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回忆与思考——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老八路

　　丘吉尔快要离开波茨坦的时候，曾在他住的别墅里举行招待会。苏联方面应邀出席的有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和我。美国方面出席的有总统杜鲁门、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总参谋长马歇尔五星上将。在场的英国人有亚历山大元帅、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等。
　　在波茨坦会议前，我跟丘吉尔只在莫斯科短短地见过一次面，没有谈过话。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对我非常注意，向我询问了一些交战的情况。
　　他还问到我对英军统帅部的评价，以及对同盟国远征军在西德进行的各次战役的看法。我高度评价了通过英吉利海峡的登陆战役，这使他感到高兴。
　　“但是我要使你感到不快，丘吉尔先生，”我接着说道。
　　“怎么呢?”丘吉尔警觉地问道。
　　“我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如果不是德军统帅部对情况判断错误的话，盟军登陆后的进展可能大大地减慢。”
　　丘吉尔对此未表示任何不同的意见。看来，他不愿意深谈这个话题。
　　在招待会上，第一个讲话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他指出了苏联对击败法西斯德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建议为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斯大林干第一杯酒。
　　斯大林则提议为丘吉尔干杯，说他在英国极困难的战争年代里，肩负起了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的领导责任，并胜利地完成了自己担负的重大任务。
　　十分出人意外，丘吉尔忽然举杯向我祝酒。我别无他法，只好也向他祝了酒。当我感谢丘吉尔对我表示的殷勤盛意时，我竟不自觉地把他称为“同志”。马上我就觉察到了В·М·莫洛托夫那困惑莫解的目光，自己也有些发窘。于是我便随机应变，举杯祝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战友(在俄语中，战友的第一个词与同志一词相同。——译者注)和盟友——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军队的士兵、军官和将军们，所取得的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这样，我便不再有什么错误了。
　　当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儿时，他和在场的人都为我这样快就得到了丘吉尔这位“同志”而发笑。
　　从7月28日起，新当选为英国首相的工党领袖艾德里，代替丘吉尔担任了英国代表团团长。
　　与丘吉尔不同，艾德里表现得比较审慎，然而他奉行与丘吉尔同样的政治路线，对旧的保守党政府的政策未作任何修改。
　　在会议过程中，斯大林还审查并决定了我向他报告的有关德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例如，他批准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在波罗的海沿岸组织捕鱼”决定。原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应在1945年下半年捕获21，000吨鱼。
　　应当指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定，因为德国东部的牲畜总头数在苏军占领以前已大大减少，供给鱼类对德国居民的经济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斯大林在动身返回莫斯科以前，曾详细了解了将军队撤回苏联的计划，以及从德国遣返苏联公民的进程。他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苏联人得以尽快返回祖国。
　　波茨坦会议一闭幕，斯大林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就对德管制委员会内如何贯彻会议决议的问题，给我们作了指示。
　　为了拟制出分配法西斯德国舰船的决议，设立了一个三国委员会。代表苏联参加的是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英国的全权代表是约翰·迈尔斯和巴勒海军上将，美国的全权代表是金海军上将。
　　Г·И·列夫琴科海军上将做了大量工作，以促使各盟国履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的条文。他曾以坚定的立场就此问题同蒙哥马利元帅、巴勒海军上将和艾森豪威尔作过多次谈话，后来还要求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讨论。问题终于获得解决，苏联总共得到656艘军舰和各类运输船只。其中大部分不需修理就可使用。
　　波茨坦会议虽然存在着无法避免的争论和分歧，然而总的说来，它体现了各大强国(这些强国的政策在战后影响极大)要求奠定合作基础的愿望。
　　这一切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及会议闭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对管制委员会各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起了作用。在管制委员会里，苏联代表竭力履行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的美国和英国同僚在会议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同样也遵守了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义务。
　　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气氛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伦敦外长会议上的分歧，成了改变方向的重大推动力。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的反苏演说，对此更起了特别的促进作用。管制委员会的美英两国负责人，象接到了统一的口令一样，在一切问题上都变得难以商量了，而且在一切原则问题上，他们都开始蛮横地阻挠波茨坦决议的贯彻。
　　从管制委员会成立起，在我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柯尼格之间，以及在我的副手В·Д·索科洛夫斯基和克莱、罗伯逊之间建立起来的良好相互关系，越来越暗淡。要寻找解决争执问题的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在讨论下列主要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这些问题是：在英美占领区内消除德国军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潜力，解除德军部队的武装，在英美占领区内坚决根除法西斯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纳粹团体。显然，我们的西方军事同僚受领了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是以美英帝国主义集团敌视苏联的政策为依据的。
　　经多次调查，我们查明，英国人不顾我们的抗议，在其占领区内仍继续保留着德军部队。于是，我不得不向管制委员会递交关于在英国占领区内存在前希特勒军队的有组织的部队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根据1945年6月5日签署的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以及波茨坦会议有关德国的决议：
　　——德国的或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军、空军、防空部队、海军、党卫军、冲锋队和秘密警察，以及其他一切武装力量或拥有武器的辅助组织，不管其位于何处，均应彻底解除武装……
　　——德国所有的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冲锋队、自卫军、秘密警察及其全部机构、司令部和各种组织，连同总参谋部、军官团、后备队、军事学校、退伍军人之一切组织，和其他一切军事、半军事团体，以及用以继续保持德国军事传统之俱乐部和协会等，均应完全彻底废除，以永远禁止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复活或改组……
　　然而根据苏军统帅部掌握的情报和外国报刊的材料，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仍然保存着德国武装力量，德国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德国的缪列尔集团军群改名为诺尔德集团军群后，迄今仍然存在。该集团军群设有野战指挥部和司令部。司令部下设作战处、侦察处、军需处、军官团、汽车运输处和卫生部门。
　　诺尔德集团军群拥有陆军、空军和防空兵的兵团和部队。它编有什托克豪生和维特霍弗两个军群，每个军群的兵力均在10万人以上。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建立了5个军一级的德国军区，每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指挥部和勤务部门。这几个军区的指挥部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除上述各德国军区外，还在下列城镇建立了25个区、县一级的德国军队的警备司令部。这些城镇是：平涅贝克，泽格贝克，吕贝克，劳恩堡，伊德尔津，黑格尔基亨，贝临什德特，伊策霍，石勒苏益格，埃肯弗尔德，胡祖姆，韦斯特兰，文堡，海本，马尔涅，维舍尔尤伦，汉施德茨，美尔多尔弗和阿耳贝尔斯多尔弗。
　　英占区的德国空军组成了空军第2军区。它编有防空兵团(高射炮兵第18师)、轰炸机中队、歼击机中队、强击机中队和近距离侦察机群。空军第2军区的司令部，类似战时空军集团军的司令部。
　　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的德国武装力量，拥有5个团以上的通信兵部队，并拥有坦克部队和广泛的军事医院网。德国海军现在称为扫雷勤务部队，设有司令部，并编有护卫舰艇总队和区舰队。
　　除上述德国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外，在石勒苏英格—荷尔斯泰因省还有近百万处于非战俘状态的德国士兵和军官，正在从事战斗训练。
　　上面列举的一切陆、海、空军的部队、兵团和勤务部门，均按军队标准得到各类给养供应。其人员配带有识别符号和军事勋章，并享受薪金照付的休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德国的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德国陆、海、空三军的领导机构以及陆、海、空三军和防空兵的兵团、部队和勤务部门，这是不能以英军占领区的任何特殊情况作解释的。
　　在英军占领区内保留着：
　　——德国诺尔德集团军群；
　　——什托克豪生军群；
　　——维特霍弗军群；
　　——空军第2军区；
　　——位于哈莫尔、伊策霍、新明斯特—伦茨堡、弗伦斯堡和汉堡的各军区指挥部；
　　——25个区县一级的军事警备司令部；
　　——通信兵部队；
　　——坦克分队；
　　这是同波茨坦会议决议和关于击败德国的宣言相矛盾的。
　　苏军统帅部认为有必要要求管制委员会派遣专门小组前往英军占领区，以便就地了解解除德军武装和解散德军工作的实施情况。”
　　当在管制委员会讨论苏联的上述备忘录时，蒙哥马利在事实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在英军占领区内的确存在着似乎是在“等待解散”或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有组织的德军部队。
　　他企图将这一切解释成是，在解散德国士兵肘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
　　我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还了解到，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
　　后来，在管制委员会1945年儿月份的会议上，蒙哥马利曾就此问题说道：
　　“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所奉行的路线与我的美国同僚所奉行的路线有什么差别的话，我是会感到惊讶的，因为我们奉行的路线从一开始就是由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联军统帅部制定的。”
　　于是，一切都变得十分清楚了。当丘吉尔代表英国承担义务立即并永远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并废除德国国防军的时候，他同时又给军队统帅部下达了秘密命令，要他们保留原希特勒军队的武器和部队，作为为长远的反苏目的而重建西德军队的基础。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和艾森豪威尔本人原来是知道这一切情况的。我不想隐瞒，当时这曾使我感到不快，并改变了我最初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要我采取另一种态度，显然是不可能的……

老八路

　　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同我谈起过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一事。我建议邀请他于8月12日苏联体育节时访问莫斯科。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斯大林命令向华盛顿发出正式邀请。邀请电文中说，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时，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也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将不以国家政治活动家，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军事活动家的身分被邀请访问苏联。
　　既然他是我的正式客人，我就不得不同他一起前往莫斯科，并陪同他访问列宁格勒和一起返回柏林。
　　随艾森豪威尔一同访问的，有他的副手克莱将军，以及戴维斯将军、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艾森豪威尔中尉和德莱中士。在访问过程中，我们曾交谈过许多问题。据我的感觉，当时艾森豪威尔的言谈是坦率的。
　　我很想了解盟国欧洲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实际活动。
　　“1941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叙述说，“当法西斯德国进犯苏联，而日本又在太平洋地区显露出侵略意图时，美国的武装力量扩大到了150万人。
　　1941年12月日本对珍珠港的军事进攻，使我国军事当局和政界的大多数人感到意外。
　　我们注视着苏联同德国的战争，难于断定，俄国到底能坚持多久，它能否抵抗得住德军的进攻。当时美国实业界和英国人都为印度的资源、近东的石油，为波斯湾和整个中、近东而十分担心。”
　　从艾森豪威尔上面这一段话可以看出，1942年美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保住它的军事经济地位，而不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从理论上说，美英两国从1941年底就着手制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然而直到1944年以前他们并未下定实际的决心。
　　“我们拒绝英国人从地中海进攻德国的要求，”艾森豪威尔说，“纯粹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其他什么原因。”
　　显然，德国人在英吉利海峡，特别是在法国沿岸地区的抵抗，使同盟国十分害怕；而大肆吹嘘的所谓“大西洋壁垒”更使他们感到极为担心。
　　1942年4月美国就同英国最后商定了从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的计划，然而在这以后，丘吉尔仍竭力企图说服罗斯福同意从地中海进攻德国。据艾森豪威尔的看法，他们在1942—1943年似乎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他们当时对这样大规模的战略性联合战役尚未作好准备。自然，这远不是真实情况。他们是能够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是有意识地拖延，以等待德国武装力量遭到更大的失败和苏联武装力量受到很大削弱。
　　“1944年6月经由英吉利海峡进攻诺曼底之役，开始是比较容易的，后来在沿岸地带也没有遇到德国特别的抵抗。这对我们来说，”艾森豪威尔说道，“简直出乎意外。德国人在该处，并不象他们向全世界所吹嘘的那样，有什么严密的防御。”
　　“那么‘大西洋壁垒’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
　　“任何‘壁垒’根本不存在。只是些一般的堑壕，而且不是绵亘的堑壕。这个‘壁垒’沿线只有不到3，00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每公里平均1门多一点。配备有火炮的钢筋混凝土工事极少，并未构成对我军的障碍。”
　　这里顺便提一下，原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也曾公开承认“大西洋壁垒”的脆弱性：1949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德国当时没有任何防御兵器，来对付在握有绝对制空权的空军掩护下活动的同盟国登陆舰队。”(哈尔德：《领袖希特勒》，慕尼黑，1949年版，第58页。)
　　据艾森豪威尔说，诺曼底登陆的主要困难，不在于德军的抵抗，而在于经过英吉利海峡运送部队和供应。
　　坦白地说，当我1965年看完美国影片“漫长的一天”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困惑不解。这部影片是描写1944年6月盟军经由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登陆这一历史事实的，而影片中的敌人却比实际情况强大得多得多。当然这部影片的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但总得讲点分寸吧!
　　对规模十分巨大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不需要加以虚假的粉饰，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战役的准备和实施是高明的。
　　盟国远征军主力在诺曼底登陆后，直到1944年7月，才遭到德军较大的抵抗，当时德军从法国北部沿海地区调集兵力来对付登陆部队。但德军很快就被占数倍优势的盟国陆、空军所压倒。象苏德战场上那种名副其实的进攻战役，即必须突破纵深梯次配置的肪御、同敌方战役预备队作斗争、抗击反突击，诺曼底的盟军是没有也不可能进行过的，因为其当面不存在德军的大量兵力。
　　美、英军队实施的各次进攻战役，除极个别的情况外，都是克眼敌人的机动防御。据艾森豪威尔说，盟军推进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构筑后方道路和克服不利地形方面的困难。
　　我很想了解1944年底德军在阿登的反攻和盟军在该地的防御措施。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同行者都不怎么愿意谈及这一问题。尽管如此，从他们简略的介绍中仍可看出，德军在阿登的突击，曾使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布莱德雷将军的第12集团军群指挥部感到突然；美国人不能阻止敌人的突击。
　　盟军最高统帅部十分惧怕和担心敌人在阿登采取进一步行动。怀着同样恐惧心情的丘吉尔，于1945年1月6日写信给斯大林。信中说，西战场正进行着艰苦的战斗，盟军由于损失很大和失去主动权而处于困难的境地。
　　由于非常希望苏联方面对此作出迅速的反应，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派特德空军上将亲自将此信送往莫斯科。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是，一旦苏联政府指示苏军迅速转入进攻，希特勒将被迫从西战场撤回突击部队，而将其投到东战场对付苏军。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苏联政府忠于自己作为同盟国的义务，一周之后就在全线展开了规模极其巨大的进攻，从根本上动摇了德军在各个战略方向上的防御，迫使德军在遭受惨重伤亡后，退到奥得河、尼斯河和俄斯特拉发并于春季放弃维也纳和奥地利东南部。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起这次进攻时说道：
　　“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时刻。我们大家心里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特别是当得知苏军的进攻发展十分顺利时，我们的心情更是这样。我们相信，德国人现在再也无法加强其西战场了。”
　　遗憾的是，战后，特别是当残留下来的希特勒将领们和以往战争中我们的盟军的某些著名军事活动家，开始以他们的军事回，忆录充斥书市以后，象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的这种客观的评论越来越少了，而对事实的歪曲和诽谤则越来越多了。过分活跃的人们甚至说什么，不是苏军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促成了美国人在阿登交战中的胜利，而似乎是美国人以此拯救了苏军。
　　我们还谈到了按租借法案供应物资的问题。本来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清楚的。然而战后多年来，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却一直说什么，似乎同盟国提供的武器、物资和粮食对于苏联战胜敌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毫无疑问，战争期间，苏联的确从同盟国那里得到了对国民经济相当重要的机器、设备、物资燃料和粮食。例如美英两国提供了40多万辆汽车，还有大量的火车头、通信器材等。但是难道这一切能对战争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吗?我在前面已谈到过苏联工业在战争年代里所达到的规模，大家都知道，它保障了前线和后方的一切需要。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来重复。
　　关于武器方面，我还可指出，我们根据租借法案从美英两国得到了大约18，000架飞机、11，000多辆坦克这只相当于苏联人民在战争年代用以装备军队的武器总数的百分之四。因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决定性作用。
　　至于英美政府提供的飞机，恕我直言，它们的战斗性能不高，特别是使用汽油的坦克，常常象火炬一样起火。
　　艾森豪威尔对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各次会战很感兴趣。他曾问我在莫斯科会战期间担任方面军司令员时，在紧张的形势下，我感到体力上的负担有多大。
　　“莫斯科会战，”我回答说，“对于士兵和司令员来说，负担同样沉重。在11月16日至12月6日交战特别激烈的期间，我每昼夜睡眠不超过两个小时，就连这点时间也是硬挤出来的。为了维持体力和工作能力，只有经常在寒冷的空气里作短时间的体育锻炼，喝浓咖啡，有时还滑雪20分钟。”
　　“莫斯科会战的危急阶段一过去，我一下就死死地睡了过去，以致许久都没法把我唤醒。当时斯大林曾两次打电话找我。他得到的答复是：‘朱可夫在睡觉，我们没法叫醒他。’最高统帅说：‘别叫他，让他自己醒吧!’在我熟睡的时间里，我西方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距离不少于10—15公里。我苏醒过来以后，感到十分愉快……”
　　艾森豪威尔到达莫斯科后，斯大林命令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给他介绍了远东我军的全部行动计划。
　　斯大林曾就苏军和盟军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作战的问题，同艾森豪威尔谈了许多。斯大林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发生，正是目光极其短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纵容希特勒分子放肆进行军事侵略的结果。
　　“参战各国的人民，特别是苏联人民，为战争付出了重大代价，”斯大林说，“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使类似的情况在将来不致再度发生。”
　　艾森豪威尔当时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老八路

　　1955年，当美、英、法、苏四国政府首脑举行日内瓦会议时，我又一次见到了艾森豪威尔。他当时是美国总统。我们多次同他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我们不仅谈到了以往的战争年代和两国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工作时的合作，还谈到了有关我们两国共处和巩固世界和平的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现在已完全不象他1945年所说的那样，他顽强地表达并坚持了美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作为重要人物和统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胜利地指挥过的盟国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本来是能够为缓和战后国际紧张局势，首先是停止对越南的侵略，作出许多贡献的。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毫无作为，甚至还是侵略越南的支持者。
　　进步的人们在战后都希望，世界各主要国家将能吸取过去的教训，德国将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改造，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将能根除。然而这一切只在德国东部，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得到了实现。
　　当苏联武装力量将东欧各国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时，这些国家的人民把国家权力坚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在民主基础上改建自己的生活。东欧民主国家显然把苏联不仅看作是使自己得以摆脱法西斯主义的解放者，而且看作是将来能制止侵略势力对其命运的任何侵犯的可靠保障。
　　战后的局势，是对西方国家当权的政党及其领导人的严重考验，是对他们的政治远见的考验。问题在于：他们将把自己的国家引入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轨道呢，还是引进同其他国家相敌对的境地。
　　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训，坚持同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并竭尽全力以巩固和平与合作。
　　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后，В·М·莫洛托夫很快给柏林打电话找我。
　　“收到美国政府请你访问美国的邀请。斯大林同志认为这种访问是有意义的。你的意见如何?”
　　“我同意。”
　　在一次管制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将军走到我跟前说：
　　“元帅先生，您将访问美国，我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情况不允许我现在同您一起飞往华盛顿。如果您不反对，将由我的儿子约翰·克莱将军和美军统帅部的其他官员陪同您前往。”
　　我表示同意。
　　“鉴于你们的飞行员不熟悉穿越大洋和美国的飞行条件，”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请您乘坐我的‘堡垒’式飞机。”
　　我对艾森豪威尔表示感谢，并将所有这些情况报告了И·В·斯大林。
　　И·В·斯大林说：
　　“好吧，你准备吧。”
　　遗憾的是，起飞前我病倒了，不得不再次给И·В·斯大林通电话。
　　“在这种状况下不能起飞。与美国大使史密斯联系，告诉他因身体状况不能飞行。”
　　返回柏林后，我又重新埋头于管制委员会的工作。
　　在解决与苏占区内民主改造有关的各种问题时，驻德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的政治顾问、现在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В·С·谢苗诺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管制委员会内，我们曾为实现关系到整个德国的各项波茨坦协议而一同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齐心协力的，卓有成效的。
　　苏联的军官和将军们，以及苏联政府派到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领导下的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中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在管制委员会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肩负的责任，不仅关系到管制委员会的活动，而且关系到如何组织德国东部人民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和国家生活。
　　从1945年6月10日颁布第2号命令(该命令我前面已提到过)起，我们就开始了团结和活跃苏军占领区德国人民进步力量的工作。由于这个命令的意义重大，请允许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其内容：
　　“今年5月2日，苏军攻占了柏林，保卫柏林的希特勒军队投降了。几天后，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6月5日，以苏联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击败德国和上述四国政府接管德国最高权力的宣言。自苏军攻占柏林起，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就规定了严格的秩序，组织了地方自治机构，为德国居民自由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命令：
　　1．允许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在德国苏军占领区内从事教育和进行活动。这些政党的宗旨应当是，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巩固德国的民主主义原则和公民自由，在这方面激发广大居民的创造精神和自主精神。
　　2．给予德国苏军占领区的劳动居民组织自由工会的权力，以便他们能够保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力，给予工会组织和联合会与企业主缔结集体条约的权力，以及组织保险银行和其他互助机关、文化启蒙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权力……
　　3．本着上述精神，废除与反法西斯政党和自由工会的活动有关的，旨在反对民主自由、公民权力和德国人民利益的，法西斯的一切法律、决议、命令、号令、指令等等。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
　　1945年6月10日于柏林”
　　我已经说过，德国共产党的组织在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德国的和平生活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德国东部的工人和进步人士迅速团结在共产党组织的周围。
　　苏联政府遵循人道主义的宗旨，在德国人民感到困难的这一时期，对德国居民，首先是对处境极为困苦的柏林市民，表现了巨大的关怀。
　　当苏军攻占柏林时，市民还不到一百万，一周后增加到二百多万，而到五月下半月更增到近三百万。由于德国其他地域的居民不断涌入柏林，市内人口还在继续增长。
　　德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对消除柏林市内的战争后果，表现了很大的积极性。他们日夜坚守在自己负责的地段上，极其认真地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由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一些协助小组，给了苏联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不少帮助。它们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工作：维持社会秩序、给居民分发购粮卡片、监督发放的粮食，以及警卫工厂、城市重要目标和物资等等。
　　6月11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纲领性的告德国人民书。这个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的纲领。
　　德国人民获得了在民主基础上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权力。
　　在战争结束后的头几个月，柏林及整个苏军占领区的民主自治机构在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苏军领导人的参加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实行了民主土地改革，给近100万德国劳动群众分配了土地；消除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解散了企业家联盟；把前纳粹分子从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在工厂中规定了每天8小时工作制，实施了劳动群众统一的休假制度。
　　我清楚地记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十分关心这些最重要的工作，并具体了解德国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И·В·斯大林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和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对于这一工作的各个主要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在美、英、法三国军队和行政机构人员到达柏林西部之前，城市居民的生活已基本正常化，并具备了进一步改善的各种条件。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于1945年7月27日发布的第17号命令，也足以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助于苏军占领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从这个命令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后头几个月，就很重视国民经济、文化和卫生保健主要管理机构的工作。
　　命令中写道：“……到1945年8月10日，在苏军占领区内必须成立以下德国中央机构：
　　运输管理局，负责领导和管理铁路和水路运输。
　　邮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邮局、电话局和电报局的工作。
　　燃料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煤炭工业的各企业、煤矿井、露天开采场、煤厂、生产液体燃烧和煤气的工厂，并负责这些企业的产品的对内销售。
　　商业和供应管理局，负责领导贸易和采购商行、机关和企业的工作，负责农产品的收购、加工和储存，负责计算日用品的需要量，保障居民有足够的日用品，保碍贸易的发展。
　　工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各工业企业的恢复、开工和经营。
　　农业管理局，负责领导农业和林业，以及农产晶加工企业。
　　财政管理局，负责领导各财政、信贷机关的活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调整劳动工资，分配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负责领导工会和社会保障部门。
　　保健管理局，负责领导保健机构、医疗部门和医学院校，以及医疗器械厂和制药厂。
　　人民教育管理局，负责领导学校、儿童保育院、幼儿园、学院，以及艺术、科学和文化部门。
　　司法管理局，负责领导各检察机关、法院和司法部门……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参谋长 上将 В·库拉索夫”(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应当说，我们在苏军占领区实行的发扬民主风气、发展经济和文化、维持秩序的措施，被德国人民热烈地接受了。
　　后来，我们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为德国人民保护其所有的民族和国家珍品。例如，1945年10月30日，我们发布了第104号命令，命令中写道：
　　“……为了防止侵吞属于原希特勒国家、军事机关、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财产并利用这些财产营私舞弊，为了最合理地使用这些财产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我们命令：
　　1．冻结苏军占领区内的、下述范围内的财产：
　　1) 属于德国国家及其中央和地方机构的；
　　2) 属于纳粹党头面人物、领导成员和主要信徒的；
　　3) 属于德国军事机关和组织的；
　　4) 属于被苏联军事当局取缔或解散的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
　　5) 属于在战争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国家和臣民(自然人和法人)的；
　　6) 属于苏联军事当局在副本中专门指出的或用其他途径指明的人物的。
　　2．苏军占领区内无人经管的财产收归苏联军事行政机构临时指挥部。
　　3．目前占有本命令1、2条列出的财产的德国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或拥有这些财产的资料的个人，必须在本命令公布后15天内向地方自治机构(市管理部门、区管理部门、县管理部门)递交有关这些财产的书面声明。
　　在声明中应具体写明：财产的特性、准确位置、所属关系和递交声明之日的状况……
　　地方自治机构根据收到的声明和财产统计资料拟制应冻结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总清单，并于1945年11月20日之前将这个清单送交相应的卫戍司令部和卫戍处……
　　7．苏联驻德军事行政机构经济管理局局长沙巴林少将应在1945年12月25日之前，提出今后使用已宣布冻结的或临时接管的财产的方法的建议。
　　8．拥有本命令1、2条提到的财产的所有机关、组织、商行、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财产的经济作用对其完好程度和使用效果负责。未经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同意的财产方面的任何交易均无效……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 苏联驻德占领军总司令 苏联元帅
　　Г·朱可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军事委员 中将 Ф·博科夫
　　苏联军事行政机构副参谋长 中将 М·德拉特文”(В·乌利勃里赫特：《通往最新时代的历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90至392页。)

老八路

　　苏联人民没有忘记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进步知识界的革命功绩，没有忘记德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恩斯特·台尔曼(他于战争行将结束时牺牲在法西斯刑讯室里)的伟大功绩。我们的党和政府认为自己有义务给德国人民以兄弟的援助。
　　德军撤退时，在各个城镇都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受伤的士兵和军官。仅仅在柏林及其郊区，就有20余万德国伤兵。苏联医务工作者、苏军统帅部对这些伤兵——我们从前的敌人，表现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象对待苏军战士一样地为他们组织治疗。
　　有一次，我和一些军官路过菩提树下街时；柏林卫戍司令部的一位陪同军官，指给我们看一幢住着德国伤兵的比较完整的房屋。我们决定进去瞧瞧。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这些伤兵多数是15到17岁的少年，差不多还是孩子。原来这是些于4月初在柏林建立起来的民众突击队的队员。我问他们，当德国已处于毫无希望的情况时，是什么促使他们去参加民众突击队的。
　　这些孩子低垂着眼，一吭也不吭。有一个说：
　　“我们除了拿起武器参加对柏林的防御以外，没有别的出路。谁不愿参加，就被送往秘密警察局，那就回不来了……”
　　我们从进一步交谈中还了解到，这里有几个年龄大一些的人1941年11月曾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我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在莫斯科附近打过仗。这时，一个伤兵说：
　　“别再提德军部队经受的这场悲剧了。我们团原来1，500人，只剩下不到120人。剩下的这点人也调到了后方。”
　　“你们团是在哪里作战的呢?”我问道。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附近尸伤兵回答说。
　　“那说起来我们还是老相识呢!”我说。
　　那个伤兵又问道：
　　“可否请问一下，将军先生，当时您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地段上作战?”
　　我告诉他说，我当时是在莫斯科附近指挥西方面军部队。
　　我们又问这些伤兵，他们的饭食如何?俄国大夫治疗得如何?于是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夸奖起伙食和苏联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关怀。这时一位苏联医生说：
　　“德国人过去弄死我们的伤员，而我们现在却通夜不眠地恢复你们的健康。”
　　“这不是普通德国人干的
　　。”一个年老的伤兵回答说，“是德国法西斯分子干的。”
　　“你们当中有法西斯分子吗?”我问道。
　　没有人作声……我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人作声。这时，一个年约50岁的士兵站了起来，走到另一个士兵的床边，推了推他的背，说道：
　　“你转过身来!”
　　那个人不大情愿地把身子转了过来。
　　“你站起来报告，说你是法西斯分子!”
　　当我们离开医院时，这些伤兵都要求让苏联医生和护士继续照管他们。
　　在战后的最初时期里，我们经常同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皮克、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及他们最亲近的战友们见面。他们曾怀着沉痛的心情，谈到共产党、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和进步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惨重损失。德国劳动人民所处的严重情况，使他们深感不安。
　　苏联政府应德国共产党的请求，对柏林市民规定了有所增加的粮食定量。
　　这就是苏联人战败法西斯后在德国的态度。
　　而希特勒当日是怎样对待苏联人民的呢?
　　希特勒在准备占领莫斯科时，曾下达过一个指令，我想在这里再提一下这个指令。
　　“对城市应严密包围，以使任何一个俄国士兵或市民，不管是男人、妇女或婴儿，都不得离开。对企图离开的任何人均以武力镇压之。要作好必要的准备，以便利用大型工程设备使莫斯科及其郊区淹没在水中。
　　莫斯科现在所处之地应成为海洋，使俄国人民的首都永离文明之世界。”
　　希特勒匪徒为列宁格勒也安排了同样可怕的命运。
　　“对其他城市，”希特勒说，“应奉行这样的方针：在占领之前，应以炮火和空袭使其变成废墟。”(《纽伦堡审讯材料》，第1卷，1957年，俄文版，第495页。)
　　如此野蛮的行为，是正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坦率地说，在战争期间，我曾决心对法西斯党徒的暴行作彻底的报复。然而当我军打败敌人而进入德境后，我们约制住了自己的愤怒。我们的思想信仰和国际主义感情不容许我们进行盲目的报复。
　　1946年3月底，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后我再次回到柏林。当时，有人转告我，И·В·斯大林要我回电话。
　　“美国政府从德国召回了艾森豪威尔，留下克莱将军接替他的职务。英国政府召回了蒙哥马利。你是否也应该回莫斯科，”斯大林问。
　　“我同意回去，说到我的接替人，我建议由索科洛夫斯基大将担任苏联占领军总司令和军事行政机构最高长官。他最了解管制委员会的工作，并熟悉部队情况。”
　　“好吧，我们考虑考虑，你等待指示吧。”
　　2至3天后的一个夜里，И·В·斯大林打来电话：当他明白铃声已使我清醒过来时，说道：
　　“政治局同意由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你。管制委员会最近一次会议结束后即回莫斯科。索科洛夫斯基的任命过几天到达。”
　　“还有一个问题，”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决定撤销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一职务，而设常务副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由布尔加宁担任。华西列夫斯基担任总参谋长，库兹涅佐夫将担任海军总司令。你想担任什么职务呢?”
　　“我可以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最适宜的任何岗位上工作。”
　　“按照我的意见，你应当负责陆军的工作。我们认为，陆军应有一个总司令。你不反对吧?”
　　“同意，”我回答说。
　　“很好，同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一同回莫斯科，在各自的职务上和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权限内工作一段时间。”
　　1946年4月，我回到苏联。
　　195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观了民主德国的许多城市、机关和企业，了解了德国人民的巨大成就后，我确信：苏联政府和苏联党战后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它对德国劳动人民，对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御能力产生了良好的结果。

老八路

　　结束语
　　我曾想过很久，怎样更好地结束这本书，最后应该写些什么话……
　　应当承认，对于我——一个军人——来说伏案写作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回忆与思考》的结尾是对我整个一生的总结。在我的一生中，象所有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欢乐、忧伤和不幸。我这样年纪的人回首往事时，不免要区分哪些是主要的，而哪些是不值得注意的。对我来说，为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是主要的。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为尽自己的天职贡献了一切。撰写这本书可能是我认为应该做的最后一项工作了。
　　祖国的欢乐也就是我最大的欢乐。祖国的危险、损失和忧伤总是比我个人的危险、损失和忧伤更揪我的心。我抱着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度过了一生，这一点对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主要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距战争年代越来越远了。一代新人已成长起来。对新一代来说，战争已成为我们的回忆录了。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参加者越来越少了。但我坚信：我们在战争中经历的一切伟大业绩，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磨灭的。这是一个异常艰巨，但又非常光荣的时期。经受过一次重大考验并取得了胜利的人，他一生将从这一胜利中汲取力量。
　　这对全体人民来说也是正确的。我们在战争中取得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用庄重的语言来说，是苏联人民生活中光辉灿烂的时刻。在那些年月，我们受到了巨大的锻炼，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回首往事，我们将永远缅怀那些为战胜祖国的敌人而献身的人们。
　　伟大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最反动的侵略势力——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次最大的军事冲突。这是反对凶恶的阶级敌人的一次全民大会战，这个阶级敌人侵犯了苏联人所最珍贵的东西——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把我们国家、我国各族人民发动起来，同法西斯侵略者作坚决的武装搏斗。从战争开始一直到最后，我都在最高统帅部工作，我亲眼见到，党中央和苏联政府曾进行多么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动员人民、武装力量和国民经济去粉碎法西斯德国军队。
　　坦率地说，倘若我们没有象列宁的党那样的一个富有经验的、有威望的党，没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我们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正是这一制度的强大物质和精神力量，使我们得以在短期内改组国家的整个生活，并创造了粉碎德国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条件。
　　敌人妄想挑起民族内乱，瓦解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敌人失败了。苏联各族人民在前线英勇奋战，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战胜凶恶的敌人而忘我地劳动，他们表现得空前的坚强和勇敢。在卫国战争中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全民胜利，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强大生命力和牢不可破。
　　由于苏联生活方式的影口向，由于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工作，在我国造就了在思想上坚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并深切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命运所担负的责任的人。
　　苏联人不管在前线、在后方、在敌后、在法西斯集中营，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竭尽全部力量，以加速胜利时刻的到来。任何人都不能缩小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建树的战功和劳动功勋的意义。
　　我把我这本书献给苏联士兵。是他们用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鲜血战胜了强大的敌人。苏联士兵敢于正视死亡的危险，表现了英勇和大无畏精神。战时，他们为祖国建树的战功是无比伟大的，战后他们建树的劳动功勋也是无比伟大的。战争一结束，我们几百万士兵就出现在新的战线——劳动战线上了。他们不得不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在废墟上建立起城市和村庄。
　　苏联人并未忘记反希特勒同盟的其他参加国为战胜共同敌人而作出的贡献。我国的军队和人民把各国抵抗战士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精神时刻铭记在心，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承受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主要打击。苏联顶住了这个打击，尔后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这个胜利是苏联人民付出了千百万人生命的代价取得的，所以，苏联人牢记上次战争的牺牲者并且特别懂得和平的价值。
　　我们反对敌人关于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论调，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给我们星球带来惨重的后果。我们着眼于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深刻认识到，正是在最普遍的和平条件下，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之奠定基础的那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策的优越性才能实现。
　　我希望，年轻人特别注意地读一读这本书。我们老一辈人都很了解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经受住了强大力量的攻击。而年轻人则还应该去了解这一点。
　　我想再次告诉青年读者：如果我们不加紧努力捍卫和平，随时准备保卫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我们的理想，那我们就是头脑简单的人。常言道：火药应该经常保持干燥。现在，人民寄予希望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在以往战争中尽力贡献了一切的人，而是年轻的新一代。我要对你们说，年轻人，要始终保持警惕!在以往战争中，延误一天我们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一旦发生危机，时间可能将以秒来计算。
　　我希望看到你们——祖国的保卫者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成为学识渊博、坚忍不拔的人。现在，军队是用极复杂的技术装备起来的。学习技术比我们年轻时代要难得多。那时的技术比较简单。各个时期对军人提出了不同的任务。最新技术要由受过全面训练的、知识渊博的人来掌握。努力学习吧!
　　我还号召我们的青年要珍惜同伟大卫国战争有关的一切。研究战争经验、收集文件资料、建造博物馆和建立纪念碑，不忘纪念日和光荣名字，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但尤为重要的是要记住：以前的老战士就生活在你们中间，对他们要精心爱护。
　　我多次看到，士兵们是如何勇往直前地冲击的。在弹雨纷飞的情况下冲击是很不易的。但是，他们做到了。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刚刚尝到生活的滋味，19、20岁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一切都寄希望于未来。然而，在他们前头往往只是喷射着机枪火焰的德军掩蔽部。
　　当然，他们也体验到战斗胜利的喜悦，懂得战斗的友谊和战场上的互相救援，享受到完成保卫祖国神圣使命的自豪感。
　　苏联士兵那时经受了严酷的考验，今天旧伤口还在隐隐作痛，身体欠佳。昔日的战士不会向你们抱怨，他们没有养成那种性格。但你们自己要注意。你们要关心和尊重他们，不要伤他们的自尊心。这就是对他们在1941年到1945年所贡献的一切给予的极微薄的报答。
　　写了这些以后，我曾想过，在结束语中写这些是否太琐碎了?现在，我打消了这种念头。这并不琐碎!在战争中有严格的规定：不管怎样困难，一定要把伤员从炮火下抢救出来。这不仅体现了对抢救一个人生命的关心，同时是使投入战斗的人们怀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同志们不会丢下自己不管的。缅怀烈士、优待残废军人，这是对战时那种高尚品德的发扬光大。
　　我觉得，我的结束语变成同青年们的谈话。就让它这样吧。我们的事业需要年轻人来继承。他们能从我们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制胜的科学不是一般的科学。凡是努力学习、充满胜利信心、艰苦奋斗、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人，终将取得胜利。我根据自己一生所经历的许多经验教训，深信这一点。
　　我从叙述我的童年开始写这本书。现在，进行总结时又想起了童年时代。如果不进行十月革命，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革命使我有可能过完全另一种生活，即一种光明灿烂、引人入胜、充满强烈感受和重大事件的生活。我经常感到，人民需要我，而我永远有负于人民。如果考虑到人生的意义，这是最重要的。我的命运只是苏联人民共同命运的一个小小实例。
　　回忆一生中的各个关键时刻时，我认为我们开始起步的那个时刻是主要的。这就是革命!革命使每个人有可能施展力量、探索并认识到自己是人民创造力的一部分。当需要我们去保卫成果时，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战。
　　“当一国人民中的工人、农民……都了解到、感觉到和认识到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是在捍卫一种事业，这一事业的胜利将保证他们及其子女享受一切文化福利以及人类劳动的一切创造物时，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永远不会被战胜的。”
　　这些话是列宁说的。我找不出比这更美好的话来作为本书的结尾了。

老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