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排除疑点 那刘金城原是军人，解放战争时当过侦察兵，解放后转业到上海市公安局又在刑警队待过一阵，人既聪明，又专门学过，所以对刑侦工作算得上是一个内行。当下一看那份未写完的稿件，发现中断处倒退到小方所述的送九龙杯时所看到的内容有半页纸，便作分析道： “这半页纸的文字以小洪这样一个初中生的水平，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写出来，而从小方送九龙杯到蒋玲发现少了一个杯子，是33分钟，由此初步可以认定小洪在小方离开后一直在写稿件，并未离开过仓库，所以小洪应当是与这件事没有关系的。” 参加案情分析的几个干警深以为然，于是小洪被认为不存在疑点，小方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两名干警找小方谈话，要求她如实说清有关情况。23岁的小方绝对不曾料到自己会摊上这么一桩事儿，见一下子竟惊动了头头脑脑，平时熟识的保卫科那几位又是这么一副秋风黑脸的样子，已经吓得连话也说不出了，只有“呜呜” 哭泣的份儿。刘金城听说后，亲自出马找她谈话，说了几句比较和气的话语，才算缓和了情绪，对情况作了陈述。据小方说，她原先是在餐厅收拾东西的，后来见弄得差不多了，便去厨房喝水。喝过水便到后面去看看，正好那里把九龙杯刚刚消过毒放进盒子，人家叫她送往仓库。自“文革”开始后，餐厅部对服务员的工作范围从未作过什么分工，有事情大家都是一起做的，所以小方也就没说什么，拿着九龙杯出去，送到仓库后跟小洪说了几句话即返回了。 一个干警问：“这段时间里，装九龙杯的盒子是否脱过手？” “没有。” “你再想想，哪怕是一点点时间。” 小方仰着脸想了一想，说：“我碰到过居明，他叫我，我进过他那屋子，当时把盒子放在门口，不过就是说几句话的时间，不至于发生什么事的。” 小方说得轻描淡写，干警却是来了兴趣，盯着她问道：“居明叫你进屋说了什么事？”这是小方送九龙杯过程中惟一的一次脱手，他们自然不肯轻易放过。 小方说：“是这样的，我是团支部委员，明天团支部开会，大刘上白天班，没见着我，就让居明通知我一声。刚才居明叫住我，就是通知这件事的。” 刘金城当即叫人去向居明调查，居明说的情况和小方所言一模一样。干警又驱车赶往团支书大刘家去调查，证实居明并未说谎。刘金城又把居明和小方所说的话语搞了个模拟试验，证明只有短短半分多钟时间，当时旁边几个屋里都没人，因此不可能被乘隙而窃。由于小方是临时被抓的差去送九龙杯的，所以也排除了她和居明或者大刘搞连手作案的可能。 至此，小方身上的疑点也被暂时排除了。 追查九龙杯的第一步失利了。 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餐厅部的那些人还被变相软禁在宴会厅里。黄业光因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已经回家，留下薛清钧陪着保卫科这帮人。刘金城在宴会厅里转着圈子，望着几个不时打着哈欠的年纪较大的厨师，心里很是不安。稍停，他把薛清钧叫到一边，提出让厨师先回去。薛清钧是造反派出身，讲究阶级斗争，睁大眼睛望着刘金城问道：“你能保证他们几个没有问题吗？”
6、有人举报 刘金城点头：“我能！” “那你写下这句话来！” 刘金城毫不犹豫，马上把这句话写了下来。薛清钧收起纸条，这才让几个厨师先离开，他又一脸干笑地问刘金城：“其余人怎么办？” “稍停再说吧，但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在这里待上一个晚上的。” 刘金城说完这句话，便把部下召集起来，再次分析案情。刘金城说：“时间紧迫，不允许我们高谈阔论，大家拣有用的说，我准备最多再把大家留半小时到三刻钟，即使没有线索也要放走了。说实话，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格扣人的。”说着，他长叹了一口气。 于是抓紧时间讨论。众人分析下来，焦点定在一点上：会不会有人在宴会结束后收拾餐具时不小心把九龙杯打碎了，生怕受处罚而将碎片扔掉或者藏匿起来了？ 刘金城下令：“按照这个思路立即调查！不管查下来后果如何，都让大伙儿休息。” 这个思路似乎对头。众干警分头找服务员谈下来，很快就获得了一条线索：给厨师当下手的青工许节，在干警没有任何暗示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情节，说他在大约9点半左右也就是宴席散后不久，曾听见从厨房后面的洗碗间那里传来过一下瓷器掉落在地上打碎的声响。当时，他所跟的老厨师张师傅心疼地说了一句：“怎么这样不留心，这里的家伙都是老价钱，打碎一只一个月工资都不止呢！” 刘金城听了汇报，亲自往张师傅家打电话核查，得到了证实。他回到宴会厅里，对薛清钧说：“通知9点半前后在厨房里的服务员到保卫科开个会，其余同志可以回家了。” 薛清钧的脸上露出一种又惊又喜的神情：“有线索啦？” 刘金城淡淡地说：“说不准，先照这个思路查起来再说吧。” 刘金城所说的这个时间在厨房里的服务员一共有12人，清一色的女青年。她们一个个地走进保卫科的会议室，都是脸色凝重，再也没有平素间的嘻嘻哈哈了。 刘金城请她们坐下，和颜悦色地说了几句开场白，意思是根据分析可能是有人不小心打碎了九龙杯，因为怕受处分而藏匿起碎片并且隐匿不报，希望这位同志自己站出来承认，组织上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处理的。 众服务员听了，先是面面相觑，皆不吭声。冷场了大约五六分钟，有人忍不住了，以局外人的样子表态：“就是嘛，谁打碎了就勇敢点承认，何必让大家在这里陪绑呢！” 这么一说，人人都学着她的样子说开了，个个的内容是八九不离十，一下子所有人都成了局外人了，气得刘金城和几个干警大眼瞪小眼。 刘金城静静气，微笑着说：“咱不妨说得明白点儿，给有的人点一点：今晚9点半左右，有人打碎东西了！” 话刚出口，他和其他几个干警便把眼光朝各人脸上扫视，但却未曾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各人的神色各异，有的平静，有的茫然，有的兴奋，有的似乎沮丧。刘金城转了转眼睛，说：“既然没有人承认，那么就分成几个摊子，大家来个背靠背谈论吧。”
7、不翼而飞？ 这样，12名服务员分作四个摊子，每个摊子一间屋子，配备一名干警。这个主意很是管用，只过了几分钟，就有人提供了情况，说服务员韩晓丽在9点半左右曾经打碎过一件瓷器。当时那里只有她一个人在，其他人听见从她所待的那个角落传来瓷器掉落地上的破碎声，因为都忙着，也没有人去看究竟打坏了什么东西。同样内容的情况，在两个摊子都有提供，由此充分说明是可以相信的。 韩晓丽被请到保卫科长办公室，刘金城和一名干警和她作个别谈话。韩晓丽是1968年秋被分配进衡山俱乐部的，才22岁，一副苗条身材，平时看上去显得窈窕可观，这会儿在刘金城眼里觉着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刘金城看着，想起了自己远在黑龙江插队的女儿，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抽了两口烟，望着韩晓丽开门见山道：“小韩，咱们长话短说吧，你如实告诉我，那是怎么回事？” 韩晓丽瞅了刘金城一眼，突然埋头轻声啜泣起来。刘金城和部下交换了一下眼神，微微点了点头。那干警便开口道：“小韩，是怎么回事就说怎么回事，说清了事儿也就完了。打碎个杯子，也算不上什么大得不得了的事儿嘛！” 韩晓丽哭哭啼啼道：“我……我怕受处分……” 刘金城说：“这样吧，我给你担待着，不至于使你受到不公正的处理，怎么样？” 用刘金城后来的话来说，韩晓丽给他们留下了一个“九龙杯肯定是她打碎的” 印象后，在他们摊开本子准备记录时，说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内容：“我打碎的是一只汤勺……” “什么？……你说什么？” 韩晓丽又说了一遍。刘金城又气又失望，如果坐在面前的是他的女儿，他早就一个巴掌抡上去了。稍停，他扔下抽了一半的香烟，问道：“碎的真是汤勺吗？” “是汤勺。” “碎片呢？” “我扔掉了。” “扔哪里了？” “哦……不，是藏起来了。藏在我的更衣箱里。” 立刻去女更衣室，开箱一看，里面果然有一个小纸包。打开，确是汤勺碎片。 但事情还没有完，保卫人员议了议，认为不能排除韩晓丽因为打碎了九龙杯想逃避责任，而另外故意打碎一个汤勺藉以蒙混的可能。如果这个假设存在，那么九龙杯的碎片到哪里去了呢？由于韩晓丽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现场，所以碎片只能在餐厅部。刘金城决定进行一次搜查。 搜查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结果是一无所获！ 韩晓丽的疑点被排除了。本来，服务员打碎一个普通汤勺算不上一桩事儿，整天和瓷器打交道，哪有不出差错的。但是，在衡山俱乐部这样的单位工作的人，应当忠诚老实，她不应该隐瞒事实真相，所以，次日韩晓丽便被调走了，去了南京路上的一家大饭店当服务员。 这个晚上，对于刘金城等干警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下半夜，他们一直在分析这起奇怪的失窃案件。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众人的心头，九龙杯究竟哪里去了？
8、翻找垃圾 据洗碗的那几个服务员回忆，受习惯定势的影响，她们在将九龙杯消毒、装盒时，并未一只只点数，所以，谁也不敢肯定装盒时一只不缺。这就为干警的调查思路多留下了一条通道：也许，那只杯子在服务员消毒前就已经不翼而飞了。刘金城反复考虑下来，认为这可以往下想想的。大家就盯着这个思路议开了，最后提出了一个设想，是否有俱乐部以外的人员在那段时间里进来过，如果有，也许就是那人下的手。 刘金城便让往警卫室查阅人员进出的记录。查下来，证实那段时间里确有外人来过：那是一个环卫所的司机开着汽车来装运垃圾的。刘金城于是分析，装运垃圾的那位并未进过餐厅部，只是在餐厅后面把大约十几口袋的垃圾弄上汽车后就离开了，所以不可能下手行窃，但是不能排除他所运走的垃圾里没有混进那只九龙杯的可能性。 刘金城说：“到这当儿，找到九龙杯要紧，死马也当成活马医了。我们来个分头调查，一查到底！” 这时已是次日清晨5点多钟，电话打到负责装运垃圾的那个环卫所，那里没人接。刘金城想想不能等待，于是立马派了三名干警开车赶去。总算找到了一个知晓情况的主儿，说要了解昨晚那些垃圾倒在哪里，得找那个司机。那么司机同志此刻在哪里？答称正开着车在操作，不知目前的确切位置，大约位置估计在××路一带。 干警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驱车赶往××路，在那里来回转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那辆汽车。向司机一打听，说昨晚从衡山俱乐部运出来的垃圾全都倒在北新泾镇外的苏州河边。干警估计那里一定倒了不少垃圾，凭几句话绝对是找不到确切位置的，于是请司机一起赶去。 到了那里，一看还算好，原来垃圾是分各个环卫所划定的位置倒的，分门别类，各不相干，那个司机倒的垃圾还堆在那里。干警便请司机帮忙守在那里，不让其他汽车往这边倒垃圾。然后往衡山俱乐部打电话，刘金城当即派了一支由20名干警和服务员组成的突击小组前来现场翻拣垃圾。环卫所那位司机同志听说是翻寻这么一个宝贝疙瘩，主动提出帮忙，把一辆辆装运垃圾过来的汽车拦下，招呼司机、装卸工帮着一起翻寻。 二三十人翻拣了大约两个小时，把那堆垃圾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九龙杯。这时，又有一辆汽车送垃圾过来，见状便道：“刚才我运一车垃圾过来时，看见有几个人在这里拣废品，你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拣走了？” 干警一听，都认为“言之有理”。这样，当务之急便是弄清是谁来捡垃圾了。 这个似乎不难，环卫所司机和捡垃圾的那帮子都熟悉，当下唤来几个问了问，说确有人在这里捡过垃圾了，一共有三个人，一五一十说出了姓名、住址。 坐镇衡山俱乐部指挥两路人马开展调查的刘金城，听了部下的电话汇报，当即下令：“立即分头找那三人调查！” 那三个捡垃圾的，都是男子，一个名叫许增民，一个名叫杨帮国，一个名叫张阿大。
9、搜查住宅 这三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许增民原是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34岁，1968年因在人民广场调戏妇女而被公安机关处劳动教养2年，期满解教后不能回原单位，又找不到工作，妻子已离婚出走，无以为生，就靠捡垃圾度日子。 杨帮国24岁，68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去了贵州山区插队落户。1970年春，杨帮国回沪探亲，因无旅费，不得已趴车逃票，不慎失足受伤，右脚无法治愈，行走不便，成为残疾人。他的受伤情况有些特殊，铁路部门不负责，插队的地方也不管，家乡上海更是不搭边，而他一张嘴巴总要吃饭的，无奈之下便倒流回沪，以捡垃圾为生。 张阿大的情况与许增民、杨帮国有所不同，他是个年近60岁的老头，江苏盐城人，原是上海一家机械厂的工人。1965年，他所在的那家工厂奉命内迁，去了四川什么地方。张阿大听说要去外地，说什么也不肯挪动，结果失了业。他的妻子是同厂职工，响应号召支内了，嫌他落后而离婚了。这样，张阿大就孤身待在上海，安排工作自是黄粱梦，便动起了捡垃圾的脑筋。他在解放前从苏北逃荒刚到上海时，就是靠捡垃圾为生的，所以这会儿算是重操旧业，日子过得倒也有些滋味。 找许增民谈话，对于干警来说最为容易。当时讲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像许增民这样的角儿，称为“劳教释放分子”，与四类分子是阿哥阿弟，一视同仁。 和他的谈话乃是派出所民警的日常工作，所以是一唤就到。许增民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来到派出所，往角落里一蹲，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瞅着两个便衣干警。 干警问过姓名后，开门见山点明了本意：“你今天早晨去北新泾捡垃圾时，有没有捡到过一个杯子？” 许增民想了想，慢条斯理地开腔道：“我去北新泾了，捡到了几个玻璃瓶和废纸、破布、两本旧书，还有……” 干警打断道：“废话少说！就说捡到过杯子没有？立刻回答！” “没有捡到过。” “许增民，跟你明说吧，这杯子可是非同小可的重要。你若是捡到的，趁早承认，交出来，事儿就算完了，否则，对你可是大大不利，你掂量着吧！” 许增民摇摇头：“我真的没捡到什么杯子啊。” 干警提醒他，由于对他所说的话不相信，所以有可能要到他家去搜查的。话音刚落，从许增民的眼睛里犹如流星划破长空似的倏地闪过一丝惊慌。这自然没能逃过干警的锐眼，于是紧紧地盯着他：“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定当后再作决定。” 一分钟很快就过去了，许增民还是那句话：“我真的没捡到啊！” 由于许增民刚才眼睛里流露过惊慌的神色，所以干警说什么也得去他的住处光顾一趟的。一摊牌，许增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但还是硬着头皮说： “既然你们不相信，去就去吧。”
10、未达目的 “衡山”方面的两个便衣干警加上派出所的三名民警，带着许增民前往他在张家宅的住处。那是一间砖木结构的平房，门前有一块空地，正好给许增民堆放过捡来的垃圾。他每天的一部分时间，就是花费在分拣这些废品上面。拣出来的东西，分门别类放在屋里，攒到了一定的数量就送往废品收购站去卖掉。不难想象，许增民的屋子里终年都会散发着一股什么味儿。干警在这种环境下执行搜查任务，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他们对许增民先前的惊慌眼神抱有很大希望，所以也就不去计较了。 搜查整整进行了1小时35分钟，除了搜得一根重约30来斤的铜棍之外，一无所获。事后分析，许增民的惊慌就因为这根铜棍，那是他从一家工厂偷来的价值千余元的机器横轴，准备弄断后混在废品里卖出去的。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算轻微的刑事案件了，尤其是在许增民这样的角儿身上，所以他当即被带往派出所，后来被判了3年刑。 另一路干警去找杨帮国调查。杨帮国与许增民不同，他是知识青年，虽然那伤受得不光彩，但是并不是犯了错误。所以，干警自始至终都对他比较客气。没有把他叫到派出所，而是直接去了他的住处。不过杨帮国对于干警的客气似乎并不领情，他对干警反而不大客气，一边分拣垃圾，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干警的问话。 “你今天去捡过垃圾啦？” “去了。怎么着？” “没什么，我们想向你了解件事儿。唔，你去哪里捡垃圾了？” “戚丁巷，刚回来。” 干警奇怪了：“怎么，你没去北新泾？”杨帮国朝干警翻着白眼：“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北新泾？” “可是有人看见你去了北新泾嘛。” 杨帮国还是一副面不改色的从容样子：“谁看见了？你们叫他过来！” “环卫所的司机师傅看见了。” 杨帮国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呸！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我捡垃圾了？” 陪同的户籍警说：“杨帮国，你怎么这副样子，好好说吧。今天到底去没去过北新泾捡垃圾，说一下就是了嘛。” 杨帮国这才说明，他去了北新泾，但看看那里的垃圾没花头，没有捡，转头去了戚丁巷。 干警一听，自是失望。但还是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希望杨帮国如果听说有关情况的话，及时和他们联系。 向杨帮国调查的那路干警垂头丧气回去后，向刘金城汇报了调查结果。刚说完，第三路干警也回来了，一看那二位的脸色就知道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说下来，果然如此：苏北老头张阿大对于他们的登门倒是相当客气，竟拿出了一瓶酒想请干警一起喝着聊聊。干警婉谢后，道明了来意。张阿大听说九龙杯是那么珍贵的一件东西，很愿意积极配合。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当着干警的面翻遍了所有的破烂儿，然后又向干警提供了今天在现场一起捡垃圾同伴的姓名，其中就有杨帮国！
11、惊动总理 第二路那二位听了此话便坐不住了：“怎么，你们听清楚他说杨帮国在场捡垃圾了？” “那当然，张阿大说得木板上砸钉钉，准准实实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杨帮国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在北新泾捡垃圾了呢？ 这是一个疑点，需要着重查一查。 这时，已是3月26日中午。自昨晚到此时还没合过一会儿眼的刘金城已经哈欠连连。他正打算吃过午饭稍稍闭一会儿眼睛的时候，忽然接到紧急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来衡山俱乐部！ 周恩来总理这次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安排，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来沪访问。原先安排下榻于上海锦江饭店，后因故临时改在衡山俱乐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才紧急通知“衡山”方面。 这样一来，作为保卫部门头头儿的刘金城，就必须放下手头的一切事情，着手布置对周恩来总理和越南贵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了。像衡山俱乐部这样的单位，做的就是接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平时是有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套应急方案的，所以难倒不难，不过保卫科的所有成员都得扑到这件事上了。刘金城一道命令下去，全科18名成员当即抖擞精神，按照平时的分工到了各自的岗位。 1时20分，周恩来总理陪同黎笋等人步入宴会厅，开始用午餐。周恩来和以前每次陪同外宾进餐一样，席间谈笑风生，频频向黎笋等人敬酒。在场的服务员绝对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竟在这一系列同以往看上去毫无异样的应酬中，已经从她们的神态举止上，看出衡山俱乐部发生了异常事端！ 二十多年后，当时在衡山俱乐部当服务员的姜女士，向笔者谈及此事时，深有感触地说：“出场接待周恩来、黎笋的服务员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我们被告知、并且确实也做到了即使家里刚有亲属逝世，在场面上也绝对不允许显露出一丝异样的神情。但是，周总理就有那么一双锐眼，在看似不经意间，已经从我们中不知哪个人的脸上看出发生了异常事情。周总理真了不起啊！这就是伟人！” 周恩来看出衡山发生了异样后，当时并未做出任何反应。直到宴席结束，进客房休息时，才随手招来一个服务员，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恩来有着洞察入微的细致和常人不及的记忆，凡是他下榻过的宾馆，见过面的服务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能说得出对方的姓名。当时被周恩来叫住的服务员姓凌，听总理说，“小凌，跟你打听个事儿”时，她有点紧张，不知周恩来会问什么，自己是否答得上来。 周恩来用亲切的眼光望着小凌，和颜悦色地问道：“你们这里发生了什么惊动全单位的事儿了？” 小凌一听，心里顿时明白周恩来在打听什么事情了。她来不及想什么，当即把丢失一只九龙杯的事情向周恩来汇报了一遍。 周恩来听后，皱了皱眉头，看得出他有些生气，略一沉思，说了一句：“这是管理上的问题啊！”
12、审查样片 小凌退了出来，根据规定，马上去向客房部头头儿作了汇报。那头头儿听了责怪道：“多嘴！这么桩小事儿，怎么好去惊动总理呢！” 小凌不服地反驳：“总理向我打听事儿，我怎么能隐瞒呢？” 头头儿也顾不上多说了，赶紧奔往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黄业光闻之，连连摇头，内心极为不安：“糟糕！要影响总理休息了！咋办？” 话音刚落，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周总理让黄业光去一趟，还让叫上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黄业光和刘金城怀着一颗惴惴之心，踏进了周恩来的房间，没等总理开口就检讨：“总理，我们犯了错误……” 周恩来做了个手势：“请坐！” 黄业光、刘金城在周恩来对面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望着周恩来，准备挨一顿批评。 周恩来却没有批评他们，说话语气中带有明显的关切情调：“九龙杯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这里面当然有吸取教训的问题，但是现在不谈，目前要说的是追回丢失的那个杯子。九龙杯的制造人已经逝世，世界上目前就只有这么一套，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决不能丢失！” 黄业光、刘金城异口同声道：“是！” 周恩来问：“现在查下来有没有线索？” 刘金城回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线索，只有一个小小的疑点。”遂把调查情况简单地汇报了一遍。 周恩来听了，两条浓眉微微向上耸了耸，稍一沉思，说：“是不是应当把九龙杯拿出库房，一直到发现丢失的整个过程都细细查一查。比如，在宴会厅里会不会发生问题？” 刘金城听了，连连点头：“对！对！我们在这上面疏忽了。” 周恩来又说：“不是拍了电影、电视吗？把片子调出来看看，说不定对查清问题有帮助。” 黄业光、刘金城从周恩来那里退出后，立刻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着手调查宴会厅当时的情况。 这个案件连周恩来都发了话，黄业光自然要出马挂帅了。他亲自出面往上海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视台打电话，要求调看昨天拍的影视样片。那边的答复一个是还未冲洗出来，一个是可以看，但由这边去人，他们是不送过来的。这是因为“衡山”这边未向对方说明真情，对方误以为“衡山”是想出花头来想搞审查片子之类，所以来了个软抵制。对于黄业光来说，此时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赶快查出九龙杯的下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也不计较什么，马上拉上刘金城急忙驱车前往。 周恩来的这个主意出得真是绝对到位，电视片显示出了那只九龙杯的下落：坐在Ｂ桌上的一位外宾，从一开始就对九龙杯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手捧九龙杯，翻来覆去不停地欣赏着，连喝了几杯酒，趁人不注意，突然以飞快的动作把九龙杯放进了手提包！
13、巧做安排 黄业光担任衡山俱乐部负责人也有些年头了，却从未看到或者听说过外宾偷酒杯的事儿，当下连连摇头，叹道：“时代在前进，事物也在不断发展啊！” 这盘片子是重要的证据，自是不能放手。 当下，刘金城和黄业光商量后，立刻去上海市公安局出具了一纸公函，把片子拿走了。 黄业光、刘金城回到“衡山”，上海电影制片厂那边可能是从哪里打听到了“衡山”索要影片的风声，主动打电话过来说，愿意立刻把片子冲洗出来，送过来给这边查看。 这时，黄业光神气了，一挥手道：“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了！” 刘金城立刻着手查明了那个把九龙杯放进自己手提包的罗马尼亚外宾的情况： 此人名叫皮罗涅斯库，现年34岁，是罗马尼亚外交部的一名文化秘书。 刘金城向黄业光汇报后，请示应当怎么办。黄业光睁大眼睛道：“怎么办？总不见得送给他吧。收回！” 刘金城又请示：“用什么方式收回？” 这个，黄业光答不上来了。对方是外交官，根据国际惯例是不能追究法律责任的，况且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刚刚开了个好头，若为这事受到了什么影响，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谁也担待不起。 黄业光和刘金城议来议去，想了许久也没想出个办法来。 转眼就到了傍晚，周恩来一行从郊区嘉定县马陆公社参观后返回了衡山俱乐部。 周恩来还惦念着九龙杯的事，一回房间就让随行人员打电话问黄业光情况。 黄业光把情况汇报了一遍，当然也说了想不出追回九龙杯办法的苦恼。 随行人员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便让黄业光去他那里。 黄业光一进门，周恩来就和他握手：“黄业光同志，辛苦了！”一下子把黄业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话都说不出来。 周恩来问明了情况，说：“九龙杯是国家的宝贵财产，必须设法追回！”稍停，他又说，“不过，我们要有礼貌，不能伤了感情。” 黄业光一脸难色：“总理，这种事儿怎么……” 周恩来见黄业光急得差不多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于心不忍，安慰道：“黄业光同志，别着急，让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我想总有办法的，人家能有办法取走，我们也就一定有办法收回来。” 周恩来仰脸想了想，问道：“今天晚上，罗马尼亚贵宾有什么活动安排？” “今晚没有安排。” “那好！”周恩来立刻脸露喜色，“今晚越南同志是观赏杂技节目，我们可以邀请罗马尼亚贵宾一起去观看，这样就能收回九龙杯了。” 周恩来说了他的办法，临末道：“九龙杯在那位罗马尼亚同志眼里是这样珍贵，他一定放在他的手提包里的，寸身不离，我们正好借机行事，达到目的。”
14、失而复归 黄业光当即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派人火速前往上海杂技团作了交待，让那边预作安排。 当晚8时整，专为越南党政代表团安排的杂技节目开场了。周恩来陪同黎笋等越南代表团领导人坐在第一排正中，后面第三排、第四排坐着罗马尼亚方面的外宾。 事先，周恩来在剧场休息室接见了罗马尼亚外宾。 这天晚上的节目因为是为黎笋等越南客人安排的，所以甚为精彩。演员们知道敬爱的周总理在场观看，都演得分外卖力和专注、投入，所以不断博得了越南、罗马尼亚外宾阵阵热烈的掌声。在场的观众中，只有两个人显得有些心不在焉，那就是黄业光和刘金城。他们两人坐在第六排，眼睛不时地往罗马尼亚外宾那边瞟，惟恐那个偷藏九龙杯的皮罗涅斯库突然心血来潮想提前退场。那样的话，精心设置的计划就要泡汤了。一幕幕节目演下来，那主儿看得津津有味，并没有想离开的意思，黄业光、刘金城这才稍稍定心。 当报幕员报出“下一个节目：魔术”时，“衡山”那两位特殊观众吁出了一口长气——此刻是馒头上笼八成熟了！ 可是那个罗马尼亚人却不晓内情，一双眼睛紧盯着台上，完全被杂技节目所吸引了。 穿着笔挺西装的魔术师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手里端着一个盘子，上面遮着一块紫红色绸子。他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冲观众行过礼后，揭去红绸子，盘子里放着三只九龙杯。魔术师从怀里掏出一支道具手枪，在手里左转右绕，微笑着对观众说：“我只要枪声一响，想要杯子飞到哪里就可以飞到哪里。大家如果不信，请看——” 话音未落，他举枪朝九龙杯“叭”的就是一下。桌上的三只九龙杯在众目睽睽之下，平空少了一只！众人正惊诧不已时，魔术师已经从台上走了下来，径直来到第四排，对着那个正看得如痴如醉的皮罗涅斯库指了指，微笑着说：“被枪打飞的那只杯子，就在这位先生的手提包里。先生，请你打开手提包看看。” 皮罗涅斯库此刻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但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逃避中国方面精心安排的取回九龙杯的妙计。无奈之下，他只好把手提包打开，假装查看了一番，尔后“不无惊奇”地拿出了那个在他包里藏了20来个小时的九龙杯。 皮罗涅斯库周围的同胞，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这只中国的九龙杯，怎么会一下子跑到了皮罗涅斯库的皮包里？真是神了！ 不知底细的观众以为这真是一个魔术节目，激动得狂欢不已。连黎笋也对周恩来翘起了大拇指，发出由衷的赞叹：“了不起！真了不起！” 周恩来可能惟恐黎笋会提出请魔术师去越南表演这个节目的要求，笑言道： “这是上海杂技团最近试着排练的一个新节目，还不成熟。” 在周总理的精心策划下，九龙杯就这样失而复归了。
| 
发表于 2020-8-27 14:27:47
收藏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