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1938 年底回到美国后，卡尔逊详细梳理了他的中国笔记和感想，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对中日战争的进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于1940 年出版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对战后将出现的新中国表达了乐观的期待，同时也准确地预见到了日本将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位与中国人民一起生活，一起行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关于中国为了生存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幕后故事”。与此同时，卡尔逊还撰写了一本题为《中国军队的组织与作战能力》的小册子，介绍国民党军队、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运作方式。 为了能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不受官方身份和成见的束缚，卡尔逊在1938 年十月由汉口飞往重庆的途中，就已经决定正式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情报处递交退役申请。“一种紧迫的责任感让我别无选择。”他觉得只有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才有可能公开地把自己观察到的、有别于美国政府立场的真实情况讲出来，让美国公众认识到，“如果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国家不再向日本提供钢铁和石油等战争必需品，那么中国是有能力、也有意愿来阻止日本的称霸欲望的。” 这年七月，在河北南宫，卡尔逊见到了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当邓小平告诉他日本人此前一年从国外购买的军事原料一半以上来自美国时，卡尔逊大吃一惊，同时也深感痛苦：“我没法相信美国人会故意为我这一年所目睹的屠杀和残暴助纣为虐。”尽管他很早就意识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往往是为大财团利益服务的，但在中国人的质疑面前，处在他的位置上，又常常不得不言不由衷地为民主体制的正当性辩护。当他毅然决定退役，无异于公开背离美国军方和外交系统的正统，也就决定了卡尔逊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在美国所遭受的政治排挤和坎坷，尽管他后来为美军在南太平洋的梅金岛、瓜达尔岛击败日军屡建奇功。 三 照耀中国的双星，在卡尔逊看来，是国共两党，更具体地说，是两党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他很清楚国民党政治上保守专制，党内帮派林立，同时又等级森严，尾大不掉，但他赞赏其对西方文化和科技的接受，认可国民党现代化的努力，以及它是执政党这样一个事实。在共产党人那里，卡尔逊感受到的则是一种蓬勃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八路军官兵之间的同志关系，相互的友爱，坦率和真挚让他觉得耳目一新，完全不同于他在老派中国人那里常常看到的“避重就轻，拖拖拉拉和表里不一”。1938 年三月在汉口，卡尔逊应邀到行政院长孔祥熙家里午宴，席间还有冯玉祥、何应钦、陈公博等高官。“跟这些料理国家大事的人聊着天，我无法不把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八路军高度的自我戒律相对照。这两类不同的领导人无疑都是爱国者，但他们的理念却完全相反。” 这个对比，更明显地体现在卡尔逊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印象里。也是在1938 年的三月，卡尔逊在汉口拜会了蒋介石，发现比起1929 年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苍老多了，头发也白了一大片，但其神态更轩昂，更自信，给人感觉更成熟老练。从他那镇定、几乎是直勾勾的眼神里，卡尔逊看到了“智慧，忠诚和不屈不挠”。但这次会面变成了客人谈他的山西之行为主，主人只偶尔提一两个问题，很少发表意见，也不流露喜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委员长脸上的表情让人无法捉摸。”五个月后，还是在汉口，他们再度会面，蒋介石这次略显疲惫（其官邸刚被敌机击中），头发花白得更多了，但精神依然很好。这次也还是卡尔逊大谈他最近的晋察冀观感，尤其是毛泽东对战后中国的设想，并直接询问了蒋介石的想法，得到的却是三个字的回答：“差不多”。 卡尔逊于1938 年五月在延安见到毛泽东，虽然也有两次，但两人的谈话主要是在第一次见面时进行。那是一个夜晚，卡尔逊被带到毛泽东的住处，房间里点着一支蜡烛。“当我走进去时，迎面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有着狮子一样的头额，宽阔的头颅上一丛浓密漆黑的头发，左右分开，很随意地向后拢过去。他和蔼的眼光若有所思的打量着我，脸上的神色让人想起善于梦想的人。”相对于蒋介石的冷峻矜持，毛泽东让卡尔逊感到温暖和亲切。“淡淡的烛光，极其朴素的房内设置—一铺炕，一张木桌，和几排书架，也许最重要的是毛本人的超然气质，使整个场面有一种超尘脱俗的性质。” 正是在这样一种催人遐思的氛围里，毛泽东和卡尔逊兴致勃勃地抽烟喝茶，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他们讨论了眼前的战争，欧美的政局，政治理论的变迁，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什么才是一个成功的世界性组织。毛泽东还具体谈到了山西在抗日中的战略意义，预见了英国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姑息，以及苏俄与美国围攻日本的可能。在谈到战后中国的重建时，卡尔逊听到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希望目前跟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组成两党政府来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认为国家应该拥有银行、矿藏和交通。应该发展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组成的合作社，同时我们也鼓励私人企业。” 在这两个政治巨人之间，卡尔逊显然觉得毛泽东更随和亲近，也更有想象和雄心。通宵达旦的长谈，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谦逊，亲和，寂寞的天才，在黑夜里不倦地操劳，为他的人民谋求一种和平与公正的生活”。 对卡尔逊来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与国民党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这样一种对公正和平等的追求，因此他把延安看作是中国“开明政治 (liberalism) 的源头”，其目标是建立公正的社会和经济制度，认可每个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则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走群众路线。他深知众多的国民党官员属于上层阶级，害怕民众，“如果人民发动起来，开口说话，在与自身相关的事务中发出声音，那么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员们就很有可能失去其地位和特权。”1938 年在汉口的卡尔逊，或者说1940 年在纽约出版《中国的双星》的卡尔逊，仍然相信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会通过淳淳教诲和以身作则来改造国民党，但这将是一个需要耐心、漫长而耗时的过程。 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显然没有给蒋介石留下这种时间上的余裕，卡尔逊不久便不得不见证他眼中双星之一的坠落。抗战结束，国共之争白热化之际，他明确预言中国共产党将赢得人心和内战，因而竭力反对美国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卡尔逊的预言基于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八年抗战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政治生活，全民动员让中国民众有了新的政治诉求，而在这过程中，积极提倡和推动新的民主诉求和实践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四 《中国的双星》是一部应该与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相提并论的历史文本。斯诺1928 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卡尔逊就在上海跟他见面并认识；1937 年《红星照耀着中国》出版之后，卡尔逊是对此深感兴趣的首批读者之一，并且因此而萌生了进一步观察共产党军队的想法。上海淞沪抗战后期，他向比自己小了近十岁的斯诺打听是否有可能到八路军控制的西北地区去访问，斯诺肯定地告诉他，八路军会欢迎他去考察的。他接着还说，八路军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们谦虚，真诚，言行一致。斯诺的描述，深深地影响了卡尔逊对八路军的期待。 而卡尔逊的叙述，可以说是对《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有意扩展和补充，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庞杂，覆盖面也更为广泛，为我们了解抗战初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军事和文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书中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历史人物，卡尔逊常常以简练传神的笔划勾勒出来，使其跃然纸上。例如1938 年三月的一个晚上，在汉口，卡尔逊和周恩来、史沫特莱等人一起晚餐。饭后议论时事，记者出身的史沫特莱大骂某些外国记者在报道中罔顾事实。“周恩来这时眼睛望着远处，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番措辞激烈的抨击。但很快他就直起身子，习惯性地把胳膊架在桌子上，两手托着下巴，平静地说道：‘如果记者发表的都是关于时事的准确报道，那还要历史学家做什么’。” 此外，书中也有许多别具一格的观感，平实动人的描述。1937 年十一月底的感恩节，卡尔逊是在南京美国大使馆过的，正吃着用来替代火鸡的鹅肉时，日军来空袭了，于是一行人便跑到屋顶去看个究竟。他注意到日本人使用的是横向爆破的炸弹，炸开的弹片也是轻小型的，显然是为了提高杀伤力，而不像此前使用的重型炸弹，爆炸后的碎片和烟雾成抛物状腾起，对建筑物的破坏更大。 第二天晚上，卡尔森跟着熙熙攘攘的难民和伤员登上了一条驶往汉口的轮船，昏暗中缓缓驶过停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该炮艇于十二月12日被日军击沉）和一排排渔船。“回望南边，城墙上的城垛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夜幕里。这些城墙见证了多少世事沧桑。在这里，一个中国人奠定了明朝的京都，不到一百年前，也是在这里，签订了第一个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再后来，这些城墙落到南方打过来的狂热的太平叛军手里，他们也定都于此。不久，还是这些城墙，将被一个外来帝国的士兵们看守。但我觉得这一幕只会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将来有一天，那些城墙环绕着的将是世界强国中国的首都。” 两个多星期后的十二月10 号，卡尔逊在西安登上了去潼关的火车，由八位八路军战士陪同，前往八路军在山西的根据地。他们一行乘坐的是拥挤不堪的三等车厢，卡尔逊很清楚这是战乱时期，但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数百年间人们都在为了生存而奋斗，因此每一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培养出了这样一个习惯，那就是各顾各的。而且这种只为个人的本能大家都认可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某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给大家造成不便时，人们会如此忍让。” 正是因为经历了这种混乱无序的场面，所以卡尔逊对军纪严明的八路军，对八路军战士的坚定信仰，以及根据地民众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深感敬佩。尤其在朱德总司令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他是如此无私，善良，耐心，而他的判断又是如此地深刻。”
| 
发表于 2018-8-16 14:11:19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