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是一个落魄的清朝官员。 然而,在马克思巨著《资本论》所提的680多人中,他却是唯一一个被马克思记住的中国人。 他,就是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著名的经济学家王茂荫。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专门以大段谈及王茂荫及其“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 因此,王茂荫的“货币论”和财政主张被学术界评价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嘉庆三年(1798年),王茂荫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商人家庭。 不幸的是,6岁时,其生母病逝,父亲又在外经商,便将他托付给祖母方氏。 1805年,王茂荫被家人送入私塾,拜吴柳山为师。 王茂荫天资聪慧,学习刻苦,从学吴柳山期间,和恩师相与观摩,益自刻励,挑灯攻读,很快学业大进。他的文章还被推荐给了当时的太仓紫阳书院主讲的钱伯瑜。 清道光十一年(1831),王茂荫在京城考上举人,第二年又联捷成进士,备官户部,当年九月,他乞假南归探亲,75岁的老祖母方太夫人见到已经步入仕途的孙子,不喜反忧,谆谆告诫孙子: 吾始望汝辈读书识义理,念初不及此,今幸天相余家。汝宜恪恭尽职,毋营财贿。吾与家人守吾家风,不愿汝跻显位、致多金也。 老祖母不希望孙子升官发财,“跻显位,致多金”,而是希望孙子勤廉从政,“恪恭尽职,毋躁进,毋营财贿”,她对孙子的要求就是要坚守王家的好家风,不图他在仕途上谋取显著官位,也不图他赚取多少钱财。 如此思想境界,着实难能可贵。 王茂荫牢记祖母的告诫,并将祖训发扬光大。在晚清时期,官场腐败相当厉害,“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王茂荫身为二品大员,家中却并未因其显贵而巧取豪夺一瓦一垅。 生前,王茂荫没给后人留下什么财产,离世时,却告诫后人说: “吾以书籍传子孙,胜过良田百万;吾以德名留后人,胜过黄金万镒。自己不要什么,两袖清风足矣!”
晚清时,京官是可以带家眷的。但久居京城的茂荫却是一个例外。 为官三十多年,他始终只身居住在宣武门外的歙县会馆中,因病开缺养病的几年,甚至还迁居北京东门的玉清观和北通州潞河寓居。 不是不想将夫人带在身边,而是虑祖母、父亲、继母年事已高,遂将夫人留在老家,代他尽孝。 可惜,生死无常。 1840年,王父离世,在守丧期间,王茂荫撰写了《歙邑利弊各事宜》,用来警示恶霸凶匪,并且主张割除陋习,移风易俗。 不久,祖母又撒手人寰。为了悼念老人,悲痛之中的王茂荫将自唐代以来计八千余名孝贞节烈妇女详细汇总,报请旌表。 此外,他还在杞梓里家庙“承庆祠”写下一副楹联: “一脉本同源,强毋凌弱,众毋暴寡,贵毋忘贱,富毋欺贫,但人人痛痒相关,急难相扶,即是敬宗尊祖; 四民虽异业,仕必登名,农必积粟,工必作巧,商必盈资,苟日日侈游不事,匪癖不由,便是孝子贤子。” 王氏“承庆祠”族人至今不忘这副楹联。
王茂荫立朝清直,遇事敢言,在咸丰、同治两朝,他前后上了一百多个奏折,讲的都是国计民生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他不避权要,力持正论,不惜犯颜直谏,有“古大臣之风”,深得朝野敬仰。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政府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剧情况下,王茂荫认为扭转颓势,治国安邦,用人、理财是当务之急。 并上给咸丰帝两个折子,一为《条议钞法折》,一为《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前者专讲理财问题,后者专讲用人问题。 他最初上给咸丰的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财不可得理也。” 咸丰朝实行过两项币制改革,一是发行钞币,二是铸颁大钱。 王茂荫是发行钞币的首倡者,铸颁大钱的反对者。 此时,王茂荫官至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清政府主管财政货币事务的要员之一(相当于如今的“省部级”)。 若是常人,官居高位,哪里还会想到黎民百姓? 唯独王茂荫为民请命,强力反对和制止通货膨胀,主张钞币兑现。 他一再上疏,决不妥协,不仅得罪了户部尚书花沙纳等权力上司,得罪了亲王大臣,还得罪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咸丰皇帝,结果受到“申饬”,被调离户部。
实际上,王茂荫真正得罪咸丰皇帝的是在1855年,他上了一道《请暂缓临幸御园折》。 这一年,僧格林沁率军攻陷直隶东光县的连镇,太平军北伐将领林凤祥、李开芳被俘。朝廷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将太平北伐势力镇压下去,京畿暂得安稳。 咸丰皇帝接到捷报,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于是,打算移驾圆明园放松放松。 不料,半途杀出了一个王茂荫。 得知皇帝要去圆明园放松,他立刻上奏,一连说了六个“不可”。 大意为:洪秀全在东南各省造反,洋人在卖鸦片,还时不时拿洋枪洋炮威胁我们,国库空虚,士兵口粮都不够,文官工资两三年都没发,被逼得要辞职,你作为皇帝还要去圆明园醉生梦死,简直太不不应该了。 这道奏折,正是《请暂缓临幸御园折》。 由于直言敢谏,王茂荫的仕途历经挫折,但他却得到了无数人的钦佩,连同治皇帝都称赞他是“志虑忠纯,直言敢谏”。 难能可贵的是,王茂荫不仅自己敢于直言相谏,还一再告诫后人,这八个字是“皇上天语”,不可遗忘,要遇事敢言。 他离世后,长子王铭诏遵父遗训,选青田冻石请名手镌刻“直言敢谏之家”印章一方。王家曾将其置于王茂荫灵堂之右,以垂示子孙永以为训。
同治四年(1865年),历任三朝,居官30年的王茂荫在家乡病逝,同治皇帝在谕批中称赞他“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连曾国藩、李鸿章等朝中元老,也纷纷送上挽联。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其生前得不到重视,这位徽州清官之最,竟逐渐消失在历史烟云中。 好在,随着1867年德文版《资本论》的出版,王茂荫这个名字再次大放异彩。 1936年,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郭沫若先生,又发表了《〈资本论〉中的王茂荫》一文,对这位清朝名臣大家赞赏。 近年来,国家逐渐重视对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王茂荫,这个安徽名人的生平,以及财政思想、货币理论在数百年之后,终于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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