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连载』 《李敏回忆录》——抗联年纪最小女战士的峥嵘岁月

老八路

绥化县的妇女工作

1947年4月，天气虽然还很冷，但是河边的柳树都打了苞，春天已经悄悄的来到了望奎。这个时候，东北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到了6月，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歼敌112万人，开始了战略性的大反攻。

形势发生变化后，为了方便工作，地、县委机关和军分区又搬回了绥化。回到绥化后，我被安排在宣传科，科长是朱维仁同志。我同宣传科的同志都住在一栋大草房子里，每家一间，房子非常简陋，除了一铺炕，什么都没有，陈雷同志为了工作方便，还是住在“广信当”。

到了这里，我除了继续抓学校的工作外，还同时兼做妇女的支前工作，这时我回到东北以后生的女儿已经一岁多了。公家给了我一辆破自行车，把女儿放到车后面的小筐里，每天走乡串户，发动妇女支前，女儿常常在车后面睡的低啦当啷的，任凭风吹日晒。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延安来的车雪轩、王连君等同志。

我们首先建立了被服厂，厂长是一位姓唐的同志，被服厂主要生产单、棉军服，做好的军服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紧接着又建立起了麻袋厂，工人们自己纺麻，自己织布，然后再缝成麻袋。后来，从前线又返回来大批的破麻袋，需要及时的缝补，我们发动全镇的妇女走出家门补麻袋，没有场地，就在大街上缝补，绥化县有东西和南北二条主街，上百名的妇女在街上补麻袋，成了当时的一景。

工作千头万绪，人手总是不够，尤其缺少妇女干部，我从部队转入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很是陌生，当地的妇女只要来找到我，要求参加工作的我都任用。这就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记得有一名三十来岁叫胡玉的女人来找我，要求参加工作，我看她精明能干，就委任她为妇女主任。过了几天车雪轩同志也来找我，她说：“你用的那个胡玉咋回事啊，大家都反映说她吸毒”。啊！吸毒，我咋就没看出来呢，后来经过调查，果然确有其事，我们只好把她拿掉了，并找她谈了话，动员她把毒瘾先戒掉了再出来工作。

1947年的春天，地、县委发出了“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口号，要求机关干部必须人人带头，怎么带头呢？上级说，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养猪、养鸡等，然后把所收获的东西再支援前线。当时我想，养鸡没有合适的场地怕是不行，弄不好还要闹鸡瘟，还是养猪吧。于是就抓了一只猪仔，在门前钉了一个木栅栏，垒了一个小猪圈。猪饲料怎么解决呢？我每天去“广信当”挑泔水，那时候，人都吃不饱，县委的人除了高粱米饭就是白菜汤，泔水里也没什么东西，所以我养的那头小猪总也不见长。猪小倒是灵巧，三天两头的它就从栅栏上面窜出去，我只好背上背着孩子，满大街的“罗罗罗”往回撵猪。

除了跑学校，组织妇女生产支援前线，再加上挑泔水喂猪，每天到了晚上都累得筋疲力尽的。尽管这样，我心里还是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在我自己的祖国，我是在为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努力。

1947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的机构，集中干部南下。同时，将二线兵团和大批干部调往前方，编入野战军。随军南下，准备更大的战役，为解放全东北贡献力量。原地委的主要干部都调赴前方，陈雷同志调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职。当时的省委机关在北安，我亦调往省委机关警卫连任副指导员兼任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指导员姓马，以前在战斗中曾经负过伤，精神有点不太好，这样全部的担子就都压在我一个人的身上。

到了北安，我们住在北岗的一栋二层小楼里，吃在集体食堂。省委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实行供给制，穿的是黑色平纹布料制服，女同志是双排扣，有人也叫列宁服，戴的是八路军式的制服帽。省委机关还有一个水泥砌成的洗澡池子，每星期可以洗一次澡。到了这里，我们这些抗联出身的同志在生活方面都感到心满意足了，回想抗战时期爬冰卧雪的日子，和这里一比，真是天上地下了。

文化生活方面也很丰富多彩，当时的省政府文化局长高云梯同志，是1942年受中央的委派从延安过来寻找东北抗联的干部，一直到1945年光复，他才在海伦县找到张光迪同志。高云梯同志淳朴、稳重，待人真诚，工作积极认真，他带领当地的一些知名演员编排宣传爱国的传统京剧，每星期都有演出，高云梯同志和从抗大来的康夫等同志还亲自登台客串角色进行表演，他们虽然演的不如专业演员，但是我们看着更觉亲切。他们的演出，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也给解放了的东北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1947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就在这年冬天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延安鲁艺学院一位叫吕朋的青年来到了我们这里。吕朋当时二十多岁，是个南方人，人长的瘦瘦的。他手里拿着冯仲云同志的介绍信，介绍信上说：“这位是延安鲁艺学院的作家，来采访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请你们配合。”吕朋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七天就走了，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去后和著名作曲家劫夫、安波同志合作，创作了抗联歌剧《星星之火》。

在11月和12月间，我还有幸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当时毛岸青同志刚刚从苏联回国，只有十七岁，他也住在黑龙江省委的驻地北岗灰楼里，由赵德尊同志的夫人陶静华同志照顾他，毛岸青同志穿着一身黑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中等的个子，人长得很瘦。北方的11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又给他找了一件旧军大衣。

到了这里不久，他就和土改工作队去往克山、克东等地参加农村土改工作了。后来，我们听陶静华同志说，当地翻身解放了的农民听说毛主席的儿子来了，都非常的兴奋和好奇，纷纷跑过来看望他，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就让毛岸青给乡亲们讲几句话，毛岸青同志从小在苏联长大，中国话说不好，但他还是站在人群中间，像列宁一样打着手势高声说到：“同志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我们今天胜利了！我们的国家胜利了！乌拉——！”

尽管乡亲们听不懂他的话，但看到毛主席的儿子能来到他们的中间，还是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毛岸青同志到了农村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月以后又回到了北安，回来后，他从身上摸啊摸啊，终于摸出了虱子，他把虱子举到了陶静华的面前问她：“阿姨，你看看，这是什么虫子啊？”听了他的话，我们全体都笑不行了。陶静华告诉他，这是虱子，农民身上都有，并赶紧安排他洗澡换衣服。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了这么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来锻炼，真是领袖的胸怀啊。

到了北安以后，我们每个人一个月可以发二元钱的生活费了，我们用这钱买牙刷和牙粉之类的东西。有一天，从延安来的陶静华和马景明说：“咱们出去逛逛街吧。”我说好，我们三人向唯一的一条主街走去。走出不多远，碰到一个挑担子卖青萝卜的商贩，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水果可以吃，看到大冬天有卖萝卜的，她俩都说：“买个萝卜吧”，我说：“好”。正在我称萝卜的时候，就听到有人喊：“陈太太，陈太太”，我左右看了看，只见一个穿着新军装的小战士在喊我。

这是谁啊？咋喊我陈太太呢？那个小战士仍旧笑嘻嘻地说：“陈太太，李敏同志，你不认识我了？你到我们那里吃过饭啊”。我仔细地看了看，“哦”原来是那个饭馆的小伙计，他长高了，人也壮了，只是脸上那几个浅皮麻子还在。

我说：“你不是姓李吗，你咋在这儿啊？你快别叫我陈太太了，就叫我李敏吧”。他说：“我当兵了，我就在这里的人民大学里学习呢。”

我说：“你也参军了？”他说：“是啊，上次你到我们那里吃饭，只花了七分钱，你走了以后，伙计们都说，还是共产党好啊，国民党来了，吃饭净挑好的，吃完了还不给钱。咱们还是跟着共产党走吧，正赶上今年部队招兵，我们几个伙计合计合计就都报名参军了”。

听了他的话，我十分高兴，我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求进步，永远都跟着共产党走”。他也高兴的答应着，挥手和我告了别。

参军的新战士，当时都在北安的人民大学学习，学习一段时间后，就都随部队南下了。

老八路

万岁，我的祖国

1947年至1948年，东北战场上国共两方展开了拉锯战，战争艰苦、酷烈。这个时期，我在警卫连每天都在给战士讲课，讲中国共产党党史，讲共产党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讲翻身不忘共产党。经过学习的战士，一批批的申请上前线，他们要为保卫胜利的果实而战，要为新中国而战。在讲课的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

1948年的夏天，为了巩固东北大后方，为了迎接新中国的建立，我们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我申请去学习，经王鹤寿书记批准，省委组织部部长赵德尊同志给开了介绍信，我被派往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去学习俄语。

只身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我来到了哈尔滨。当时的外语学院在中山路南，一栋大房子是课堂，旁边几栋俄式小楼是我们的寝室。学员来自东北各地，有的学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这些学员大都二十多岁，都是通过政审进来的。我们的校长是延安来的领导叫王玉（女），教务长是延安来的赵旬（女）和赵相两位老师，主教老师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苏联妇女叫娜塔莎，助教是一位年青的苏联姑娘名字叫娜佳。

安顿下以后，紧张的学习就开始了。我们每天天一放亮就爬起来背单词，每天一小考，周末大考。我在苏联呆过几年，多少还有些基础，没有基础的学员，学起来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我们在经济技术等方面还是挺依赖苏联的，把他们称为苏联老大哥，所以学好俄语也至关重要。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去老首长冯仲云家里去看望他，冯仲云当时是松江省主席。他的夫人薛雯同志正在筹建东北烈士纪念馆，她是第一任馆长。冯主席的家里客人不断，大部分都是东北抗联人员，我们去了都睡地板，吃饭自己做。

看到老首长我感到十分亲切，我向他汇报了这几年的工作，他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说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将来是不行的。这个时候，薛雯同志和我说：“小李子，你知道吗，李升老人在这里”。

“李升？是那位带我上山的李爷爷吗？”我急切地问。

“是啊，他1938年被捕，被关押在依兰县监狱，‘8.15’光复才出来，出来后，他找到了冯主席，冯主席把他安排在伪满警察署的房子里住下了，现在有专人照顾他”。

原来，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与活动在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失掉联系，几次派人都联络不上，最后只得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这位已年过七十的老人。他二话没说，一个人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进入人迹罕见的长白山原始森林。每天只能啃几口冻得像石头似的苞米面饼子，吃几口雪。脚冻肿了，手冻裂了，他全然不顾，仍顽强的寻找着，好几次昏倒在雪地里，就这样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一片森林里找到了抗联一路军的队伍，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李升跑交通被捕过几次，每次他都机智地把文件吞进肚里，无论敌人怎样毒刑拷打，他也不吐露半点机密。由于找不到证据，不得不把他释放。同年夏，他寻找第一路军回来，走到依兰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日军把他当作重要政治犯关押起来，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灌煤油、烙铁烙、站铁刺笼子，他浑身被刺成数不清的血窟窿，疼痛钻心，死去活来，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李升才走出监狱，辗转寻找党的组织。1946年8月16日，年以八十岁的李升老人回到哈尔滨，打听到当时已任松江省主席的冯仲云，回到了党的怀抱。由于他年岁大，在狱中受刑过重，身体不好，党组织安排他长期休养，派专人照料其生活。

1951年国庆节，他被选为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不久他被邀为黑龙江省政协常委。

听说李升爷爷就在哈尔滨，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见到他，薛雯同志说：“走，我带你去看他。”

我们来到了原来伪满警察署的那栋房子，李升爷爷住在一个套间里，抗联老同志刘奎武夫妇负责照顾他。

我和薛雯同志进了屋，屋子挺亮堂。这是李升爷爷吗？我好像是在梦里。李升爷爷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他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坐在炕沿上。我拼命抑制住奔涌而出的泪水，走到他的面前。这时，薛雯同志问他：“李老，你看看这是谁？”

李爷爷抬起头看了看我，多么熟悉的目光啊，就像当年在板场子时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看完后他说：“不认识，我不认识她。”

我着急了，我说：“李爷爷，是我，小李子，小凤啊！”

“小凤？”李爷爷好像在他的记忆里搜寻，忽然他说：“小凤，你是小凤？你还活着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跪在地上，趴在李爷爷的膝盖上哭了起来。

李爷爷摸着我的头也哭了：“小凤啊，你活着，我差点没死啊，死了就见不到你了……”

“是啊，李爷爷，我们都活着，多好啊，可吴玉光和裴大姐他们都牺牲了……”

李爷爷真是老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嘴角还流出了口水，我赶忙站起来给他擦了去。

李爷爷说：“小凤啊，你长大了，我老了，我差点死在监狱里啊……”

“李爷爷，往后就好了，咱们还要建设新社会呢。”

我拉着李爷爷的手，爷俩有说不完的话。打这以后，只要一休息，我就跑去看他，用我少的可怜的那点津贴给他买点好吃的。

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全体学员还参加了道外区八区公园“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的筹建工作，我们去到那里拔草、铲地、搬砖等等，在冯仲云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八区公园的“东北抗日烈士纪念碑”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这时，从东北战场上俘获了一批国民党将领，这些将领经过共产党对他们的宣传和改造，从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感觉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承认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来到了我们学校，给学员作报告，讲他们是怎么样被我军俘虏的，讲他们从思想上到认识上的转变。他们的报告也让我们这些学员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但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同时还能够改造我们的敌人。

学院里的文化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到了“七一”“八一”等重大节日都有晚会，晚会上我们唱《八路军军歌》、《白毛女》插曲、陕北民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我还教同学们跳集体舞，就用《红叶锦秋》那支曲子，同学们都挺喜欢。

1949年的春节到了，东北的战局发生了大逆转。经过了1947、1948年两年的浴血奋战，我东北野战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一直到辽沈战役，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948年11月1日解放沈阳，11月2日解放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就在这时，黑龙江省委通知我中断学习，回省里安排工作。不管我多么想学习，但是上级的命令还是要绝对服从的。在东北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黑龙江省成立了妇联、工会和共青团等群团组织。我被任命为北安县团委副书记，正书记由北安县宣传部长兼任。县团委还配备了两名干事。

接任团委副书记以后，我立刻按上级指示开始工作，我们到各工厂、机关、学校组建团支部，吸收进步的青年加入共青团。同时还要定期的给他们讲课，讲共青团的光荣历史，讲共青团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许多优秀团员的英雄事迹，讲共青团要做好党的助手。很快共青团组织的工作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不少青年团员带头参军和支前。

正当共青团的工作刚刚开始，团小组继续向村屯发展时，1949年5月中旬，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了，黑龙江省委由北安县迁往了齐齐哈尔市。此时东北战场上大局已定，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和平解放了北平，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移往北平。4月21日，解放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新中国建立的曙光已经出现。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欢欣不已，身上总有使不完得劲，恨不得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

到了齐齐哈尔以后，陈雷同志仍担任省委秘书长，而我的工作却有了较大的变动。因外事工作的需要，调我去黑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任副干事长（副秘书长），秘书长是省政府文化局局长高云梯同志兼任。

当时齐齐哈尔来了二十多名苏联专家，帮助我们建设齐齐哈尔飞机场和齐齐哈尔机床厂，原中东铁路的苏联技术人员也没走。这样，就要求我们要有一个部门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协调各项工作。我虽然在外语学院学了半年的俄语，简单的生活用语还能应付，但专业术语就不行了，为此，又专门给我们调来一名叫李胜堂的翻译。

因为国情的不同，当时，我们给了苏联专家很多特殊的照顾，比如定期会餐，定期开晚会，晚会上要跳交际舞等等。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让世界瞩目的日子，中国的历史在这一天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日本人在齐齐哈尔曾经竖起了一个“忠灵塔”，为的是祭奠他们在中国死去的亡灵，1945年“8.15”光复以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将“忠灵塔”改为“国耻纪念碑”以纪念我们曾经沦为“亡国奴”的历史，以纪念艰苦抗战十四年所取得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齐齐哈尔市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国耻纪念碑”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红旗飘扬，万众欢腾。当下午三时正，扩音器里传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时，整个广场沸腾了。我们满脸的泪水，我们蹦啊，跳啊，欢呼啊，直到泪水流干，直到嗓子喊哑。“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云霄。

为了这一天，几代人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烈士们用青春，染绿了山川，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国旗，抗战14年，整整的14年，我们流了多少血啊，新中国来的不易啊！

入夜，大街小巷到处是灯笼火把和狂欢的人群，整个齐齐哈尔市变成了不夜城。焰火点起来了，绚烂的火花点亮了夜空。就在这狂欢的人群中，我忽然觉得，我的爸爸李石远，我的哥哥李云峰，徐光海、裴大姐、吴玉光、白福厚、孙国栋、小马、苗司务长……他们也都在这人群中，他们和我一样的心潮澎湃，他们和我一样的喜泪长流……。

万岁，我的人民！

万岁，我的祖国！

安徽断刀客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凋零。

悼念7月21日去世的李敏老人。