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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因为快到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近来关于红军的文字逐渐增多起来。应该说，在那个时代红军的作战和发展，的确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连国外报刊，也不时报道他们的消息。比如1932年，在湖北参加救灾行动的路易·艾黎，便曾向国外报道过红军贺龙部“炮舰”在长江活动的消息。 要说最关心红军动向的邻国，一是当时共运的总部苏联，另一便是东边的日本。日本之所以如此关心红军，并不是也想搞革命，而是因为日本二战前一直将自己视为东方的反共基石，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国内外的共产党相互影响和呼应。直到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其宣传中还把“反共”当作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所以，在日本的新闻报道中，便经常出现红军的消息了。 虽然观点上有问题，但以日本人的认真劲儿，他们当时留下的新闻报道等，倒成为今日研究红军的重要史料了。 不过，也有的内容会让人读了如在五里雾中，哪怕是研究红军的专家，也会怀疑是不是看错。 
1932年10月26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关于红军的报道——由其上海支局撰写的《共匪之患》，算是那个时代对于红军较为全面的介绍。其内容如下（因是对原文的翻译，其中“共匪”“支那”等词语不做更改）：
“支那当局如今最大的烦恼便是共匪之猖獗了。如果在镇压共匪的政策上继续出现失误，甚至可以推测支那会面临崩溃性质的危险。日前南京政府集中了六十七个师又十二个旅的部队，合计六十三万余人的大军发动剿匪之战[译者注：即蒋介石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对于这次南京政府动用的兵力，国内使用的数字通常是五十万]，蒋介石从汉口出发亲自到军中督战，虽经苦苦鏖战仍未能成功。而围绕着蒋介石所进行的去除国民党传统、实施极端独裁的进程在不断深化，也是借助了共匪存在的背景。 共产党军的大本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省的瑞金。在这里，共产党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相互合作，指挥的直属部队达到五万人，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陈东山的第六军团，与这两个军团所属的一万六千兵力合流，共同确立了（苏维埃）最为强大稳固的地盘。其友军彭德怀（第三军团军团长，兵力约四万一千）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朱、董、陈、彭四部军队的势力控制了江西省南部一半和福建省西部，范围相当广阔。 与之相对的政府军部队，包括位于其西南方的广东陈济棠军，东方的刚刚移驻福建的十九路军蒋光鼎军及土著的省防军。更主要的是北方压制过来的剿匪总指挥何应钦部主力。这支部队以南昌为大本营，徐徐向前压迫前进。而善于利用地形的共产党军则秉承一向的从容，转而向政府军兵力微弱的福建边境前进，越过省境，从背后威胁厦门海港。 如今，作为共产党军发祥地的江西省，西北边境地带还有周建平指挥的约一万，西北边境孔荷宠的约四万部队在顽强地抵抗着中央军。除此之外的有力部队，还有在湖北省中部积极活动的贺龙所部第二军团（段德昌、香姑、满姑各军合计兵力约五万八千人），以及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带建立根据地的第四军团总指挥郑行为麾下约十万军队。这一次，对于长江流域共匪的威胁极度嫌忌的蒋介石，亲自从汉口出发，全权指挥对于贺龙军的作战，同时何成溶与刘湘的四川部队则东西夹击郑行为军，加上西南方的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副总指挥刘峙军，东方的同右翼副总指挥王均军共同包围攻击，经过半年日夜苦心的果敢进击，终至奏捷。共产军阀中排名第二的贺龙部基本坏灭，郑行为的共产军第四军团也被从湖北省内完全驱逐出去，其余部现在河南、安徽省境，仅能维持残喘。 以蒋介石为主帅的六十余万大军对共匪进行围剿，解除了长江流域所面对的威胁，然而共匪如蝇，只要政府军稍有放缓，便是八方蜂起的局面。而且，如今（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困窘，已至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地步，其政府军何时会共匪化是谁也说不准的。今日之所谓胜利对蒋介石来说是否只是黄粱一梦，实在是一个大大的疑问。特别是江西的共产大本营依然不动如山。政府侧的各个部队，名为政府军，实际上各有派系，并不统一，只是松散的联合，所谓剿匪事情并非容易事情。支那的忧患因此会越来越深吧。” 这大概是国外比较难得之对第四次围剿和反围剿进行分析的文章，尤其它的实时性使其更有价值。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令我们不明所以的名字，体现了当时日本方面对华情报的片面性。 比如，国民党方面的指挥官中，“蒋光鼎”显然是“蒋光鼐”之误，而“何成溶”则是“何成浚”之误，这样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官员姓名都会搞错，关键在于他们的名字使用了冷僻的汉字，估计弄错的原因还不在日本方面。这是因为，日本新闻和情报方面当时的习惯是，如果遇到中国人名字有日文中不存在的生僻汉字，则采用日语片假名代替，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战后，比如邓丽君的“邓”字，在日文报道中便通常用发音近似的“トウ”表示。而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则驳杂不堪，审校极为粗疏，这种把长官名字弄错的事儿很多，甚至只因为懒惰也不愿去改——反正当时没有错字罚奖金的制度，错就错了，您凑合着看吧。这种传统同样源远流长，以至于七七事变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凌阁阵亡后，国民政府给的烈士证书（荣哀状）上竟然错写成了“佟麟阁”，家属要求修改竟然无人去管，最后只好将错就错了。 
虽然入祀了忠烈祠，但将军一定会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一辈子也没用过这个名字啊
而共产党方面出现的人名谬误更多，推测便真是情报不足了——不过，其中有些名字虽然陌生，却是被遗忘的风云人物，日方的新闻应该说给我们提供了回眸历史的一个机会。 今天，我们不妨来做一回历史的福尔摩斯，做一下校对员，无疑是有趣的事情。 本文中出现的共产党及红军领导人包括这些： 朱德和毛泽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他们列为红一军团的指挥员又明显信息滞后。朱德曾任红一军团第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而这篇报道发布的时候，一军团的指挥员如下：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 董振堂，文中为五军团指挥官，彭德怀列为三军团指挥官，这些都是对的。 陈东山，文中为红六军团指挥官，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似乎红军中从无此人，但竟被与朱德、彭德怀、董振堂并列，又似乎并非完全虚构。他会是谁呢？检点红六军团的历史，这支部队要到1933年才成立，不可能1932年出现在江西。推测，文中所说的部队是“红六军”。红军历史上有几个红六军，此处所说的有可能是第一支红四军，所谓“陈东山”是其副军长陈寿山的讹传，但他活动的范围在湖北且1929年已经牺牲。更大可能此处所说的是赣西南红六军，“陈东山”即其政治委员陈毅的讹传。有趣的是，1946年陈毅有段佳话，以“登东山而小鲁”将儿子命名为陈小鲁，日本人在1932年怎么能知道？ 周建平，即周建屏，红军第十军的创始人，这是一位1923年已经在滇军中担任旅参谋长的沙场老将，在红军中极有威望。他之所以不为太多人所知，是因为他在战争中多次负伤，身体不好，1938年便在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任上因旧伤复发病逝了。 孔荷宠，知道的人很少，但在红军中却是非常古怪的一个人物。此人资格极老，当过湘军，参加革命也早，担任过红十六军军长，却在1933年叛变，成了红军第一叛徒。抗战中他担任国民党军暂编第54师师长。红军叛徒不少，但到了国军中还能干正职带兵的，堪称独一无二。后因贪污被罢免。解放后，孔化名开办妇产医院（瞧这职业选的），最终被公安部抓获，1956年病死。说他1932年有四万兵力是夸张，但此人的一生写本书不成问题。 贺龙，关于他的描述只能说还不够，但大体没错。  红色军事家系列邮票中的段德昌
段德昌知道的人就少了，但他曾经是贺龙部下的常胜将军。黄埔军校四期，和林彪是同学，红三军九师师长，1933年在左倾运动中被杀，建国后被列入第一批烈士。 而另两个名字更为陌生，也更加不可思议，那就是和段德昌同列入贺龙部下三大将的“香姑”和“满姑”。 她们会被记录在日方的新闻中，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她们是红二方面军的两员著名女将，“香姑”即贺龙的长姐贺英，小字香姑。  贺英，便是《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原型，1933年在战斗中牺牲
“满姑”即贺龙的妹妹贺满姑，她和贺英都是出色的游击队指挥官，而且都善使双枪，只是她已经在1928年不幸被俘，为白军杀害了。推测，这里日本记者所说的“满姑”指的是贺龙的小妹妹贺戊妹，她和两个姐姐被称为贺氏三姐妹，也是优秀的红军指挥官，1933年与姐姐贺英一起战死。 现在估计能记得贺氏三姐妹的人非常少，而能够回忆起《洪湖赤卫队》乃至“洪湖水浪打浪”的大约也要四十岁往上了。没想到在那个时代，异国的新闻报道中居然会出现她们的名字，可见她们当时的影响或远远在我们了解以上。 那，或许可以算是一种别样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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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4 10: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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