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合肥”与他的一、二、三、四、五

安徽摆渡

作为研究淮军的顶级专家，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翁飞博士聊起李鸿章可谓深入浅出，他为我们总结了“一、二、三、四、五”：

一是中国近代史上实力最强的洋务政治集团——淮系集团唯一的首领。

二是两支近代化军队：淮军、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

三是中国近代化起步阶段的四大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他创办了前三个，并插手福州船政局的人事管理和人才培养；他麾下的淮系集团拥有将领、幕僚（包括洋员和汉员）、官僚三个子系统，人才和实力在晚清同时期各派系集团中首屈一指。

四是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元老重臣；从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至1901年逝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整整四十年；他还直接指挥了四场战争：两场内战——“平吴”、“剿捻”，两场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五是他的作为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五大领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李鸿章与他推行的中国近代化呢？

翁飞博士拿出一叠他刚刚完成的书稿，翻到相关章节对我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色彩最斑斓、变动最激烈的，要数19世纪下半叶。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转型时代。外患内忧纷至沓来。一方面，西方列强用鸦片贸易、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敲开了中国的门户，企图使中国沦为世界资本市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一方面，中国封建末世所积累的各种矛盾，以太平天国战争的形式总爆发。

“这种局面，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三千年一大变局’”。

翁飞博士继续分析说，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思潮纷呈，流派林立。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纷纷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到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高层应运而生。他们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学习西方、推行改革，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

“洋务派是晚清众多改革派别里的主流派。虽然它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只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层面上，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但它毕竟在封建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的近代化由此艰难地起步了。”

李鸿章和他的淮系集团，在19世纪70年代，以令中外瞩目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它是以1862年初组建的淮军为基础，经过十数年的聚合集结，逐步形成包括将领、官僚、幕僚3个子系统的庞大的社会政治集团。它以李鸿章为唯一的领袖，形成众星拱月的结构。

翁飞博士总结说，继曾国藩湘系集团之后，李鸿章领导的淮系集团对待西学更具趋新意识，在运作上更注重务实，整个集团体现出“从安徽走向全国、从内地走向沿海、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三大鲜明趋势。

的确，淮系集团是当时众多洋务集团中创办最多、成效最大、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集团；而其领袖李鸿章，则是一位伴随着近代化潮流而产生并与其命运相始终的标志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