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通回忆录——一位平凡人的回忆

老八路

前  言

我是个平凡的人，是否有必要写回忆录呢？对此我作了长达几年的思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份量重大，寻常人物相对而小。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历史，并懂得继往开来，因而他们才能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尊敬。我非常尊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尊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亦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同时，我尊敬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他们把我养育成人，并给予了我做人的启蒙教育；我尊敬我的教师，因为他们向我传授了知识，使得我有了思想的基础；我尊敬科学家们，是他们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尊敬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录、王进喜、刘胡兰等英雄模范人物，因为他们为我们作出了行为的榜样；我尊敬孙中山先生，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满清政府，为打倒北洋军阀立下了不朽功劳……

相较而言，小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或者微不足道，然而，大的事件是由若干小的事件构成的，伟大人物也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我们熟知伟大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是大兵团作战，数十万、成百万人的大会战，即是由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指挥的，但这个大兵团同时也是由班、排、连、营、团，以及内中每一个战士和干部组成的。

我决定提笔，写下我的回忆录。

我的人生已过大半。从参加革命至今天，我的亲身经历和在这个过程中所总结到的经验教训，自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包含了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也应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记录。

历史是公正真实的，因此，我在回忆录中，会本着对任何事，任何人的记述都实事求是、不可感情用事、不虚构原委的原则来记叙。

一个人一生的言行不可都是正确的，但能尽量持有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即使有消极的思想或情绪，也能够直述不讳，进而接受教训也是可贵的。

由于历史漫长，因此，在此回忆录中记叙所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或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本着对事实本身不随意增减，更不歪曲的原则，我将原况包括自己对于在当时发生事件的认识在内，一一纳入其中，为求通过粗略的回忆，总结自己的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扬长避短，更好地规范自己的晚年的行为，向党组织汇报，与有关同志交流互勉，并为自己的后代提供一点历史的情况。

老八路

我的历史概况

1925年6月30日（古历五月初十）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当时属牟平县）午极乡西港村一个贫农的家庭。

1932年（8岁）于泽上村读小学。（离我村只有一里路）

1937年（13岁）读完小学六年级。

1938年～39年，继续在泽上小学复读六年级课程，同时在家下地做农活。

1940年  于通海村学校读初中课程。（住在我二姑家里）

1941年  随三叔逃荒到安东市（现丹东市面上），在一家夫妻店当店员，至1943年3月。

1943年4月  于泽上纪村小学任教员，自此参加革命工作。

1943年12月  受组织委派到泽上纪村小学（此时已是共产学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学习。

1944年8月  组织保送到乳山师范学习。

1945年4月  于抗大一分校学习军事、政治、并任副班长、班军事教练。

1945年11月 就任通化专员公署监印、校对科员。

1946年4月～8月  就任柳河县政府文书股长。

1946年9月～48年2月  就任柳河县政府代理秘书。

1948年2月～49年4月  就任柳河县七区（大通沟区）区长、代理区委书记。

1949年4月～5月  于辽东省学校学习，准备南下。

1949年5月  开始入关（山海关）渡江（长江）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九江、南昌到达赣州。

1949年7月  就任江西省赣县桃江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后任桃江、韩坊、大埠三个区的工委书记。

1950年2月  任赣县人民政府秘书。

1950年8月～52年2月  任龙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1952年3月～53年5月  任龙南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1953年5月～55年2月  任建工部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政治主任、教导主任、教务副校长。

1955年2月～56年1月  任建工部苏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6年1月～58年1月  任建工部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

1958年～62年底  任河南建筑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河南建筑学院院长。

1963年1月～68年  任河南省建一公司、五公司、豫北建设公司党委书记。

1969年1月  任新乡市建公司革委会主任。

1969年7月～1972年  任新乡市重工业局党的核心组长。

1972年～1979年4月  任中共新乡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5月～82年5月  任豫北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1982年5月～83年5月  任河南财经学院筹备组第一副组长（主持全面工作）。

1983年5月～85年8月  任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1985年8月29日  经上级批准离职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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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片断回忆

我能够记事大约在五岁左右，那时爷爷经常带我到山地里去，爷爷干活，我摘野花、捉蚂蚱玩，晚上在油灯下爷爷还教我念书、识字。我最早认的字是人、手、刀、尺、日、月等简单的字，最早念的书是红、黄、蓝、白、黑、小猫三只、四只……。当时年幼，不知红、黄、蓝、白、黑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北洋军阀政府当时用的国旗。

距村东约半里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当时人们称其为“官道”，这条道经常“过兵”，据说是张宗昌或刘振年的军队。在“过兵”的时候，村里的青壮年都跑到西山躲起来，不敢露面，怕被捉去当兵，老人和小孩还敢藏在村边灌木丛中偷看，我结伴偷看过两次。这些过路军队的扩军方法就是见人就抓。记得我村有个五十多岁的人，名叫徐京×，他以为自己年岁大了没关系，就也走到跟前看，结果被抓了去，自此以后，连老人们也不敢看“过兵”了。

年幼时，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很不系统的。祖父和父亲都只读了两年书，这在全村来说算是“秀才”了。因为他二人能写祭祖的牌位，就经常有人求写。祖父有时当着全家人的面，念几句“孟子见梁惠王子曰：学而时习之……”之类的句子，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祖父祖母和我的父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要我们不可偷人家的东西，不要打架，不要骂人，长大了不要欺负人，别人欺负咱也不行等，这些最初的教育，对我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记得奶奶讲过一则故事：“有位爷爷领着九岁的孙子，在打麦场收麦子，孙子骂了爷爷一句，刹那就阴了天，一个大火球在场院上空转动，接着围着孙子转，爷爷赶忙用簸箕和扫帚把孙子遮住，正在这时，一声雷响，火球不见了，爷爷掀起簸箕一看，孙子被劈死了，背上写了一行字：簸箕档，扫帚遮，九岁小孩骂他爷！这是因为骂老人伤天理，被雷劈死了。”这个故事虽属迷信之说，但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幼年就开始告诫自己绝不可有不孝，不轨之为，之后力循此行，天长日久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规范。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没有骂过老人一次，也没骂别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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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读书

1932年我七岁，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哥哥开学时让我也一起去上学,那时哥哥已该读四年级了。我们村是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学校，只能到东邻泽上村(280户的大村)上学。头天家里交了一元大洋的学费，给我报了名，隔天就开始上课。去上学那天，教师把我领到座位让我坐下，不一会儿人到齐了就开始点名，当听到点我的名字时，我特别兴奋和感到新奇，学着别人应了声“到”。说来这个“到”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根本不知道。第一天的课程就是讲规矩，诸如守规矩、不准捣乱等。我坐在教室里四面张望感到非常新奇，一排排课桌，整整齐齐地坐着满满一教室小朋友，我看到在四年级的座位上有我的哥哥徐国盛（私塾，学生们都在一个教室里），教师站的讲台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像两边是一幅对联，上联“革命尚未成功”，下联“同志们仍须努力”。像的左侧贴着一张纸，写着总理遗嘱的全文。这些字我虽不认识，但第二天（周一）刚好是纪念周，教师就领着大家念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遗嘱的词句我学的很快，几周的时间就背熟了（但直到小学毕业时，也未能理解其中真谛）。

在整个六年的小学学习过程中，我的成绩属优良，这六年时间过得也算平静，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听讲、复习、背课文外，早饭前和晚饭后也都要到学校复习功课，特别是夜间，整个校园里仍是书声朗朗一片，一天到晚的学习安排很紧张，也很疲惫，到了星期天，还得要做家务，拾粪、扫地、推磨，做农活。过旧历年的时侯，算是最轻松的了，大人们忙活，孩子们放鞭炮、做游戏、爬高摔跤的乐不可支。记得就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那天，我哥哥哭着闹着硬是不肯去上学了，我因受他的影响也闹着不想去（主要原因是太累，教师还经常打学生），父亲打了我哥哥一巴掌，他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去，母亲抓住我的胳膊也要打，我挣脱了跑出门外，乖乖地跟着其他同学上学去了，从此以后，我不仅再也不敢说不上学了，而且逐渐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打从那时，我哥哥再也未去上学。他今年（1992年）71岁了，已退休。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是到了六年级最后考试时，其他同学都退学了，全班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张才见），结考后，我的平均分数是82分，考了个第二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坐了“后板凳”。这件事令当时的我痛苦至极，六年时间，第一次当了末等生。我一脸沮丧地回到家，母亲问我考了第几？我低声回道：“第二”。母亲说：“不坏”。我却止不住失声哭了。这是1937年，此时抗日战争已暴发。我十二岁。

1938年春，我十三岁，因年小又无学可升（牟平县城被日寇占领），就按老人的决定继续跟班复习。这一年社会的气氛既紧张又令人振奋，到处都张贴着抗日的标语、口号，校园内外抗日的热情很高涨。我们唱着：“工、农、兵、学、商， 一齐来救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渲染着我们的爱国热情。当时我们附近的村庄都驻扎着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我们村里住着安廷庚部（团级）的一个队（营）。这一年学校里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不错的，每逢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英、中日、中俄、中法战争及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的纪念日，都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高涨、激昂，但社会却极其混乱，国民党兵横行霸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司空见惯，地方的乡保（村）人员与国民党驻军勾结在一起，搜刮民财，“打精米，骂白面”，老百姓的粮囤几乎都被强掏空了，只得以红薯梗叶、野菜、树叶、树皮拌和着粮糠充饥。然而，由于沉浸于抗日高潮中，老百姓的怨言并不多。在这一年里，日本飞机先后轰炸了午极镇（距我村东五里）中庄村（我村村北三里）。我亲眼目睹并听到了飞机的盘旋、俯冲，以及炸弹爆炸的巨响和腾空的烟柱。

轰炸过后不久，日军开始扫荡，经过午极镇和泽上东山坡，鬼子的大炮向我村射了五发炮弹，用机枪、步枪向泽上和我村进行扫射，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枪未放，都跑到西山沟躲藏起来了。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我所见到的日军第一次“扫荡”和国民党的不抵抗的行为。日军经过南庄，向东南方向撤走后，国民党游击队又回来了，吹了一阵紧急集合号，集合起约200人，我和徐永刚（15岁）好奇地站在距他们几十米远的地方，听到国军大队长在训话：“妈的，你们不顾老子，都跑光了，老子枪毙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啊，这个老子不仅未下令抗敌，自己也跑了。事后许多乡亲们都说：“这些军队是草包，见了日本鬼子象老鼠见了猫”。也有人说：“不打也好，要打了咱村就遭殃啦”！第一句话道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具体表现，第二句话道出了要战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一点，可造福一片。如果驻在我们几个村的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不仅会有牺牲，这几个村就有可能是日寇三光政策的实施对象，然而，他们没有出击，一方面失去了百姓的认可，另一方面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后震惊胶东的马石山惨案就如此。那是1941年冬季，日寇对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抗日群众实行拉网式的扫荡合围，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使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群众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但马石山周边的广大地区却得到了平安。为了纪念这一惨痛的日子，胶东抗日根据地到处都唱《马石山惨案》歌，“炮火连天响，烟火正燃烧……同胞被屠杀，房屋被烧尽，怎不叫人恨在心……”。

那段时期由于战乱，泽上小学停课了，我也只有回家做农活。

1939年初（14岁），祖父命我到通海村上学，这所学校原为小学，因牟平县城被敌人占领，县中的几位教师到该校教书，设了初中课程。我家距离此校约二十华里，由于路途远，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那段时间，时常有日本飞机从空中掠过，这一年的学习收效甚微。在通海上学时，我受到过一次一生难忘的刺激。由于家境贫穷缺衣少吃，我经常衣衫褴褛，到了夏天脚上还穿着一双破棉鞋，这双棉鞋还是母亲给哥哥做的，哥哥穿了好几年，因脚大穿不上了才给我穿，从春天到夏天，我都穿着这仅有的一双鞋子，许多同学都笑我，这还可以忍受，可有天在课堂上，一位语文教师的讥嘲，使我非常伤心：“徐国通家有钱啊，夏天穿棉鞋不说，你们看他头上、嘴上都是钱”，边说边用手戳着我头上和嘴边上长的几个槐钱疮，引得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说实话，当时我感到无比难过，无地自容。那时我的头上、脸上的确长满了钱疮，左嘴边也有一个，头发因此掉成了好几圈状，圆圆的真象是铜钱。中午回到家，姑姑让吃饭我不吃，她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就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姑姑再三的盘问下，我抽泣着说出了原因。姑姑抚摸着我的头，一声没吭，当天下午就翻找布头、麻线绳，给我做了一双单鞋。鞋子有了，可是头上脸上的疮却还在，当时，这件事让我那颗尚未成年的心很是受伤，那位教师的面容以及讥讽我时的表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出身来历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绝非贫寒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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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择途

1940年（15岁）我在家种地，但不安心，总想离开家乡到外地谋个事做。最先想的是当兵，报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之仇。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1937年冬），驻我村的国民党安廷庚部谍报队，有一个叫马祥武的队员，有天他为长官炒菜，我刚好被村长派去当“听差”（村民们轮流去当差），他操勺炒菜我烧火。我在撅干柴时，一根马尾松毛乍蹦到菜锅里，他大骂一声，用力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滚在地上，腰、腿痛疼难忍，挣扎了好久才爬起来，忍着巨疼继续做活，哭都不敢哭，他还在那里骂个不停。回到家里我捂住伤疼大哭一场，下午说死也不去了。此后，我总想报这一脚之仇。怎样才能报仇呢？我得去当兵，当了兵有了机会就收拾他。但那时自己年小体瘦，个子长的又矮，人家肯定不会要。就在这过罢年后春天的一个晚上，不那么冷了，村里人都聚在屋外闲谈，我四叔徐永亭和邻居徐永奎、徐永山叔叔小声的商量说：“明天早晨鸡叫时，都到西场（村打麦场）集合，投奔青山（海阳县境）苗占魁部当兵（苗部也是国民党游击军）”。我听到后暗暗高兴，心想等你们起来我也起来，偷偷跟着你们一起走，到了青山（在我村西八十里处），你们当大兵我去当小兵（即通讯兵），如果当不上兵就去考青山联中（是从县城搬到青山的）。主意已定，再无睡意，果然他们几个鸡叫头遍就起床了，而后就到了西场，看到我跟了去，四叔小声却严厉的说：“你来干什么？”我说：“跟你们一起去当兵，不叫去，我就喊！”四叔说：谁要你这个小毛孩子？我说：“我去当小通讯兵”。看到我这么坚定，他们只好带上我一起向西出发，走出十几里路后，东方才开始微微发白。

不想，当走出四十里路，到了哨里村时发生了问题，使得这一计划泡汤了。哨里村驻扎着苗占魁的一支部队，村头设有岗哨，我们被他们拦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如实说了，两个站岗的都不信，硬说我们是“汉奸”。尤其看到我四叔留了个分头，就更断定我们不是好人，还让四叔伸出手来看，四叔的手掌虽有一块块的硬茧皮，他们还是不肯信，说必须叫取保人才能释放，不然就要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徐永奎就被允许到崖子镇（距哨里村五里路）去找了一位亲戚（我称他姑老爷），这才把我们保了出去，领着我们到崖子。这已是下午二、三点钟，肚子饿的咕咕叫，姑老太忙着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坐在炕上正等着吃饭，听到有人叫“姑奶”（我称姑老太），姑老太答应了一声，“我四弟来了没有？”我听出来是我三叔徐永昌，还有邻居两个叔叔徐文（徐永山的哥哥）和徐永训（徐永奎的哥哥）都走进屋来，他们是来追赶我们的，当时我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吃完饭后一起上路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父亲、母亲见我回到家都很高兴，我最怕我爷爷，这次偷跑，怕是难过他这一关了，第二天我见了他老人家，他只是说了句“小小年纪就跑，以后不要跑了。”并没有厉声厉色训斥，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处于当时，我的确认为很失落、失望，但后来每每想起此事，又感到万分幸运。如果当上国民党的兵之后上了战场，我也许就是被八路军歼灭的其中一员，或死于非命或留下骂名。也或许那会儿我考上青山联中，那么我就很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三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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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东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穷走江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1941年初我16岁，（旧历刚刚过年，大概是初三、四）。我爷爷在炕头上对我父母，我三叔、三婶、四叔、我哥哥还有我说了许多感叹的话，他说：“咱家人口多，是西塂村人口最多的。全家共18口，吃不饱怎么办？不能瞪着眼饿死。”接着又说：“徐德忠从关东回家省亲，他说到那里可以混饭吃。”我三叔徐永昌接过我爷爷的话说：“对，说不定还能发财。”我心里动了动，说了句：“我跟三叔去。”母亲说：“你瞎说。”我知道母亲不舍得，可我内心是想走的，就倔着说：“我非跟三叔去不可。”像这种事最后还是得爷爷决定，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挪活，树挪死，不能瞪着眼等饿死，就叫昌子（我三叔乳名）和丑子（我的乳名）跟徐忠德走吧！带走两张吃饭的嘴，饶口饭，别人也好过些。”爷爷是一家之主，他发话谁也不敢再吭声了。那会儿的日子也真是没法过，吃了今天明天没着落，吃了上顿愁下顿，饿的腿脚都软了，浮肿了。第二天徐忠德来了，（他比我大三辈，我叫他老爷）我爷爷就说：“叫昌子和丑子跟你走吧。”徐忠德说：“我明天就走，他俩来得及吗？”我爷爷沉思了一会说：“那就你先走，他俩再等几天吧。”徐忠德就给我们交待了行走的路线，说是先到烟台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到安东，下车后到东坎子福升栈就能找到他，连路费大概多少钱都交待了。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一起走，后来才知道，因为一来家境贫穷，得要设法筹借两个人的路费，二来这一走山高路远，他老人家要向我们交待几句。就这样，约等了十天左右，我们启程了。临走前爷爷、奶奶一再交待路上要小心，出去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要败坏名誉，要常往家来信等。

告别了家乡和亲人们，我和三叔各自背了一条小被子，步行两天走了140里到了烟台。头天住在高陵村（镇）的一个小客店，通铺，一铺大炕睡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在低声闲聊：“东面昆夹山里有八路军，要小心点。”我在村里和学校听说过八路军，有人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出来形成一个“八”字来形容。暗地里也听人说过：“八路军神出鬼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都在夜晚行动，所以叫铁腿夜眼，神八路。”我在通海上学时，该村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他家距我姑父家前面不远，有天晚上八路军去捉他，他越墙逃跑了。

这晚，我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装的都是关于八路军的事情。

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到了烟台，也是住在一个小店里，吃的还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饼子，由于水土不服我泻肚子了，舍不得买药吃一直硬扛着，到了第三天我俩上了船。当时烟台码头不能靠大船，大船停在挡浪坝外，乘客得乘小舢板渡到大船上，上船后我跟着三叔进了一间漂亮的船舱，有床铺还有地毯，我们把行李扔在地毯上刚坐在地上，进来一个乘务人员，不由分说对着行李踢了两脚，大声骂道：“混蛋，滚出去！”我们赶紧提着行李走出舱门，也不知该往哪儿去，看到许多人往船下走，就跟着到了最底层，这时才知道我们买的是五等舱，人挨人挤得满满的，根本没地儿躺下。船开后有许多人晕船呕吐，船舱里气味非常难闻，我和三叔虽都不晕船，但却被人家吐得一身。

清晨时我们到了大连，乘客都被装进一个大木槽船，接受搜身检查后检票上岸。因为囊中羞涩又急着赶路，在大连我们没有住店，直接去了火车站。我坐在候车室地下，三叔让我看着行李他去买火车票，等了好久他才回来，说是带的钱不够了，差两毛钱，怎么哀求售票的都不行。这可怎么办？三叔想出个办法，背起行李领着我在候车室里对等车的乘客们挨个作揖讨钱，直说差几毛钱买不到车票，我和三叔就这么作揖求人，讨了二十几个人分文未得，还好，最后遇到一个戴着礼帽、眼镜，穿长衫看似比较体面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述说，慷慨地拿出一元钱（当时的满洲币）给了三叔，三叔忙不迭作了几个揖连声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其实那人和三叔年岁差不多，三十岁左右。我心存感激，留意到他佩带着一枚标着什么学校的胸牌，像是一位老师。因为这件事令我感激之余肃然起敬，也是之后我对教师很有好感的起源。得了这一元恩赐，三叔很快买到了两张火车票，上车后还找到了两个座位，又买了两个大饼饱餐了一顿（就是买车票余下的这八毛钱，让我俩没再挨饿，一直吃到了安东）。上了火车坐稳后，三叔不无遗憾地说：“这天下真有好人，那个人姓甚名谁呢？也没问个明白，将来好报答人家。”我说：“我看他带的胸牌上是什么学校呐。”因为当时情窘没细看，之后每当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憾事了。1987年我和吴海亮同志（河师大副校长）等八人去大连参观辽宁师范大学时，又联想起昔日受助之事，为此写了首诗：

暮乘大轮朝登岸

心潮起伏忆当年

寇犯家帮烧杀抢

我逃大连讨小钱

同样是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但此时与彼时境遇两不同了。在烟台码头，可直上轮船不用舢板摆渡，上船后同是住在普通舱，但却谈笑风生、心境开阔。我十分留意在船上寻当年那种五等舱，却没有找到，据说船底已不允许载人，只载货了。当时我想，如果今昔一样那是可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生活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如果太大，使一部分人趾高气扬，一部分人悲悲切切，那么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决不允许这种形式存在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从安东下火车后，边走边打听东坎子在哪儿，有人给我们指了方位，走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到了东坎子路的西头，又向人打听“福升栈”，那人用手指着一家小店铺（普通的小平房）说：“那不就是嘛。”我看到一处小平房，门口挂了一个小牌，上写“福升栈”仨字，这仨字还没有我写得好，我们喜出望外，终于到达了。这个小栈位于安东市（现丹东市）东坎子路西头镇江路北，我三叔敲了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问：“要住店吗？”三叔说：“打听一个人，徐忠德。”这位妇女马上说：“进来吧。”说完就往里面走，我和三叔进了门，一会儿徐忠德来了，（叔叫“爷”，我叫“老爷”……。）见了面简单叙谈了几句后，他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支了一张木板床，能躺下两个人，我俩就住下了。稍会儿掌柜的来了，一见面我三叔就叫了一声叔叔好，他满面笑容的说：“来啦好！”掌柜的名叫张孟德，是我们邻村泽上村人。就是我上小学的那个村，因为我母亲是南庄村人与泽上村是同宗，摆辈我应该叫爷爷，但我从未见过。张孟德1937年曾是我党的村农民协会会员，后来逃亡到安东，租了这几间房开了这个客栈，那位中年妇女就是他的夫人。这个客栈是夫妻店，经营者别无他人，住店的都是些贫穷的流动人员，为逃荒到安东找事做的、乡下人进城办事的。我和三叔在这个店里约住了十几天，徐忠德和张孟福找到了我们，说是给三叔找了个事，到火柴杆公司抬木头和晒火柴杆，是个出力气的活。三叔听了很高兴，有活干了，工钱还不算少。徐忠德说：“丑子就在福升栈干活，吃柜上的（就是吃掌柜的），每年给十元钱。”三叔说：“行。”我也乐意，有饭吃，顾得住这张嘴就行（当时的十元钱只能买猪皮底的布鞋两双）。就这样，我们就在当时“满洲国”的安东落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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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临头

我干的活是早晨起来打扫所有房间（共七个房间，一个吊铺），一天三顿饭掌柜娘做，我劈柴、烧火。每天要挑八担水（到100米外的水井处），还要抱孩子（掌柜的有个两岁的小姑娘），晚饭后直到十一点其间负责接住客，安排床位，还要帮助记账打算盘。客栈的收入很少，除了交房租外所剩也仅能维持生活（店铺的流水账我能看懂，上面写收，下面写支，很清楚）。每天算完账，忙完活计，我就住在大门口那间屋里面靠墙的小木板床上，准备随时接迎客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周而复始，我所要干的活很多很杂，也非常累，但是能吃饱。每天都吃玉米饼子和高粱面，偶尔还能吃顿大米，在当时的伪满洲，老百姓吃大米是非法的，要偷着吃。那段时日最难熬的是冬天，因为天气特别冷，我身子又单薄，累死累活的一天到晚没停过，晚上躺在没有褥子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着仅有的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薄被，掖住左边露右边，盖住脚露膀，盖住膀露脚。那两年的两个冬天，我冻得几乎每天腿肚子都抽筋，疼痛难忍，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后被戏称为团长）。

1942年（17岁）夏，我患了虐疾病，一连折磨了我三个月，这种病很折磨人也很奇怪，隔一天发作一次，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到晚七点左右结束。发病时先是冷得浑身发抖，咬牙嗑齿，继而发高烧，烧的不省人事。这种病并不影响食欲，但你只要吃饭就得干活啊，除发病时间外，所有活计得照干不误。就这样，我的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虚弱下来。右邻一位好心的大娘看到了对我说：“看你病的又瘦又黄，怎么还挑水？”我没吱声，但我心里明白，不干活吃什么呢？张孟福虽然是我的老乡，但主人的身份表现得非常明显，有几次见我干活慢，就对我说：“你是否准备背算盘？”起初我不知道“背算盘”是什么意思，一位住店的山东老乡告诉我：“就是算了账，把你辞退了！”我得知后非常伤心。有次我发高烧醒来后，有一个山东客人问我：“怎么，你妈死了吗？”我说：“没有呀。”“那你为什么哭你妈？”是他听到了我在高烧中说的胡话，才有这么一问。

看我病的严重，住店的客人和邻居告诉我了很多治疗方法，有的是科学的，多数是迷信的。有人提议让我去老天祥药店买一付金鸡纳霜吃，我也知道这个药治病，但得花两毛钱。有人说是看到有花轿在马路上行进时，冲着轿钻进轿杆里，病就会好。于是，我就按照别人说的方法去钻轿杆，结果被轿夫连骂带搡顶了出去。又有人出主意让我冲丧，就是当抬死人的棺材经过时，冲进抬杆之间，病急乱行，我被抬夫一脚踢了出去。后来听人说在河边走，后面跟着一个人，把我推到河里可以把病吓跑，等等等等，这许多办法我都一一试过，却都无济于事。到了第三个月时，我整个人已被这病折磨的不成人形，实在是抗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向掌柜的借了两毛钱，买了一付金鸡纳霜药，吃了后很见效，病就逐渐的好了起来，谁知到了年底，掌柜的还是把我辞退了。此前两个月时，我三叔已被工厂辞退，到辽阳市弓长岭矿山做了个卖酱油的小贩。和掌柜的算了账后，我还剩下几元钱，就买了车票去辽阳市弓长岭找三叔。这时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社会很混乱，我好不容易到了弓长岭，三叔却说：“回家吧，这里不能在呆了，我现在赚了几个钱，路费够了还有余钱。”经过商量，我俩决定还是到安东办理回山东的手续，因为有徐忠德张孟福等老乡，办手续比价容易些，没想到了安东后却大难临头了。

我们抵达安东仍住在张孟福的客店里，每天两毛钱的房费。三叔赚了几个钱却惹出了大乱子，他盘算着除车船费和路上吃饭外还有剩余，所以就买了一匹白棉布准备带回家去。谁知那时买棉布也是经济犯罪，买回来当天晚上恰好康德皇帝视察安东（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日伪宪兵查店，从床底下把白布拖出来，问：“是谁的？”三叔说：“是我的。”那些宪兵不由分说上来就打了三叔几个巴掌，而后连人带布都带走了。我吓坏了，呆呆的站着，只是恐慌，一点办法也没有。三叔被带到哪里去了，会怎么样？我不知所措。请了张孟福给打听消息，也打听不到。七、八天过去了，我还得吃住，怎么办呢？我想起自己还有八、九元钱，又借了老乡丁乃文几元钱，就跟着徐国彬（也是逃荒到东北的）买破衣服到乡下卖，还算幸运，这一趟下来四天时间就赚了二十元，暂时吃住是不愁了，但是我的最大心事还是找三叔的下落。约过了二十天，晚饭后，邻居木材公司经理邱珍堂到福升栈找我，说：“你叔有消息了。”我问在哪里？他说：“押在鸭绿江边的监狱里，监狱外边贴着告示，列了名单，有徐永昌，亲属可以送饭。”我听后真是欣喜万分，第二天到街上买了两个烧饼，又买了点虾酱夹在饼里，赶到了监狱门前排队。狱吏们一个个的检查饭筐，当检查我的饭筐时，发现饼子里有虾酱就一脚踢翻，俩烧饼轱辘着滚出很远，我吓得拔腿就跑了，饭也没给送上。但这一脚，使我顿时想起了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一个是国民党军，一个是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第二天我再次去送饭，只送烧饼，排队到了牢房跟前，狱卒问给谁送？我回答：“徐永昌。”他大声喊道：“徐永昌。”不一会儿，就见三叔爬了过来，抓住铁栏杆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把两个烧饼递进去，三叔抓住烧饼，两眼直直地看着我，我止不住一阵阵心酸，眼泪模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守狱人在我肩膀上抓了一下说：“快走。”我一边退后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三叔，那种剜心之痛无法形容。之后每天早、中、晚我都去给三叔送饭，看到三叔消瘦的脸庞和长满的胡须，我痛苦极了，无奈，无助，无望几乎到了极限，反而这种情形下倒是没有眼泪了。

我已经十七岁了，也开始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每天都付给张孟福两角钱的房费，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关键时期，他却仁慈地拒绝了，为此我很受感动，觉得张孟福毕竟是个好人，有善心。时隔两年多以后，1945年10月，我随军挺进东北，再次来到安东市时，还专门打听过他，知情人说他两口一年前带着小女孩挑着担子做小生意去了，过着流浪生活。

我给三叔送了十余天饭后，不知什么原因监狱禁止送饭了，这期间我就又倒卖了一次破衣服（还是从安东旧衣摊卖，背到乡下卖），这一次又赚了十元多。当我从乡下贩衣回到福升栈后，邱珍堂急冲冲的找到我说：“孩子，这可好了，只要有担保人，就可以取保你三叔了！”他手里拿着根皮尺，后来我才知道他既是小木材公司经理，又是造船厂技师，他的老家是三东文登县，我们是老乡。他比我三叔大十余岁，所以我称呼他爷爷。我说：“爷爷，那我找谁担保呢？”他说：“我可以担保。”我听后非常的高兴，赶忙给他下跪表示感激。他把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第二天他就把三叔领回到了福升栈。叔侄相见悲喜交加，彼此紧紧抱住。三叔虽然满嘴胡须，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皱，但脸庞却显得胖了。他说在监狱里得了伤寒病，这会儿身上直发冷，下午我们去澡堂洗了澡，并到旧衣摊买了两件大褂，我的一件两元钱是湖皱料子，他的一件花了几元记不清了，接着又去理发馆理了发，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完好，叔侄俩都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遇难的样子。到了第三天，三叔说多亏邱珍堂老板把我救了出来，得搭个人情，就到街上买了二斤大海米（干虾仁）送去，邱珍堂说什么也不收，回到店里三叔说给张孟福听，张孟福说他不是不收，大概是嫌少！三叔赶忙又去买了二斤，共四斤再次送去，并再三请求收下，结果他真的收下了，还说：“这何必、何必呢！”由此三叔醒悟了，给张孟福也送了二斤去，果然，他也收下了。

三叔在狱里患了伤寒，这几天总觉得身上发冷不好受，也想念徐忠德，就决定要去看望他。原本想徐忠德在关东发了财，到了安东后才知道，他在安东市西九十里路的大东沟镇附近的乡下，在那里租了两间房住着，老伴操劳家务照料着两个孩子，他往返于安东与大东沟之间收猪鬃（毛），走门串户的收买，然后理成一束一束再卖给收猪毛的店铺，赚几个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和三叔走了一天半的路才走到安东，一到家他们老夫妻非常热情地腾出一间房让我们住着，还给做了饭吃，可是三叔这时病重卧床不起了。徐忠德说：“丑，你三叔还有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看样子病的不轻，得到大东沟请医生看看。我身上还有几元钱，就赶紧赶往五里外的大东沟镇请来一位医生，还按照他的要求花钱给他雇了一辆马车。医生诊断后确诊是伤寒病，需要打针。就这样医生五天跑了五趟，给三叔打伤寒针，第六天时，三叔突然浑身汗流不止，徐忠德见状把我叫到门外说：“孩子，看样子你三叔不行了，快准备后事吧！”听了这话，我吓懵了，这可怎么办呀！就对徐忠德说：“全凭老爷你帮忙啦！”他摇摇头唉了一声转回屋去。谁知三叔自这一天大汗一出，病体却慢慢的痊愈了。在徐忠德家住了二十五天，三叔体力恢复后，就决意去安东办理回山东老家的手续。在办理回老家手续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被抓的当天交给张孟福一百多元钱让给保管。那时办理手续必须有工人的身份证，正好我俩的身份证都是工人，再就是按照规定除车船费外，每人只准许带20元钱。恰好我们也没有多余的。

在东北的两年多（三个年头），正应了民间广泛流传的几句话：“第一年赚了一条驴（意为拼命干活），第二年赚了个老婆（意思是衣服破了自己会补了），第三年发财还家（意思是混不下去了，想办法回家）。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叔侄俩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同时也收获到不少经验教训。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家乡里，受到过日寇烧杀、轰炸、扫荡和国民党搜刮的苦头，那么这两年多又遭受到了日、伪统治摧残的苦头，也尝到了当仆人、做下人的滋味。这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对我以后选择什么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老八路

回到老家

1943年4月（18岁）。我和三叔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在走进村庄尚未进家门时，我的心情无比感慨激动，真像古诗所描写的“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这几年来，家人尚好，只是我五岁的胞弟因患脑炎死去了！令我痛惜不已。

此时的家乡，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自1941年冬赶走国民党，粉碎日本合围扫荡后解放的，我的父亲徐永惠当了行政村农会主席（后改为各界人民救国会主席），四叔徐永亭是自卫队长，哥哥徐国盛是民兵队长，妹妹徐明仙是妇女抗日先锋队队长。家乡变了样子了，村里人整天忙着大搞农业生产、减租减息、送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此外成年人还站岗、放哨、盘查外来者。八路军的武装部队（主要是区中队）不时会到村里来，他们称老百姓为老大爷、老大娘、老大哥、大嫂、兄弟、姐妹，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同志，与国民党兵完全不一样（国民党要称“老总”）。八路军还经常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他们吃的几乎都是粗粮，穿的是粗布军衣，有些区中队的战士虽然扛着枪，背着手榴弹却穿着粗布便服。这一切，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八路军与我们老百姓是一家人。年轻妇女上了识字班，青壮年男人上夜校学识字，学文化。八路军隔几天就召开村民大会（都是在晚饭后），给大家讲形势、讲农业生产、读报纸。那时我父亲订了一份大众日报，我非常喜欢读，喜欢关于战争的报道，爱看有关山东和胶东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读到那些胜利的消息，对我有极大的鼓舞。

当时我的思想还比较落后，有一次由我父亲主持开斗争会，全村人参加批斗我邻居一个叔辈，原因是他晚上偷听农会开会内容（那时许多内容都是需要保密的），我坐在土台下的地上，心想，都是兄弟，何必如此，急的鼻子直流血。那个时期青少年和妇女都扭秧歌，本来扭秧歌是我们家乡的民俗，但由于过去都是女角男扮，可现在是女人亲自扮演了，有天，我十三岁的妹妹徐明仙化了妆扭秧歌舞，我看到后很生气，回家后就吵了她几句，可妹妹却反驳我是封建迷信。（我当时对“封建迷信”这个词还不懂呢！）

老八路

我个人的选择—参加革命

十八岁，我已长大成人，原本打算下地干一辈子庄稼活，可祖父和父亲不答应。他们认为我文化学习不错，一心想让我当一名先生（老师），让我到泽上村继续复读。我当时反对，父亲带着强制性的口气劝说我，甚至用干重活的方法逼我就范，结果最终我还是顺从了。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再次迈进这所学校，继续读小学，学习语文、算数之类的知识，这于我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我不仅读过小学，还读过初中。不过这一去，对于我之后选择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所学校虽是一所小学，但却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分别讲授政治课、时事课的内容。六月份还从县里派来一位政治老师，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农民，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满清政府怎样腐败无能（这一点我不生疏），讲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就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得现象了，人们过着人人平等，生活富裕，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吃的是猪肉、牛肉、面包、牛奶，耕地用拖拉机……。我对这些新鲜事物、新的知识非常感兴趣，也很愿意听。在学校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这位老师经常找我谈话，还送给我一本《社会科学概论》小册子的油印本，其中有刘芝明等人的文章，我爱不释手的捧读，并从中懂得了不少社会主义科学道理。就在这年的夏季，我军攻克了水道镇（据我家三十里路的敌伪军重镇），接着就发动了秋季攻势，拔除了敌伪军的许多据点，这就是当时群众所称颂的许世友所发动的“秋风扫落叶”行动。在此之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丁孚亭部、安廷庚部、苗占魁部、秦玉堂部、赵保元（源）部（赵系师级编制）均先后被消灭。到了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已有数百万人民群众。

1943年11月，我参加了乳山县的会考，并取得第三名。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乳山县第九区，纪村小学任小学教员。自此，我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纪村小学教书时，工作十分繁重。上、下午在学校授课，中午在妇女识字班教识字，晚上在农民夜校讲课，同时还要挤时间批改作业。有一天区委书记李音找我谈话，主要是讲共产党的理想、牺牲精神和当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光荣等，临走时他给了我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手册（油印本），内中有刘少奇、洛莆等同志的文章。当时我对于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共产党还分不清楚，以为参加了工作就是当了“八路”，八路军自然就是共产党！

那段时期不论校内还是校外，口所宣传中心就是抗日救国。为抗日读书，为抗日生产，为抗日支援前线，送军粮做军鞋。当时在胶东根据地热唱一首歌《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我记得歌中唱道：“钉子打得好，千年坏不了，好人要当兵，抗日必得胜”。那时衡量一个人的进步或落后，主要是看对抗日是积极还是消极。小学生主要是和高年级一起参加一些农田劳动以及站岗放哨，有一首歌就叫《站岗放哨抓汉奸》。

1944年（19岁）7月的一天，我接到区长张志儒同志的一封信，让我速到区政府一谈（当时叫区公所）。区公所设在白石村。接信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见了面区长就直接了当地说：“关于你今后的工作，一是到区里来担任文书兼总务助理，一是到乳山师范学习，学完后担任高级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让我选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对区长说：“等我想想明天答复可以吗？”他说：“可以。”我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想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辞别了张区长我就往家里走，一出区公所大门就遇到一位教师，我把区长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他劝我还是上学的好。回到家里征求了祖父和父亲的意见，他们都说：“上学，我们徐家老辈子到如今，只有你当了先生（老师），可不能舍了。”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到区里，对区长回禀。张区长说：“好吧。你到学校交待一下，等通知。”8月上旬，我接到通知后到区里拿了介绍信，去胡八庄乳山师范所在地报到（我是保送生无需再考试）。

老八路

在乳山师范

未到学校前，我以为这所学校是很可观的，但到了胡八庄后才知道，它既无校院又无校门，既无教室也无宿舍，老师和学生们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我和一位名叫宋寿臣的语文老师，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的一铺炕上。在好天气里，教室设在树荫下或打粮场上，若遇到雨雪天，就在祠堂、家庙和地主家的庭堂里。多数的阴雨天是复习功课，没有课桌和板凳，上课、听讲都是坐在背包上（夏天是粗布裹着的衣鞋等物，冬天是粗布裹着的小被），膝盖就是课桌，每天吃饭、上课、集合、睡觉、起床全听吹号声。除不打仗外，其余几乎与八路军的生活一样。

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有三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刻。

第一件：我懂得了参加革命，当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并不是一样的，知道了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记得约在1944年10月间，校长刘仁向全校教师员工传达中共乳山县委和东海地委决定，杨鲁光同志为乳山师范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并说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职工大多数还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必须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若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是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必须背叛本阶级。而且这种人必须是抗日的先锋，不怕牺牲，不怕流血，能牺牲个人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想入党必须有介绍人，工人阶级和贫民需一人介绍，中农则需要两人介绍。还告诉我们说，杨鲁光同志是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其实你们周围也有党员，只是不公开身份，想入党的人可以找杨鲁光同志，或者是只要表现好，党员会知道组织也会发展的。会议在场园举行，主席台上除了刘仁校长还站着杨鲁光老师（政治课老师），大家都注视着他，整个会场非常肃静。刘仁校长讲完话后杨鲁光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讲的很具体，特别说到他被公开身份感到光荣！任务繁重，希望大家监督。这次大会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因为我知道了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党员了。跟我同屋的宋老师是否是党员呢（后来了解到，他曾是党员而且是东海地委宣传部长，因为犯错误被开除出党）？我不得而知。我想入党，我要入党！我一定要表现好，不管是学习、劳动都要表现好，我会遵守纪律，做事情更要一丝不苟。当时比较幼稚，思想的很天真，认为只要我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人来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了，结果我在师范学习期间并没能入党。

第二件事是整风。学校的整风运动大概与延安整风是一致的，校领导作了动员，对于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政治历史问题和有其他恶劣的行为，必须检查清理；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也要清理和纠正。会场气氛是严肃的，大家积极响应，我该检查什么呢？可以说是经过了苦思冥想，经过认真思考后，我从原则上检查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成分是中农（土改时划为下中农）。当时中农成分出身的人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实际问题上，我检查了八岁时曾同其他两位同学一道偷过两个甜瓜。说实在的，也确实别无其它了。经过这一场运动，对我个人来说，进一步确定了家庭对我的基本教育：无论如何不做坏事，不要占便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这场运动确实查出一些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同时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回事。

第三件事是学校当局决定我上抗日军政大学。在师范学习的政治、时事教育的中心内容，同社会上一样，就是抗日。当学校号召同学报名上抗大时，我毫不犹豫报了名。动员号召时说得很清楚“到抗大学习，必须学、战结合，即上课学习军事、政治，又要打仗。”全校共报名72人，经身体、政治、学业审查共录取了16名。审查的结论中，特别提名表扬了我的自我批评，说我自传写得真实，而且身体好，心脏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