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过年”

安徽后卫

每逢过年，总少不了关于新年档电影登场的话题，不仅中国，日本、美国也是一样，热闹非凡。现在新年档电影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贺岁片”。我没有对“贺岁片”进行过专门研究，不清楚它究竟始于何时，不过，这类档期电影，纯属商业模式操作下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当然，“贺岁片”中也有不乏精耕细作的上乘之作，但更多的是一些赶档期、凑热闹、蹭票房的应时之商业片。

新年伊始，我们就谈谈电影中的“过年”吧。但不是谈“贺岁片”，而是谈以“过年”为题材的电影。

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美国，都有“过年”题材的电影。我初步翻查了相关的资料，发现这类题材电影的数量虽不算多，但饶有趣味的是，很能反映出各自国家的不同文化特色及其时代特征，值得研究。

首先介绍一部中国的过年题材影片，即1991年拍摄的《过年》。该片由第四代实力派导演黄健中执导。影片在当年应该算得上是一部口碑和票房双赢的佳作。上映后便荣获第四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和最佳女演员奖，翌年又获得包括第1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以及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在内的多个奖项，一时间可以说是风光无比，无论在电影业界，还是观众中间，都留下了不少的话题。

电影《过年》海报

该片把中国人过年回家、与家人团聚的习俗搬上了银幕。讲述了辛苦一年的父母期盼子女回家过年的故事。影片中子女们的确如父母所愿，个个都携家带口地回到了老家，与父母一起吃团圆饭。然而，就在吃团圆饭的桌上，因为父亲打工挣来的辛苦钱而发生争执，儿女们打起架来，一家人最后不欢而散。

故事虽然简单，但形象地反映了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和“家族”观念所遭受到的冲击，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于“家”的观念，影片刻画了父亲与儿子们在认识和态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当小学老师的大儿子，还是正在读研究生的二儿子，乃至还没有正式工作的小儿子，从他们的言行中，很难找到对于“家”的认同、维护和留恋的影子。大儿子懦弱地听任妻子在家中谋算亲人的钱物，没有任何担当；二儿子为了得到调研费用，才带着女友回家，而对其它事情，一概不管，在他的心目中，“家”仅仅是自己放飞途中的给养站而已；混日子的小儿子则是典型的“啃老族”，一心只想着让父母承担自己婚事的费用，甚至在大哥与大嫂对打，团圆饭被折腾得一片狼藉的时候，他还忙着起哄看热闹。儿子们对“家”的漠视，显而易见。与儿子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亲对“家”的维护和坚持。父亲虽然口里骂着孩子们的不是，可一听到儿子回来了，就急忙地紧跟着母亲下炕出门迎接；对小女儿擅自嫁人，几年不回家的行为虽然很生气，用沉默和冷脸面对女儿女婿的登门，但在听到女儿的道歉后，马上心又软了下来；当子女们为金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父亲把外出打工的全部积蓄放在盘子里端上饭桌，让大家享用“大餐”。可以看到，父亲为维持“家”的和谐，几度挣扎，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事与愿违，期盼中的“和乐的家人团聚”，却最终化为泡影。父亲无奈地带着母亲一起离开了他们的“家”，甚至还苦中作乐地称之为旅游。在这场父与子关于“家”的博弈中，“父”最后彻底输了。

可以认为，这部以“过年回家”为题材的影片，反映了一种“钱”与“情”的冲突，折射出父亲所代表的“传统”观念和儿子们所代表的“现实”之间的难以回避的激烈碰撞。影片中父母二人最后抛“家”而去的行为，虽然看似潇洒，但却隐喻着传统文化中的“家”和“家族”观念在当今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失去其存在感，反映了一种对“家文化”缺失的焦虑。这应该是《过年》这部影片的核心主题。

那么日本的情况如何呢？这里，我们来介绍一部日本的过年题材电影《有顶天酒店（THE有頂天ホテル）》（2006年）。该片是一部喜剧，由喜剧电影大家三谷幸喜（1961-）导演；借鉴美国经典“大酒店Grand Hotel”式群像剧电影表现方式，在136分钟的银幕时间里演绎了至新年倒计时约两小时内，酒店从业人员与来店住宿客人之间互相交织不断上演的多幕人间悲喜剧。因得益于被戏称为“三谷帮”的三谷电影熟面孔明星们精彩的角色诠释，浓密而精确的情节布局，加上三谷电影一贯的传递正能量的温情人性设计，影片在贺岁档期上映，获得好评，并人气不断上升，据说，当年票房排名第三，收入超过60亿日元。

电影《有顶天酒店（THE有頂天ホテル）》海报

日本的“过年”，传统上与中国非常相似。虽然过的是阳历年，但过年期间，学校和大部分的企事业单位都会放假，外出工作的人也会赶在除夕前回老家，与亲人团聚。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并不一定回家，他们或者选择外出旅游，或者选择泡温泉；在日本，这类迎接新年的方式，无疑属于一种“另类”。电影《有顶天酒店》讲述的就是日本社会中这样一群人的“另类”方式过年场景中的故事。

在几乎全西洋式风格的酒店里，除了影片开头和结尾处出现在贺岁垂帘上的“谨贺新年”的汉字外，几乎很难找到与日本传统过年习俗相关的装饰物品和料理。如果演员不是东方人面孔，不是讲日语，恍如以为自己在看好莱坞的大酒店电影。这应该是导演刻意之所为。

影片突出了喜剧的特点。举一个例子，比如影片出现贺岁垂帘汉字的场面，本该是 “谨贺新年”，却被印刷成了“谨贺信念”。酒店的管理人员急着重新制作，而一旁的负责人却用着不太在乎的口吻、轻飘飘地说了一句：“这是电脑打字的变换失误”。

在日语里，“新年”和“信念”的发音相同，在电脑打字时代，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而出现在“贺岁祈福”这样的严肃场面，却令人不得不感到尴尬和可笑。影片植入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目的无疑在于彰显喜剧的特点，但这二字之改，似乎隐含着当代日本社会中存在的对传统“过年”文化的一种轻视的态度。

日本也有“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这部电影似乎就是试图诠释这句俗话内涵的作品。在这个大都市酒店里出没的人们，无论是酒店的门童、清洁女工、酒店高层主管，还是入住的各类客人，在新年倒计时即将开始的短暂两小时的时间段里，没有出现过与家人互祝新年的画面。反倒是同事之间，客人之间，相互倾吐心事，解难互助，一派和睦景象，给观众一种“路人似亲人”的印象。这种剧情的处理方式，当然属于三谷电影标志性的特色，但似乎又赋予了更深层面的文化含义。银幕上的同事、邻人和陌生人之间的友情与心灵相通的高调展示的处理方式，客观上无疑淡化和隐匿了传统观念上的“家”与“家人”的形象。这时，酒店变成了“家”，而传统意义上“故乡”观念的“家”却被淡化了。这种对传统意义上的“家”的淡漠态度，正是经济高度发达后日本传统家族制度迅速崩塌，“家”与“家族”观念发生改变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三谷导演的这部《有顶天酒店》的时代背景设计与剧情寓意，可以说与前面谈到的中国的《过年》，有着异曲同工之趣。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过年题材电影的情况。有一部影片叫《新年前夜（New Year’s Eve）》，2011年上映，是一部爱情浪漫剧，由著名导演盖瑞·马歇尔（Garry Marshall 1934-2016）拍摄，属于群像剧影片。该片是继盖瑞·马歇尔的前作《情人节（Valentine's Day）》大获成功之后的再战之作；两部作品之间，情节上没有关联。影片讲述了几对年轻人在新年到来之际发生的几段感人的故事。

电影在2011年12月的新年档期上映，据说，在北美三千多家影院同时公映期间，曾连续四周票房收入排在前10名之内。同年12月，影片在日本院线上映，也正值日本的贺岁片档期，同样获得人气，连续两周位列票房收入前10名之内。在日本上映的那年，正值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不久。据网上留言，好评居多，比如说：“能带给我勇气的电影”，“超出了预想，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怀着轻松温馨和愉悦的心情走出电影院”等。看得出该影片给地震受灾后的日本观众，的确带来了一股正能量。

电影《情人节（Valentine's Day）》剧照

电影《新年前夜（New Year’s Eve）》海报

这部充满着个人主义和青春浪漫主义色彩的典型的好莱坞式电影，用看似复杂的叙述方法，讲述了几个同时进行中的感人却并不复杂的有关爱情和亲情的小故事。影片把故事发生的关键时间点设定在新年前夜（除夕夜），打出的广告词是“奇迹就在今夜”发生，点出了影片的内涵寓意。至于“奇迹”究竟从何而来，导演马歇尔的一句话讲得非常明确，切中主题：“辞旧迎新的时节总是最佳的告别过去、迎接未来的时刻。每年的这个时候，是甩掉旧包袱，迎接新生活的最好时机。”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影片侧面地反映了美国文化中“辞旧迎新”所赋予给“过年”节日的一种含义。电影所聚焦的这群年轻人，他们在“除夕”夜晚，喜怒哀乐，“青春烦恼”中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无疑寓意着“新年”将带来新的活力，用导演的话来说，就是“奇迹”的出现。

顺便一提，如果说新年题材的电影试图强调的是一种“辞旧迎新”的寓意，那么可以说美国圣诞节题材的电影则带有关注“家”和“家人”亲情的特色。比如早期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1946年），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总之，电影《新年前夜（New Year’s Eve）》告诉我们，过年，在美国文化中，似乎主要表达的是一种“辞旧迎新”，其寓意，与中国和日本的同类题材的电影之间凸显着不同的特色。

电影中的“过年”，三部影片所讲述的故事题材虽然相同，但背后所反映的人间群像和不同文化，特色纷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