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献身的不止白求恩，还有一群“西班牙大夫”

淮之南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从 1939年到1941年，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一支由波兰、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苏联、英国等国籍的志愿者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他们在中国度过了二千多个日日夜夜，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员开展医疗救助工作，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患难，直到抗战胜利。他们有的融入了中国社会，有的一生为促进祖国与中国的友好事业奔波，还有的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中国”。

现今这些国际主义战士虽都已作古，但那段岁月留下许多动人往事令人称颂至今，而留存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无疑意义深远……

从欧洲奔赴抗日战场的“西班牙大夫”

1936 年，西班 牙爆发内战。弗朗哥法西斯军人集团向共和政府发起攻击，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前往西班牙，为保卫共和而战。战争结束后，“国际纵队”很多成员撤退到法国，法国政府考虑与西班牙的关系，将他们软禁在地中海岸边的圣西普里安与戈尔斯集中营。此后，法国政府同意国际纵队成员离开法国。不过，不少志愿者的祖国却不愿接受曾为“共产主义”而战斗过的人，这让他们去留徘徊。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抗战。1939 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从集中营招募了一批自愿去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分四批前往中国。

在救援会安排下，1939年8月，波兰医生傅拉都作为医疗队负责人，率领九名国际纵队医护人员前往中国。他们是：波兰医生陶维德、戎格曼及夫人、甘理安及夫人甘曼妮，捷克斯洛伐克医生柯理格，苏联医生何乐经，匈牙利医生沈恩，罗马尼亚医生柯列然（柯让道）。医疗队在法国马赛登上“波亚尼斯”号，与早已在英国利物浦登船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德国医生白尔、顾泰尔，罗马尼亚医生杨固，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人会合。

轮船在海上航行6周后于9月13日抵达香港，受到当地媒体的热情欢迎。记者们搞不清这些外国大夫的国籍，因为他们都来自西班牙，就把这批人统称为“西班牙医生”。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大夫们”即将奔赴前线前的合影。

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和有关工作人员，以及医药援华会驻香港代表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女士等前来迎接问候，他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些国际志愿者。由于交通封锁，医疗队将转道越南再绕道广西进入中国内陆。

医疗队启程去河内那一天，“保盟”主席宋庆龄设宴款待大家。对那个夜晚，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多年后也没有忘记，他在《起来》一书中记述：“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也是请吃中国饭。孙夫人对我们表示出的兴趣，与她身上四射出的热力，使我们有一种真实感受。她的谈话，充满对难民陷入可怕困境的关心。对于妹夫蒋介石政府的某些措施，也明显表示出怀疑与批评。”

富华德回忆道：宴请结束时，启程时间也快到了。宋庆龄向克拉克夫人耳语，让对方显得犹豫不决。不一会，克拉克夫人才说出来： “孙逸仙夫人请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合唱一支《国际歌》，作为我们这个美好晚上的结束。”

沉默许久后，国际医疗队队员们才开始了合唱，这是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大家第一次在一起唱歌。尽管合唱可能有走调的嫌疑，不过宋庆龄自始至终细心倾听，让大家感动极了。临别时，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花束。

在“保盟”的安排下，医疗队一行绕道越南海防进入广西，经柳州、南宁，于10 月16日抵达当时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

“想像白求恩那样与日本侵略斗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外国人，为何来援华，援华的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以档案、资料形式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现今对援华医疗队的研究工作，大都是通过分析他们本人和亲属的回忆，以及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的回忆所得。

1938 年，叶君健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做国际宣传工作，后参加中华抗敌协会。他与这些“西班牙大夫”有过一些接触，当年他也无法想见这些人来华的动机。多年后，在一篇文章中他分析道，“这些‘国际纵队’成员都不是政治家，但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在前线牺牲了，有的终生残疾了，为的是什么？这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有另一种理想和人生观，这可以用一个抽象、但又非常具体的概念来说明：‘人类的良心和责任感’。”

国际援华医疗队早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联络，医疗队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医疗队一到贵阳，即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要求去解放区。为此，领队之一的傅拉都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面谈过数次，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医疗队不断地表达：来中国的初衷便是想到根据地去，像他们在西班牙的战友——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和根据地军民一起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外籍援华医生们在贵阳图云关的合影。

1940 年夏，傅拉都与杨固、沈恩一起，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提出要与八路军一起抗日。但由于当时通往延安和根据地的道路已被国民党封锁，前往那里比较困难。周恩来向傅拉都等人解释，只要是与中国军民一起战斗，在哪里都是抗日。

这样，医疗队听从了周恩来的意见，作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重要骨干，率领医疗人员，辗转于华中、华南和西南的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与抗日军民一道抗击日本法西斯。

不过，国际援华医疗队始终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密切联系。援华医疗队队员们还经常借办公事的机会，争取去八路军办事处，探望朋友、共叙情谊，并将募集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交给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将这种做法叫作缴纳“特殊形式的党费”。不少人和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炳南、陈家康、章文晋等都很熟悉。

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听父亲的朋友讲过一段往事，很能说明医疗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血肉联系。她说，傅拉都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来华后，很快便能听懂中国话，不久便能简单地交流。约是 1942 年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国民党特务以为傅拉都不懂中文，在交谈中透露了逮捕王炳南的计划，而当时王炳南正在嘉陵江南岸以秘密身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傅拉都得知如此重要的情报后，以最快速度赶回重庆，将此事告诉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再请傅拉都帮忙，用救护总队的车，赶去搭载王炳南，将他安全送抵八路军办事处，成功帮助他脱险。随后，周恩来立即委任王炳南为上校秘书。在国共合作期间，王炳南有了公开合法身份，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无可奈何。


傅拉都即将奔赴抗战前线。

傅拉都不时到重庆去。他医术高超，为八路军办事处许多人治过病，还给邓颖超看过病。当时，董必武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有一次患病，经傅拉都治疗迅速康复，他高兴地称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知道后很高兴，因为与中国神医同名是非常光荣的事。

取中国名，学中文，用筷子，爱上中国菜

到了中国，为适应当地环境，“西班牙医生”们都各自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在国家博物馆相关档案资料中，留存着抗战结束后，中共人士回忆搜集援华医疗队队员姓名的历史记录。

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记忆，请大家记住这些名字：

波兰（6人）：斯·傅拉托取名傅拉都，维·陶本弗利盖取名陶维德，沃尔夫·云格曼取名戎格曼，列·卡梅涅茨基取名甘理安，玛利亚·卡梅涅茨基夫人取名甘曼妮，马斯·绮迪取名马绮迪；

德国（7人）：赫伯特·贝尔取名白尔，罗尔夫·贝克取名白乐夫，沃·罗益取名罗益，孟洛克取名孟乐克，伊迪丝·玛库斯（女）取名马库斯，卡尔·考泰勒取名顾泰尔；

罗马尼亚（3 人）：戴维·杨固取名杨固，雅塞·克兰斯多夫取名柯让道或柯列然，克兰斯多夫夫人取名柯芝兰；

奥地利（3 人）：弗莱特·詹生取名严裴德，沃尔特·罗德曼取名富华德，享莱克·肯特取名肯德；

捷克斯洛伐克（2 人）：弗兰蒂瑟克·克里格尔取名柯里格，弗雷德里克·基什取名纪瑞德；

保加尼亚（1 人）：杨·卡内蒂取名甘扬道；

匈牙利（1 人）：奥托·金恩取名沈恩；

苏联（1 人）：亚历山大·沃洛金取名何乐经。

根据有关记载，除了1939 年最早前来的一批，援华医疗队的成员分四批来到中国。当然，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还有几位佚名人士无从考证。另有一位中文名叫王道的德国（另有一说系奥地利籍）医生，可惜来华后不久即患病去世，葬在重庆南岸。后来，还有1941年才来到中国的英国医生高宜田。

以第一批志愿医生为例，来到图云关后，每个人的护照上都写着英文名和中文名，“永久住地贵阳”。他们被分配到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有的担任本部顾问、卫生勤务指导员、外科指导员，有的担任中队长、区队长，被派往湖北和两广前线。他们中每一个医生都被任命为红十字队队长，下面配备一个不太熟练的专职医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治军队和当地百姓中的伤病员，防治传染病，培训医务人员，普及医疗卫生知识等。他们的薪金一般是 120-200 元，这与国外医生的优厚待遇简直无法相比。

由于这些大夫刚来时不懂中文，语言不通，起初只能用手势沟通，这让他们的工作、生活都遇到很大困难。招募翻译帮助外籍医生便成了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在贵阳大夏大学读外语的苏永逃便是被招募来为医疗队服务的人员之一，他通过救护总队部专员沈经农介绍，为某个中队编制的医疗队担任翻译。

他回忆道，这支队伍属总队部第四大队领导，大队部设在金城江，大队长是中国人朱润身医师，中队长白尔是德国人，我就担任他的翻译；除白尔外，还有3名外籍医生，即波兰籍的陶维德、匈牙利籍的沈恩和奥地利籍的外科大夫富华德。中队还配备一名炊事员和一名壮语翻译。

当时，由于翻译人手短缺，学习汉语主要还是要靠医生们自己，而“西班牙大夫”们以极大的毅力学中国话，渐渐打破了语言的隔阂，慢慢地可以和病人交谈，可以上街购物，甚至可以唱中国歌、听京戏，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大夫还与中国姑娘结了婚。

西方的生活习惯，让吃惯了牛奶、面包、西餐的大夫们改吃中国食物相当困难。尤其是拿筷子，这门技术不比学医疗技术简单多少，好不容易夹起的饭菜又掉了下来。好在，时间长了他们便由逐渐适应到爱上了中国菜。住宿条件也很恶劣，住茅草房，睡木板床，没有厕所，没有浴室，老鼠到处乱窜，有时甚至咬伤人的耳朵。

工作环境极其简陋。医院是一排排简易的茅草棚，几十个病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长长的木板床上。医疗器械奇缺，他们就用竹子编制手术台、药品架，用木料做成夹板为伤员治疗骨折。药品匮乏，他们便学中医、用中草药治病。尽管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但执着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甘愿忍受各种痛苦，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此后的 6 年中，数万中国战士经过他们的精心救治重返战场。

他们中的一些人永远长眠在了中国

医疗队舍生忘死，救助中国军民的动人往事很多，下面几个事例读来确实令人震撼。

现今，在上海宋庆龄陵园的墓地里，安葬着罗马尼亚友人柯列然（又名柯让道）。他虽于1975年1月13日在布加勒斯特辞世，但到2008 年，在他诞辰 104 周年的日子，这名曾经的援华医疗队战士的骨灰，又按生前意愿转葬到中国，回到他对“生命、自由、爱情”魂牵梦萦的地方……

当年，到中国后的巨大工作量使“西班牙医生”们压力重重，柯列然大夫也是其中之一。由于缺少人手，柯大夫想到了自己的夫人，便写信请她来中国帮忙。柯列然夫人接到信后，冲破罗马尼亚军事独裁当局的百般阻挠，仅凭着一张写有中国红十字总会和柯列然名字的纸条，辗转莫斯科和蒙古国，于1941年初来到中国同丈夫团聚。丈夫给她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柯芝兰”。

随后，柯列然夫妇被派到第65军红十字会383队工作，分别任队长和队员，并肩战斗在云南蒙自和粤北的乐昌等地。地处热带，当地肆虐的伤寒、霍乱、疟疾、疥疮、回归热等传染性流行病，给缺医少药的医疗队带来不少麻烦。好在柯列然是皮肤科专家，又非常喜欢钻研研制许多因地制宜的治疗手段。比如，经过反复试验，研制出硫磺石灰溶液治疗传染性疥疮，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他让士兵一个个脱光衣服，每天给他们浑身上下涂刷药剂，不久后便可彻底根治。

1943 年初，伤寒在云南流行，柯列然夫妇在医治和护理伤员患者时先后受到感染。柯列然获得治愈，而39岁的柯芝兰因医治无效，于3月14日不幸殉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柯列然医生忍住巨大的悲痛，依然留在昆明一所军队医院工作。1945 年 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共产国际的重托，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简称联总）河南分署工作。转移之前被中国红十字会授予“杰出成员”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为救治中国军民作出的卓越贡献。

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田宜女士出生于英国，1941年来华支援中国抗战，被分配在贵阳图云关救护总队部工作。从1940年开始，走向穷途末路的日军，开始在中国疯狂地推行细菌战。次年11月，日军在湖南常德用飞机投下许多谷麦絮状物质，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此后常德鼠疫肆虐。

对这种非人道骇人行径，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除了强烈谴责外，迅速行动。救护总队派出包括十名外籍医生在内的大批医务人员奔赴常德，参加扑灭鼠疫的行动。其中有的外籍医生提出了注射疫苗、严密隔离、加强检疫、对症治疗、扩大宣传等切实可行的方案。由于措施得当，鼠疫终于在常德扑灭。

1942年3月，日军又向广西投掷了“鼠疫细菌弹”，救护总队部闻讯，迅速筹备组建医疗队赴广西扑灭鼠疫，高田宜医生自告奋勇地要求参加医疗队。就在临行前，她患上了感冒，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宜注射疫苗的，但她还是坚定地注射，以便按时成行。不幸发生了，过敏反应让人手足无措，不到 24 小时，高田宜大夫便停止了呼吸。此时正值“三八”节前夜。为国际人道主义事业，高田宜奉献了年轻的生命，永远长眠在了中国。

从 1939 年 3 月至 1945 年 底，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共完成手术12 万台，骨折复位 3.5万人，住院治疗 214万人，门诊军人 248万人，门诊平民 201万人，为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外籍医生在做手术。

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们

抗战胜利后，国际援华医疗队成员先后离开中国。他们中大多数人依旧关心中国的发展，为促进祖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继续贡献力量……

奥地利的严斐德医生是一位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出版了《中国胜利了》一书，生动地描述了他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高评价。1953 年，他被奥地利共产党的《人民之声报》派驻中国，此后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发表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文章。1955年4月11日，他作为特派记者，乘印度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印尼采访万隆会议。途中，遭敌人安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不幸牺牲。这就是以周恩来为目标的国际恐怖事件。如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内高耸的纪念“四一一”事件烈士碑上，就刻着国际主义战士严斐德的名字。

1957年，当年援华医疗队负责人、波兰的傅拉都医生出任波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带着妻子儿女又重返曾经战斗过的“第二故乡”。从 1957 年到 1964 年，傅拉都在中国工作七年，走遍了中国各地。有一次出差路过株州、衡阳，他坐在火车上目不转睛地向窗外眺望，激动地对中国翻译说：“你知道吗？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几乎都有我的足迹。”1964 年，傅拉都回到波兰，在外交部担任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司长。在中苏争吵逐渐影响中波关系的情况下，傅拉都依然极尽所能维护中波关系，体现了对中国的深厚情感。

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在抗日战场上与毕业于燕京大学的中国医护张荪芬女士结婚，战后回到保加利亚，曾出任保中友协主席，张荪芬则担任中文教授，为保加利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通晓汉语的人才，还编写了《保汉分类词典》。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们。1996年10月9日，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北京举行了“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纵队成立60 周年纪念会”，黄华会长出席会议并做了主题讲演。当年援华医疗队成员甘扬道医生和克鲁格医生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在发言中高度赞扬了国际纵队中22位医生离开西班牙后来华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崇高义举。

2015 年 9月，援华医疗队成员的子女和亲属，包括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等，应邀来到中国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系列活动，观看了庄严隆重的阅兵仪式。他们的先辈，也许当年就救治过广场上阔步前进的中国官兵的先辈。2016年11月22日，“纪念西班牙国际纵队成立80周年：缅怀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傅拉都医生”学术报告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发言者们深情缅怀国际主义战士傅拉都医生，高度赞扬援华医疗队的丰功伟绩。曾获艾美奖的美国知名制片人杰瑞·卡尔森在会上透露，他的团队正在筹拍两部关于傅拉都的电影：一部是纪录片，另一部是故事片。

在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中，刻有国际医疗队队员姓名的纪念碑巍然矗立，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国际主义战士。（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