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时期
关于朝鲜半岛三国的围棋记录最早出现在中国史书中。《旧唐书》有“高丽者，出自扶馀之别种也。……好围棊投壶之戏,人能蹴鞠[1]”的记录，《周书》有“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馀之别种……有投壶·樗蒲等杂戏, 然尤尚奕棊[2]”的记载，可见围棋至少在新罗统一三国的7世纪之前便已传入半岛。而唐朝以前的中国史书中唯独不见关于新罗的围棋记录，这一部分是由新罗相对不利的地缘位置所决定的(金龍國，1981)。在6世纪打通汉江流域，国土急剧扩张之前，作为三国中实力偏弱的的新罗仅处半岛岭南一隅，东南环海，北有白头大干[3]天然阻隔，加上与高句丽、百济长期处于战时敌对状态，通过陆路直接与中原王朝沟通的渠道基本被封锁(朝鲜半岛与大陆方面通过陆路的文化输入渠道基本为高句丽→百济→新罗)，而百济在海路上又享尽地利之便，因此早期中原王朝相比高句丽和百济，对新罗民俗等认知相对欠缺也在情理之中。但认知相对欠缺并不代表新罗围棋本身相对滞后，史书记录上的空白已经由新罗古都庆州各处出土的围棋文物所填补，其年代最早可以上溯至4世纪中叶(虽然仍有一定争议)，上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金龍國(1981)将早期中国史书中没有关于新罗围棋的事实直接解释为新罗围棋本身发展相对滞后，显然是由当时缺乏相应实物史料的局限所致。那么，排除新罗本土创造围棋的可能性，李青(2007)认为围棋最早是在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即半岛三国形成前至建立初期，随着秦、古朝鲜、乐浪遗民的流入而传入新罗的。该说虽然相对合理，但因缺乏有力的史料根据，本文在此持保留意见。
而朝鲜半岛的本土官纂史书中有关高句丽和百济的围棋记录，最早出现在《三国史记》关于高句丽僧人道琳与百济盖卤王的记事中：
先是，髙句丽长寿王阴谋百济，求可以间谍于彼者。时浮屠道琳应募曰，“愚僧既不能知道，思有以报国恩。愿大王不以臣不肖，指使之，期不辱命。”王悦，密使谲百济，于是道琳佯逃罪，奔入百济。时百济王近盖娄，好博弈。道琳诣王门告曰，“臣少而学碁，颇入妙，愿有闻于左右。”王召入对碁，果国手也。遂尊之为上客，甚亲昵之，恨相见之晩[4]。
这是该记事中有关围棋的一个片段，僧人道琳靠围棋骗取盖卤王信任后，诱使盖卤王大兴土木，导致百济国库空虚、民残兵弱，最终在与高句丽长寿王的较量中败北，盖卤王被其昔日部下生擒后处斩于阿且城。值得注意的是，《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针对百济降将再曽桀娄、古尔万年的叛国行径[5]，以儒家的君臣伦理准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6]，却对盖卤王缄口不谈。以作者的准绳，两人的行径固然值得唾弃，但显然盖卤王的“荒淫无度”也是二人叛国背后的重要因素。那么为何金富轼不以围棋为切入点进行评论成了一个疑团。
通过参考丽末鲜初理学家权近的史论，为解开上述疑团提供了线索。在《东国通鉴》道琳的记事后权近这样评论：
臣等按：……盖人主必有可乘之衅,然后人得以窥其隙,而敌亦间之。齐魏之为仪秦所间者，莫非自取也。盖卤喜一区区小技，迷心惑志，遂为敌国所饵，为老髡所弄，如儡傀在技人之手，惟其所使。[7]……
评论中围棋成了一个“把柄”，堕落到与酒、色、财同等的地位，而盖卤王对围棋的贪爱成为决定性的败因，俨然一种“围棋亡国”的论调。然而，将盖卤王的直接败因简单线性地归为围棋，其本身便有待商榷。此外，若要客观进行评价，由于高句丽长寿王的存在，不排除史家将盖卤王塑造成昏君形象的可能：与百济历代君王的纵向比较中毫不逊色、有所作为的盖卤王形象，却在横向比较的逊色中被“败者为寇”的结果论所扭曲。盖卤王荒淫无道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
很难相信权近对这两点没有察觉，而围棋误国一说既然略显苍白，甚至很可能建立在一个虚假事实之上，权近却仍将其观点和盘托出，是出于他当时特殊的政治目的，而一个有政治需求的评论，通常会在原材料的真实性方面作出妥协。关于其政治目的：一方面，将高丽至朝鲜的所谓“易姓革命”合理化，与金富轼将高丽继承新罗合理化如出一辙。权近本食高丽俸禄，转而辅佐朝鲜，在其自身的立场上，不得不去赞成金富轼以新罗为中心而贬低他国的历史思想，而百济盖卤王自然便成了其矛头所指；另一方面，以性理学为建国理念的朝鲜，又必须以巩固的儒教理念破斥高丽末期佛教的诸弊端，乃至排斥社会上各种佛教、道教、风水图谶等所谓“异端”思想。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权近不得不去批判与道教思想联系较为密切的围棋，而主张围棋误国便也在情理之中了。因此，权近贬斥百济盖卤王以围棋误国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由此看来，将一国兴亡极端地归咎于“一区区小技”，若非作者另有所图，恐有失偏颇。权近政治目的性强烈的史论，且不论在当时已经受到了“曲学阿世”的非议，最终是让人难以信服的。至此，上文所述金富轼不以围棋为切入点评论的可能原因可归为三点：第一，当时缺乏相应的政治需求，以棋为评论点易遭诟病;第二，金富轼本人也对道琳围棋记事的真实性存疑。第三，还可以规避复杂的归因问题。
其中第二点值得注意，金富轼既然对道琳记事的真实性存疑，却仍在正文中记下其来龙去脉，不禁令人困惑。为了解决其中的矛盾，李道學(1997)的观点值得考虑：金富轼在撰写《三国史记》时参考了新罗文学家金大问的《汉山记》(曾传至高丽时期，现已失传)。盖卤王死后(475年)，其子文周将百济都邑由汉城南迁至熊津(今公州)。数十年后，新罗的金大问任汉山州都督时，汲取了民间有关盖卤王的围棋传闻写入《汉山记》，而以他的立场，无疑会对百济王有所贬低。而在以教训总结至上，而非求史料实证的历史哲学氛围下，后世的金富轼便会发现：若只是铺陈百济王战败身死则明显缺乏针砭意义，而金大问的叙述不仅有训诫上的价值，还可借来表明自己以新罗为正统的立场。因此金富轼虽说“录而不论”，但其“论”已经在其“录”的行为中得以隐现，这在后文对高丽围棋历史记录的分析中将会再作说明。
同样存在参考金大问文学作品可能性的另一则围棋记事为《三国遗事》中著名的“信忠挂冠”：
孝成王潜邸时,与贤士信忠围碁于宫庭栢树下,尝谓曰,“他日若忘郷有如栢树。”信忠兴拜。隔数月王即位赏功臣, 忘忠而不第之。忠怨而作歌帖于栢树,树忽黄悴。王怪使审之,得歌献之,大惊曰,“万机鞅掌几忘乎角弓。”乃召之赐爵禄,栢树乃苏。歌曰,“物叱好支栢史,秋察尸不冬尔屋攴堕米,汝於多攴行齐教因隐,仰顿隐面矣攺衣赐乎隐冬矣也。月罗理影攴古理因渊之叱行尸浪阿叱沙矣以攴如攴,皃史沙叱望阿乃,世理都之叱逸乌隐第也。”后句亡。[8]
《三国遗事》的作者僧人一然收录了《三国史记》中没有记载的传说和轶闻，其中难以考证真伪的记事较多。关于信忠，《三国史记》中并没有以上带有传奇志怪色彩的故事，仅留下数条官职升迁记录。信忠在孝成王(新罗第34代君主, 717-742)去世后于智异山离俗寺出家以明志的情节也与《三国史记》中的记录不符。一般认为，“信忠挂冠”的故事多为民间为了赞美通过围棋建立的君臣深厚友谊、宣扬信忠对君主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而对他进行的一种神化。
当然，作者愿意撰写这则信服度并不高的故事，也有他收录新罗乡歌的附带意图。文中信忠所写的乡歌被称为“柏树歌”或“怨树歌”，成为了当今现存为数不多的新罗乡歌中珍贵的一首。而其乡札标记的吏读形式(以汉字表记朝鲜语的一种方法)也为不同的解读提供了空间。李青(2007)以庆尚道方言代入解读后，认为它更像一首信忠向孝成王表达同性间恋情的乡歌，即以君臣间的忠义掩盖了信忠与王的同性关系。而基于《三国遗事》同样参考了金大问《花郎世纪》(其中多有关于新罗花郎同性爱的描写)的假设，作者一然将孝成王与信忠的同性恋情以高超的换喻手法，置换为两人“围碁于宫庭栢树下”的场景。一然认为新罗人对围棋中黑白的交错有着阴阳造化的认识，这是他置换的思想基础。
有关孝成王时期与唐使节的围棋交流，被记录在《三国史记》中。这则记事与《旧唐书》和《新唐书》中所载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说是朝鲜三国时期最为可靠的围棋记录。
二年春二月,唐玄宗闻圣德王薨,悼惜久之,遣左賛善大夫邢璹,以鸿胪少卿徃吊,祭赠太子大保。且册嗣王为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璹将发,帝制诗序,太子已下百寮咸赋诗以送。帝谓璹曰，“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国。以卿惇儒,故持节往,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以国人善碁，诏率府兵曹参军杨季膺为副,国高弈皆出其下。于是王厚赠璹等金宝药物。[9]
《周书》中写百济“尤尚奕棊”，那么融合了高句丽和百济围棋文化的统一新罗，其围棋文化必然更加昌盛。唐玄宗将新罗称为通晓经史的君子之国，评价不可谓不低。而说“国人善碁”，不仅是对新罗社会的弈风之盛、水平之高的认可，而且围棋能出现在这种严肃的外交话题中也表明，无论是在当时的唐还是新罗，围棋本身的形象是积极正面的，这使得围棋能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在唐与新罗巩固友好邦交、缓和外交气氛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围棋与外交的某种相似性也隐约得到了体现：正如围棋中和与争的辩证关系，唐在巩固邦交的同时，也在试图维持某种文化优越感。但在权近的史评中，围棋的形象又一次被颠覆：
权近曰：接璹之来也，帝称为惇儒，宜演经义，使知大国儒敎之盛。而璹之所献于王，乃老子道德经也。帝以璹夸示儒敎之盛，又使善奕者副之，何欤？晋崇老氏玄虚之道，又以围棋废事为高致，遂使神州陆沉。今玄宗复蹈其辙，其能免天宝之乱乎？[10]
权近的这则评论，是由《三国史记》中“夏四月，邢璹以老子道德经等书献于王”一句而起的，虽然这条记录不见于中国史书，但可以认为它的虚假可能性并不高。但在《三国史记》中，“春二月”与“夏四月”之间隔有两条与之完全无关的记录[11]，因此邢璹献老子道德经为假的可能性固然不高，但由于时隔两个月之久，它与之前杨季膺的围棋活动通常被看作是是相互独立的。
而权近的评论建立在将二者合并考虑的基础上。虽然客观上合并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合并考虑导致的评论明显具有结果论的偏向性。这种偏向性出于他的政治目的，与权近上一则史论情况相似，上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阐述。不过，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围棋与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乃至以道家思想解读围棋的普遍风气，不仅在新罗时期，在权近生活的丽末鲜初同样流行。
此外，该记事中“国高弈皆出其下”一句，《旧唐书》中的叙述更为明确：“其国碁者皆在季鹰之下”，排除了不必要的误解：新罗棋手因受教于杨季膺而成为高手的解读，产生了语义跳跃，与前后文明显不连贯。而李熙濬(2013)认为新罗棋手是通过“佯输”来推动外交顺利进行的，并以百余年后来自新罗的棋待诏朴球为例表明当时新罗围棋的一流水平。因学者身份立场不同，又难以证实或证伪，权作保留。
（二）高丽时期
1.史书记录
高丽时期的围棋进一步发展，弈风日趋流行。从朝鲜时期的官纂史书《高丽史》及《高丽史节要》中，可以对该时期的围棋有所了解。这两本史书的列传篇中，对郭輿、琴仪、元善之等诸臣名士的介绍中多有诸如“善琴棋”、“以琴棋自娱”等表述，可以某种程度上表明高丽社会已将围棋纳入了所谓“四艺”的范畴，代表着个人的才华与风流。而除去这些轻描淡写的附加性说明，史书中的围棋记录主要集中在高丽后期的忠烈王时期[12]和恭愍王时期[13]。1170年武臣政变[14]后高丽社会风雨飘摇，朝廷权臣当道，各地起义不断，外有蒙古入侵，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1270年(高丽元宗11年)元宗从江华岛还都开京并镇压三别抄抗争后，高丽正式进入了元干涉期[15]。忠烈王时期(1274-1308)的围棋记录如下：
六月戊辰,吏部员外郞郭希份,郞将曹精通,以善碁,被帝召,如元。[16]
忠烈王即位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听说高丽人郭希份、曹精通棋艺高超，召二人入宫。通过这条记录，可知当时高丽围棋的“顶尖层”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真实情况虽难以考证，这里的曹精通与忠烈王3年记录中的曹允通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曹允通,耽津县人。以碁知名,又善玄鹤琴,所制别调行于世。元世祖召,与南人善碁者试之允通辄胜,帝许乘传随意往来。[17]
同样是因为棋名远扬而被元世祖召入宫中，这条记录在内容上更显丰富。曹允通不仅与“南人善碁者”对弈获得全胜，而且由此获得“随意往来”的特权。依靠棋力便能获得自由往来的特权，也可看出元世祖对善弈者是持信任态度的。但元世祖只是信任其“才”而并不包括“德”的范畴，以下的记录可以反映这一点：
夏四月，中郞将曹允通还自元。初以善碁被召,帝谓曰,“世传人参出汝国者,甚佳。汝能为朕致之乎？”对曰,“若使臣採之,岁可得数百斤。”帝命遣之。自是,允通岁巡州郡,发民採参,或小有朽败,或非地产,而未及纳期,辄徵银币,以营私利。民甚苦之。[18]
自从1259年(高丽高宗46年)高丽向蒙古讲和，蒙古方面便开始不定期向高丽索取各种贡物以维持双方的和平关系。而高丽人参的进贡直到1277年(忠烈王3年)才被提起，正是曹允通以善棋被召入元的时候。当时的高丽作为元朝的附庸国，以曹允通的聪敏，不可能作出有损元朝利益的行径，这也是元世祖信任他、允许他随意往来的原因。可元世祖也正是通过这番信任，换取了曹允通的忠诚，之后再利用其“才”为元朝的利益服务。至于曹允通的其他方面，只与高丽相关，在元世祖的立场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可以认为是元世祖需求在先，然后以棋识才。如果这样看，围棋便再一次作为隐蔽的政治工具而被统治者所用，但至少围棋代表才气与风流这一点是不变的。
当时的高丽以围棋与医术两项闻名，曹允通以棋名被召，同时期的薛景成则以医术精湛被召。《高丽史》记述如下：
元世祖不豫,遣使求医,安平公主赐装钱及衣二袭遣之。用药有效,世祖喜赐馆廪,勑门者时得出入,至使围碁于前,亲临观之。留二年告归,世祖赏赐甚厚,且曰,“得无念室家耶?汝归挈家以来。”……未几,世祖召之,自是数往还。世祖遇之益厚,前后所赐,不可胜纪。[19]
元世祖召曹允通有无部分政治因素暂且不论，召薛景成显然只是为了治病。医术相对更实用、对专业性的要求也更高，但其延展性，即可拓展解释的空间明显不如围棋，这也就自然排除了元世祖以医术识人等可能性。以成功治疗换取的“馆廪”以及“时得出入”的权力，其意义也仅限于此。从“至使围碁于前,亲临观之”可以看出薛景成的棋艺也并不低，高丽围棋的“平均”水平不容小觑。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对弈代表了一种权力身份的夸示，并且这种权力是依靠自身的能力而非地位换取的。
而同为权力身份的夸示和象征，当围棋与以自身地位(而非能力)换取的权力相结合时，其形象大多消极负面，乃至成为奢侈腐败的代名词而被世人所诟病：
红贼退,倭又寇杨广诸县,京城戒严。敬直诣王宫,见宰枢博弈戏谑,遽还家大息曰,“国家其将亡乎?吾胸中如焦火矣。时虽太平,宰相不可戏谑,今不恤兵革饥饉,耽乐若是,欲不亡得乎?如吾父在闻之,卽欲死矣。”[20]
恭愍王时期的高丽外有倭寇、红巾贼、北元、女真入侵，内有奇辙、辛旽等作乱，恭愍王在位初期虽然试图通过各种改革挽回局面，但长期的内忧外患已经积重难返。而此时身为国家重臣，对外掌管国防军事外交、对内负责法制管理等重大问题的宰枢们却玩忽职守，终日以博弈戏谑为乐。这种以游戏为主的围棋活动，被少数忠臣视为亡国之兆，在当时的情况看来是必然的。但“时虽太平,宰相不可戏谑”，并不能说明围棋与日理万机的重臣相结合必然成为奢侈腐败的代名词，而应该解读为当时上流社会围棋活动极度流行，乃至泛滥的一种侧面体现。而不仅在国家的存亡之秋，史书上即使是在相对稳定的高丽前中期，只要是与高官显爵、君王贵族相结合的场面，围棋的形象必然被打入谷底：
承宣李应韶郑世臣皆轻薄人也。王疾弥留,国家多故,不以为虑。百官奏启,皆抑而不纳。每直宿,与修闭门围碁,拥妓酣饮。时议愤之。[21]
末年厌倦万机,日事娱乐,沉溺声色。且好围碁，昵近小人，踈远君子，由是政教衰替。[22]
可见王公贵族围棋这种奢侈腐败的形象并非限于一时一事，旁观者大多以“时虽太平,宰相不可戏谑”的高标准，国家稍有不安因素，便将矛头指向他们一个小小的爱好。绝对安定的社会在评论者眼里是不存在的，围棋更多地作为评论者对社会现实及上层统治阶级不满，而评论者自身(及史家)又难以发现问题根本时一个惯用的发泄工具而被利用。回到上文对金富轼的讨论，金富轼虽然怀疑道琳记事的真伪，但仍然愿意降低部分真实性而去接受《汉山记》中百济王以围棋误国的传闻，只是为了增加所谓“训诫意义”，因为这则记事中如果没有围棋的存在，百济盖卤王的失败便很难进行归因。所以金富轼虽说是“录而不论”，但他的“论”其实已经悄然隐藏在他“录”本身的行为中了。
不过另一方面，围棋这种奢侈腐败的形象也是王公贵族过于频繁的围棋活动一手造成的，这导致人们逐渐形成了普遍的刻板印象。而王公贵族以游戏为主的围棋，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无奈与逃避，是一种自身无能疲软的体现。也就是说，围棋奢侈腐败的形象并不意味着围棋本身便具有奢侈腐败的文化含义，而是当围棋与以地位(而非能力)换取的权力相结合时，权力持有者对现实问题疲软无能的心态借助对弈行为所外显的一个投影。因此，尽管评论者通常以围棋作为替罪羔羊，但退一步说，他们所批判的只是统治阶级无能心态被围棋外显的一种投影，围棋作为中间媒介，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并没有受到贬斥。
这就解释了在《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中，奢侈腐败的形象之外，为何同样存在围棋被用作比喻、讽谏等正面用途的记录：
由是巨奸迭煽,而置君如碁奕,强敌交侵,而刈民若草。[23]
“置君如碁奕”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非常相似，“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作为一条着棋的重要经验，初步触及了临局者的竞技状态与心理素质对胜负的影响，用极为凝练的语言保存了最早的围棋理论。(张如安，1998)而“置君如碁奕”虽然与上述左传记事略有不同，作为棋喻来讽刺现实是一致的。结合高丽的历史，它是指高丽武臣执权期，一手遮天的武臣对君王随意废立，与自己政治意图相合者则立，不能施展自己政治抱负者则废，一国君主如同武臣手中的围棋子，可弃可取。“置君如碁奕”涉及了围棋中弃取这个重要的范畴，能作为比喻本身也表明士大夫阶层、统治阶层已经普遍对围棋具有相当的认知。而相比于上文将围棋贬斥为奢侈腐败，虽然看似对围棋的贬低，但围棋作为喻体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其价值同样没有被否定的道理。以下是一条对围棋持中性态度相当明显的比喻：
我国多山,若作高屋,必招衰损。……今闻造成都监,用上国规模,欲作层楼高屋,……昔晋献公,欲作九层之台,荀息,累十二博碁,更累九鸡子其上,以谏曰‘一失社稷,危于此也。’遂坏其台。惟殿下察之。”王纳其言。[24]
“博碁”可能泛指所有棋戏的棋子，但因有“碁”字，而且与其他棋戏的棋子(如双陆、象棋等)相比，围棋子堆放的稳定性明显更差，这里暂作围棋子考虑。这则记事中，通过“累十二博碁,更累九鸡子其上”来比喻在半岛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如果大肆建造高楼台榭不仅不合理，而且极费民力。此外，“累十二博碁”稍有不慎便会轰然倒塌，又在暗示君王应当谨言慎行、朝乾夕惕，一言可以兴邦，也可以埋下亡国的种子。该棋喻通俗易懂，且于围棋也没有任何褒贬色彩。
以围棋作讽谏也可以表现得十分隐蔽。恭愍王臣下判事尹虎的讽谏诗不着一棋字，听者却也不难理解：
王与判事尹虎围碁,约不胜者书事以赠。虎不胜,乃书古诗曰,“欺暗常不然,欺明当自戮。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 王以谓谲谏,浸疏之。[25]
恭愍王在位初期力图新政，但在遭遇现实挫折后转而荒废政事，日以宴游为乐。他常与宫中近臣下赌局以解闷，其对手中便有知申事李云牧[26]、判事尹虎等文臣。恭愍王与尹虎对弈，约定输者作诗。尹虎输棋后，眼见恭愍王日益颓废，认为正是借此劝谏的大好机会，而作风流清高之诗毫无益处。该诗表面上似乎在表达尹虎因恭愍王的骗着而致败的遗憾，暗中却以恭愍王棋盘上的骗着，比喻他终日耽于享乐、欺瞒天下却仍不自知的荒唐行径。当然在特定的情境中，这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隐藏，恭愍王立刻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讥讽而逐渐开始疏远尹虎。虽然讽谏并未成功，但反过来一个棋喻竟能让一国之君退避三舍，棋喻强大的表达效果由此可见一斑。在高丽时期的个人文集中，棋喻的展开更为丰富。
2.个人文集
以武臣执权为分水岭，高丽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同样，从文学史的观点看，也可按相同的方式进行划分：前期以门阀贵族为主的文学，武人政变后逐渐转为以新兴士大夫[27]为主的文学。因政变时武人大量屠戮文官，导致前期门阀贵族出身的文人群体势力大减，相反政变后因朝廷缺乏文官，原先在地方为官、地位低下的文人则趁此青云直上，并占据了新时代文学的主流。围棋文学(以棋诗为主，以下以棋诗称)同样如此：李奎报是高丽中期著名的文学家，以他为分水岭可分为前期棋诗和后期棋诗。但由于在个人文集留下棋诗的18名高丽诗人中(以诗人主要生活时代为准，本文包括权近及之前丽末鲜初的所有诗人)，前期的诗人除李奎报外仅3名(朴寅亮、李仁老、林椿)，导致前后期诗人在数量上失衡。所幸李奎报一人所著棋诗便占去总数将近一半(高丽棋诗共100首左右)，前后期的棋诗在数量上尚且保持了平衡。而以李奎报为分水岭，主要因为在他之前和之后的棋诗风格存在显著差异，而他自身的棋诗则兼备了前后期的特点，具有过渡的特征。下面以棋诗中的比喻为切入点进行讨论，因史书中棋喻相对稀少，而以棋诗为主的个人文集中拥有丰富的棋喻，故以下讨论可以视作上述历史记录部分的延伸。
棋诗中的比喻可分为喻体为他物、喻体为围棋两种类型。对对局者的实力、具体局面等以生动活泼的诗语加以描述时，通常以他物作为喻体；若以说明其他事物为目的，则以围棋为喻体。简单来说，高丽前期的棋诗大多采用前者的比喻法，而后期多采用后者的比喻法。
以其他事物作为喻体，是为了描述特定局面以及对局者的棋风，这种类型通常以围棋作为诗歌的主题。丽末著名学者、政治家李穡的《棋》写道：
野火春泉势自同, 强呑弱吐定谁雄。[28]
丽末的棋诗中，如此具体地描述对局者棋风的例子已经非常罕见。李穡的《棋》却生机盎然，“野火春泉”是两位对局者棋风的生动表述：“野火”比喻攻击性棋风，“春泉”则比喻灵活悠然的棋风。两种完全相反的棋风持有者，在同一楸枰上互相厮杀，却依旧势均力敌，场面蔚为壮观。在他的《送月牕序》中也有“其于酒也,如鲸吸川。其于棋也,如火燎原”这般类似的表现，描绘了一位豪气纵横的僧人形象。“燎原”、“野火”与唐杜牧《送国棋王逢》中“羸形暗去春泉长, 拔势横来野火烧”极为相似，而杜诗中国手王逢一人便融合了“野火”与“春泉”两种相反的棋风，也可证明其水平确实在李诗中两位一般对局者之上。
除了对局者的棋风，对局面棋形的描述也十分生动。李仁老的《棋局》是其中的典型：
苒苒蛛丝笼碧虚, 翩翩雁影倒银汉。[29]
比起描写落日余辉，该句中“蛛丝”、“雁影”更接近于对局面的描述。此外，李奎报的《希禅师方丈观棋》中“蛇头兔势纵横[30]”也是对局面棋形的生动表述。唐太宗《五言咏棋》中“雁行非假翼[31]”、唐许敬宗《五言奉和咏棋应诏》中“鱼丽新整阵[32]”等都是通过动物的形象来描述棋局。受到唐诗深刻影响的高丽前期诗坛显然吸收了此类表述。
而可惜的是，高丽后期棋诗中对围棋的这种具体描写十分罕见。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前期至后期的棋诗风格转变与韩斐(2017)有关唐至宋的棋诗特征变化颇为相似：以围棋为主题的棋诗在数量上明显减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高丽文人群体中，前期以游戏为主的围棋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围棋中竞技精神逐渐淡化，而以一种抽象的文化标志登场的围棋逐渐增多的现象。之所以产生这种“抽象化”的转变，“乱世难以容下一张棋枰”的客观因素在背后推波助澜自不必说，随着高丽中后期以新兴士大夫为主的诗人逐渐崛起，“为棋而棋”的纯粹对局意义被削减，而围棋的意义更多地被运用于社会国家等层面。这种转变体现为棋诗中比喻方式的转变，即围棋作为喻体的棋诗逐渐占据主流。
作为喻体的围棋，是说明他物的辅助工具，其本身已非重点。上文有提到“置君如碁奕”等棋喻的存在本身便表明了当时围棋在士大夫阶层、统治阶层已经有相当的认知基础。然而史书的受众是有限的，一般民众并不包括在内：
……以棋罫为喻而期人之浅耶?
……其以棋罫为喻者,方图画之初,私自为标,以备不惑耳, 非款款指人也。
李奎报在《四轮亭记》中设想了一种可移动式的亭子，并以围棋盘方格等比喻对亭子的内部空间进行了规划。在文末作者还对他人可能存在的疑惑进行了解答，其中便有上述有关棋喻的疑惑：“以棋罫为喻”一般人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作者是在夸示自己的才能。这虽是作者为一般人设想的问题，但已可以表明社会普通民众中确实普遍存在上述的疑惑。也就是说，当时普通百姓对围棋的认知尚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而围棋是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代表身份的一种游戏，以至于对一个并不难理解的棋喻，一般人便可能产生疏离之感。李奎报的这则设问弥补了史书记录中对社会一般群体记录的缺失，从一个侧面表明：虽然高丽围棋的水平在当时东亚范围内已经数一数二，甚至拥有“与南人善碁者试之允通辄胜”的顶尖棋手，但其底层仍是相对贫瘠的，这种状况直到朝鲜时期才得到了全面改善。而在文人士大夫、统治阶层围棋却已作为一种“通用语言”被普遍运用于各种比喻。李奎报是高丽中期人物，同时也是新兴士大夫的先驱者。(孙政仁,1998)他的棋诗中兼具了高丽前后期棋诗的特点，既有对围棋的具体描写，也留下了许多以棋为喻的诗句：
文场得失正如碁,一败宁无大胜时？[33]
《慰高生下第》中，诗人通过诱导高生进入他熟悉的围棋经验世界，以缓和其落榜的虚无感。文场的成败就像围棋的胜负，有落榜之痛必有登第之荣。当然，落第的高生是懂棋的，否则围棋这剂心药必然对他无效。作为心灵缓和剂的围棋，在官场受挫的场合同样适用：
翻覆本如鬬碁,胸襟宁有滞芥？[34]
《答江华县令崔将军状》中崔将军以其乐观豁达的胸襟，早已看淡官场沉浮，虽处贬谪之身，但“胸襟宁有滞芥”。与上面落第的高生不同，诗人在此并非安慰，而是表达共勉之意。两人都以“鬬碁”的态度看淡世事，人生观被明确化、形象化，达到了彼此共鸣的效果。
十九条中千万态,世间兴废分明。[35]
棋喻可小可大，以棋喻世间兴废可谓其中至大者。之所以能将复杂的世间万事看得通透，是因为拥有旁观者的超脱视角，而这种视角受启发于诗人的观棋行为。观棋者往往能纵览全局而避开局部的复杂纠葛，找到当前局面的最佳。如果以观棋者的心态看待世事，自然会开发出洞悉本质的智慧，远离对表象的执着。李穡《夜坐有感》中“世间万事真棋局,妙手无如不著高”一句也表达了同样的道理，观棋者虽不着棋，但洞若观火，心中了了，其见地必然远在入局者绞尽脑汁后想出的妙手之上。
而高丽末期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内忧外患，观棋者这种潇洒超脱的姿态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罢了。李崇仁的《次廉大博韵》(其二)充分反映了这点：
有山不用开图画,无事何烦下奕棋？
一片古心降未了,每将诗语解人颐。[36]
正如图画是对山的模拟，下棋是对“无事之境”的模拟与追求。而如果山就在眼前，自然无需再欣赏画卷；同理，如果已经“无事”，便无需再下棋了。这里的“事”可作两种理解：可解读为个人的烦恼忧虑，也可解读为国家社会的事端。前一种解读是指，如果个人忧心忡忡、烦恼困惑，通过着棋可以疏导心理，以致忘忧清乐；但如果内心清净、无忧无虑，那么着棋“无如不著”。而后一种解读则涉及了东晋谢安围棋赌墅退前秦苻坚的典故(韩国古典翻译院, 이상현译,2008)，如果社稷危难，像谢安这般下棋可以稳定军心，进而扶危持颠，兼济天下；如果天下太平，那就没有下棋的必要了。而当时天下大乱，故此处明显是反讽，李崇仁并不主张不着棋而袖手旁观的态度，相反为了兼济天下，应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于着天下这盘棋。从文脉上看，作这种理解更贴近原意：后两句诗人借用了西汉学者匡衡教授诗经的典故，表达了自己以匡衡为榜样，授业解惑、除天下之疾苦、解百姓于倒悬，所谓“弘益人间”的远大抱负。
该诗存在双层比喻：以图画模拟山形比喻下棋追求“无事”、以着棋比喻兼济天下。可以认为，在高丽后期的棋诗中，李崇仁的《次廉大博韵》(其二)将棋喻的旨趣发挥到了极致。值得注意的是，谢安围棋退敌的典故，不仅出现在该诗中，李穡的棋诗中多次出现该典故，如“东山雅量无人及,门外风尘涨半天[37]”、“真同安石围棋日,雅量何如小有才[38]”、“君不见谢公围棋赌别墅,雅量足使危时康[39]”等。李穡作为李崇仁的老师，虽然有之前所述“妙手无如不著高”的感慨，但其作品中多次引用谢公典故，在他对谢公的雅量、扶危济颠却能举重若轻的赞赏中，可以表明他与李崇仁具有相同的济世观。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两人同属丽末新兴士大夫群体，其家国的使命感反映在棋诗中，以棋为喻的场合必然是指向外部的，而不会指向隐逸与旁观。
03 总结
朝鲜半岛围棋的传入时间可定为4世纪中叶至5世纪末的三国时期，这由新罗古都庆州出土的围棋文物所证实。皇南大冢南坟98号附棺出土的围棋子被鉴定为4世纪中叶的产物，但由于部分学者以严格的判断准则(出土碎石是否可以成对)对出土物的本体(是围棋子还是普通碎石)提出质疑，4世纪中叶传入的说法略有危险。而庆州蓝泉地区新罗古墓44号积石木椁纹的出土的围棋子则能明确表示：围棋最晚在5世纪末便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之一的新罗国。
而根据中国史书《旧唐书》、《周书》的记载，围棋至少在7世纪前传入高句丽、百济两国，而上述新罗庆州出土的围棋子已经表明，在早期中国史书中没有出现新罗的围棋记录，只是由新罗的地缘位置所致，该国围棋本身的发展相比高句丽、百济两国并不滞后，甚至还有更早传入的可能。此外，上述蓝泉地区出土的围棋子，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打破了在新罗社会围棋仅是上层阶级男性独占物的固有认知，围棋在新罗王贵族女性群体间同样流行。
三国围棋实物史料中百济末义慈王时期(641-660)的木画紫檀棋局占据特殊地位，目前学界对其出处的争议处于搁置状态，而今后木画紫檀棋局出处研究的进展，或将伴随人们对巡将围棋起源、传播途径等固有常识的深化乃至颠覆。
史书记录方面，最为可靠的围棋记录是统一新罗孝成王时期(737-742)与唐使节的围棋交流活动。围棋以积极正面的形象，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在唐与新罗巩固友好邦交、缓和外交气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丽末鲜初的理学家权近虽然以邢璹献老子道德经的记事为由，将围棋与道家思想联系起来进行批驳，但这明显出于其政治目的。同时，这也恰好反映了围棋与道家思想的密切联系，不仅在新罗时期，在权近所处的丽末鲜初同样流行。
高丽时期的实物史料中，新安残片较为特殊。由残片上的15路线复原出16路棋盘，打破了人们“围棋盘必定存在天元、棋盘必须是奇数路”等思维定式，作为一种特殊棋盘，也丰富了古代棋盘的形态。康津月南寺石局在目前韩国境内发现的18处石质棋盘中年代最古，它和扶安柳川里青瓷片上的莲花纹星位标记是当时佛教极度兴盛的某种反映。
而高丽社会越往后发展，佛教与贵族两大势力对下层极尽压迫剥削，导致围棋仅作为上层社会权力身份的象征而被普通群体疏离。虽然高丽围棋的水平在当时东亚范围内已经数一数二，甚至拥有“与南人善碁者试之允通辄胜”的顶尖棋手，但其底层仍是相对贫瘠的。李奎报《四轮亭记》中有关棋喻的设问便反映了一般人对围棋普遍的疏离感。
《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中围棋多次以奢侈腐败的形象登场，这其中存在两层原因：
第一，评论者在对社会现实及上层统治阶级不满，而评论者自身(及史家)又难以发现问题根本时，围棋很容易被当作一个惯用的发泄工具。这可以从《三国史记》的作者金富轼处理道琳记事的方式中得到体现：金富轼虽然怀疑道琳记事的真伪，但仍然愿意降低部分真实性而去接受《汉山记》中百济王以围棋误国的传闻，而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加所谓“训诫意义”，因为道琳记事中如果没有围棋存在，百济盖卤王的失败便很难进行归因。
第二，围棋与以地位(而非能力)换取的权力相结合所造成的。王公贵族以游戏为主的围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无奈与逃避，是自身无能疲软的体现。而围棋奢侈腐败的形象，正是权力持有者对现实问题无能的心态借助对弈行为所外显的一个投影。
因此尽管评论者以围棋作为替罪羊，但退一步说，他们所批判的只是统治阶级无能心态被围棋外显的投影，围棋作为中间媒介，其本身的文化含义并没有受到贬斥。从史书及个人文集中对诸臣名士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围棋已被纳入了“四艺”的范畴，代表着个人的才华与风流。
最后，以棋喻为切入点对高丽棋诗的研究表明，进入高丽后期，棋中的竞技精神被削弱，围棋被抽象化、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新兴士大夫的家国使命感反映在棋诗中，棋喻的意象通常指向外部，而非隐逸与旁观。这与唐至宋棋诗特征的变化过程虽然相似，但最终的指向却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安玲二(2005).「다시 쓰는 한국 바둑사」，한국기원. 韩斐(2017). 「论唐宋诗歌中的围棋活动」，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金龍國(1981).「韓國圍棋史」，瑞文堂. 李承雨(2010).「바둑의 역사와 문화」，현현각 양지. 李道學(1997).「새로 쓰는 백제사」，푸른역사. 林建超(2017).「弈诗」，经济科学出版社. 李靑(2007).「한국바둑사」，오로미디어. 李熙濬(2013).「7세기 초 신라 고분 출토 바둑알과 그 의미」，嶺南學第24號. 朴柱成(2011).「전통조경적 관점으로 본 암각바둑판의 입지와 장소 특징」，고려대학교대학원 박사학위논문. 權慶彦(1995).「韓國바둑人物史」，한국기원. 孫政仁(1998).「高麗中期漢詩硏究」，文昌社. 文化财管理局，文化财研究所(1994).「皇南大冢（庆州市皇南洞第98号古坟）南坟发掘调查报告书（本文）」，p.214. 张如安(1998).「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 한국고전번역원, 한국고전종합DB.
注释： [1]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上·东夷传 [2]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四十九·异域列传，“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馀之别种。……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有投壶·樗蒲等杂戏, 然尤尚奕棊。” [3] 白头大干，指半岛的山脉由长白山(在朝鲜半岛称白头山)到智异山，全长1,400公里，是半岛的脊梁。 [4]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二十五·百济本纪 [5]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二十五·百济本纪，“至是,髙句丽对卢齐于·再曽桀娄·古尓万年等帅兵来攻北城,七日而拔之,移攻南城,城中危恐。王出逃,丽将桀娄等见王,下马拜已,向王面三唾之,乃数其罪,缚送於阿且城下戕之.桀娄·万年本国人也,获罪逃窜髙句丽。” [6] 金富轼曰：楚明王之亡也，郧公辛之弟怀将弑明王，曰，“平王弑吾父，我弑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雠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将谁雠？”桀娄等自以罪不见容于国而导敌兵缚前君而害之，其不义也甚矣。曰然则伍子胥之入郢鞭尸何也？曰扬子法言评此以为不由德。所谓德者，仁与义而已矣。则子胥之狠不如郧公之仁。以此论之，桀娄等之为不义也明矣。 [7] 朝鲜·徐居正、郑孝恒等《东国通鉴》上 [8] 高丽·一然《三国遗事》卷第五·信忠挂冠 [9] 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第九·新罗本纪 [10] 权近《阳村先生文集》卷三十四·东国史略论 [11] “唐遣使,诏册王妃朴氏。三月,遣金元玄入唐贺正。“ [12] 忠烈王(1274年~1308年在位),高丽王朝第25任君主,姓王,讳昛,初名王谌,后改名王䞐。 [13] 恭愍王(1351年~1374年在位),高丽王朝第31任君主,姓王,讳颛,原名王祺,蒙古名伯颜帖木儿。 [14] 高丽王朝在1170年至1270年期间武臣掌握了高丽王朝的朝政,国王形同傀儡。 [15] 1270年到1356年间,高丽国王从元朝得谥,不得享有庙号,高丽的主权受到极大的破坏。 [16]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二十八·世家卷第二十八 [17]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百二十三·列傳卷第三十六 [18] 朝鲜·金宗瑞《高丽史节要》卷十九·忠烈王3年 [19]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列传卷第三十五·方技, “薛景成,鸡林人,自言弘儒侯聪之后。世业医,精其术。……忠烈每遘疾,必使景成治之,由是有名。元世祖不豫,遣使求医,安平公主赐装钱及衣二袭遣之。用药有效，世祖喜赐馆廪,勑门者时得出入,至使围碁于前,亲临观之。留二年告归,世祖赏赐甚厚,且曰,‘得无念室家耶?汝归挈家以来。’景成还,欲与妻行,妻不可,乃止。未几,世祖召之,自是数往还。世祖遇之益厚,前后所赐,不可胜纪。成宗寝疾,又召之,因留元。忠宣受禅,韩国公主妬赵妃,诬妃父仁规罪。元遣使鞫问,以景成副之,景成不与用事者通。特加赞成事致仕,卒年七十七。景成身长美风仪,性谨厚,虽见知天子,蒙幸国王,未尝为子孙求恩泽,亦不治产业。子文遇登第, 官至成均大司成。” [20]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一百十·列传卷第二十三，“敬直,累官至密直。忠定初,以毁辱王,杖流海岛,恭愍召拜佥议评理。陞赞成事,进封彦阳府院君,后拜守司徒·上柱国·彦阳伯。红贼退,倭又寇杨广诸县,京城戒严。敬直诣王宫,见宰枢博弈戏谑,遽还家大息曰,“国家其将亡乎?吾胸中如焦火矣。时虽太平,宰相不可戏谑,今不恤兵革饥饉,耽乐若是,欲不亡得乎?如吾父在闻之,卽欲死矣。”卒,官检校侍中。” [21] 朝鲜·金宗瑞《高丽史节要》·高宗46年 [22]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二·世家卷第二·景宗6年 [23] 朝鲜·鄭麟趾等《进高丽史笺》 [24]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卷二十八世家·忠烈王3年 [25]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节要》卷二十九·恭愍王22年 [26] 朝鲜·郑麟趾等《高丽史》世家卷第四十一·恭愍王17年,“己未幸定妃宫,与李云牧围碁赌宴。“ [27] 新兴(又作新进)士大夫，高丽末期以李穡为中心，学习性理学并科举及第的士大夫群体。 [28] 高丽·李穡《牧隱詩藁》卷之九·<棋書畫,吾俗謂之四藝,作四絶> [29] 《东文选》卷之六·李仁老 [30]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第八 [31] 陈尚君编《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二 [32] 陈尚君编《全唐诗补编》全唐诗续拾·卷三 [33]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后集》卷第一 [34]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第三十二·<> [35] 高丽·李奎报《东国李相国全集》卷第八·<希禅师方丈观棋> [36] 高丽·李崇仁《陶隐先生诗集》卷之三·<次廉大博韵>二首 [37] 高丽·李穡《牧隱詩藁》卷之二十二·<动兴，吟得三首录呈> [38] 高丽·李穡《牧隱詩藁》卷之二十·<合坐> [39] 高丽·李穡《牧隱詩藁》卷之十·<廉东亭冒雪携酒见访>
| 
发表于 2021-8-26 12:36:00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