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说徽州︱徽商“走广”：到广东发洋财

文如玉

（一）

在传统时代，从中原看帝国陆地版图的最南部——广东，那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意味着财富与冒险。

说到财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西汉十多个大都会中，番禺（今广州）是其中之一，为当时的“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换言之，广州是各类珍宝、水果（如龙眼、荔枝等）和布匹的集散中心。稍后班固编纂的《汉书·地理志》，所载亦大略相同，只是多出了象牙、银和铜三项。上述的那些珠玑、犀、玳瑁、象牙等皆为热带特产，大都由海外输入。这些海外奢侈品，在一般人眼中是一些奇器淫巧，但却能给商人带来巨额财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出入岭南也就意味着抓住了财富。

而在另一方面，岭南长期以来又是极不发达的未开发地区，人们常常称这里是“蛮烟蛋雨之地”。不仅海外贸易风险极大，而且瘴气弥漫，令人动辄生病，甚至一命呜呼。因此，生活在岭南，又意味着是一种冒险，长期以来，岭南被中国人称为“瘴乡”，此一瘴气弥漫之地，历来为中原王朝流放罪人的场所，属于化外之地。

对此，明代徽州人叶权（1522—1578）曾比较十六世纪前后的形势：岭南以前被称为瘴乡，除了那些被流放的人，谁都不肯去。其实，看看那里的山岭，还比不上江浙一带的低山，山岭之下，青松掩映，有宽敞的道路。从南安府（今江西省大庾县）到南雄州（今广东南雄），虽然号称有一百二十里，但如果行人一早起来，半天就可通过。因此，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做生意的，现在都愿意前往岭南。叶权的家乡休宁县是徽商辈出之地，他说自己的乡亲每年都有一两次要到岭南去，但从没有人因感染瘴气而死亡，那些当官的，条件比商人更好，就更不用说了……

由此，叶权设问——为什么过大庾岭到广州从前哪么艰难，而现在却变得这么容易呢？

他接着分析说：因为以前太平的时代大都不过百年，不到百年之间，南北往往就因动乱的原因而相互阻隔，因此，从南雄到达广东省城广州，大约八九百里路，有许多少数民族出没其间，陆路只有这一条，行舟又相当困难，所以来往的人很少，人流既少，山上的岚气也就很盛，这就像一间房屋里面长久没有人住，空关了很长一段时间，阴气沉沉的，山川自然就没有灵气。偶尔过往之人，一路上胆战心惊，心理素质不好，抵抗力下降，碰上瘴气就容易抱病而亡。不过，到了明代，情况已大不相同。明代平定了广东，到叶权生活的隆庆、万历年间，太平的日子已有两百年的时间，海内成了一家，江西、广东山岭之间车马络绎不绝，水上的船只也鱼贯而行，人气这么盛，瘴气之类的山毒自然也就消失了。

从叶权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的岭南已从昔日的“瘴乡”转而成为一片乐土。他所说的“商贾愿出其途”，显然是因为在商人眼中，岭南更是个发财的好地方。换言之，在岭南的传统印象——财富与冒险二者之间，此处更成了财富的代名词。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纷纷前往岭南经商。据《洋防辑要》记载，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关于这一点，梁嘉彬先生曾指出，在十六世纪中叶，与葡萄牙人接触的十三商行中，广人、泉人各五行，徽人则有三行。可见，早在明代中后期，徽商就络绎不绝地前往广东贸易经商。而在当时，官府为了规范广州贸易的管理，设立了“客商”、“客纪”之类的官商，其中，徽商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

在明代，徽州民间就有“走广”的习惯语。所谓走广，也就是到广东去。及至清代，又出现了“漂广东”、“发洋财”的说法。


婺源茶商怡珍宝号“漂广东”的茶叶清单，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

所谓漂广东，大概是徽州人特有的说法，指的是经营外销茶，将茶从徽州运往广东，卖给洋商，再转销至欧美各地。

为什么叫漂广东呢？根据王世华教授的说法：因为从徽州运茶至广东，沿途跋山涉水，千里迢迢，非常辛苦。茶商一般是先将茶叶送至屯溪，雇船运到黟县渔亭，再雇挑夫经过数十里的山间小道，将茶叶运到祁门，再雇船经昌江、浮梁抵达饶州，穿过鄱阳湖抵南昌，沿赣江而下，经丰城县、樟树镇、吉安府、赣州府和南康县抵达南安府（今江西大庾县），其中要经过著名的赣江十八滩，然后在南安府起旱，雇挑夫行数十里翻越大庾岭，到达广东南雄州（今南雄县），再雇船沿北江、东江而下，经韶州府（今韶关市）、英德县、清远县至广州。从徽州到广东，全程共需两个多月时间。可能是因为其间大部分途程是在水面上，所以时人称运茶销往广东为“漂广东”。


徽州由昌江、鄱阳湖经赣江—大庾岭至广州商路图，李甜博士协助清绘

除了“漂广东”外，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叫“发洋财”。对此，乾嘉时代扬州人林苏门解释说：

广东洋货沽来，鬻于他省，利息厚大，但洋面风波最险，即谚云所谓“飘洋”者。扬俗求财若辈，往往有财未发而卒至祸不旋踵者，皆不知冒险之故，一朝失足，贻憾终身，其举念可妄动耶？嗤之者曰：‘想发广东财’。”

在盛清时代，扬州城内富商巨贾麇集鳞聚，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氛极为浓烈，在这种形势下，老成人以“想发广东财”告诫新进者须慎重行事。不过，由此一谚语亦可看出——广东洋货因与海外贸易相关，获利丰厚，但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对照前揭的说法，茶叶是卖给洋商的，发的自然是洋财。此类交易的利润通常较高，故而一般人中遂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发洋财就好比去河滩拾鹅卵石那么容易。”关于这一点，同治四年（1865年）公开出版的夏燮之《中西纪事》，对此有很有的佐证：

自海禁大开，茶叶之出口岁益加增，……徽商岁至粤东，以茶商致富者不少。而自五口既开，则六县之民，无不家家蓄艾，户户当垆，赢者既操三倍之贾，绌者亦集众腋之裘，较之壬寅以前，何翅倍蓰耶！

夏燮为安徽当涂人，清道光年间举人，曾入曾国藩、沈葆桢幕府，精通音韵，兼擅史学，曾据公文档册、奏疏函札、条约章程等，历十余年撰成《中西纪事》一书，对十九世纪中叶的时事政务，有着颇为细致的洞察与敏锐分析。文中的“壬寅”，亦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是年八月，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因茶叶经营愈益具有厚利可图，故而在徽州经营外销茶者，较之先前更是前仆后继。对此，清代婺源人江之纪撰有《熙春行》一首，其序曰：

徽茶昔称松萝，近以熙春为最，色味双清，价逾闽产，商载南海，鬻诸洋人，岁得番银百万。

江之纪字修甫，号石生，婺源晓起人，为道光六年（1826年）进士，历任金匮、常熟知县，钦加直隶州知州衔，为晚清光绪年间两淮盐运使江人镜之祖父。《熙春行》一诗，指出明清两朝徽州茶叶名品之变迁，已由明代主打的“松萝”转向清代的“熙春”。根据江氏的观察，熙春茶的价格远远超过福建的茶叶，这些茶运往广州转销外洋，获利甚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在婺源乡村见到茶叶采制期间女工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故赋《熙春行》数首，其中之一写道：

西洋痴鬼眼晴绿，爱噉新花珍似玉。

万里楼船载得归，清芬沁遍兜罗俗。

上揭第一句的诗注为：“世称洋夷为鬼子，其于茶也不饮，以手掬而噉之。”《熙春行》提及的 “洋夷”、“鬼子”或“西洋痴鬼”，也就是指茶商在广州接触到的西洋人。这些洋人在试茶时，往往用手捧起，直接将茶叶放入嘴里咀嚼。


十九世纪茶叶在广州的装箱外销，水粉画，香港艺术馆藏

（三）

在清代，就销售市场而言，徽州茶业可分为内销和外销两种，内销主要销于北京及国内各地，外销俗称洋庄，先是运往广州，后来运往上海。

在清代，广州是海外贸易的重要窗口。鸦片战争以前，广州的十三行商人享有对外贸易的特权，专揽茶、丝及其它大宗贸易。此后，虽然形势较先前迥异，但海外的贸易活动并未有所衰歇。反映十九世纪广州市井风情的传世绘画中，就有有关茶业生产和销售的诸多画面。如筛茶、差[踩]茶、搓茶、晒茶、猴子采茶、斩茶、渡茶、装茶、舂茶、拣茶、试茶、分茶、整茶饼、号茶箱、装箱、炒茶和洒水等。其中的“猴子采茶”，画面右上角山崖上有一只猴子，左手扯着一棵茶树，右手正向下抛撒茶叶。其下则站着一位和尚模样的人，正用布袋接着撒来的茶叶。皖南茶叶中有“太平猴魁”之类的茶名，茶农们常有让猴子攀到山崖上采摘珍贵岩茶的说法。揆情度理，所谓猴子采茶之传说，显然是内地茶商抬高茶叶身价的一种说辞。


猴子采茶


号茶箱

在广州对外茶叶贸易中，徽州茶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德国籍传教士爱汉者（即郭实腊）等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至五月共五期的末尾，均有专栏“市价篇”，详细报导了“省城（即广州）洋商与各国远商相交买卖各货现时市价”，其中经常可见“屯溪茶”的名目。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市价篇”

如所周知，徽州茶叶产于徽州的一府六县，除后来主产红茶的祁门之外，其余五县均产绿茶，皆呼之曰徽州茶。因茶都集散于屯溪，故徽州茶也叫“屯溪茶”。英国人前来中国采购各地的名产，“Twankay”（屯溪）和“Keemun”（祁门）二词，也随着茶叶（祁红和屯绿）输入而跻身于英文词汇之列。

在茶叶贸易兴盛的年代，广州的茶商囊丰箧盈，举止阔绰。对此，清人何渐鸿有一首《羊城竹枝词》描摹道：

茶商盐贾及洋商，别户分门各一行。

更有双门底夜市，彻宵灯火似苏杭。

这些茶商，有不少居住在广州的西关一带，其中颇有以经营徽州茶致富者。笔者收藏有一册路程抄本——《万里云程》，为歙县茶商所编纂。书中详细记录了从歙县前往广州所经过的地名、名胜及治安状况等，末有“晨下孖肩有名色者”。所谓孖肩，源自英语的“merchant”，亦即商人之意。个中记载有“畅记”、“玉记”、“利贞”、“和发”、“经和”、“信记”、“慎祥”、“隆记”和“溢彰”九家。其中的“隆记”，可能即广东十三行之一的“隆记行”。据说，原先的徽州绿茶常为行商所轻，隆记行的创始人张殿铨，年轻时与来自安徽和浙江的茶商过从甚密，他创制出了正皮珠、雨松萝两种徽茶，因此而声名鹊起。后在广州城西自设隆记茶行，经手的徽茶一向畅销无滞，获利颇丰。


徽州商编路程抄本《万里云程》，王振忠收藏

（四）

茶是皖南的重要物产之一，早在唐代，歙州（即宋以后的徽州之前身）婺源、祁门和邻近的饶州之浮梁、德兴四县均盛产茶叶，这一带的方茶曾大量销往北方各地，白居易笔下浔阳江头商人妇所说的“前月浮梁买茶去”之背景即在于此。及至清代，徽州的“祁红屯绿”最为著名，“祁红”是指产自祁门的红茶，而“屯绿”则是由屯溪加工、出口的绿茶。

在明清茶叶运销广东的过程中，有不少徽州人均从事与此相关的商业贸易。譬如，歙县南乡芳坑人江有科和他的儿子江文缵，父子二人皆以贩茶为业。他们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在歙县开设商号，就地采购茶叶，经加工制作后，运往广州售给洋商，转销外洋。有科父子生意最兴隆的时期，大约是在1843－1850年的道光年间，也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们编有《徽州至广东路程》札记1册，详细记载了沿途所经城镇村庄550余处，对各城镇村庄之间的里距以及乘舟或起旱起点、关卡所在和治安状况等，都做了具体的记录。


“广东卖茶行规”（见商编路程抄本《徽州至广东路程》）

除了歙县之外，婺源也有不少商人前往广东贸易。据笔者所见，一册从婺源到广州的《囗囗至广东水路程》，亦为商编路程抄本，上有“施和顺号”章，据推测，书名中的“囗囗”可能为婺源的“诗春”。换言之，其内容系诗春（村）前往广东的水路程。这个水路程也同样是将从徽州至广东沿途历经的地名、村落、寺庙、滩峡和衙门等详细记录下来，并对投牙纳税、写船拉纤等诸多应酬也一一详录，反映了清代婺源商人的行商经验。

当时，在广州从事茶业的徽商，在当地建有徽州会馆，并设立了徽州同乡的慈善组织——归原堂等。这些，作为乡族结合的重要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粤徽人人数之众多。晚清婺源佚名无题稿本、茶商孙和通的家庭档案中，有“有本氏自述年事”，涉及道光年间孙氏家庭业茶的情况。从中可见，从1840年开始，孙和通的父亲就连年请人或亲自前往广东卖茶。直到1847年，因“被洋行倒空伤本”，原本从事广东茶叶贸易的孙氏才转往上海。类似的例子，在徽州各县方志及文书资料中所见颇多。


“有本氏自述年事”（晚清茶商孙和通文书，王振忠收藏）

文如玉

十数年前，笔者阅读《（萄葡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发现有几条在澳门活动的徽商史料。其一为第1336档《监生王邦达为与荷兰领事口凡口花口臣交易银钱纠车葛事呈理事官师爷禀》，主要内容是说徽州婺源人王邦达，年七十岁，已在澳门贸易四十六年，因运气不佳，生活惨淡，只得在澳门当地藉代客经手买卖维持生计。当时，外江茶客源泉号送来1360件茶品，托他寻找外国人出售，或者是将茶借银，或者是寄卖茶叶。王邦达随即为之“觅路消受”，他找到“大西洋人口路口列”，此人“现在住眷澳门，并有夹板船发趁”，口路口列认识荷兰大班口凡口花口臣，后者有荷兰船一只在此，不日回国。遂由口路口列居中介绍，向茶客取去茶样。不久，口范口花口臣回音，说有船回荷兰祖家，源泉号送来的茶叶可以代为销售。此后，茶客源泉号、口路口列和王邦达三人前去面见大班，谈好价钱及付款方式，并由口路口列、口兰吵二人签名为据，“大班与茶客各执壹张为照”。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茶商交付茶叶后，只收到价银三千元，仍欠三千元，洋商推无现银，“只有现存口司口打沙滕八百余担，凂茶客代装上省，照市时价发卖”，抵扣货款。茶商只得于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旬代为雇艇，收运沙滕到广州销售，最终，洋商仍欠四千元，一再推无现银，双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故此，王允中（即王邦达）上禀口先嗡口央口炉口度口利口记师爷（Joao Rodrigue），请求调解和裁判这场纠纷……

“沙滕”亦作沙藤（rattan），即藤条、藤杖，这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所列专栏“市价篇”中也有记载。此处提及的“外江茶客源泉号”，也就是指通过水路前来珠江三角洲的内地茶商。从情理上看，最有可能的便是王邦达的同乡——徽州茶商。从中可见，徽州茶商经由广州、澳门，与荷兰等欧洲国家有着颇为密切的贸易往来。

徽州茶商在岭南的活动，也留下了不少实物。2006年6月澳门博物馆举办有“粤港澳文物大展”，该展览汇聚了广东、香港和澳门三地博物馆珍藏的百余件（套）融合东西方文化底蕴和艺术风格的珍贵文物，展览的内容结集而为《东西汇流——粤港澳文物大展》一书。该书中的“嵌贝（螺钿）折枝花纹茶箱”、“描金制茶纹漆盒和锡鑞茶罐”，都与茶商的经营活动有关。以“嵌贝（螺钿）折枝花纹茶箱”为例，该图的说明文字如下：

此茶箱用贝壳薄片制成花草的纹饰，然后镶嵌在髹漆的箱面上。正面“同安”二字，可能是指福建省的同安县；闽南人心目中重茶于酒，所以同安一带有“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说法。福建是清代产茶的中心，在鸦片战争前，闽茶须先运至广州，然后售与广州的外商，再转销欧洲市场。


螺钿折枝花纹茶箱，澳门博物馆藏

其实，在我看来，茶箱上的“同安”二字并不一定表示地名，或许只是寓含吉祥之意的两个字而已（因为当时的同安茶并不十分有名）。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这个茶箱顶部的“顶上天都眉熙”六字，其中的“天都”是徽州之别称，而“眉熙”则为屯绿之花色品种（长形称眉，块形叫熙。道光年间曾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六熙”，“六熙”之一即“眉熙”）。因此，该茶箱既打着“天都眉熙”之旗号，倘若不是直接与徽州茶有关，那至少也受到徽州茶业的重要影响。

除了茶商之外，在广州贸易中，还有一些从事瓷器经销、徽墨贩运等行当的徽商。当时，徽州人将景德镇烧造的白器运至广州，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并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彩瓷。迄今尚存的《水陆平安》，就是清代徽州瓷商所编的路程抄本。


广彩开光山水纹茶壶及温炉，香港艺术馆藏

此外，1929年刊刻的《婺源县以妥堂征信录》，曾提及当时活跃在广东的数家墨商，即：广东詹同文墨庄、广东詹彦文墨庄、广东詹成圭瑶记、广东詹成圭璞记、广东詹有乾墨庄、广东余有元墨庄和佛山詹成圭挺记。上述的各个墨庄，主要来自婺源东北乡的“徽墨名乡”虹关、岭脚一带。其中的“广东”，指的就是广州。例如，詹同文墨庄就设在广州的永汉北路（今北京路）。这些，在现存的老照片中也有所反映。


19世纪60年代广州的“乾记号徽墨笔料”店，英国John Thomson（1837—1921）摄

（五）

徽商在广州的贸易，对徽州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婺源县教谕夏炘在《景紫堂文集》中就指出：

婺源居万山中，以山为田，以茶为稼穑，以采买贩鬻，往来江右、粤东为耕耘，以精会稽，权子母，与海舶竞废著为收获，其弊也往往逐利而忘义，计锱铢而不明大体，是以儒者恒病之。

夏炘是前引《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之兄，其人亦在道光年间中举，一生饱读经书，自汉宋迄至明清各朝儒学名流的著作无所不读，特别推崇朱熹，后入婺源名宦祠。此公为传统文人，在他的描述中，存在着颇为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夏炘从儒者的立场出发，似乎更多的是从消极影响方面看待婺源与广州的茶叶贸易。他在书中的另外两处还指出：

婺邑近时业茶者，多远至广东，与洋人贸易，奢华靡丽，全失先贤浑朴乡俗，其实起家者少，破家者多……

鸦片流毒，海滨为甚，婺邑居万山之中，染此者亦复不少，推原其故，皆由业茶所致。然就余所见，有商贾终年在广而不吸食者，有偶为茶客雇工，一至粤城便染恶习者，可见鸦片虽然害人，实人之自为所害。

作为县学教谕，夏炘更关注的是因洋庄贸易之兴盛，导致的婺源风俗的嬗变。他特别注意到鸦片之流行与外销茶业的关系，指出徽人赴广州的茶叶贸易，给婺源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是风俗方面的奢华靡丽、民风不古。的确，随着大批广东货品的输入，僻野山乡的徽州时尚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道光时人倪伟人在《新安竹枝词》中就曾描摹：

缠臂双环明翡翠，垂耳双铛缀玫瑰。

姊妹争怜好容采，阿郎新向广州来。

与婺源一样，祁门也有一些商人前往广州经商。竹枝词反映的是广州高档消费品流入祁门一带的情形——诗中虚荣的女主人公迫不及待地向小姐妹炫耀自己男友从广州携归的新款奢侈品，这当然与徽州与广东的贸易密切相关。

除了上述这些影响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徽商的广州贸易，拓展了当时人的视野，对于开启民智，更好地认识外部世界，亦产生了不少正面的作用。

由于茶叶贸易是徽州人沟通外部世界的桥梁，徽商的贸易活动，促使徽州人较早地关注海内外的风云变幻，因此而留下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文献。1841年，黟县文人汪文台撰著《红毛番英吉利考略》，该书虽然还是属于掌故的范畴，只是抄录前代的方志、笔记和奏折等，但此书的撰写，早在魏源的《海国图志》第一种版本问世之前，这显然反映了徽州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强烈关注。


[清]魏源：《海国图志》

在《红毛番英吉利考略》出版后的第二年，《海国图志》50卷刊刻问世。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魏源收录了歙人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该文后来被编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续编》。此文在以往的学者论述中有所涉及，但它与徽商的关系却未见有人提到。

《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上下篇，上篇介绍英国所在的欧洲之耶稣信仰、礼仪婚嫁习俗、财产货币制度、士农工商及赋税情况、工艺制作、衣食住行、度量衡、军事体系、官方语言和刑法律令等等。下篇则专门记录广州中外贸易中的英国公司（包括公司资本的形成、公司的组织、船员的构成，等等）、英国的航海技术以及船只入泊广州黄埔的手续、兰墩（伦敦）的文化礼俗、英国与花旗国的战争（亦即美国的独立战争）、英国在东南亚和南亚的殖民统治以及中英之间的冲突和交涉等。《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特别注意西方的船坚炮利，文中有对西方火轮船和枪炮的生动描摹。综观上、下两篇，叶钟进不是抄撮前人旧闻，而是对英国及中英贸易的状况有着切身的体会。对此，马廉颇在《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一书中认为，叶钟进的著作“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水平”。

从内容上看，《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的主旨是“采阅夷情”，其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出自当时澳门的“新闻纸”，另外一些则应是叶钟进个人的所见所闻。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广东学海堂学长梁廷楠在其所撰的《英吉利国记》末曰：

叶钟《寄味山房杂记》论公司既散，则易于管束，然二十年内扰之事，皆出领事口義律一人，以是观之，似犹未为通论矣。

此处的“叶钟”，当即“叶钟进”之讹。梁氏虽然对叶钟进之说不以为然，但实际上，他的著作中有多处大段抄袭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

根据史料记载，《英吉利国夷情记略》的作者叶钟进字蓉塘，徽州歙县人，长期在广东一带活动，并强烈关注中外贸易活动。对于广州口岸，他这样描述：

各夷尝颂中国之盛，实无比伦。他港贸易货物，有售有不售。至于置货，非经年累月不能集。惟粤港无论何货，即压船之石，已烂之铁，剪碎之呢羽，一到即售。所置货值数百万，一两月即齐，立可开航。此虽绕大地一周，无此港口也。


从河南眺望十三行商馆，约1852年，水粉画

该段文字标题冠作“粤港贸易之便”（“粤港”指广州港）。在叶钟进眼中，广州口岸贸易异常兴盛，吸引了众多的行商坐贾纷至沓来。而从徽州与广州的茶叶贸易史来看，叶钟进应当是名徽商，而且很可能就是徽州茶商。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二卷，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徽州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换言之，徽商出于商业发展的目的，不经意间成了近代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