议沸腾”，只有安禄山敢把这事儿捅出来，哪里有什么害怕李林甫的样子？但是在天宝五载到六载（天宝三年改年为载），李林甫作为唐玄宗打压太子的皇权黑手套，连续制造出了兵部案、韦坚和皇甫惟明案、杨慎矜案三个大规模的狱案。在为唐玄宗清理潜在威胁之余，李林甫也得以排除了自己的主要政敌。
在三四年前就敢和李林甫对着干的安禄山，这个时候显得很怕李林甫。一方面是担心李林甫挟私报复自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唐玄宗任命在东北边境的大员，安禄山很明白自己在政治上应该如何站队。当时，西北边军的军头们倾向于通过遵奉太子来摆脱唐玄宗无所不在的钳制。在唐玄宗授意李林甫对太子李亨的嫡系势力、尤其是西北边镇军头进行猛烈打击后，掌握了东北主要边兵的安禄山自然要向李林甫及其背后的唐玄宗表忠心。所以，安禄山选择主动示弱，总是做出一副对李林甫很畏惧的样子。这种示弱既是一种服软的政治姿态，也和后来他进京时不拜太子李亨的典故一样，是一种表明政治立场的站队。 
影视剧中的安禄山（中）和李林甫（左）。来源/电视剧《杨贵妃》截图
要说安禄山内心真有多怕李林甫，倒也未必。天宝十载，李林甫的心腹、酷吏吉温并不甘心久居李林甫之下，与安禄山结为兄弟并游说安禄山，“兄若荐温于上，温即奏兄堪大任，共排林甫出之，为相必矣”，明确以排挤李林甫出朝廷为目标。安禄山也和吉温正式结成反李林甫同盟，并多次向皇帝称赞吉温的才能。吉温因此很快成为河东节度副使、御史中丞，只因丧母丁忧和杨国忠的迅速崛起，才错过了问鼎相位的可能。
李林甫死前，安禄山、杨国忠、吉温三人联合对抗这位权相，利用王鉷案和同罗酋长阿布思叛逃案，已经取得了对李林甫的上风。尤其是阿布思案，安禄山可谓主要促成者之一。蒙古高原的同罗酋长阿布思归唐后成为朔方节度副使，也是遥领朔方节度使的李林甫在军界的重要盟友。当安禄山说服唐玄宗把同罗人迁徙到自己范阳节度使辖下的幽州时，阿布思选择了叛逃，并在安禄山追击下损失惨重，最终被唐廷处死。安禄山、杨国忠此时又与军界大佬哥舒翰等人联合，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一同谋反，李林甫的一位女婿为了自保也出来指证，最终成为李林甫一系覆灭的导火索。李林甫及时病死，逃过了生前被清算的结局，但他还未来得及下葬就被削去官爵、抄没家产。他的儿子、亲党也都遭到贬职、流放。
实际上，安禄山获得重用后不可避免会卷入朝堂上的政治斗争，但在幕后操控朝堂整体走势的不是李林甫、杨国忠们，而是唐玄宗。作为唐玄宗制衡李林甫、杨国忠以及太子的工具，这期间安禄山在皇帝眼中归根到底只是个工具人。安禄山效忠、畏惧的，始终是深不可测的“圣人”唐玄宗。只有在李林甫作为深受信任的皇权打手活跃于前台时，安禄山才战术性的对他服软。那么，后来杨国忠对军头不再有曾经的威慑力，是因为他不如李林甫会玩弄权术吗？
注定要和全天下军头为敌的杨国忠
天宝十二载（753）元月，李林甫病逝，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担任右相，成为唐朝首席执政官。大部分历史爱好者都认为杨国忠是凭借和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崛起成为宰相的。这个错误认知的责任实在不能全怪群众吃瓜。因为诸多正史和严肃历史文献也持这样的观点。这一切大约是从《新唐书》开始的，在《旧唐书》里和李林甫、陈玄礼这些玄宗朝重臣并传的杨国忠，首次被归于《外戚列传》中。《新唐书》的归类影响了后世很多专业严肃的历史研究，他们也跟着把杨国忠算到外戚里面，把杨国忠当政这三四年，当成了中国历史上外戚干政的一个典范。
杨国忠只是杨贵妃一个沾点边的远房亲戚，如果玄宗皇帝单凭对杨贵妃的宠爱就能让杨国忠成为当朝宰相，那杨贵妃的亲哥哥、亲弟弟们是不是都得裂土封王了？然而，史书对杨贵妃亲兄弟的官职没有任何记载，也就是说，即便杨贵妃的亲兄弟因为杨贵妃当了什么官，也是不碍大局的小官。在洛阳抚养杨贵妃长大的杨玄珪一系稍微好些，得到一些礼仪性的肥差，也没担任过参与国家政策实际运行的高官。杨国忠却不同，他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大约是在应对天宝年间物价飞涨、假钱横行的局面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思路。。 
影视剧中的杨国忠。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剧照
后世史料提到杨国忠和李林甫的争斗，总是聚焦于各种复杂奇诡的人事斗争和宫廷阴谋。但唐玄宗更关心的，还是哪个宰相能解决对外战争中的巨大开支问题。在李林甫时代，通过清理隐户、打击豪强荫蔽户口等方式，唐朝大大扩大了税源。李林甫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财税改革，有效支撑了唐廷的庞大支出，尤其是在西边日益增长的军费。但李林甫的一系列改革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物价市场一片混乱，国库储备消耗一空，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开元初年一匹绢的价值是200钱，天宝初便涨到了420钱，天宝后期又飙升到550钱。与此同时，《通典》卷六记载了一个触目心惊的数据：唐玄宗天宝中期的军事开支“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开元以前每岁边夷戎所用不过二百万贯，自后经费日广，以至於此)”也就是说，唐玄宗继位后的边事开支差不多是他继位时的六倍。边事开支耗费巨大，除了军队规模扩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朝发饷中绢帛质量的问题。
优质绢帛和劣质绢帛质量相差巨大，在李林甫时代把绢帛质量分了九等。在现实操作中，征收上来的高质量绢帛，在发放给军队和基层官吏时，往往会在中间环节被置换成低质量的绢帛。这自然会引发基层军人和官吏的怨气。为了平息这种怨气，唐朝干脆用数量上多发来抵消质量的低下，于是唐朝军事开支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账。
对于这个烂摊子，杨国忠敏锐地发现了根本原因：他察觉到，绢帛价格飞涨、铜钱大幅贬值的根本原因，是铜钱太偷工减料，导致民间伪造成本低。杨国忠认为，要解决铜钱贬值、假钱泛滥的问题，正确做法应该是不断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好钱。在他的主持下，唐朝改革了铸币流程，大幅降低铸币成本。货币改革后，唐朝有了难以仿造的优质金属货币，假钱泛滥的局面得到遏制。在西北军需的大规模外包转运工程配合下，中央生产的优质币逐渐流通开来。虽然新货币发行的第三年，安史之乱爆发了，货币改革的所有进程彻底中断，但后来第五琦、元载、刘晏、杨炎等人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货币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或多或少都参考了杨国忠的思路。
杨国忠为何要强力推广铜钱？中国金银产量不高，早期主要的金属货币是铜钱，大约在战国后期到西汉时候，铜钱的应用达到一个高峰，基本作为社会主要货币在使用。但从东汉开始，货币出现了很大的倒退，铜钱大幅退出货币舞台，在中国北方，甚至一度几乎不用铜钱。东汉中后期开始，绢帛等丝织品和食盐逐渐成为主流货币，后来随着丝织品越来越精美、质量越来越高，绢帛就逐渐取代了盐成为唯一主流货币，毕竟绢帛比盐稳定、轻便得多。唐又是一个转折的关键时期，开始不断的寻求使用铜钱，来取代和驱逐绢帛货币。
主流货币的变化背后，是主流经济模式与政治形态的体现，反映了中央信用与地方私人信用的反复争夺。从东汉时期开始，豪门世族的庄园经济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主流。豪门世族的庄园发展到后来，绝大部分产品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这种局面下，豪门世族对中央发行的货币天然有着强大的抵制心理。中央发行货币最大的特点是朝廷层面的信用背书。如果帝国中央发行的货币得到了普遍认可，那么地方割据势力手里拥有的物资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转化为基于中央信用的货币，才可以变现换取大规模军事对抗需要的物资，其中的损耗和贬值会变得极度严重，地方割据势力在经济上就很难对抗中央。但天下如果更认可绢帛和食盐这样的实物货币，那么地方割据势力就可以轻易使用手里的物资，快速有效变现，并换取军事行动所需的物资，对抗中央就容易许多。 
“开元通宝”铜钱。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院
朝廷生产的优质铜钱，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化的中央信用货币，绢帛等实物则是去中心化的地方信用货币。朝廷的货币改革，归根到底是中央信用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上尤其是西北对吐蕃前线依靠唐朝大规模外包转运维持的那些军镇，是首当其冲的利益受损方，他们的地方信用和军头们的私人信用将严重受损。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难理解，为啥这么多军头都如此痛恨杨国忠，叛乱的安禄山和平叛的西北边镇军队的口号竟然相当一致：清君侧，清理掉唐玄宗身边的奸佞杨国忠。毕竟，杨国忠影响了这些军头们的发财之路，甚至在安禄山叛军与唐军主力潼关对峙时，在潼关驻守的哥舒翰、王思礼等西北军镇军头们，仍然整天念叨“清君侧”，要回师捉拿杨国忠。
杨国忠这位权倾朝野的大臣到底是不是奸佞小人，我们一时间难以定义，但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杨国忠是皇帝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说得更直白一点，杨国忠就是皇帝意志的一个化身。他主持的货币改革不但侵犯了安禄山为代表的唐朝东北边境军头的利益，还侵犯了西北对吐蕃前线军头的利益。由于后者的后勤更多依仗朝廷供给，受损程度甚至要更大一些。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讽刺性的一幕：无论是公开起兵叛乱的安禄山阵营，还是作为平叛主力的唐朝西北边军军头，都举起了“清君侧”的旗号，要清除唐玄宗身边的奸佞杨国忠。大家之所以攻击杨国忠，更多是因为不敢明目张胆直接攻击皇帝，选择借着攻击皇帝的代理人杨国忠，来隐晦表达对皇帝某些动作的强烈不满。 
影视剧中唐明皇与杨国忠。来源/电视剧《唐明皇》截图
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有很多：杨国忠及其背后的“圣人”唐玄宗对他的敲打只是其中之一。安禄山个人的野心、对太子继位后清算自己的恐惧、河北地界普通中下层民众对唐朝廷和关陇集团的普遍不满、天宝初年后突厥汗国崩溃后大量游牧部落进入安禄山控制区后的实力得以增强，都是这次叛乱爆发的重要原因。但认为安禄山畏惧李林甫却不怕杨国忠，李林甫的死让安禄山没了忌惮之人，说到底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安禄山在李林甫生前就公开和杨国忠、吉温等人联合对付他，又何怕之有？
再深究一下“安禄山被杨国忠逼反”的说法，是安禄山阵营和受益于叛乱得以继位的唐肃宗一系都愿意接受的论调。安禄山最初畏惧在背后支持李林甫的唐玄宗倒是货真价实，但等他真的选择铤而走险时，连统治了近半个世纪的唐玄宗本人他都不怕了，就算李林甫没死，安禄山又怎么会怕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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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7-4 12: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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