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与无为

高山流水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无为虽曾与这位伟人失之交臂，但他对无为还是十分了解、熟悉和关注的。

抗日战争初期，无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地方抗日武装，奋起抗击侵略者。司令部驻于无为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驰骋皖中大地，和国民党合作抗日，抗日的烽火轰轰烈烈。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桂系部队不断加剧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及人民抗日武装的摩擦，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岌岌可危。

皖中人民抗日运动的兴起和战略上极端重要的地位，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同时，日益紧张的局势也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为正确引导皖中、皖东抗日运动的顺利开展，1940年3月，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亲自起草给胡服（刘少奇）、项英、朱德、彭德怀的电报指出：“……发动新四军全部军民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等15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限于所见有限，这是笔者所见到的第一份由毛主席把无为县名列入中央所发的电报，电报肯定了这个地域的重要性，也说明中央早就熟悉和关注了无为抗日斗争的形势和发展状况。可是，还没等到这份电报指示的完全贯彻落实，国民党顽固派于4月21日悍然向驻无为的江北游击纵队发起进攻，抗日武装和中共地方党组织被迫撤离无为转移皖东。7月，国民党弃守无城，无为沦为日军占领区。

鉴于无为地域北联皖东，南通皖南军部的重要性，1940年5月4日，中央在给项英、陈毅的电报中指出：“应责成四支队、五支队恢复无为县”，9月，遵照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关于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指示，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率游击队自皖东返回无为，建立地方武装无为大队，孙仲德率无为游击纵队（江北游击纵队改称）、周新武率舒无地委（1941年春改为无为地委）、后奕斋率和含巢无各区联合办事处等部队和机关人员抵达无为，恢复党组织，建立地方政权，打击日本侵略者。无为抗日斗争局面焕然一新、生机勃勃。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在1940年秋又暴露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10月19日，蒋介石强令新四军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第二次反共高潮自此开始。党中央为避免“同室操戈”，唤起全国人民觉醒，争取中间派的同情和支持，同意皖南新四军撤到长江以北。

中央为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拟定一是经铜陵、繁昌直接渡江到无为，二是有可能也可东移苏南再渡江的两条路线（但多次指示从铜繁北渡）。此时，无为再次引起党中央的极端重视，自9月至皖南事变前夕的1941年1月1日，仅从《皖南事变电报集》一书中，中央军委和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签发的电报中就有20余处涉及到无为。指示叶挺、项英迅速率军部和皖南新四军由铜繁渡江，拟令皖东新四军四支队派部队到无为接应。并电令在无为成立“接应军部渡江指挥部”。北渡路线关系到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余人的安危，作此决策，说明党中央对于无为地区抗日斗争形势的充分了解和肯定，也是对皖中地区军民的信任。目前，还无法查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的电报由谁起草的（当时以中央、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名义发的电报，很多都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但无为县在统管一切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明确无疑的。由于项英等人的迟疑不决，后率军东移苏南，导致1月7日国民党策划的皖南事变发生，皖南新四军遭受到极大的损失，近7000余人牺牲和被俘。

皖南事变后，从皖南突围的700余人在渡江指挥部的接应下抵达无为。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建立7个师。由于皖南事变损失严重，有些人认为皖江地域狭小，难有回旋余地，惟恐夹在东面的日伪和西南的桂系顽军之间，受两面夹击，难以立足，对能否建立根据地尚有疑虑。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1941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中央书记处起草给“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这是笔者见到的毛主席关于无为的第二份电报稿的手迹。电报不仅解除了一些人心中的疑虑，而且也显示了中央对建立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关切和重视，同时也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无为、桐城地区人民经过斗争所建立的游击区的高度评价。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和无为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在无为白茆洲建立。

在中央和军部的领导下，皖江军民经过与日伪军的浴血奋战，皖江根据地得到了创建和发展。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皖江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地跨安徽长江两岸，东起江苏江浦、南抵江西彭泽，面积达30余县的广大地区。第七师亦由初创时的1900余人发展到3万余人，民兵更有数十万之众。而且皖江抗日根据地北连二师，东接六师，南与五师为邻，在这品字形中起着极为重要的呼应、枢纽作用。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巩固的事实，雄辩地印证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的远见卓识。

解放战争的渡江战役中，无为县又一次显赫地引起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的关注。1949年4月20日晚，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军和三十军（后续渡江）的部队，在无为人民倾力支持下，首先从无为江岸扬帆南渡突破长江天堑的电波传到北京后，无为县这个地域名称自然地被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们所更加熟悉。渡江战役中，无为县仅特等渡江功臣、英雄，一、二、三、四等渡江英雄、功臣就达2100人，足见无为人民为渡江战役立下的功勋。1951年，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收到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亲笔签发的邀请函，邀请二人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活动。9月29日，中央在怀仁堂设宴欢迎各省赴京参加典礼活动的代表团，马毛姐代表安徽代表团向毛主席敬酒。10月4日，毛主席邀车、马二人到中南海家中吃饭，毛主席向他们询问了无为的有关情况。

1958年，毛主席视察安徽。 9月16日，毛主席在听了有关方面汇报时，称赞无为县响山社主任陈广复是个人才。后他到芜湖视察时，曾提出要过江到无为县的严桥响山社看看。对无为县十分熟悉的省委书记曾希圣汇报说，严桥不通公路，山路交通不便，建议以后有机会再去。无为人终于失去了与这位伟人谋面的极好机会。（蒋克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