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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史上，水灾是给人类带来最大危害的自然灾害之一。皖北近代历史就是一个水灾频发的历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淮北地区98次、特别皖北的淮河流域地区，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水灾更是频繁发生。从西汉建立新中国成立的两千多年中，水灾已经成为影响阜阳乃至皖北地区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 历史上，淮河下游河床深阔，曾经“有利无害”，“南北支川纲纪井然”，泛滥决溢较少。淮河流域，沃野千里，秦汉之世，江淮田为第二等，仅次于关中地区。淮河支流众多，水量充沛，“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隋唐时期，有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流域内水运尤其发达，玄宗天宝以后，“天下以江淮为国命”。“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广为流传。但自从黄河夺淮入海之后，位于淮河中下游的皖北地区地区开始饱受水患之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灾情遍布全国，从南方的广东到中部的湖广，再到江淮的苏皖，多个省份春夏之际同遭水患，灾情频频告急，饥民比比皆是。在这场水灾中，皖北灾情最重，遭灾范围最广。 阜阳古称颍州，地处皖北，位于淮河中下游，颍河穿城而过。历史上，皖北一带支流湖泊众多，原为漕运的一个关键处，清政府一向对此处的河工着力甚多。然而随着漕运逐渐改成海运，直至废除，与漕运互为表里的河工因其既费时又费钱自然就不再受到重视。由于河道年久失修，湖河淤泥堆积，蓄水量严重减弱。据时人调查，当时颍河淤泥堆积，作为主干河道的淮河问题更为严重。 当然，20世纪初的水灾的发生除了上述因素外，“天时”也是导致水灾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的研究证明，从1903—1918年淮河中下游地区是多雨偏湿时期，年平均降雨量要比正常值多。光绪三十二年阜阳大水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从当年四月底起，淮河中下游区域一直阴雨连绵。至闰四月末，持续了近一个月的阴雨天气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开始转为烈风猛雨。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在《端忠敏公奏稿》写道：“自五月起至八月上半月大雨时行，迄无旬日之晴”。不久，洪水开始在皖北一带泛滥成灾。 那么，皖北灾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可以从时人对皖北被水惨况的描写中勾勒出一幅令人心酸的灾景。春夏之交的四五月间，由于“霪雨为灾，五六月间江淮并涨”，“皖北山洪奔注，淮、涡、沙、颖诸河盛涨，无从宣泻”。由于洪泽湖淤垫，无法容纳，导致“洪湖过淮，迭次汜涨，以至皖北各处大受水患。”被水之地“平地水深数尺，上下千余里尽成泽国”，“当水盛时，汪洋数百里，村落宛在水中，困顿不堪言状。”水发时由于“淝、颍诸水同时泛滥，故凤阳、宿州、泗州、颍州、寿州诸处均被重灾”，
常言道，大灾过后必有大难。当年，一场水灾使庄稼全部化为乌有，眼看快要成熟的麦子由于水灾几乎颗粒无收，之前已抢收的麦稻也因阴雨连绵而霉烂，如果食用会造成食者十人九病。但这些霉烂麦稻豆，但如果不吃则饿死，吃了也会病死，对灾民来说其结果都是一样。 但饥饿难忍的灾民不得不吃这些霉变腐烂的麦稻豆等物，以图暂时保住性命，结果秋后死亡无数。有些灾民侥幸挨到入秋季水退，赶种秋庄稼。谁曾想中秋前后雨势倾盆，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夏天。秋庄稼被大水一扫而空。据时人记载“无衣无食之灾民共有一百数十万”。“饥民饿毙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阖家男妇投河自尽者，有转徙出境沿途倒毙者，道殣相望，惨不忍闻”，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剧。许多灾民被迫离家外出求生，“安徽凤、颍、亳、泗灾民之来宿州者亦有数万，转徙流离，冻馁露宿，死亡枕藉”。
有人说，皖北的民国史是从“人相食”的酷灾中拉开序幕的。宣统元年(1909年)至三年，皖北再一次连续三年洪水，末代王朝的抗灾、赈灾能力已经降到极低点，皖北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人相食”的现象。时人记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饥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最无天理者，为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将死气绝之人，拉到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康，群聚大嚼，日以为常。可见残酷的水灾是给皖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灾害。 在皖北水灾历史上，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南宋末年，蒙古军队为了制衡南宋军民，扒开黄河大堤，依法炮制了以水代兵，黄河开始侵占淮河中游的颍河。到了明朝，黄河南岸到处决堤，黄河全面侵淮，淮河左岸的颍河成为黄河的泄洪通道。巨龙般的黄河硬是将自己庞大的河水全部注入了颍河，进而造成了久负盛名的颍州西湖日渐萎缩。
1938年，为了阻止侵华日军南下，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从此，黄河水在皖北平原上滚动泛滥了八年，颍河两岸形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无数难民背井离乡，无数百姓罹难。而“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的颍州西湖最终被黄河倾泻的泥沙封存于地下，唯余杭州西湖独占鳌头，天下西湖再无能够与之争锋一决雌雄者。那一段悲情苍凉的历史，一旦碰触就会泪光满眼。 回望历史，从《禹贡》中的“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到潘季驯“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再到孙中山《建国方略》“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治淮从未中断。历朝历代封建王朝虽然也对淮河进行过局部治理，但都无济于事。真正下决心根治淮河水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
1950年夏，安徽、河南两省交界地区突降大暴雨，暴雨持续了半个多月。8月5日，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淮北遭受洪灾情况的报告的机要急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电报中说：“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到干部多抱头大哭……” 由此，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阜阳人民积极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当年冬季便组织18万民工上堤，加固淮河颍河堤防。1951年春、冬，分别组织了57.7万民工和52万民工上堤，对濛洼蓄洪区、西淝河、茨河、赵王河、新河、乌江等河段进行治理。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如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彻底改变了皖北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情况，而位于淮河岸边的阜阳再现了“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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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25 1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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