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寻访旧书店

文如玉

日本书肆较国内若有若无之旧书摊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书肆都有数百年历史，甚至就默默地杵在闹市中心。无论生意好坏，一般店主都将其看作祖上基业而尽量维持，加之日本藏书未经兵燹，故货源亦足。加之自杨守敬以还，国人向有至日访书之佳话。故作者至日便发愿搜罗日人所刊汉籍之足为国内古籍之补充者。孜孜以求，以迄于今。求书之过程，苦乐备尝。

*文章节选自《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李小龙 著 三联书店2019-8）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文 | 李小龙

壬辰之春，余有东瀛之役，忽思杨守敬于藏书一途之功业，亦曾起访书之念。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缘起》中说：“日本维新之际，颇欲废汉学，故家旧藏，几于论斤估值。”因此，他得以回购大量善本秘籍，成为汉籍回流史上开风气的大家。现在，这些珍贵的典籍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下文简称“国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馆（下文简称“上图”）、北大图书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处，使后人仍有幸得闻翰墨之香。此事颇引后世爱书者之艳羡与神往，每每叹恨不能早生百年，可与杨为伴日游东京书肆之中！然而，即便有这样的收获，杨守敬还是去晚了，他说：“今余收拾于残剩之后，不能不为来迟恨，亦不能不为书恨也。”从明治维新至杨氏赴日，已过数十载，大量典籍或早付劫灰了。而生于一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访书桃源不知可有寻处？其实，时移世易，那种机缘在一百多年前就并不易得：杨守敬只是碰巧遇到了百年难逢的机会，但他的搜购也引起了日人的警惕，不但有人“出重值而争之”，更有人开始“什袭藏之，不以售外人”；后来盛宣怀再赴日访书，便觉无书可淘，买了二千册回国，里面大部分是普通的和刻本，何况现在又过了沧桑百年。

光绪二十三年（1897）邻苏园刊《日本访书志》

所以，初到日本，漫无头绪，又只好将搜访古籍的幻想抛下，现实地拾起淘旧而非访古的积习。大约到日本一个半月后，在一家旧书店偶遇和刻古籍，才忽然想到，“唐本”（日本人称中国刊行的线装书为唐本，亦可见日本人最为心仪的中国朝代）或无力购藏，但和刻本却仍是一个尚可开发的宝库。于是，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把京都近百家古书店爬梳了无数遍，还旁及大阪、神户等地，后来又知道了网上旧书店联盟日本古本屋，更是如虎添翼，因此数年来颇有所获。检点成果，其中亦不乏珍异之本。

一 尚学堂

——搜寻和刻本的开端

我一直很喜欢素有“鬼才”之誉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国内翻译本也不计重复地买到了许多，还包括那套并不全的全集，所以初到日本，我最大的希望便是买一套岩波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

最初的时候，我四处寻找书店，却遗憾地发现，日本不仅已不是杨守敬看到的日本，甚至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日本了。这里几乎所有的书店，九成以上的书是文库本，这九成中又有八成是各种休闲娱乐性的读物，那种带有文化积累意义的出版物很难看到了。最让人感慨的是，我本以为到处都会有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或许外国人到中国前也以为每家书店必然摆满了鲁迅的作品吧），但转了很多家书店都没有看到，只是偶尔会发现一两本已经变成文库本的小册子，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年轻人不读书不只是一国的特色，或许早已世界化了。有一天，终于在京都最大的新书店ジュンク堂看到了岩波书店新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这是芥川龙之介最权威的全集了吧），但数月逛书店的经验已使我对日本的书价有了抵抗力，不会再像第一次在朋友书店看到八百页厚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定价两万多日元（当时大致相当于一千五百元人民币）那样大惊小怪了，所以我控制着自己兴奋与激动的火苗，然后让它被近十万日元的书价扑灭。看来，还是淘旧书更可行一些。

不过，那种类似于新书店一样的旧书店中（如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Book-off），只不过是文库本与漫画书的天下，是不会进这类书的。所以，我又开始四处搜寻真正的旧书店。有一次，在网上看到寺町通有一家名叫尚学堂的旧书店。寺町通是江户、明治时期书坊林立之地，现在也仍是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方（当然，也可以算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方）。我已经去过很多次，却没看到这个尚学堂。

然而，真应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话。2012年5月12日，去寺町通逛了多家书店后准备回家，没想到突然在路边碰到了，很古朴低调的一个小门面，以前其实也多次从这里走过，却一直没有看到——后来我每次再访这家书店，还是要留心寻找，不然也很容易走过，日本的古书店大都如此。

那天时间已很晚了，加上当时一心想要买芥川龙之介的全集，我一进门便四处找当代出版物，没想到运气如此之好，一下子就发现了一套20世纪70年代岩波书店十二卷本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这书是超大三十二开本，比新版二十四卷本的小三十二开本更让我高兴。我喜出望外，立刻向老板询价，其书定价虽然与新版不相上下，但却有实惠的折扣，于是立刻成交。在抱了十数公斤的书激动地出来时，看到门口有个小木架子，上面堆满了线装书，随手翻了一下，都是各种常见和刻本的零本，便挑了一本作聊备一格的纪念。

尚学堂

回来一段时间后，忽然想到当时还买了一小本线装书，拿来翻看，这才蓦然勾起了我访求古籍的旧梦，并突然想到，唐本的搜求已成迷梦，但和刻本却颇值得研究与收藏。于是又隐约记起，这家书店有一面墙似乎全是线装的和刻本。

再找时间去拜访，发现果然没有记错——看来人们很容易在“心想事成”的喜悦中错过许多东西。我心情激动地把那面“墙”全部翻检了一遍，书架最高处实在拿不到，便向店主借了梯子，将最上面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们”也“请”了下来。由于书价并不便宜，便进行了数次筛选，最后选定了一些，虽然与杨、董等前贤相比还不能称为收获，但就现在而言也算有些价值；最重要的是这次邂逅让我发现，在这个年代，想搜寻珍稀汉籍，机会仍然是有的，只要你努力去找。

下面就说说我第一次的收获。

首次搜求和刻本，便买到了一套国内久佚的珍稀汉籍《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实在是机缘凑巧。此书为于济初编，《诗林广记》的编者蔡正孙增修，选唐宋诗人的七言绝句一千多首，分为三百余格。然其成书后，在国内却久已失传，以至于国人几不知天壤间曾有此书。晚清时此书始从日本回传中国，然而一直没有引起重视。前数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此书才算广为人知，据卞先生统计，此书保存了约四百首《全宋诗》未收的佚诗；另外，注中也保存了许多资料——可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了。

天保二年须静堂刊《唐宋千家联珠诗格》

此书国内虽已无存，但在朝、日却版本众多：朝鲜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出现了徐居正的增注本；而在日本则翻刻更多，据日人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所载，和刻本自宽永年间（1624—1644）便有覆刊朝鲜古活字本，其本此后多次重印，而文化元年（1804）、文化七年（1810）、天保二年（1831）、天保四年（1833）、弘化二年（1845）、安政三年（1856）、明治十二年（1879）、明治十五年（1882）分别出现了不同的刊本，其中安政三年和明治十二年还出现了不止一种的新刊本，在此期间，甚至还出现了日本人所作的续编（我后来曾买到其中一种），可见此书在日本的流行程度。而这种流行其实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谢琰兄《〈联珠诗格〉的东传与日本五山七绝——兼论中国文学经典海外传播的路径与原则》一文便指出此书对日本汉诗创作的巨大影响。

在日本流传的如此众多的版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天保二年刊本，因为此本完整地保存了徐居正的增注，徐氏增注本在韩国现在似乎也并无全帙，仅存残本。所以，虽然日本尚存有更早的五山版，又有早于天保本且刊刻精审的文化本（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诗集成》便选择了此本），但卞东波先生《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仍以天保本为底本，而仅以韩国中央图书馆藏朝鲜甲寅字残卷（存第十八、十九卷）及文化本为参校本，可见此本的重要与珍贵。

我买到的正是天保二年刊本，文化本的主持者是当时著名诗人大窪行，天保本则为日本著名汉学家、幕末三笔之一的须静主人贯名苞（海屋）校正，全书共二十卷，分十册，开本阔大，刊刻精细，很是赏心悦目。

说到贯名苞，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同时还买到《左绣》一书的零本四册，恰为贯名苞所刊刻，即嘉永甲寅（1854）须静堂刻本。须静堂是贯名苞所立私塾，而《左绣》一书在日本亦仅此一刻。原本三十卷十六册，我买到了其中的四册。其书刊刻甚为精美，字体方正、行款疏朗，若非文中若隐若现的日文训读符号，几疑为清代刊本了。此外，贯名苞这次翻刻也在上栏增加了不少自己的意见，亦可参考。

除上所述之外，还有数种，然均为普通本，不再赘述。收获如此，并不算多，但我却十分欣喜，因为那个几乎已经放弃的梦，目前看来竟有实现的可能，于是我又开始将访书作为日本之行的重点，并陆续有了下面的收获。

二 思文阁

——《列子》的异名

思文阁其实是一家出版社。但在日本，有不少这样的公司，既是旧书店，也是出版社——或者不如简单地说，日本任何旧书店，都可以公开出版图书，也就都可以被看作潜在的出版社。比如京都大学附近有名的旧书店朋友书店，便曾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出版过不少非常好的学术著作，而我也不止一次在某些旧书店翻书时看到那家书店自己的出版物。

思文阁有一个古书部，所以便名列京都古书研究会（日本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旧书业联盟，一般便叫古书研究会）的联盟名单之中。而他们公司的网站上又有较详细的古籍出售目录（现在似乎没有了），我是仔细研究了目录后才决定去的。

京都古书研究会发行过一张《京都古书店绘图》，上面标出了京都近百家古书店的位置，很是方便。从那上面可以看到，思文阁位于鸭川的东岸，三条的南边。我沿着鸭川四处寻找，其时正是赏樱之时，鸭川更是赏樱胜地，不但有两岸护水的“花篱”，更重要的是樱花还会落入河水，那正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美。但我却仿佛马二先生逛西湖一样，美景一概不看，只在各种小胡同里乱撞，最后也终于找到了。

因为这是一家公司，所以显得很气派，有一栋四层高的楼，装修沉稳大气，而在大楼一侧，有一个小店面就是古书部。不过我去的时候古书部并没有开门，在卷闸门上看到有一张纸，上面有说明文字，但我看不懂，好在上面还有指示图标，推测可能是说古书部移入主楼了。只好像刘姥姥一进贾府时那样，蹭到气势堂堂的主楼去交涉，后来出来一个会说英语的人接待。

不过，他们并不让直接看书，而是先让你提供你要的书目，他们再拿给你看，或许这是那些“后厂前店”式书店的通例（我在其他几家这样的书店也遇到过），这其实大大改变了淘书的方式，很不方便，仿佛俗谚所谓“隔着袋子买猫”一样。好在我来之前抄了下几个书名，于是写出目录让工作人员去找，这一去竟然用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自己也觉得太麻烦别人，取出的书也只好全部买下。好在有几本书也还不错，值得一提。

首先是宽文八年（1668）刊印的《说苑》二十卷五册，这相当于康熙七年，时代也算比较早了。书保存得很好——日本皮纸在观感上没有中国宣纸那样文秀精雅，却别有一番粗犷之韵，且亦有“纸寿千年”的效果，较之国内明清两代多用竹纸自然是强多了。此书首页署“汉沛郡刘向著，明新安程荣校”，知其底本当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程荣刊《汉魏丛书》本。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可知，此本为《说苑》一书在日本的最早刻本。其末页署“宽文八戊申孟春吉旦武村新兵卫刊行”，知为初刊初印本，也还算有价值。

第二种是延享四年（1747）的《张注列子》，其底本为嘉靖十二年（1533）世德堂刻《六子书》本，此本覆刊非常精细认真，甚至将中缝“世德堂刊”四字都原封不动地摹刻了，行款更是完全相同。顾春所刊《六子书》在版刻史上向称名刻，世德堂本在《列子》的版本系统中亦颇有价值，则其书亦值得收藏。不过这部书对取书的工作人员来说肯定有些为难。因为我起初未见原书，思文阁网站上标的是《冲虚至德真经》，后来工作人员索要书目时我也只好这样抄给他，他去拿书用了很长的时间，拿来的书封面上大题“张注列子”四字，未见“冲虚至德真经”字样，正文第一页方用此题，按照文献著录的惯例，自然以正文第一页为准。可以想象，这里的工作人员去帮我拿书的时候当费了一番上下求索考证之功——当然，也能看出工作人员古籍知识还是不错的，一般人可能就只能拿着目录出来告诉我“查无此书”了。

延享四年京都梅村弥右卫门《张注列子》

第三部书是《笺注蒙求校本》三册，明治十七年（1884）同志出版舍刊行。《蒙求》一书我很喜欢，在国内时就想买一部好的本子阅读与收藏，但国内大的出版社都看不上这样“小儿科”的书，而坊间恶本又实在让人没有胃口，所以只能作罢——我曾经向某出版社建议出此书的校注本，但至今亦无音讯。其实，近十数年来，国内的国学热经久不衰，蒙学书籍出版更是铺天盖地，但却多集中在《三字经》甚至是《弟子规》这样贫薄且带腐气的书上，还有不少学者将此二书推崇备至，汲汲乎与“四书五经”相颉颃，实在令人惊讶；而像《千字文》《蒙求》这样的蒙学杰构却甚少有人理会。没想到，在这里不但买到了这本书，而且是形制精美、有注有疏的和刻本。

此书在国内除原本李瀚自注、宋代徐子光补注之外，便再无注本了。然其流传到日本后却大放光彩，注者蜂起。我买到的是由佐佐木标疏、冈白驹增注的本子。冈白驹是日本江户时期有名的儒者，著有汉学著作多种，如《诗经毛传补义》《孔子家语笺注》等，且继其师冈岛冠山而译中国话本，译有《小说三言》，为日本江户小说开拓疆土，为功甚巨。

从此书的体例可以感受到和刻汉籍叠床架屋的认真与烦琐。书分上下两栏，下栏为正文，以李瀚原文为标目，以徐子光补注为正文，正文中插双行小字注即冈白驹氏之笺注。上栏约为下栏的六分之一，是对正文所及之词语更为细致的解释，则为佐佐木的疏。上栏之外，基本上每句正文都在此附一小方框，框中指出徐注的出处，如第一则徐注云“晋书……”，上方则标“列传十三”，指此出自《晋书》列传之十三，这是佐佐木的“标”。

当然，这个笺注本在日本是常见之书，并不珍贵，不过，在阅读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时看到他曾提到“余所藏明治十六年《笺注蒙求校本》”，知与余先生所藏当为同版（印次不同而已），感觉特别亲切。另外，《蒙求》的和刻本中，也有十分珍贵的书，如《旧注蒙求》与《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算是国内早佚的文献。所以把冈白驹注本记录于此，算是个引子，希望能借此寻访到这个珍贵的佚本吧。

思文阁的收获大致如上。因为取书烦琐，不便挑选，本来还有几本书想考虑一下，这次之后便也打消了念头，很久鼓不起再去的勇气了。不过，后来在许多旧书店看到思文阁出版的学术著作，颇有水平，便又对它增加了好感。再后来，无意中知道，日本书论研究会在1985年举办过一次“杨守敬逝世七十周年纪念展览会”（杨守敬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日本书法家称其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甚至是“恩人”），而举办的地点便是思文阁会馆。看来，他们对于这位访书东瀛的前驱与成果最丰者亦当抱有敬意吧。所以，也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我后来又从他们店里邮购过几次。

三 紫阳书院（一）

——书痴的两难

紫阳书院是早就闻知大名且一直想去拜访的，只是其地理位置远而且偏，便总没有被提上日程。8月时，京都在下鸭神社召开2012年夏季古本祭（旧书节），我去凑热闹之前，在网上搜了一下相关情况，看到一位京大的中国女留学生记录2011年夏季书市情况的博文，她在书市上看到的、买到的书我都觉得不错，她似乎与紫阳书院的人很熟，说此书店的主人很懂行，收藏有不少中国古籍。她还发了一些照片，在数张近景里可以看到书架上的书名，其中有一套书上的标签是：“重订《唐诗别裁集》，唐本”，在京都遇到唐本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一想可以买到一套原刊《唐诗别裁集》，便心潮澎湃；再想到这张照片是一年前所照，这三百多个日夜有太多的可能发生，又不由嗒然若丧。

那天，正是京都最闷热难熬的时候。我骑车一路狂奔，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放下车进到园内就已经汗如雨下。由于走得急，身上既没有手帕也没有纸巾，实在狼狈，只好用衣服来擦汗。就这样撩着衣襟擦着汗找到了紫阳书院，却大失所望——紫阳书院虽然参加了这次书市，但一本线装书也没带来。

过了近两个月，我终于下了决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还是到紫阳书院的店里去一趟吧。于是按照那张古书店示意图认路而行，好在对京都已经熟了些，迂回曲折，不断修正航向，终于找到了。

紫阳书院

如日本大多数旧书店一样，这家店面也不大，但书很多，而且此店绝大部分书是与中国有关的。我四处看了看，凡是中文书基本都是大陆出版的，也有港台地区的，但价格都翻了数倍，不过也有一些是在国内已经绝版了的。

后来，我看到书店的一角堆着一些线装古籍，便把压在上面的书一本本挪开，想看看究竟，没想到那位女店员忙来阻止，但她不会英文，我不会日语，两人实在无法交流，只好鸡同鸭讲地乱比画。虽然不是很明白，但大体知道，她的意思是那些书不卖，却不知为何不卖。后来我又在另一个角落看到唐本，她依然表示不卖，我问了几处都是如此，办书店却不卖书，这是什么道理，真有些气闷。有一次我想向她表明我的想法，便拿出纸来写给她看，因为汉字我们两人应该都认识一些。这倒启发了她，她也找了张纸，给我写了几个字，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不卖，她写的是“主人不在”，原来她是店员，而那些古籍都没写定价，她不知道店主要多少钱。我本来下午还有课，有些着急回去，但又不想白来一回，便又尽量问她主人何时能回来，她说半小时，我觉得还在接受范围内，便决定等。还好，在所说时间之内，主人回来了。

主人也不大会说英语，但我们倒可以交流。我要求看看那些线装书，他同意了。先看最好拿的那一小摞，打开一看，原来是《杜诗详注》。扉页上写着“进呈原本”，似乎是康熙间原刻本，但书名后有“大文堂藏板”的字样，知是道光间江西大文堂的后印本。书倒是有不薄的八册，品相也还好，但应该还不全。我没有仔细核查，店主用手给我比画，意思是说缺了些，若不缺会是这么厚。呵呵，倒是很诚实。我问了下价格，确实颇高。

道光间江西大文堂印《杜诗详注》

《杜诗详注》下压了另一套书，看上去也是开本阔大，品相不错，拿出来一看是一套《左传》，上面还有不少批注，很可能是京大教授的藏书。不过，应当缺了不少，店主似乎对自己的书不熟，还翻了翻，但他边翻边拿纸笔给我写出这套书所缺的鲁国国君的谥号，确实令人佩服！这一点国内卖书人能做到的不知有几位。

我又请店主把角落那一堆书帮我腾挪了出来，翻开一看，扁扁的字体和密密的版式，是汲古阁刻十七史中的几种，真是意外。以前，汲古阁本不过是俗本、坊本、通行本，可现在也变得稀同星凤了。其实我并不喜欢汲古阁本，因为字体确实不好看，有些俗气，也让人觉得压抑。但毕竟大名久著，此前只在图书馆里看过，所以还是很想买到一套的。我暗暗清点了一下，大概有《旧五代史》《南史》《北史》等数种，而且都是全的。

这时，店主也像初次看到一样拿着书研究了一下，便又拿来纸笔给我写字，写的竟然是“明刻，毛晋汲古阁本……”，并且还指着印章给我看，没办法，遇到行家了，看来要认辣价钱了。没想到，我问这几部书价格时，店主嘟囔了几句什么，却并不说价，看来他还不想出售。

翻开很多线装书堆，都没看到《唐诗别裁集》，我只好写给店主看，店主摇头说了些什么，虽然听不懂，但也明白，书肯定是不在了。看来这个梦想要实现，还要再等书缘了。

从紫阳书院出来骑车回家的路上，心里美滋滋的：虽然没有找到《唐诗别裁集》，但买到半部《杜诗详注》，以后或许可以在某个秋天的雨夜，抛开当代计算机照排的某本唐诗或杜诗选本，打开已历数百年沧桑的泛黄书卷，慢慢“品读”了。

最后，补充一点：关于紫阳书院的主人我本来一无所知，后来看到辛德勇先生《未亥斋读书记》的记载，才知道他名叫镰仓敬三，喜藏书，家有中国宋元之本，不过这些珍品多为非卖品，曾因发现赵孟頫手书墨卷而受到日本文部省的表彰，据说奖状就挂在书店里，下次去一定要仔细看看。

书舶录：日本访书诗纪

李小龙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