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 我的围棋往事（29）黄进先：中原围棋之父

文如玉

个人档案：
黄进先，广西人，1943年8月20日生。10岁学棋，20岁进国家集训队。曾获第三届全运会围棋个人赛第八名。1982 年定为五段，1983 年升为六段。著有《劫争知识》。曾任河南省棋队总教练，现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01   初始围棋




何云波（以下简称何）：黄老师，您被称为“中原围棋之父”，一定有很多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请问您是什么家庭背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棋的？
黄进先（以下简称黄）：我出生在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面是“座上客常满，杯中茶不空”。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平时就创作一些诗词书画。他又跟刘禹锡不一样，刘禹锡是“往来无白丁”，我父亲那是贩夫走卒、达官贵人都可以随意往来，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我小时候肯定受到父亲的熏陶，尤其是围棋。家里经常有人来下围棋，就这么学会的。
1958 年，我在桂林市的围棋比赛里就得到冠军了。得冠军以后，从北京来了一个袁兆骥，当时大概属于全国二流棋手，蛮厉害的，有一定的冲劲。据说当时这些老先生都不愿意跟他下，也不能说不敢下，就是不愿意。为什么呢？一旦下输了就有点丢人。他当时属于很厉害很冲的人。但是说实在话，他应该属于二流，达不到一流。他到桂林后，让我五个子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赢过。


何：最开始学棋是几岁？
黄：大概十岁。
何：您父亲会下棋吗？
黄：我父亲会下棋啊，我父亲的朋友很多都来家里下棋。
何：看他们下棋您就看会了？
黄：看了就和他们下。小孩嘛，他们也喜欢，让让就好了。我和他们下升降棋，我赢了，让的子就要减下来，这样一来很有成就感。张伯伯一开始让我八九个子，下着下着就能减下来了。这样就来劲，慢慢地就在家里学会了。其实我没有专门学过围棋，完全是为了好玩。我到国家队之前，基本上没打过谱。这个很怪吧？
何：那有没有看过围棋方面的书？
黄：那时候围棋的书很少。
何：那就全是实战。
黄：实战好玩嘛，当时也没有考虑别的。袁兆骥来了以后，让我 5 个子他是让不动的，后来就让我 4 个子。我一个月难得跟他下两三盘棋。他在学校教书，我在学校寄宿，所以我们很少碰面。但就是这样，我也不知不觉地长棋了。
1962年底到 1963 年初，搞了一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比赛，我和他下成和棋，我白棋，他 183 子，那个时候算和棋，两个人并列冠军。其实那个时候我比他还是要差一点。


1963年初比赛的时候，正好李立三到桂林来了，他通过学校找我下棋。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就知道领导要找我下棋。当时我很高兴，因为在学校生活苦，下棋的时候可以进城。他也很高兴。李立三这个人非常豁达。当时我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这个人是个领导，感觉他很豪放，也很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年纪长我一倍。他还给我介绍他老婆，说这个是我太太，叫李莎；还向李莎介绍我，说这是我的棋友。我不仅在他住的宾馆和他下棋，后来我比赛的时候他还来看。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和我下棋，一边是烟灰缸，一边是茶杯。他抽着烟就把烟灰往茶杯里面抖，他的警卫抓都没抓住，抖进去之后还拿起茶杯喝水，可见他下棋时的专注。他的棋很霸气。具体来说，就是他不会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他的棋，水平虽然一般，但境界是有的，会照顾到大局，这一点我现在还是很感慨，觉得很难得。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李立三。


还有一次就是 1962 年暑假，中南区在广州办一个围棋比赛，一个省出一个选手。当时广西的选手当然是我的老师袁兆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老师帮我说话，我后来也参加了，但是不记名次。虽然不记名次，但我成绩比较突出——我把广东的五个职业棋手全赢了。跟老师和刘厚下，我也都赢了，全胜。当时这事还在广州的《羊城晚报》上登了。但就算这样，我那时候的水平还是不行的，黄永吉老师跟我下，让两子他还赢了我。


我糊里糊涂地等到要考大学了，准考证都拿到了。大概临考前十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体工队要把我直接调过去当运动员，然后送去北京集训。那时候，我的学校桂林中学是重点中学，很厉害的。学校不放我。后来体工队通过自治区体委、自治区教育局、自治区文化局、桂林市教育局找到学校。学校才允许我在临考前上北京集训。我就是这样走上围棋这条路的。当时还有一个时代背景——学雷锋，党要你去下围棋。


何：那是哪一年？
黄：1963 年。我们家倒还挺通达的，干什么都可以，不考大学也无所谓，就这样到国家队去了。












02   北京岁月




何：那您当时在国家队处于什么水平？
黄：不瞒你说，我在国家队是下过狠功夫的。刚到国家队时，我年龄跟他们差不多，水平要差两个子。第一盘考试的对手是罗建文，让我两个子，我后来都输了。怎么输的我都记得，一个简单的死活题下错了。去了以后，说实话，我很被动，年龄和人家差不多，水平比人家差。我被分到第三组。最要紧的是，我是从广西来的，没有根。像陈祖德他们，有好多老先生、老师带他们，汝南还有安徽的黄永吉老师。我想跟老师下一盘指导棋是很难的，基本都是三组的人自己下。有一次我找到王老，问他：休息时间能不能和我下盘指导棋啊？王老说：等安排吧。
何：王老是指？
黄：王幼宸，那个时候王幼宸、金亚贤、过惕生这些老前辈是我们的教练。我就研究这些老前辈。比如说刘棣怀刘老，我发现他喜欢打麻将。要是等他赢了麻将、心情好的时候去找他，他有可能跟你下盘指导棋。金老金亚贤，他有个特点，喜欢讲故事。我就听他讲故事，等他讲高兴的时候就问他：金老，您有没有空跟我下盘指导棋啊？我当时就琢磨这个。
还有一个对我帮助比较大的是陈祖德。为什么我和祖德、汝南像兄弟一样，他们和我比较谈得来。我和他们谈我的情况，他们也很理解。虽然不能和祖德下棋，因为他是重点培养的人，我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但至少我向他请教问题，他还是很热心的。不管是围棋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围棋队里的一些事情，他都给过我一些指导。虽然他年纪比我小，但毕竟来围棋队前人家厉害多了。我还是比较努力的，看电视什么的，还有以前我喜欢的乐器，统统扔掉了，就是想法子苦学围棋。围棋队的教练在开会的时候认为我和姜国震两个人进步比较快。但毕竟时间很短，等我刚刚学到点什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了，1966 年围棋队解散了。


何：就回到桂林了？
黄：不。当时军管会对我不错，给了我几个选择，是留在北京还是回南宁，或者回桂林。我老婆当时在南宁附近一个镇上的工厂里，我就到她那里去了。我一直待在那。后来 1972 年的时候，陈祖德他们联名给刘建勋写信，说围棋人才散落在很多地方，希望他把人才保留起来。






03   河南围棋旧事




何：刘建勋当时是什么职位？


黄：刘建勋当时是河南省革委会主任，又是武汉军区的第二政委，反正当时是他说了算。1973 年的时候，我又回到国家集训队。1975 年的时候，国家围棋队要恢复，陈祖德找我，他说：“进先啊，国家队要恢复了，但是有个问题，你夫人调不过来。你看怎么办？”那么于公于私考虑，我就去河南了。刘建勋当时想让我去河南，因为河南的围棋没人主持。我的伙计陈锡明是个很老实的人，他不大喜欢操劳。我到河南后，河南必须出一个人顶上国家集训队的位置。当时我们河南的几个教练都看中了刘小光。我到河南后，他正好可以顶我的名额上去。促成这个事情的还有河南的刘厚，罗建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刘厚是谁？


黄：刘厚是个很特殊的人才。他这个人很怪，但是他和刘建勋的关系很好，他对河南的围棋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就这样，我到河南当教练，刘小光到北京去参加国家集训队。我回河南以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河南围棋确实兴旺了一段时间。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一直到90 年代，大家都说我们河南围棋队是第二国家队。
我们的成就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给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人才；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为二十多个省市的围棋队培养了人才。当时，罗建文、我和陈锡明三个人就是和上海争冠军的，浙江那时都比不过我们。刘建勋又比较重视围棋，河南开展围棋活动比较早，氛围好。湖南、湖北、河北、北京、陕西、黑龙江、辽宁、云南等二十来个省市的围棋队到河南来取经。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外来户，也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再加上当时中国围棋正处于相对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我们都是免费给大家辅导。像俞斌，也是在我们那学围棋的。
河南围棋队当时不仅确实水平高，还为我们国家的围棋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必须说清楚，这是集体的贡献。首先是领导重视。没有领导重视，当时根本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其次就是省里的和地市的教练共同努力；还有一些各方面的支持，比方说媒体帮我们做宣传。河南围棋队培养过的职业选手，段位加起来绝对超过三百段，世界冠军也有很多。说实话，这个事情都是大家共同做的，我们也只是做了流水线里面的一环。
有人对我说，这个世界冠军是你培养的。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只能说这个世界冠军我教过他。就像时越。时越六七岁的时候，在一个一千多人的全省少年赛上，我就发现他非常优秀，将来不会比常昊差，媒体还报道了。等到时越得了世界冠军以后，媒体还把这篇报道翻出来了，说我这个论断是对的。时越他也不错，媒体问他：你师从谁啊？他自己说师从黄进先。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不错，是我发现了他，让他到河南省围棋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我是他的启蒙教练。但最后他能成为顶尖高手，那是国家围棋队的功劳。
我再三地说，不要言过其实。讲得不符合事实，我心里也不好受。比如有人说我是围棋协会副主席，我就告诉他，我就是一个教了一辈子围棋的教练员。虽然我跟王汝南、陈祖德三个人像兄弟一样，但是他们俩是当领导的，我是个老百姓，我是当教练的。围棋协会副主席，不就是个象征性的荣誉，别当回事。
唯一让我感到比较欣慰的，就是在我当河南围棋队主教练的这二十多年期间，我尽到了我的责任，我还是非常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的。我也很尊重地市的教练，尊重我们的队友，尊重各方面支持我们的人才。我曾经很多次到公园、大会堂里摆开棋盘，谁来都下。我说我是真正的“棋待诏”，不收一分钱的，不像现在有些棋手还收指导费。这些工作我们做得很多，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但是，我绝对没有像他们渲染的那样，培养了很多世界冠军。我有这个本事吗？我没有这个本事。只能说在培养这些世界冠军的过程中，我做了一点工作，这样比较贴切。




04   围棋弟子




何：哪些棋手是您曾经培养过的，就像您说的，做过一些工作的？
黄：那就多了。比如说下指导棋吧，不说别的，常昊我都跟他下过好多盘指导棋，江铸久我也跟他下过。
何：作为河南省围棋队的主教练，从河南出去的棋手里面有哪些棋手是直接接受过您的指导的？
黄：像刘小光、汪见虹、丰芸、时越。还有不少人，我一下子也想不起来，外省的也不少。
何：河南省围棋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黄：是 1975 年我们调去河南以后成立的。1975 年除了我们以外，还调进来四个人，其中一个是刘小光，另外三个人到后来就边缘化了。后来1977年，我们队进了第一批队员，包括汪见虹、丰芸、康占斌等一大批。1979 年又进了一批，之后就陆陆续续地进来一些人，有时候就两三个人。
河南队那几年送出去了不少队员，康占斌送给河北，王海钧送给湖北，王洪军送给广西，丰芸送给北京。在那个计划经济和围棋刚刚恢复不久的时代，河南是为中国围棋的发展做过贡献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形势的发展，河南围棋就慢慢落后了。曾经有人问聂卫平，河南围棋怎么样。他说，河南围棋是没落的贵族。聂卫平当时也想进河南队。刘建勋考虑到，北京队想要聂卫平，黑龙江队也想要，我们再要就等于跟别人竞争了。当时聂卫平要是一来，我们肯定是冠军，上海队也干不过我们。聂卫平、罗建文加上我，我们这三台，没人打得过。


何：罗建文当时也在河南队？
黄：对，罗建文是 1976 年去河南队的。毛泽东逝世的时候，聂卫平在河南。现在他还经常说：“我在河南的时候，黄进先老请我吃泥鳅宴。”意思是我穷酸，太抠门了。后来他还是补充了一句：“那个年代，能有泥鳅吃已经很好啦！” 至于他在河南具体待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可以问问他。
当时我在河南兼了领队、教练、运动员。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定了段以后才退役的。1982 年恢复段位后，像我们这些出过成绩的就定了职业高段，我定了五段。我本来也不想打了，权衡利弊，年纪大了，底下还有这么多队员需要带，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结果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隔壁在说，这帮老家伙，那都是照顾的。我听了心里不舒服，这么讲就太难受了。我定了五段后，连胜 11 盘，定了六段。我就想告诉这些人，我不是被照顾的。之后我才专职当教练了。


我最后一次参加团体赛应该是1981 年在洛阳。那次我成绩很好。当时华以刚跟我说，进先啊，曹大元特别厉害，第二台肯定是铁壁。正好我打第二台。后来我就把曹大元赢了。我输了 1 盘，赢了 10 盘，第二台里面我第一。但是打完那次团体赛以后，我就不打了。因为我知道，这些比赛机会都是给年轻人锻炼用的，我再发展也发展不到哪里去了。于是我就把精力放在教练事业上，之后就一直在河南从事教练工作。那个时候，说实在话，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别的省对围棋还没有像河南省那么重视，河南围棋队才有这么个机会称王称霸，发展得很兴旺。到后来，人家都发展起来了。


何：河南在围棋的专业化体制里面，可以说曾经是独领风骚的，但后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开始慢慢落伍了。
黄：是。
何：后来围棋甲级联赛开始的时候，河南队参与过吗？
黄：当然参与过了，河南是甲级队。
何：市场化后俱乐部体制的围棋甲级联赛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1999 年开始的。1999 年我们还可以，到 2000 年我们就降级了。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资金很困难；第二个是人也慢慢老化了，刘小光慢慢往后退了，而其他队的马晓春、俞斌等人慢慢上来了。我们队赞助商出问题了。没钱了怎么参加比赛啊？我老婆是我们省体委的计财处处长，她帮我去找省财政厅厅长。厅长要我打个报告，我打了个报告，要到了 15 万，勉强撑了一年。
何：当时河南队叫什么？
黄：叫三元围棋俱乐部。
何：有哪些队员呢？
黄：刘小光、汪见虹、邹俊杰，还有李豫川、杭天鹏。当时河南队一直在走下坡路。刘建勋走了以后，我们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河南的赞助活动又一直很别扭，河南队要赞助很艰难。其间，我还推掉了一个赞助。
何：为什么呢？
黄：我们那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公司来找我，要和我谈赞助的事。我问房地产公司的代表，你们赞助河南围棋队有什么想法？他不懂围棋，以为就像足球那样。我告诉他：“你赞助我们，可以借此对你们企业的形象进行宣传，主要是体现你的社会贡献和对围棋事业的贡献。想通过围棋俱乐部买人、卖人或是用广告宣传的方式来挣钱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听我这么说，就撤了。他们又不懂围棋，万一以后又像三元那样，大家都很难堪。因为奥运战略，河南把重点放在奥运项目上，围棋很自然地受到冷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一冷落人才就走了，人才走了后就更冷落了。河南还是出了不少棋手的，但很多都走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事。
何：河南省围棋专业队是在河南省体委下面的？围棋专业队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黄：河南省围棋专业队是 2002 年底取消的。当时国家正在搞改革，国家体委正在慢慢地改组成国家体育总局，要自力更生了。原来我们围棋专业队属于体工队，要到社体中心去。本来我们是想独立出来的，不给国家增加负担。我们自己来，同样是为围棋事业做贡献嘛！趁改革风气正浓的时候这样解决问题多好。结果，后来局面越来越差。专业队没有了，专业人员还有，但是又不参加比赛。专业的围棋棋手都在教初级的围棋学生。也不是说没人呐喊，河南也有一些领导、一些其他方面的人想要支持围棋，但是很难。
后来，我 60 岁的时候就退下来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围棋教学。而且我教围棋，不管在哪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跟人家开过价。有些学生跟我学围棋，交了一笔很少的费用；有些学生没钱，我从来没问他们要过钱。我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去过夜生活，生活上也比较简单。我非常容易满足，不会刻意去挣钱。说实在话，我收的学费，我给人家下指导棋、讲棋时收的费用，要比我在外地的学生还要低得多。我的大儿子不太理解这一点。我就说你有你的观念，我有我的观念。我那个老二就不一样，他也在搞教学，而且他教得不错，还是个职业棋手。


何：老二叫什么名字？
黄：叫王凡，我让他跟外公姓。不是跟妈妈姓，是跟外公姓。虽然是一个意思，但是意义不一样。我的小儿子现在在广东惠州教棋，他的收入比我高得多。我没有考虑过收入问题，只要退休之后能做一点事情就好，我自己过得很充实。
何：前面说到了一些老棋手——王幼宸、过惕生、刘棣怀。关于他们，您还了解些什么？或者能不能说说您对他们的印象？
黄：刘老人很和气。其实还有两个人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叫齐曾炬，一个叫朱金兆，齐曾炬是北京的。他们两个对我帮助很大。我找他们两个下棋，他们都跟我下。实际上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那时候水平比较差。黄永吉不会轻易跟我下棋，他要带王汝南。我跟金亚贤倒是下过一些。金老是满族人，当时也有七八十岁了。他有武功，走起路来精神得很，满面红光。听说他“文革”的时候给人劝架，人家一刀砍在他脸上，他捂着一脸的血，自己跑到医院去。王幼宸是上海人。他好像没在国家围棋队待多久。1963 年国家队集训， 1964 年国家集训队又解散了一段时间，我回到广西，在广西待了大概半年。1965 年国家围棋队正式建队。以前在国家集训队的时候户口都在本省，1965 年户口就调到北京了。调到北京以后，王老先生就不在了。国家围棋队的教练就是竺源芷、齐曾炬、邵福棠、郑怀德、张福田这几个人，还有黄永吉。
1966年国家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陈祖德、吴淞笙在一组，二组是罗建文他们，我和王汝南在三组。王汝南在 1964 年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了，打进前 6 名了，很了不起。汝南这个人有一股劲，本来跟我们一样都是三组的，他最先跳出去。










05   棋行天下




何：您是哪年出生的？


黄：1943 年。今年是本命年，72 岁。


何：那 60 岁退休后还去汕头教过棋？


黄：退休以后我跑过好多地方。陈祖德跟我说山东有个朱总，特别支持围棋，需要一个好教练，他推荐我过去。那是 2005 年左右的样子。刚退休以后，我还帮过洛阳的一个学生刘霞。她在洛阳带学生，别人嫌她那待遇低，不肯去，我就去帮刘霞带了半年班。山东离家太远了，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朱总留我，我说我真的不可能在你这久待。当时朱总还挺有意思，要我开个价。我也开了个玩笑，说我不卖。（笑）我定的原则一般是不超过半个月，但是周龙真是个人才，这个家伙很会忽悠我，搞得我都不好意思，所以在汕头我帮了他们前后有两年时间。


何：是给他们带高段班吧？


黄：我还在天津帮过李亚春，那就更累一点。我帮他带一个冲段的业余班和一个有段位的职业班，比较忙。我不能久待，也是半个月就走了。这是有原因的，我老伴身体不太好，我不放心她，所以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待时间太长。


何：您后来带过的这些学生里面有没有发现有潜力的苗子？


黄：我们学生里面有个杨鼎新。但我没有带过他。我实事求是地说，我连一盘指导棋都没跟他下过。


何：他在哪里学的棋呢？


黄：在郑州学的，他学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那了。他学了一段时间后去北京了。他现在恐怕还保持着 10 岁入职业段的记录。孩子是好的，我也喜欢这孩子，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有的地方不愿意要他。我帮这孩子讲过话，我说这孩子是个好苗子。我帮他联系过四川成都的围棋培训班，后来又联系到阮云生的职业俱乐部。


何：他现在属于哪个俱乐部？


黄：现在不知道了。他倒是很感谢我，但是我真地不敢居功，只是帮过他的忙而已。周鹤洋也是一样。有些人说周鹤洋是我的学生，其实我只是跟他下过指导棋而已。


何：指导棋下得多吗？


黄：也不是太多，十来盘还是下过的，所以我实在不能居功。人家尊敬我，说我是老师，但是我对他的帮助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有些人我确实是教过的，包括你们湖南的梁鹤年、陆军，广东的梁伟棠、廖桂永，还有天津的牛雨田、张学斌、张东岳。我这几十年都在带学生，做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情。


何：现在还在上课吗？


黄：还在上，在武夷山两年了。去年去了以后，他要我今年一定要来，我今年又去了。


何：是谁让您去的？


黄：张亮。他今年又说，明年一定要来啊！我说我不能承诺你，因为轻诺必寡信。我明年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能轻易答应你。


何：就是短期去了半个月？


黄：对，十天半个月。我上课很认真的，要备课的。就算是给让 4 个子的孩子上课，我也还是要备课的。不是说不备课就讲不了棋，而是说要在短时间内教给学生点东西，必须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准备，这样效率才高。如果随便讲一讲，那效果就差多了。人家问：呀，你怎么给小孩子上课也要备课？当然要备的。我觉得有一种方法效果很好，就是他们把下的棋发到网上，我在网上看，再重点给他们讲这盘棋中的几个问题，然后再上课。


何：到处请您去上课，说明您课上得非常好啊！


黄：那也不是，我做事情比较尽心认真而已。我也没什么本事，普普通通一个人。


何：您觉得围棋给您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黄：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围棋啊，我是喜欢它，所以我就没有过多地考虑辛苦啊、待遇啊这些。不是完全不考虑，谁不要钱啊，但是就会看得淡一点。比如教学生本身给我带来快乐，即使没有报酬，我也无所谓，我也带你。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当时边上还有好多人围着，他问：“可不可以用一句话简单的语言，总结一下前面走过的路。”这很难啊！我又不是才思敏捷的人，也没那么深的学问。不过事也凑巧，正好服务员送来了一杯苦丁茶，不是黑的，是青绿的。我就说：“我这辈子就是这杯苦丁茶，先苦后甜，有苦有甜。做这个事业也是一样，当然很苦，但是苦中也有回味的甘，总的来说还是很快乐的。”然后这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一杯苦丁茶”。我其实是很平淡的，没有像聂卫平、王汝南他们那么轰轰烈烈，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教练员。


何：您教了这么多年围棋，有没有把自己的东西整理成书出版？


黄：前段时间比较忙，现在有点懒。自己也想整理一下，还在考虑之中。以前是为了搞我父亲的这本书，它耗费了我很长时间。我父亲的这本书，前面是诗词，后面是字画，而且有的字很难，我就想做注释。我跟别人商量，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其实我认为做一些注释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伯父是一个大学的院长，一辈子老老实实教书，写字写得非常好。有一天，他跟我父亲说：“老六啊，人家都说世间险恶，但我这一辈子也没人算计我，我觉着挺好的。”父亲就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野塘水浅鱼儿瘦，不识人间有钓公。”你就像野塘的小鱼一样，没有油水，谁来钓你啊，不是人间没有钓公。像这样的诗有很多，注释起来也很麻烦，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所以我自己的东西也没空弄。


何：您教棋的时候不是有教案吗？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现成的东西了？


黄：我得回去找找。以前也没想过要整理这些东西，加上几次搬家，我的训练笔记、给学生批的记录都不知道扔到哪去了，没有刻意去保存。我喜欢平淡，一般不喜欢接受记者采访，所以说你写的时候一定要帮我这个忙，不要把我突出出来。


何：我做这个访谈主要是为了留下一些中国围棋历史的资料。其实有时候我在想，除了做围棋史，能不能出一本访谈录，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围棋，谈自己的经历。我之前采访过华老他们，每个人都有看待社会的不同视角、对围棋的不同理解，包括围棋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从围棋史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我们谈到的很多东西就是一个参考。同一个事件，很多不同的人都经历过，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也就是说，要做围棋史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要做这种访谈录，把很多更细节的东西融到里面，这样就会使围棋史更生动。


黄：很多资料是有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说上面这一点呢？有的人在外面宣传我，我看了都脸红。我老婆知道的，宣传我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什么“世界冠军导师”“围棋泰斗”“围棋教育家”，看到这些东西我肯定不会高兴。有一条我很自负，那就是我还有自知之明。我从来不会说我们训练出的围棋职业棋手的段位加起来有三百多段，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只能说河南确实是培养了一些棋手，我仅仅是做了一些工作而已。如果讲得不是很准确的话，人家误以为这事是搁我身上的，这种东西我承受不起。这也不是好事，我不喜欢，所以我就希望访谈也罢，其他的事情也罢，能够客观一点。我兢兢业业这么几十年，做过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心中比较坦然，仅此而已。


何：您对自我有这么一种认知，这样的一种心态，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很多人还是喜欢被捧着。


黄：我肯定是不喜欢的，王汝南也知道。别人问我职务是什么，我说我曾经是河南围棋队主教练，现在退休了。那围棋协会副主席呢？我说我也退休了，而且我再三跟他说，副主席就是个荣誉，不要把它当回事。但是人家不这样认为啊，非要写我是围棋协会副主席。王汝南对我说，你别管了，他需要！


何：他肯定需要啊。他请来的人身份比较高，他好宣传他的活动。


黄：是，是。我说我退休了啊。王汝南说，没关系的，局长退休了不还喊局长，校长退休了不还喊校长吗？那就随便怎么说吧。我倒喜欢跟小孩子下下指导棋、讲讲棋，我喜欢做这些工作，踏实。而且我对这些也有些研究。我研究过小孩子的心态，研究过对不同水平的小孩子该怎么讲、讲些什么东西。在这些方面，我还是下了功夫的，仅此而已。


何：这就是围棋带给您的快乐了。


黄：是。所以我儿子对我说：“爸，您讲一节课的报酬怎么这么低啊！” 我说：“我没考虑那些。只要我自己做得很愉快，就得了。”


何：所以以后有机会还是可以把您这么多年的经验、经历整理一下，出几本书。


黄：我这辈子很平淡，我认为我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经历。只是机遇比较好，省里面重视，大家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跟大家一起做出一点成绩。其实说实在话，我做的工作都很平淡。










06   几点补充




黄：昨天晚上跟你谈过以后，我想了下，还是要跟你补充说明一下。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谈自己的人，但是我非常愿意跟你讲河南围棋的这一段历史。我想让大家知道，河南的围棋史在中国的围棋史上是值得一提的，并且河南围棋队对中国围棋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是我非常不愿意提到个人。


何：我们只是将这段访谈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如果我要写您个人的话，我就会写表现您个性的东西。如果写围棋史的话，我就会把个人的东西先去掉，把整体的东西再现出来。我会有分寸的。


黄：我想现在先简单地把我的意思表达一下。第一个，河南对中国现代围棋的发展是起过一定作用的，作用还不小。


何：应该说有比较大的作用。


黄：第二层意思，河南围棋所取得的一些成绩，绝对是上上下下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还有中国棋院的支持，这层意思一定要讲清楚。


另外，我想给你讲讲他们不一定跟你谈过的事情，如果讲重复了那也无所谓。我到国家队的时候，陈毅副总理非常支持围棋 , 他经常到我们这来。一个国家领导人处理国家大事很累，需要休闲一下的时候来这下下棋、放松放松，这个也是在情在理的。但我觉得陈毅副总理更想表示一下国家和政府对围棋的重视。因为陈毅副总理讲过，国运盛，棋运才昌。当时国家已经站起来了，慢慢走向富强了，文化事业包括围棋也应该有所发展。陈毅副总理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支持围棋，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个人的喜好，也是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
陈老总关心我们，让我很感动。他非常实在。我记得很清楚，1965 年的时候，我们围棋队参加活动，他特地来见我们，跟我们讲话，告诉我们：“你们要注意身体，要吃好，不要过分劳累。”这种话现在可能很普通，但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暖心的，我很感动。
另外我讲些趣闻给你听。陈毅副总理来我们这下棋，一般都是陈祖德他们陪得多，他们是顶级的棋手嘛！陈祖德跟陈毅副总理下，一般都是赢半个子或一个子，这都是我们的基本功。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小棋手叫黄德勋，后来他也是国手。他和陈老总下棋，把陈毅副总理杀得稀里哗啦。陈毅副总理下完以后，笑眯眯地拍着他的头说：你比他们的功夫还是差多了。陈老总其实都知道。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你不是说起过藏棋吗？我亲自听陈毅副总理说过，他 1963 年和周总理访问东南亚国家。回来后陈毅副总理跟我们说：“尼泊尔有人下棋，我跟他们下过。”尼泊尔人跟陈毅副总理还说：“你怎么会下我们的棋？”陈毅副总理说：“这怎么是你们的棋，这是我们的棋啊！” 我估计尼泊尔的棋应该是从西藏传过去的藏棋。
何：陈老总有没有说过尼泊尔那个棋是怎么下的？因为现在藏棋有好多种。


黄：具体的东西他没讲。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小青年，国家领导人说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敢插嘴。陈毅副总理确实没有讲到细节，他只是讲：我把他们赢了，他们很奇怪，还说“我们的棋你也会下”。


何：在老一代人里面，除了你之外，还有哪几位对河南围棋的贡献比较大？


黄：对，你说的这个很重要，我都漏了。还有几个人一定要提，除了刘建勋以外，有一个原洛阳铁路局的局长薛佑钧。洛阳的围棋之所以后来搞得这么好，跟他是分不开的。他专门把陈岱调过来，在洛阳开展围棋活动。而且他的五个儿子全部学围棋。当时，他对推动洛阳围棋、河南围棋是做过很大贡献的。还有一个就是原来河南省围棋协会的主席陈淇。他现在 101 岁了，还健在。这个人是老革命，“文革”以前还是河南省财政厅厅长，“文革” 后就到河南省体委担任副主任。他在体委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还有一个人我想顺便提一下，有个电视剧叫《傻儿师长》，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何：看过。


黄：主角的原型叫范绍增，是四川一个军阀。我刚到河南的时候他整天找我们玩。有人问他十七姨太太是怎么回事？何：是什么意思？黄：《侍卫官杂记》里面写了很多姨太太和蒋介石的侍卫官勾勾搭搭的故事。十七姨太太就是范绍增的姨太太。他说谁说是他的，不承认。他承认的就是云南的一个姨太太，其他的他不承认。但是他一发工资，很多人就来认爹。（笑）他跟我说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以前他垄断了福建的大红袍。福建的大红袍一年只产两斤，他自己享受一斤，另外一斤送给宋美龄，让她帮忙吹吹枕头风。所以蒋介石就没动他了。他也喜欢下棋，经常去我们那下下棋。他还跟我吹牛说，我打枪打得准，十枪能打十一只兔子。他是我们的体委副主任。我说：“范主任，你一枪打两个啊，哈哈。”他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是寿终正寝的。我1972 年调到河南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这个人当时我们很熟悉，我一看电视剧就知道他是原型。


何：他棋怎么样？


黄：棋就不行啦，但是喜欢下，玩玩。他这个副主任就是个闲职，没有什么实权。这些人对河南围棋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何：还有一个叫陈岱的？


黄：下面我就讲陈岱。有三个人对我来说是老前辈，其中一个就是陈岱。论水平的话，陈岱老前辈当时已经不行了，他都没赢过我。他也去北京集训过。他确实在洛阳为围棋做了很大的贡献，洛阳好多围棋职业棋手都经过他的训练，比如汪见虹、王冠军这一批人。有些围棋职业棋手就算不是他训练的，也是他学生训练的。所以陈岱对洛阳围棋、河南围棋起了很大的作用，为洛阳围棋、河南围棋打了很好的基础。


还有一位老前辈就是庞凤元，他是从天津调过来的。他出生在天津的象棋世家，围棋也不错，名气比我老师大一点。他也对河南围棋做了很大贡献。当时河南省体校就是庞凤元在负责，我们有时候也去体校辅导。除了他以外，体校还有一个叫刘厚的，他和刘建勋关系特别好。
何：刘厚当时担任什么职务？


黄：他当时算是河南省围棋队的教练。他围棋水平很差，我能让他 4 子，但是在开展围棋活动、筹款、办比赛等方面，他比较有分量，因为刘建勋听他的，我们主任也对他很客气。他对河南围棋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很多地市教练也对河南围棋做出过贡献，这里就不一一讲了。总之，河南围棋上上下下很多人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当时的局面。我跟当时地市教练的关系很好。


何：陈岱现在还健在吗？


黄：陈岱 91 岁时去世的。这些老前辈虽然水平不如我们，但是我们很尊敬他们，都称呼他们为老师。他们比我都要长一辈，都是做过很多工作的。


何：关于陈岱，您还了解什么，能再说说吗？


黄：刘厚曾经告诉我，本来是要把陈岱调到省里面当教练的。结果陈岱一问待遇，还没有他在铁路的工作高。


何：他原来是在铁路上做什么的？


黄：他本来应该是会计。所以他后来没有来省队。但是也无所谓，他在洛阳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何：他也在北京集训过？


黄：对。


何：那算不算走过专业的路子？那个时候专业和业余好像也没多大分别。


黄：不，有分别。1962 年，中国围棋曾经办了一个段位赛，当时陈祖德是五段，吴淞笙五段，陈岱是四段。


何：当时就有专业段位了？


黄：当时是有的。1966 年的时候，陈毅副总理来我们这，他说：我们的元帅军衔都取消了，围棋的专业段位也取消了。一直到 1982 年才重新搞专业段位。所以你可以说老一辈的棋手有专业段位，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这已经说不清了。像我的助手陈锡明，可惜他现在成了植物人了。他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曾经准备送到日本跟吴清源学棋的两个人之一，还有一个是陈祖德。他在 1962 年的时候也是四段，1982 年定段的时候他没打，就没有段位了。


何：1982 年凡是没有去定段的，以前的段位都不算了？


黄：对，我们以《中国围棋年鉴》为准吧，那本书里面没有记录他们的段位，那应该就是没有。但是我们又必须把这段历史写清楚，1962年曾经搞过段位赛，这一批人曾经是有段位的。1962 年那时候，我还没冒出来，所以详细的情况我并不知道。


何：昨天您说 1982 年您定了六段，那其他人呢？


黄：陈祖德定了九段，因为他赢过九段。全国比赛前三名才能定六段以上。像我们这种在全国比赛中取得过名次的才能定五段。五段算高段了，是一个职业围棋的大门槛。1982 年对于一些职业围棋选手来说有一个机遇，就是报段位可以报职业四段。报段位就是暂定段位，好多人都报了职业四段。报段位以后，你只要在 12 盘棋里面赢 4 盘就可以了，很容易。所以当时职业四段的水平是很差的，跟现在的职业初段比，都要差两个子以上。


何：您在围棋队里当过领导吗？


黄：我自己就是从来不当领导的。我们有个张主任，当时对我非常好。陈祖德到河南来，我们三个人吃饭。张主任说：“进先好啊。”陈祖德说：“张主任，你老说他好，你也不提拔他。”张主任说：“他不当我有什么办法，哈哈。”我就觉得我不是当官的料，我就是教棋的料。我跟主任说：“要是不管事，我什么都干，管事别找我，哈哈。”不过当时我是很辛苦的，领队、教练、运动员，有一个时期全兼，要下棋还要管理队伍，连国际象棋队也要管。

芜湖袁枚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