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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十七封检举信 镇江，别称润州，民国时曾是江苏省会，新中国成立初期属苏南行署管辖。1949年10月，该市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杀人焚尸案。 主持这起案件侦查工作的是一个安徽汉子，名叫穆容汉。穆容汉具有初中文化，而且自幼习武，身手不凡。他家里虽是开店经商的，但抗战初期他父亲就变卖家产组织抗日武装，而且很快就加入了中共。不久，其父以及两个叔叔在跟日寇作战时牺牲。1943年，穆容汉参加新四军。先是干敌工，后又当侦察排长。1949年，穆容汉已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侦察连指导员。渡江战役时，他所在的那条木船被炮弹击中，全船三十多人只活下来七个。穆容汉还算命大，但身负重伤，抱了块破船板在昏迷中漂到四十里之外方才被救起。 等伤势复原，穆容汉所在的部队已经打到福建去了。1949年9月，组织上分派他到松江军分区，手续已经办了，动身的前一天却出了一个意外情况。那天，他跟战友告别回驻地的路上，一辆吉普车忽然在他面前戛然而止，从车里传出一声呼喝：“这不是小穆吗？” 车里那位是上月刚由镇江市副市长升任市长的何冰皓。这是一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干部，曾任山东省栖霞县“民先队”队长、县委书记兼游击支队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和北海区战时后勤部秘书主任兼政委、胶东北海专员公署副专员、胶东支前第二总队总队长兼政委、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穆容汉所在的侦察连当时和“渡总”二大队驻扎一处，互有协助，因此，两人之间职务虽然差着一大截，却是熟人。 熟人异地邂逅，自然要聊几句。当下，何市长就招呼穆容汉上车，问了问情况，得知穆容汉准备去松江军分区，马上说，那你还不如跟我去镇江工作。穆容汉说我不想离开部队，我还要拿枪，还要打仗。何冰皓说你到镇江军管会干，还穿军装，还能拿枪。穆容汉动了心。何冰皓生怕小伙子变卦，说我马上让人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镇江，下午和我一起回镇江就是。 到了镇江，穆容汉方知被何市长“忽悠”了。到军管会工作不假，不过是军管会公安部——就是市政府下辖的市公安局，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穿军装也没错，不过所佩的那块胸章布上却盖着“公安”字样的印章；枪也佩着，可是否用得上比较难说。市公安局并未立刻安排他的工作，而是让他先熟悉一下情况，着重是治安这一块。穆容汉于是判断自己以后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干刑事侦查了，当时公安的侦查称为“侦察”，领导八成认为跟部队的军事侦察是一码事儿。 到了这一步，也就只有这样走下去了。穆容汉有了干刑警的思想准备。那时候实行的是“大治安”模式，刑侦属于治安管，穆容汉就天天跑城中、沿江、大西路、小码头四个分局及车站派出所，半个多月下来，跟各单位的刑警刚混了个脸儿熟，任务就下达了。 从5月30日开始，到穆容汉接受这项任务的当天即10月9日，镇江市公安局和下属四个分局以及各分局辖管的十二个派出所，一共收到指控目标为同一人的三十七封检举信。被检举人的名字一看就是江湖名号，唤作“九头鼠”，真名不详。如果检举内容属实的话，这人的事儿可真不少，杀人、放火、抢劫、盗窃、强奸、诈骗一样不缺。按照当时的规定，初解放的城市对于这种被检举对象不直接涉及政治、不是正在危害社会治安或者正在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律作为历史悬案处理，派出所、分局在收到此类检举信后，每周一次交往市局，由市局治安部门统一登记保管。因此，这些由各分局、派出所交上来的检举“九头鼠”的信函，连同市局直接收到的共三十七封都由市局治安科保管着。 这天，领导找穆容汉谈话，把这些检举信交给他，说小穆同志你把这些信看一下，设法查清楚这个“九头鼠”究竟是谁、现在何处、是否犯下了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当时穆容汉还没有具体分派工作，也不挂靠在哪个部门，治安科也好，刑警队也好，都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连办公桌也没有一张。接受任务后，他拿着那个装了三十七封检举信的鼓鼓囊囊的牛皮纸卷宗袋全局各处转悠，总算在食堂后院的杂物间找到块地方，就地取材，用木板、砖头搭起一张办公桌。料理定当，就开始看信。三十七封信件看完，下班时间已到。 回到宿舍，穆容汉把这些检举信的内容分门别类罗列在工作手册上，梳理下来，发现这些信件虽然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内容大致相同：都举报“九头鼠”是江洋大盗，其中有一封信提到“九头鼠”犯案的地点是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水面上，系一名江匪。 穆容汉研究了一阵，觉得有三个问题尚不能弄懂：一是所有检举信都称被检举人为“九头鼠”，没有一封提及其真实姓名；二是每封检举信上都说“九头鼠”罪大恶极，却没有一封提及具体的作案时间地点，而是用了一些很含糊的字眼如“抗战时”、“七八年前”等，更没有说明被害人是谁、作案后果如何。严格地说，检举信上只是罗列了“九头鼠”的罪名，而不是罪行；三是这些信函大多没有提到“九头鼠”藏身何地，少数几封提到的，也十分笼统，只说是藏身于镇江市内，却没有具体地址。 穆容汉认为，这么含糊的线索，领导却让他试着调查，看来这是让他练练手，同时借此检验穆容汉的工作能力，以便接下来给他安排具体工作岗位时好有个参考。毕竟他是华野九纵直属侦察连指导员，这个职位是正营级啊，不能像对待寻常大头兵那样随随便便打发的。这样想着，穆容汉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查到“九头鼠”的下落，还要查清他是否犯过检举信中所说的那些罪行。 怀着这样的念头，穆容汉在孤灯下继续翻阅这些检举信，快到半夜的时候，竟然让他发现了一个之前肯定没有人注意到的特点：这三十七封信件中，有九封信明显与众不同，字写得漂亮不说，措词也很得体，写作者应该读过私塾。再仔细看，这九封信所用的信纸、信封各不相同，有的比较规范，有的就是随手找张纸糊的信封。穆容汉终于意识到，这九封信可能是街头测字先生之类的人代书的。 次日，10月10日，穆容汉骑了辆自行车奔波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那九封检举信的代书人。九封检举信出自九人之手，其中三人是街头的测字先生，六人是在邮局门口设摊专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先生。穆容汉跟他们聊下来，原先弄不明白的问题又增加了一个：这九封检举信的委托者竟是同一人！那是一个年约四十的中年女人，体态微胖，烫发，看上去应该是个老板娘之类的角色；从5月到9月这五个月中，她轮流找他们代写这些检举信，说辞也如出一辙，无非是要检举一个旧社会的恶棍，自己不识字，又不敢去派出所直接检举云云。 至于那个女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从事何种职业等等，九位先生都说不上来。那个女人口述检举信内容后，待在旁边看着他们把信写完，听他们读一遍，把信纸放入已经写好公安局或者派出所地址的信封，付了钞票便道谢而去。只有寿邱邮电局门口的那位戴老先生回忆起一个细节，说他在书写时，那个女人在旁边看着，根据其看信纸时的表情推测，她似乎不是文盲；写完后给她读时，她也听得心不在焉。 这个调查结果反倒使穆容汉糊涂了，对于那个女人的举止感到大惑不解。按照正常的调查路数，穆容汉应该继续追查这个烫发女人。可是他此刻单枪匹马，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调查，只得先把烫发女人放在一边，改查“九头鼠”。 “九头鼠”的线索该怎么调查？穆容汉寻思，俗话说“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如果“九头鼠”这厮真如检举信中所说的那副德行的话，黑道上应该是知晓此人的。那么，该如何去找黑道上的家伙呢？这个倒不难，公安局看守所就关押着成群结队的江洋大盗、地痞流氓、土匪恶霸、帮会骨干。 从10月11日开始，穆容汉就去看守所调查“九头鼠”的线索。以前搞敌工工作时，穆容汉经常深入敌后跟地方上的帮会人士打交道，知道江湖规矩，现在他去看守所找这些人调查，搞的是“怀柔政策”，不但态度和蔼，还给对方递烟，弄得那班看守员大眼瞪小眼，却不敢吭声，毕竟穆容汉的级别摆在那里，看守所长也比他低半级哩。穆容汉在看守所泡了整整—个星期，一共找了三十多个对象聊天，顺便了解了江苏一带的黑道情况，记了两个本子。可是，“九头鼠”的情况却没了解到多少。 谈话对象中有七八位听说过江湖上有这么一个主儿，曾经在安徽、江苏交界处的长江江面上作案。抗战爆发后，“九头鼠”金盆洗手，来到镇江做生意。至于做的是什么生意，那就众说纷纭了。有说是从事水产经纪，有说是地货掮客，有说是棕绳厂老板，还有说他跟人合伙经营棺材店并参股竹行。那么，“九头鼠”的大名叫什么呢？这个却又奇怪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而且也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他！ 这样，穆容汉就得向上述在押黑道人犯所说的行业调查了。反正目前“九头鼠”被检举的那些事儿尚未立案，领导让穆容汉调查也没有规定期限，他可以从容进行，正好借机熟悉当地情况。之后数日，穆容汉对水产、地货、制绳、竹木等行业进行了调查。先是跑了行业公会（即如今的行业协会），公会方面都挺认真地给查了登记资料，可因为只有“九头鼠”这么个绰号，所以都是白查。 穆容汉只好骑车全城走访，凡是水产行、地货行、绳索店、竹行、棺材店，看到一家问一家。两天转下来，最后终于从“大新鱼行”老板金大新那里打听到镇江地面上确有一个绰号“九头鼠”的水产经纪人，金大新曾跟其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 此人姓黄，业内称其“黄老板”，是个大高个子，四十来岁，鼻梁右侧有一颗黄豆大的黑痣。像金大新这样开鱼行的，每天都须大清早前往长江码头进货，那些渔船夜晚捕捞，所获鲜鱼活虾江蟹都是靠岸即售。不过，按照行规，渔船与鱼行是不能直接交易的，必须通过经纪人方能成交。经纪人是有组织的，唤作“水产经纪公会”，每天的交易价格由经纪公会制定，具体交易金额则由经纪人根据水产质量作价，不能更改。因此，鱼行老板对经纪人都很客气。每个经纪人包揽若干鱼行老板和贩子，称为下家，下家为巴结经纪人，隔三差五要轮流做东请经纪人吃饭，金大新和“九头鼠”黄老板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至于“九头鼠”之说，是一次金大新请黄老板吃饭时，对方喝多了老酒信口吐露的。原话金大新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说到钱塘江地面上的几个著名地痞时，黄老板脸露不屑：“那几个算什么东西？想我黄某当年在江湖上可是有名号的，道上朋友叫我‘九头鼠’！” 穆容汉的调查总算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10月21日清晨四点，穆容汉就赶到了长江边上的水产码头，那里已是一片喧腾，稍带寒意且夹杂着鱼腥味的潮湿空气扑鼻而来，惹得他连打了一串喷嚏。穆容汉去了码头一侧的水产经纪公会交易管理办公室，那里有两个四五十岁的男子坐着，他们是现场办公人员，负责当天水产交易定价并解决交易时发生的纠纷。纠纷是一年到头也发生不了几起的，价格早在交易前就已定好，所以那二位很是悠闲，面前沏了花茶，手里捧着白铜水烟筒，“呼噜呼噜”正抽得欢。见穆容汉亮出了市军管会的证件，二位立马起身。穆容汉直截了当说明来意。两人不知“九头鼠”其名，但听说“姓黄、高个子、四十来岁、鼻梁右侧有一黑痣”的特征后，马上反应过来，说有这个经纪人，名叫黄继仕，不过镇江解放后已经辞职回家赋闲了。 那么，他家住哪里呢？那二位随即从旁边的木橱里拿出公会的经纪人名册，一翻就着——大西路鲜荷巷73号。 穆容汉抄下地址拔腿便走，他要趁热打铁直接找到黄继仕，将其请至派出所当面了解。可是，穆容汉没有料到，他的行动竟然慢了若干小时！ 二、“九头鼠”被杀大西路鲜荷巷属于镇江市公安局大西路分局镇屏派出所的管段，从码头骑自行车过去不算太远。这时天色未明，路灯还亮着。穆容汉寻思这当儿如若直接去黄继仕家的话，稍微早了些，还是先去镇屏派出所待一会儿。这毕竟不是抓捕，而是传讯，没有必要搞得如此紧张。 镇屏派出所值夜班的三位民警还没下班，领头的是副所长小马。小马是山东莱阳人，二十岁，店员出身，系地下团员。解放军南下准备渡江战役前，当地号召青年积极分子报名参加南下干部团。小马报了名，被分派在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跟着大队长何冰皓接管镇江，被组织上任命为镇屏派出所副所长。穆容汉所在的九纵侦察连曾和渡江南下总队第二大队一起驻扎过一段时间，所以认识小马。小马见穆容汉大清早突然到访，还以为市局有紧急任务，听他说了来意，笑着说不着急，吃了早饭再传讯嫌疑人也不晚，遂让一起值班的警察小张去买大饼油条和豆浆。小张出门后，小马又让另一位警察老洪找出黄继仕的户籍材料，向穆容汉介绍此人的情况。 其实，老洪根本不用看户籍材料就能说得很详细，因为他是黄继仕的邻居。老洪是鲜荷巷的老住户，他家在那条古老的巷子里已经住了三代。他告诉穆容汉，他的祖父当年是清朝的五品官员，叔祖父则是当时镇江有名的商人，以前鲜荷巷的半条巷子都是他家的房产。辛亥革命后，洪氏家族家道败落，房产大量出售，最后只剩下门对门的两套小院落由老洪家和其堂兄家住着。黄继仕住的那个小院就是其已故岳父黄准廷从洪家买下来的。 黄准廷是镇江有名的酱园老板，在其独生女儿黄彩芸二十岁时，黄准廷买下了鲜荷巷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住所。不久，黄彩芸被镇江教会医院的一位湖北籍药剂师看中，央人说媒。可黄准廷就这一个女儿，非要招上门女婿。那个药剂师一口答应。此后，这对夫妻就在鲜荷巷安了家。第二年，黄彩芸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又生了个儿子，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不料，在结婚的第五年，药剂师患上了痨病，医治无效，一命呜呼。 黄彩芸成了寡妇，领着一对儿女住在鲜荷巷。由于其父的实力，她虽然无业，日子照样过得滋润。黄彩芸守寡守了整整十年，到了1940年她三十五岁时，酱园老板发话了，让女儿考虑再婚。这是因为当时黄家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黄彩芸的母亲已于三年前因病去世，而黄准廷这年已经年届六旬，不久前查出患了严重的肾病，估计时日无多。所以，他要给女儿找一个归宿。于是，黄彩芸开始托媒婆张罗对象，还是老规矩——男方必须是倒插门；另外还有一个新规矩，男方得改姓黄。 第一条倒是好办，可这第二条就需要商榷了。而黄彩芸呢，仗着自己的“财”、“貌”两大优势，寸步不让，非得满足这两个条件方才可以考虑。这样一来，尽管几个媒婆都是巧舌如簧，具有把一摊狗屎说得花团锦簇的本领，可是人家男方不愿意改姓，那也没办法。后来，总算有一个男子愿意接受黄彩芸的条件。对方是安徽人，未婚单身，从事的行当是水产经纪。双方一见面，黄彩芸对男方的年龄、相貌、谈吐都颇满意，这门婚事就定下来了。 不过，男方也有条件，那就是不愿意张扬，不按当时流行的规矩登报，也不希望大摆筵席，在家里置办两桌酒席请请女方亲朋好友即可。这倒也符合女方的想法，双方一拍即合。1940年10月29日，二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原名钟继仕易姓为黄继仕的水产经纪人就成为黄彩芸的第二任丈夫。 镇江当时处于日伪政权统治下，对居民户口卡得甚严，规定从外地来镇江居住的居民在半年内属于“寄籍”，也就是临时户口，良民证的颜色也跟本地居民的不一样，“寄籍”满半年后方可转为“本籍”即本埠户口。当时，老洪已经是日伪警察所的一等警士了，他是读到初二辍学的，在那个年月算是有文化的人，因此成为了伪警察分局的户籍警。黄继仕入赘后没几天，黄彩芸就找老洪请其相帮给丈夫办理户口。老洪记得当时黄继仕出示的材料是：一份安徽省无为县无城镇警察局的户口证明，还是抗战前一年的，黄继仕解释说那年他离开家乡后就再也没回去过；另一份是伪镇江市商会控制下的水产经纪人公会出具的关于黄继仕从事职业的证明；还有一份则是镇江县甘露镇警察所的户籍证明，表明黄继仕其时已是该镇的本籍居民。按照规定，老洪须对这三份材料予以核实。安徽无为县当然是去不成的，可以免查，不过水产经纪人公会和甘露镇还得跑一跑。但因为黄彩芸催得紧，而老洪的老婆正好生头胎儿子，家里事儿也多，也就把这道手续省略了，直接办理了钟继仕改名为黄继仕并落户鲜荷巷73号黄彩芸家的手续，稍后，又为黄继仕办理了良民证。为此，黄彩芸还送给老洪两条哈德门香烟。 两人结婚后，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1944年，黄彩芸又生了一个男孩儿。黄继仕一直在水产码头干经纪人，另外听说他还曾投资过其他行业，但估计并没有获得丰厚利润。以老洪的警察身份，如果黄继仕的投资获利颇丰或者铩羽而归，坊间的传言肯定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么，为什么镇江解放后黄继仕就啥都不干，连原本做得好好的水产经纪人也不做了呢？老洪说这个问题他在查户口时曾当面问过黄继仕，对方的解释是患了气喘病。干水产经纪人得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赶到码头，露天作业，还得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一个早市少说也得对二三十条渔船进行看货、查验、定价，寒气、湿气他实在受不了。这么些年干下来，加上以前在其他行业上的投资所获，黄继仕手头也有些积蓄了，另外，黄彩芸也再三再四地阻拦他继续干下去，所以最终决定赋闲回家。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居民气喘吁吁地奔进派出所：“不……不好了……杀人了！” 老洪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在鲜荷巷的邻居赵有才，便递过一杯水，说老赵你别着急，喝点儿水，把气喘匀些再说也不迟。赵有才喝了两口水，一说情况，穆容汉惊得差点儿从椅子上蹦起来——黄继仕让人杀了！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一周后的5月1日，黄继仕突然决定辞去水产经纪人公会的差使。从此，他基本不出门，终日在家待着。他的生活内容倒还真的属于标准的赋闲：从早到晚无非是打太极拳、练气功、饮茶喝酒、浇花莳草、摆弄盆景、看报纸、听收音机，再不就是写字画画。这样到了9月底，有桩事儿打乱了黄继仕平稳的生活节奏。 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凡是已经解放的城市都要在当天组织群众收听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以及在当地主要街区游行庆祝，有条件的城市还须燃放焰火增添喜庆气氛。镇江市其时已经结束了其作为江苏省城的历史，只是苏南行署下面的一个市，条件比较差，不可能放焰火，但集会游行肯定是少不了的。集会游行不能空着两只手前往，每个队列前得有宣传牌、横幅，每个人的手里都得有一面长方形的彩色小纸旗，上面须写上标语口号。当时文化人普遍缺乏，鲜荷巷居委会人手不够，有人想到了黄继仕。于是，居委会大妈登门邀请，却被黄继仕婉言拒绝。 居委会主任老沈只得亲自出马。老沈是新四军出身，当年新四军开辟茅山根据地时，他作为热血青年冲破日伪的封锁线前往投军，曾当过王必成的警卫员。两年后负伤，疏散至苏州养伤，伤愈后一条腿落下残疾，遂留在苏州，直至镇江解放后方才返回。当时像他这种经历的人是颇受大家敬重的，所以，老沈一出马，黄继仕便只有遵命了。 黄继仕原以为给居委会做好这桩事儿就结束了，可是当时这种情况层出不穷，执政党推出的政策、发动的运动都是要大力向群众进行宣传的。黄继仕既然显露了他那手不错的书法，以及还看得过去的绘画，那就算是在老沈等人的脑子里挂上号了。庆祝开国大典的活儿刚干完，“支援前线，解放大西南”的宣传活动随即开始。这回，不用老沈登门了，就来个小青年积极分子捎个话就行了，通知黄继仕去区政府参加宣传活动。这下，黄继仕可就忙开了，两个多星期里，天天早出晚归，有时忙到半夜，干脆就住在区政府了。 对于黄彩芸来说，丈夫被人民政府“抓差”纯属无奈，尽管她心有微词，可是不便开口。新中国成立后，像她这种剥削阶级出身的只有低眉顺眼的份儿。昨天，黄继仕上午八点多出门，说是去区政府相帮布置礼堂，另外还要为庆祝广州解放举行的大游行准备横幅、标语，所以可能回来得晚一些，如果忙得太晚，也有可能就住在区政府了。因此，当晚丈夫没回家，黄彩芸也没当回事。今天清晨，黄彩芸和三个子女还在睡梦中时，忽然被一阵擂门声惊醒。她急忙披衣起床，疾步出屋，还在院子里就高声问外面是谁。 外面回答：“黄家嫂子，不好啦！你家先生被人杀了！” 黄彩芸大惊，开门一看，映入她眼帘的是浑身是血倒在门口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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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0 00: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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