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共情报保卫史,其中的开山鼻祖“中央特科”,很多人一听就知道,而其中元老中的元老有一个柯麟,很多历史爱好者也知道。在中共最早期展开情报、锄奸,策反活动中,柯麟先生曾是许多重大行动的参与者,如当时号称“东方第一大暗杀”的中共除掉叛徒白鑫案。 20年代中央特科所在的上海
而本文所要记述的恰是这位中共情报保卫元老的亲弟弟柯正平,一个连柯麟自己都不知道的中共隐蔽战线的资深潜伏人员,更是中共在澳门隐蔽战线的领导人。而正是柯正平等在澳门隐蔽战线的功勋,使得新中国在被国际封锁时期,有了通向外部世界的门和桥梁。 柯正平(左1)柯麟(中间者)
《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上有这样一段叙述:“从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贸易部系统将有可能被美国冻结、扣留的约2.4亿多美元的外汇和物质,绝大多数抢购抢运回国。经由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相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P121。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澳门赫赫有名的企业,是个老牌央企。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在内地默默无闻。在澳门却不同凡响,具有非凡而持久的影响力。以致许多知情人说,南光公司的发展与作为及其创始人柯正平的历史贡献,构成了澳门当代史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恢弘的篇章,如果不讲南光历史和柯正平的历史,澳门的百年史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严重残缺不全。 柯正平
柯正平,原名柯平。其兄便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元老,也是中国医学界、医学教育界的巨擘柯麟。两兄弟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同时潜伏在澳门十数年,却分属不同的上级机构,直到解放,才互相知道原来,既是亲兄弟,又是同患难的“暗战战友”。 1949年5、6月间,中共港澳工委澳门分工委负责人柯正平接到在澳门创立贸易公司的指令。
1949年8月28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柯正平借用新马路100号“新中行”的阁楼设立了“南光公司”。正是这家当初只有启动资金5万港元、4套办公桌椅、4名员工的公司,在日后6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在与祖国大陆共命运、与澳门同呼吸,成长壮大为在澳门进入最早、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资企业。 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为了在获得政治独立后能够保持经济独立,防止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对苏联的过分依赖,于是极具远见性地对港澳制定了“暂时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战略决策。(《澳门政治发展史》,吴志良,1999)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也提出:“在澳门这一特殊地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机构与组织。”南光公司的成立,便是这一国家战略与意图在澳门的执行和体现。 创办初期的南光公司的直接领导者为华南支前司令部。而南光公司自此也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在澳门的唯一央企,也成为与香港华润比肩的中共在东南(当时都在租借期)的经济双子座。
1949年至1950年的主要任务是为支援广州市解放、海南岛解放和万山群岛解放,为北方解放区输送粮食等短缺物资;1951年至1952年的主要任务是“抢运”战略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看似这是一项经济工作,但回到当时环境,究其实质是作为最重要也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 广州解放游行
该项“支前”和“抢运”的任务有三: 1.支援广州解放。 主要任务是负责把从开滦煤矿运到公海的煤炭过驳到船上,再把煤押运到广州五仙门发电厂,以保证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州的电力供应。据麦耀天回忆,当时与他同船工作的还有新中行的柯德和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运煤船每天对开往返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不可以迟到,迟到一天广州就会停电。 2.支援海南解放。 1950年1月2日,中共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决定》。根据华南分局安排,南光也投入到紧张的备战物资准备工作中。琼崖纵队负责人之一的符铁民年初进入南光,肩负起领导南光在澳门为海南岛解放筹备物资的任务,大量购买大米和电台,货物一到立即安排运往内地,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 海南解放与琼崖纵队会师场景
3.支援解放万山群岛。 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据守的广东省万山群岛发起进攻作战。为支援这次战争,南光协助开展物资补给,购买食品送到珠海。“一天之内把澳门市场的饼干全部买光了。”同时还安置了30多名在万山群岛作战中落水后被救援到澳门的解放军战士,帮助他们顺利返回前线。 另外,在解放初期南光公司更是大力支援广东度过春荒。 1950年初,广东各地面临严重粮荒且殃及港澳。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主席和广州市市长的叶剑英,指示华润和南光利用归国华侨在海外的关系,设法以私人名义购入粮食,先运到香港或澳门,再设法运往广州。经过艰苦努力,在归侨蚁美厚和邓文钊先生等奔波斡旋下,大量大米分批从国外运抵港澳并转运至广州,既帮助广东渡过了难关,又缓解了港澳本地粮食困难,还有力地支援了进军海南岛部队的粮食筹措。 解放万山群岛的“先锋号”
另外,负担的 “抢运”任务有二: 1.抢运“两航起义”的航空器材。 1949年11月9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在香港起义飞往新中国,一直在澳门运作的中国航空公司通信课无线电车间的员工也同时宣布起义。当起义后在澳门“信达”货栈堆积如山的中航通信器材装箱等运回国之际,澳萄当局先是下令查封,后经澳门爱国同胞紧急斡旋,澳督最终同意暂不扣留但限48小时离境。经过员工们肩扛手抬及码头工人的帮助,终于将2477个笨重木箱全部装上3艘伪装的大木船,沿珠江经广州再换军列,于1952年2月运抵天津。经过多方合作努力,到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若干。这批器材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用这批器材组建的太原飞机修理厂和天津电讯修理厂,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和电讯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两航起义历史照片之一
2.抢运“禁运”物资,支援抗美援朝。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多种。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为了冲破美国的“禁运”,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由南光公司负责并请何贤、马万祺等爱国知名人士协助,筹措中国人民志愿军急需的战略物资。 虽然香港和澳门是中国抢运物资回国最重要的国际口岸,但由于澳萄当局在禁运问题上较港英当局灵活,使澳门成为了中国突破封锁和禁运的薄弱环节和前沿阵地。当时内地与香港的贸易经由澳门转口的数量极大。把货物从香港运输到澳门的最大承运人是霍英东先生的东升公司,其承运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种类丰富,在抗美援朝的高峰期天天不停。由于港英政府对禁运和封锁逐步升级,在香港的华润和澳门的南光开始了运输合作。1951年,香港华润公司注册了一个小公司“兴隆行”,把从香港联系到的物资秘密运往澳门交给南光,再由南光负责运往国内。 抗美援朝,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后勤线历史照片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仍与国民党保持外交关系,奉行对国、共政府的所谓“中立政策”,这使澳门的国民党势力在一个时期仍有所发展且活动十分猖獗。据《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多元社会中法团主义解析》(2004,广东人民出版社)记载,1949年10月之后,在澳门新成立的亲台社团分为两类:
一类是直接与共产党争夺控制权的行业组织,如:1952年12月15日成立的澳门工团总会及其下属的“自由”工会组织,1953年11月12日成立的澳门中华自由教师联合会等。 另一类是赤裸裸的反共团体,如:1950年~1952年的反共游击队“中一六部队”在澳门公开活动,1955年成立“亚洲人民反共联盟”澳门分会,1950年一直到1966年都在“中华民国外交部驻澳专员办事处”办公的由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所设的“流亡澳门难胞总会”以及“华侨救国总会澳门办事处”、“广东省流澳难胞同乡联谊会”、“粤澳留澳记者联谊会”、“联义社”等反共机构。 针对国民党在澳势力的反共活动,柯正平领导的南光公司团结广大澳门同胞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 1951年国庆期间,反共团体组织人员公开冲击南光公司。他们在公司外墙书写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口号,组织游行队伍聚集在南光公司门口捣乱叫骂,收买煽动澳门市民参加游行,把鞭炮扔进公司院内和小汽车内,气焰十分嚣张。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时任南光公司副经理的符铁民冲上房顶鸣枪示警,并带领保卫组员工和一群男职工冲出公司院门抓获带头的暴徒,驱散示威的反革命分子。由于这次反共活动扰乱了公司正常工作并危及公共安全,在南光公司抗议之下,澳萄政府才表态以后由澳萄警察维持南光公司、南通银行等中资机构的安全,禁止国民党团体组织游行活动。 从此,南光公司门前设置了萄国警察岗亭,每天两班,而在澳门的国民党反共活动也由公开转入暗中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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